北三一王（老木）：散忆北医附中文革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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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校了


北京西郊，有“八大学院”。每个学院有一所附中。每个附中都是一座教学楼，一座宿舍楼，一个食堂，一个操场。建筑样式简单机械，是这些学校的特点。老木高中就上了这样一所学校――北京医学院附中。


比起破旧的女一中校园，固然新，是楼房，有暖气和先进的卫生设备；但是一眼望尽的小小校园，可不如女一中大宅院的左一进右一进的曲折与历史感。


教员，资格与经验肯定都不如女一中；但是，老师多从高校调来，自有其起点高，眼界宽的好处。每科也都有同学们引以为骄傲的老师。


同学，多为将来考北京医学院而来此学习，附中有录取的优先权。所以，女生居多，正像北医也是女生居多一样。老木的班里，40几个同学，只有10名男生，其中还有两人跛脚――因为医学院肯收跛脚的学生。老木也是想考北医，又想住校――这些附中实行寄宿制――而来到这里。


于是，就住校了。


宿舍楼有四层。一楼住单身的老师，二楼住男生，三楼、四楼住女生。七个学生一间宿舍，四张双层床，有一张的上层放大家的箱子。老木的宿舍在四楼。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铃就响了，大家一骨碌跳起，先抢着上厕所，然后头不梳，脸不洗，就往下冲，去跑步。全班排队，往校外跑。小个打头，大个嫌慢；大个打头，小个嫌快；连喊带笑闹，沿着马路跑1500米，来回就是3000米了。跑回来再活动活动，就解散了。大家又冲回楼上，去抢占盥洗室的水龙头，好洗脸刷牙。个人和寝室都收拾齐整了，就差不多7点钟了，提着书包饭盆大家就奔了食堂。早餐一般都是稀粥馒头或窝头，就点咸菜，几下就吃完了。于是就各自找地儿开始早读――读外文（两个英文班，两个俄文班）。当然也许有人不读，干点儿别的事，老木是每天读英文的。


8点钟，上午的课开始了。中午下课后，又是奔食堂，八人一桌，有桌长。生活委员每天带着桌长打饭，每桌一盆饭一盆菜，桌长再分给大家。每周有饭谱，不重样，吃得又好又饱（前面已有文写此）。家庭困难的同学有助学金补助。然后回宿舍午睡，睡不着的偷着说话、看书。宿舍有老师管理，有值日生检查，查卫生，查纪律。


下午上两节课，4点钟左右就是活动课了。有体育活动，这所学校有打排球传统，各班都有排球队，老木也混在里面玩，明白了打排球的规矩与方法。有学科兴趣小组，老木参加了生物组，跟着老师种地。学校有一大片园子，老木和生物小组的同学种了红薯、花生、西瓜，还有什么，记不清了，反正花样不少。高中生物学习遗传学，讲究杂交，老师设想的就是把所种的作物杂交一通，还要用“二四滴？”种出无籽西瓜。可惜，，没等这些作物成熟，风暴来临，什么都一扫光了。活动课还可以去图书馆、阅览室去看书，因为是大学附中，阅览室里有中科院的各种学报，可以了解各门科学最新的发展动态，老木常常翻阅，开阔了视野，也提高了对科学事业的兴趣。


到了下午5点半，去吃晚饭。然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去教室，回寝室，在校园遛达，去北医校园（就在附中对面）遛达，全自由。老木和同学们很喜欢去北医校园遛达，常围着解剖楼转，但没几个人敢进去，只传说着那里的恐怖。北医校园里有许多银杏树，高大笔直，美丽的小扇子叶片到了秋天，变成金黄色，从高空飞舞着飘下来，铺了满地，踩在上面，或拾起几片把玩，都十分惬意。


晚上7点，开始晚自习，学到9:30，回寝室。回去前，先去打开水，好洗脸洗脚。10:00，熄灯。大家都想再说说话儿，值班的老师就遛来遛去地检查，吼着训斥，大家就笑，直到老师和大家都没劲儿了，睡觉。


