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无家可归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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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为贺卫方教授回京接风的饭局上，见到以弘扬自由主义著名的秋风，最近转向“儒家宪政”传统，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当场一位自由主义新晋人物与其争执，认为这是从“五四”提倡“娜拉出走”的退化，近似某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不靠谱”提案。饭桌虽有美酒，却平添火药味。


　　饭局归来，见到微博上一位女性朋友的发言，大意是“希望中国的性工作者、小三、剩男剩女、独身主义者等等联合起来，一起摧毁家庭制度。”这位女性朋友编辑一份女权主义杂志，本人独身，恰是一位当代娜拉。假如她出现在那天的饭局上，火药味大概就要变成爆炸了。


　　时隔未久，一位微博意见领袖嘲讽有人建议国家征用长期空置房，宣称若如此可行，则亦可将年满28岁尚未婚的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者”收归国有，以解决大龄男青年的问题，其中点了前述女性朋友的名，引起她怒斥。事后虽赔礼了事，而当代娜拉的悖谬处境及婚姻家庭议题的思想混乱，亦可见一斑。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开场，娜拉的故事在中国舞台初演，亲手翻译《玩偶之家》的鲁迅先生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和呼吁女性解放的同仁们不同，他的答案是“或者堕落，或者回来”。为此，他还写了体现娜拉“回家”命运的小说《伤逝》。


　　这似乎与今天秋风或其他“儒家宪政主义者”的观念不谋而合，但作为五四同人的鲁迅曾亲自翻译了《玩偶之家》，他对于“娜拉回家”表示的是一种全然悲悯而非倡导的态度，提示的是当时女性走出家庭求学就业的艰难现实。


　　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四年前，这所学校发生了著名的“李超事件”，一位欲脱离旧家庭求学就业的女生，由于经济困难和心情抑郁患肺病去世，身后竟引发轩然大波。曾为其代课的胡适亲自写作《李超传》，在追悼会上宣读，控诉旧家庭罪恶，呼吁妇女解放，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此后数年中，沈玄庐、邓颖超仿 照胡适体例，先后以同类事例写作了赵瑛传、张赐婧传等，主旨皆在于揭露旧家庭伦理对于女子之压迫，及娜拉出走后的艰难。同时期庐隐《海滨故人》，丁玲《莎 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白薇等人的一批女性小说，亦直接反映这一问题，其中出走的女性的结局，大约不过夭折或回家。同时期上海的席上珍自杀案件和以后《日出》 中的陈白露形象，则反映着缺乏经济独立的新女性另一种结局--堕落，如同鲁迅指出的。


　　鲁迅认为，由于庞大的旧中国社会不可能顺利现代化，娜拉出走、女性经济独立无法成为潮流。确实，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一直受制重重，进展迟缓，社会吸纳女 性就业的能力低下。在诞生了第一批就业女性的上海，直到1950年，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女性就业人口为36.80万人，仅占女性总人口的16.26%。 与此同时，成年女性文盲率达83.5%。1930年代，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对天津、上海两个地区的职业女性进行采访调查，发现真正达到经济独立的，只是少 数知识女性。对于普通教育程度不够的女性来说，所谓“职业”只是被动的求生手段，生活中面临多重压力，婚恋仍被家族父母左右。十里洋场上，不少女性还因经 济不自立，成为陈白露式的人物。如果一个职业女性遭遇了婚姻家庭变故，有子女拖累或感情的伤痛，则会非常艰难。很多知名女性终身不婚。


　　但总体来看，民国时代，娜拉出走的潮流愈演愈烈。到30年代公演《玩偶之家》时，再次掀起了盛大的“娜拉潮”，而以《家、春、秋》为代表的“反抗旧家 庭”小说，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新时期”仍旧引起共鸣，一代代青年男女完成了他们“离家出走”的历程。直到看似坚不可摧的旧家庭势力在眼下被彻底摧毁，甚至 面临着家庭功能解体，留守家庭、剩男剩女泛滥之局，以至于作为胡适后学的自由主义者们要提出女性回归家庭的倡导。


　　这与其说是鲁迅先生的洞察力缺陷，不如说是中国的现代化叙事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娜拉们经历了独特的身世隐秘，及今天的身份悖谬。


　　二


　　50年代，作家杨沫以她在30年代的亲身经历写作了小说《青春之歌》，其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的情节类似于鲁迅笔下的《伤逝》，逃出旧家庭的林道静的 生活情形，与子君仿佛。但林道静的未来却显得要激扬得多。她认识了一帮进步青年，趁着一二九运动的潮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二十年 代的李超或者子君不可想象的。


　　其间的秘密在于，娜拉走出旧家庭的现代性故事被纳入了革命的叙事，背景则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变身为革命叙事。从30到40年代，随着革命对于社会的动 员，一层层女性知识青年和男性一样奔向延安或者在大后方参加政治运动，变身为革命女战士或者干部，像邓颖超或者杨沫一样追求着自己的未来，在革命队伍里努 力寻觅自己的位置。


　　这听起来是一个光明的故事，但背面却拖着深重的阴影。


　　由李南央整理出版的《父母昨日