到了周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就可以回家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往家跑――当然，是乘公交车。周日晚上7:00以前，必须返校，又要上自习了。


住校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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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悔恨

愚钝的老木，做错事说错话的时候很多，常有悔恨。但这一件，永远煎熬着老木的心。

老木曾经揭发过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吕琨荧。

每当回忆起高中生活，老木就万分痛心地想起这件事。

是文革时期，运动进入到了人民日报也就是领袖和党中央指出解放后17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的阶段，各学校都在开展学生批判老师的运动。课早就不上了，老师和校长都没有发言权了。不知哪里（当然是某层上级）派了工作组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分班批判老师。

老木的班里也在做这事。老师们平时各教各课，同学们说不出他们哪点是资产阶级思想。只有语文老师吕琨荧，与众不同。吕老师是本校公认语文水平最高的老师。文人味儿重，不修边幅，甚至有些衣着不整。对于教中学，大概颇不屑，所以有时没情绪；对于教材，大概有看法，所以有的课文干脆不讲；对于学生，也少有欣赏，没什么人得到表扬。

老木在高中，仍是学习委员兼任语文科代表。吕老师的课，常常是只有老木一人举手发言。老木不知高中阶段同学们多数长大了，比较矜持，不好表现自己，还以为老师问，自己会，就该答。同学们私下肯定笑话老木傻帽，老木却沾沾自喜，懵懂无知。虽然老木语文成绩因上课专心总是很好，但吕老师知道，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学会那点儿语文，写点应景儿的作文，没什么，并不一定是可造就之材。老木也知道，老师并不以为自己语文好到哪儿去。但佩服老师文言文的确好，讲得比初中透彻多了。

但是，文革来了。师生关系变了，老师的“一言堂”变成了学生的“一言堂”。批判老师，大家能议论议论的，只有吕老师。议论也罢，偏偏老木平时听课认真，这会儿领袖指挥着批判老师，就认了真，就发了言，就说到吕老师曾经为大家唱过杜牧的诗歌《泊秦淮》，可讲到领袖诗，请他唱，他就说自己五音不全，不能唱了。大家的发言，写成了大字报，贴了出去。而老木的发言，就成了吕老师的一条主要罪行。大字报没有署名，没人有署名的勇气，因为内心深处都觉得不光彩。

起初，老木和同学们还以为也就是批判批判罢了，谁知班上最坏的一个学生把这事变成了一件大事。那个学生是军队开除回来的高干子弟，一定犯过大错，学校勉强收容了他。文革中，高干子弟不少成为打人凶手，他就是一个，打的对象之一，就是吕老师。当老木和同学们发现大字报为吕老师引来了毒打时，万分悔恨。尤其老木，如果自己没有发言，吕老师就没有可以引来毒打的罪行，就不至于受到如此的折磨。后来，吕老师被折磨得病住院，老木和同学们去看望他，看到他青一块紫一块躺在病床上，难过极了。呆了一会儿，大家默默地走了。没有谁责问老木，老木也不敢向同学们说起，可是老木实在是悔恨莫及。但当时老木没有勇气向他道歉。多年以后，老木曾经回到学校，打听吕老师，他已经去当大学老师了，又失去了道歉的机会。

老木早就知道“引蛇出洞”的厉害，更知道对领袖不敬的厉害，怎么就发了这样的言呢？平时和吕老师配合得很好，很佩服吕老师的学问，怎么就揭发起他了呢？是老实，向来老师让怎么就怎么，但是，求表现好，就不要良心了麽？是说的实话，但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便什么实话都说麽？

后来，老木一再反思，深觉自己只求自保，而不知保人，是自私的人。同时，盲目地听信领袖，失掉了良心。又不谙世故，思维简单，行止冒失。终于，害了吕老师，也造成了自己永远的悔恨。

对自己悔恨的同时，老木更反思了文革，反思了文革前特别是1964年以后的教育。对中学生不注重学习，净讲政治，而思想教育一旦抽掉了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就只剩下盲从；否定了传统美德，否定了人类良心，否定了大量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人应有的正常的内心约束；只讲阶级斗争，批判范围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终于人人不得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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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快到了

学习，念书，是一个学生多么正常而普通的生活啊。在风暴中，读书，却成了梦想。

这风暴也不是没有征兆。风暴来临之前，老木已经感到这念书快要不合时宜了。

还在初中，按照成绩保送重点高中的制度被取消了。不仅如此，老木上一届的初中毕业生中有一批去了彭真老家山西曲沃插队务农。务农也罢，当时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批中学毕业务农的典型嘛。可是，女一中去插队务农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是满心不情愿地苦着脸走的――学校欢送她们，她们没有笑容，实际情况，同学们下面颇有传说。看着她们，老木心里怎能不咯登一下子哆嗦起来呢？考高中时，班里相当多的同学报考技工学校或中专，这本来不是市重点中学学生的选择啊。为什么？还不是怕去务农受苦，技工学校或中专毕业当个工人，成为无产阶级，前途多么稳妥。老木也有心报考技工学校，和在北大做教授的姑父商议，姑父劝老木还是继续读高中，姑父认为年轻时还是要多读书才好。正是姑父的鼓励，使老木读了高中，并有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这件事，老木永远感谢姑父。

上高中不久，领袖与侄子的谈话传达下来了。主要内容是反对闭门读书，嫌学生负担过重，学校太追求升学率。听着似乎也对，高中比初中学业重多了，轻松点，还不好吗？但是，传达不久，老木就觉得学习生活发生变化了。理科老师不敢把学习抓得很紧了，不敢出难题和课外题了，不敢考试时设计附加题（考查难度和大题量用的）了。语文的作文，题目净是和时政相关的，比如关于上山下乡的一封信之类。轻松了，但学得怎么样，心里可没底了。自己找点题目做？那时不兴习题集这种东西，书店里很少有售。图书馆里也没这东西。不学习，晃荡着？不是个事啊。当然，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肯定松了一口气。老木的快乐在学习读书上，心里可是郁闷得很，也不敢说，怕扣上白专的帽子。

知识学不成，政治老师可忙得很。她是班主任，一见到老木，就让老木背叛家庭，老嫌老木和家庭有感情，老木愁死了。幸亏还不是团组织培养的重点，没有被老师和团支部的同学整天找着谈话。但是不入团，大学怕就上不了，总得琢磨着入团才行。

课上得轻松了，劳动多起来，而且不再像初中那样单纯地劳动，现在强调的是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思想，劳动之余，还得写思想收获，提高觉悟。

不但劳动多了，成年人的事也讲给高中生听。譬如“四清”文件。王光美，刘少奇夫人，电影院刚刚上映了他们夫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影片，王光美真美，旗袍、项链，身材、面容，让灰头土脸的老百姓开了眼，大家赞赏不已。忽然，就说她在“桃园大队”犯错误了。什么错误，高中生们听不懂；可“四清”要“清理阶级队伍”，老木听着害怕。当然，心里哆嗦，可不敢说话。

接着，报上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批判……

暴风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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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到来

前几天，老木感慨母亲年轻时的操劳。母亲说，带孩子、做工作都不嫌累；最痛苦的是政治运动中心灵的压抑。的确，许多年来，老木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那样的梦：一片漆黑，天不再亮，也没有星月；马路上，黑影幢幢，无方向，无声音，什么也干不成，十分恐怖。后来，看到《大屠杀》，讲犹太人二战中的遭遇，知道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做这样的梦，属于大屠杀后遗症。对于中国人，是文革后遗症。

这两天，老木常去植物园走走。清净的小湖，周围绿荫匝地，丁香、榆叶梅都在绽放，阳光洒满了园子。植物园里，人们脸上都带着微笑，闲闲地走着或坐着。这么放松的样子，是四十二年前的风暴中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那是1966年的初夏。那天，校园里也是绿荫匝地，小鸟欢唱的样子。同学们在教室里安静地听讲。忽然，有外班的同学推门而入，也不管老师正在讲课，就大声说：“停课了，别的学校都停课了，停课闹革命！”大家都惊呆了。后来，老木知道了这个来喊停课的同学是本校的一位干部子弟，她后来很狂。老木在的班级，是年级里学习最好的，也最老实，除了那个绰号“狗屎堆”的高干子弟。

老师很省（xîng）事，见势头不对，立刻下课。同学们则乱了营，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毕竟是在风暴的中心――北京海淀区，离风暴的发源地――清华附中――不远。不久，就知道清华附中有高干子弟知道毛的心事，发起成立了“红卫兵”，不上课而专门“革命”。毛的心事是什么？“四清”已经把矛头指向了党的干部，甚至指向了第一夫人――王光美。报纸上已经开始批判《海瑞罢官》，而作者是北京市的领导。接着“三家村”也开始被指名批判。北京市委已经坐立不安了罢。

毛的意图透露给了小将，娃娃们开始煽风点火了。不久，上面正式通知，高考停止，大学不再招生，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都“停课闹革命”。老木们不知原委，只不能再上课了。祖父家原来的邻居，大女儿读高三，学习很好，就要上大学了，听说不能考大学了，痛哭。老木学校高三的一位同学，已经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那时艺术院校也是提前招生），但也因此没戏了。从此，这批人被一误十年，甚至一生。一代人走入幻灭的人生。

不上课了，老木们开始了每天上街看大字报或在学校开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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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辩论的日子

文革初期，是大辩论的日子。老木对此记忆很深。

先是在附中的校园里，高三的学生辩论学校的党支部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路线是党中央定下的，小小的中学党支部当然只能执行。现在忽然说这路线是资产阶级的，难道党中央定错了？说不通嘛。可毛说这路线错了，是资产阶级的，难不成毛错了？谁能辩论清楚？可在文革初期，这就是问题。批判这路线和党支部的学生与保卫这路线和党支部的学生吵成了一锅粥。老木和班里的同学们没有人参加辩论，因为搞不懂。但是，每场辩论会都去听，回来都说高三学生的口才真棒！

后来，谭力夫的著名对联出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校园里家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压力大到了极点，低头缩肩溜墙根，只怕不小心惹着了那些红卫兵，全家跟上挨打挨骂倒尽霉。

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有人仗义执言。这回是参加在北医校园里举办的辩论会。记得是夏天的晚上，大操场上坐满了人――北医的大学生和附中的学生们。发言的人都是大学生，要发言就到体操台上去，有麦克风和大喇叭。赞成这对联的人多，都是黄军装红袖章，慷慨激昂地喊着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反对这对联的，文弱者多，因为反对这对联，都几乎要被那赞成者打骂，可他们还是勇敢地说出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印象最深的是北医的一个女生。她高个儿，戴眼镜，也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她上来就说：“我叫汪晶晶，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我不赞成这副对联。”接着，她反对发言时高声叫骂，主张心平气和地辩论。然后她阐述自己反对这对联的理由，一条一条，条分缕析，实事求是。她发言的时间很长，可是没有人往下赶她，大操场静悄悄的，人们全都看着她，听着她的发言。她没有一句高声，没有一句激昂，发完言，便平静地下台去了。而那些曾经高声赞成这对联的人，也不再激昂了。夜也深了，会也就散了。老木和她的不少同学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知道自己也许还能活下去了。这次辩论后，老木感觉还是大学生的思想水平高，分析能力强。

以后，辩论成了常态。文革中经常发生从前闻所未闻的事，发生了，大家就要辩论一番，争论对错。比如“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委会”，可以这样做吗？比如四川领导人争权，该支持哪个领导人？而所有这些争论，老百姓根本无法辨认对错，也就无从参与。所以，辩论最多的日子，反而是老木和同学们对辩论关心最少的日子了。

许多年以后，老木在电视上看到了大学生的辩论比赛。虽然他们风度翩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但是，老木知道，这辩论是假的。于是，辩与不辩，根本无所谓，且难免装腔作势之嫌。拿着论题，准备个够，再去发言，与平时积累，临场发挥，仗义执言相比，高低自明。

而许多语文课堂上的课前演讲，虽然也许可以锻炼学生克服羞怯，学习在众人面前讲话，但老木觉得这种做法作秀表演的成分太大，还可能让学生产生发言都是说假话的错觉呢。倒不如让学生就所要阅读的文章各抒己见，辩论一下对文章的看法，即使意见不能统一，也是真辩论，真思考。

在辅导学生参加演讲比赛时，老木也赞成发表真情实感，而且自然地表达出来。那些装腔作势，说些空话大话的所谓演讲，老木实在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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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便摧折许多秀木嘉禾

文革风暴到来。风乍起，便见乌云压城，秀木嘉禾般的杰出人物低头弯腰，被“打倒”成片。

先是作为信号，批判《海瑞罢官》，牵出了吴晗。不管后来有多少人感慨吴晗的人格缺陷，但此事，他是陷入了罗网。接着，邓拓、廖沫沙也倒了霉。因为老木曾与廖的女儿同学，故很是关心那些批判文章。从批判文章中，老木体会到“影射”二字的厉害：一、有意见可以不直接说出来，而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二、可以随意引申别人的文字含意，揭发人家有影射某人某事之意，从而罗织罪名，造成文字狱。所以，中国开放舆论，难哪。不久，北京市委全被打倒，又有“彭罗陆杨”一大串人马倒下。

这时，停课了。随即，就听说团中央的“三胡”也挨斗了。因为不上课了，许多同学跑到团中央去看斗争会，老木没去，直觉使老木害怕这形势。

但接着，学校的领导都被批斗了。斗他们，老木不能不看，因为全校同学都排队坐在操场上参加斗争会。北医附中的马书记是个胖老太太，抗日老干部。作为学生，与之接触很少，看面相，听说话，老木感觉马书记是个工作能力一般的善良的老人。但历史清白的马书记，不能不得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照样挨斗。北医附中的谭校长可能是党外人士吧，出身是地主，当然比书记的罪名多，斗得狠，直斗到老木们都下乡插队去了，好像还在挨斗。幸亏北医附中学生类似北医的大学生，打人者全校只有几个，狠的只有一个，斗争会多是念念发言稿。接着，老师们也大部分受批判。

接着，中学生们没人管，满街走，看斗争会。离老木学校不远，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于是大家去看演员挨斗――异样的追星方式，与今日同样的追星心理。老木看到的是于洋，弯腰站在中间，周围站了一圈人批判他。于洋演二七大罢工中的律师施洋，非常有派头，现在却只好灰溜溜地低头站着。大家都想看陈强，因为他又演黄世仁，又演南霸天，演得好，大家印象深，就把他当了恶霸，想看看。可惜只看到了大字报，没见到他本人。

离老木家不远，是中国作家协会，在那儿，老木看到了老舍等著名作家挨斗。是在二层楼上，走廊在屋外，正好站人，下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大群作家，脖子上挂了牌子，低头站着。牌子上写着名字，老木只看清了老舍。这些作家的书，老木看过很多，只是风暴来临，所有过去的文学书籍都成了“毒草”。现在，大家有机会看到过去没见过面的作家，尽管场合完全不合适，还是愿意看见他们。所以，作家协会围观的群众真是很多。

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威力扩张，秀木嘉禾一批批倒下后，灌木小草也都遭殃。老木班上不幸，有全校最坏的一个学生。他恰好是干部子弟，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文革前被部队开除），也由于个人品质恶劣，在文革宣传影响下，成了打人凶手。他除了打老师，欺负女教师，又开始抄同学的家。老木班上一位同学，被他抄家，父亲被他打死。那位同学，上课的座位就在老木前面，笑眯眯的，经常和旁边座位的女生传递着小纸条，说点悄悄话。抄家后，就像死人，再也没有表情和语言，不久就悄悄消失了。

老木听说此事，本能地躲避着那个打人凶手，祖父还在书箱上贴了毛的语录。只是风暴的摧折难以逃避，虽然那个凶手没去，祖父的家也没有逃过厄运。幸亏书籍捐献到了北京图书馆，没有被焚烧。而祖父则被驱逐回到老家，开始艰难的乡间生活。老木姐妹从此在北京没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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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叶依稀

结识楚桐小友，勾起了老木依稀的桐叶记忆。

是文革中，1966年秋末冬初时节。随着新兴的大串联潮流，老木和几位同学来到江城武汉，住在武汉的水利学校。武汉，最有名的是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所以先去那里。本来熟悉北大的湖光塔影，以为十分美了；可是走在花园般的小路上，见到绿树掩映下的珞珈山上的座座小洋楼，见到波光粼粼的碧绿的东湖，知道北大是小巫了。哪里爱看那些大字报，只爱到处游逛。知道武汉大学在武昌，就又想去汉口看看。

一日，闲走到水利学校附近的码头，就见大江横亘，气势之磅礴，从未想像到。正好有小汽船摆渡客人过江，就上去。汽笛声中，小船驶向江心。不一会儿，竟就白雾茫茫，不见江岸了。后来，老木读《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时，真是特别有感觉。那小汽船真如一苇飘江，船上人更觉渺小如芥了。而那大江，也真有上自天来，奔流入海的气势。那一刻，也许所有人的心灵都被震慑住了，反正船上听不见任何人声。

驶到汉口，上了码头，老木又是一惊，从此对汉口留下极为深刻的好印象。

沿江，是一个又一个码头。贴着码头，是一条沿江马路。不是文革中心区，马路上没有喧嚣，没有汽车，行人很少，静悄悄的，仿佛另一个世界。马路一面临江，另一面是很多巍峨的大楼。不是苏式呆板难看的火柴盒楼房，而是有花岗岩座基的墙厚体大的极有派头的大厦。配上可能是橡木或其他硬木制作的宽阔大门和深藏在宽窗台后的花式窗，英国洋行？法国贵族？德国工厂主？从前武汉的租界？反正红卫兵没法破坏这些坚固的大楼，这些欧式建筑默默地矗立着，像超脱的绅士静立大地。

而马路边，临江的一面和矗立大楼的一面，都站立着高大的法桐。这些法桐种植有年，树干直径近尺，高须仰视，叶片有两只手大。微风吹拂，桐叶沙沙低语。因为是秋末冬初，片片黄叶吹落下来，轻轻铺展在人行道上。

北京的行道树多槐树，小叶多花，富于亲切感。汉口的法桐，干高叶大，洒脱超俗，令人心生遥想。配上路边洋派的大楼，竟像行走在法兰西。

过了二十年，老木去西安旅游。西安的马路边，寺庙旁，甚至农舍周围，你都可以看到高大的法桐。有时，车行于高处，低处种植的法桐树顶就在你手边扫过。是夏日，阳光绚丽，桐叶浓绿，叶片也是那么大大的。它既迎着阳光显示无限的生机，又为树下的人们送上关爱的绿荫，而这绿荫又不特别浓，阳光透过叶隙射下来，跳跃着，变化着，没有了炎热，却增添了顽皮活泼。西安是旅游胜地，游客众多，但法桐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驱散喧闹，恢复古城的文静。

去西安时，老木并不知道法桐与梧桐的区别，就把法桐当成了梧桐，想起古代诗人对梧桐的钟情，特别喜爱着那些法桐。

现在，老木知道了法桐不是梧桐，不知道天坛公园是否种植有真正的中国梧桐。很愿意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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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

班长皮肤极细白，非常有光泽，不松不紧地绷在她颧骨突起的不胖不瘦的脸上，增加了整个人的光彩。班长绝对算高干子女（在北京，国家副部长级干部的子女也算不上高干子女），她的好友也是班上那几个干部之女（虽然那几个的爸爸不是高级领导人）。

班长体育好，排球尤其打得好。她学习成绩不错，但不突出。后来，老木才慢慢悟出：成绩太好，容易成为书呆子；成绩和有没有头脑是两码事。班长的确具备领导能力。文革前，在平和的学习生活中，她尽职地管理着班级。老木在自习课上因为总有同学问题，讲到得意处，未免高声，常得班长批评。她一批评，老木一笑一缩脖子，声音小一会儿。在班会上，班长讲话总是不徐不疾，有条有理，但从无疾言厉色的时候。所以老木佩服这个班长。

班长令老木刮目相看是在文革中。

文革本来就是北京海淀区的中学里的高干子弟打头阵的。“红卫兵”，特别是后来的“联动”，也都是高干子弟发起成立的。一时间，黄军装，宽皮带，红袖章，光头与短刷子，成了流行时尚。学校里，哪个班都有了几个这种打扮的学生――幸亏北医附中干部子女不算太多，没弄成满校园黄军装。

在这样的氛围下，班长仍然穿着她一向穿的蓝制服，灰蓝，半新不旧的。夏天，白衬衫或小花衬衫。从头到脚，从不着黄。有了她，老木班里的其他干部家庭出身的女生也都一直不穿黄军装，只做普通人打扮。

不仅如此。在文革初期，老师靠边站了，班级就由班长主事。而班长从不参与红卫兵运动，开会从不发言。当然，不能不带着全班去参加开会。后来，红卫兵组织如山头林立，不参加个组织简直过不下去了。班长就把本班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个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没有排斥班里的任何同学（别的班级都要查家庭出身的），弄了个旗子，做了堆袖章，每人一个，出校门带上就安全了。除此，再不组织任何文革时髦的批判会之类活动。大家在班里，尽可闲聊天，看点闲书也没事。有了这样的班长，班里从来没有互相揭发的事情出现，也没有因为家庭出身而产生对立――当然，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好朋友，形成一些小群体也是事实。

尤让老木难忘的，是“二月逆流”中班长的表现。林彪倒台前，给老元帅们包括朱德总司令都编造了罪行，必欲除之而后快。老元帅们联合揭林，告到了毛那里。毛与林好，痛批老元帅们，称老元帅们搞了“二月逆流”。后来，就称战备需要，把老元帅们和许多老干部都发配到偏远地方去了。因为毛的支持，当时，全国的红卫兵大学生都跟着批判“二月逆流”，中学生们尤其是大学附中的中学生们也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在班里聊天时就说起来。班长这一次可没有沉默，也不再聊闲天，而是给大家讲了自己的看法：支持老元帅们。在当时，支持老元帅们是和毛的意见相左的，也就是有风险的。可是班长当众明确表态，而且还讲了老元帅们的功绩，特别是他们的硬气。言辞中，语气中，充满敬佩。老木很木，就是从班长的一番话中，发现了对事情，哪怕是很有来头的事情，自己都应该有头脑，去分析，从而产生看法。当然，班长的看法也许来自她的父辈，但她的表述，冷静决断透彻，显示了她的头脑。

后来，班长去了陕西插队。

现在，她是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但她保持低调，媒体抓不着她。从她的丈夫的良好声望中，老木仿佛看到了班长的头脑继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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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慧声

听到俞慧声疯了的消息，是在山西乡下，老木当时就非常难过。以后多年，俞正声担任了建设部长。当下，老木就猜到他是俞慧声的哥哥。当时，就想写信给他，问问俞慧声的情形。但有与高官通信的畏惧，一直没写。又在网上查过，原先没有俞慧声的信息，最近刚刚见到，早在1968年她就逝去了。老木又一次非常难过。在载有俞慧声信息的帖子上，发帖者说（大意）：吹捧文革的人，看看这一家人的遭遇吧。

俞慧声初中在女一中读书，和老木同班，同桌。她是班长。白，很白，圆脸，有点扁圆，故显得相当胖。她骨架小，更觉得她身上肉乎乎的。老木也胖，是大骨架，所谓五大三粗的胖。

俞慧声作文几乎每次都是全班第一，这是老木最佩服的。尤其是她写上天安门和毛主席握手的那篇，老师念给全班听，那真是充满了幸福感的文章，有感情又有文笔，给老木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俞慧声后来的遭遇，让老木非常难过，也因为她曾经对毛是那样的崇敬热爱。

俞慧声写字也是全班第一。她写柳体，成熟娟秀，毛笔钢笔都秀美异常。因为同桌，又是语文科代表，老木常常端详着俞慧声的字，爱不释手。她的作文也是每篇必读。

俞慧声的妈妈是范瑾，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经到女一中给学生做时事报告，老木听了，讲得很生动，其中讲到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战的事，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老木头一次听说贸易战，所以记住了，也记住了范瑾――俞慧声的妈妈。文革中，范瑾也属于头一批挨斗的领导，瘦瘦的她，怎么熬过来的，难以想像。

老木木讷，乖，不会斗心眼儿；俞慧声班长当得不错，有工作能力，可她纯真，也乖，也不会斗心眼儿。她和老木友好，大概就是因为两人都属于朴实一族。比如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到有一次煤炉（冬天教室里靠生火炉取暖）烟筒漏烟油，漏油处刚好在老木和俞慧声头顶，滴了老木和俞慧声每人一肩膀一后背，两人竟无感觉，直到下课，才闻见异味，才由同学们指出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笑这两人呆子。

两人聊天，从来没有说同学长短的时候。俞慧声的家庭，算高干，她也从来没说过这个。她爱说的是她的哥哥，分配到了公安局，晚上埋伏在野地，抓坏蛋。现在想来，她哥哥是不是这么工作的，难说；可能是带有妹妹对所崇拜的哥哥的想像。但她说的时候，那份兴奋与热情，却是老木难忘的。

自从学习雷锋后，俞慧声平时总穿着挺长的一件旧的灰蓝布制服。就这，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她因为是班长，还在班里头一个检讨了自己。检讨说自己在家里手帕也是保姆（外婆？）洗，不爱劳动。检讨很长，她得带头，又善写。是总这样，还是偶尔有过保姆帮忙的事，谁知道。

不过，她的零花钱多，这可是大家公认的。因为班里有个女孩，家里困难，老师还发动大家帮助她，老师还送给她一条棉裤，可这女孩却懒、馋，贪便宜，终至于偷窃。她偷窃的对象，主要是俞慧声，偷她的零花钱，三元五元的（别人可能根本没有，譬如老木）。而俞慧声，或没发现，或以为自己丢掉了，或不知怎么办，或不愿提起，总之，直到那女孩坦白，她才明白。大家都笑她糊涂。今天想来，一个专心读书的孩子，对家务劳动对零花钱糊涂不在意，没什么奇怪的，那时，却得检讨。

俞慧声是班长，可没说过同学短长，可能她也根本没在意过那些女孩子之间的勾心斗角，小心眼子的事。她的心思在学习读书。她崇敬毛主席，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并没有多想过什么，没有什么政治思想。文革，太出乎意料，妈妈被斗，更无法想像。以她的纯真，简单，的确不能接受那无法接受的现实。她是好学生，高中升入了师大女附中。她一向受表扬，受宠爱，怎能受得了文革的侮辱迫害？

有一次，老土和老木聊天，说起文革时期各自的理想，竟然一样：希望打仗，死在战争中。这样既避免了自杀，又不再活着，算是一个光荣的了结。有这样的理想，可知，那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时代。

谨以此文，纪念老木的同桌友好，文革的死难者――俞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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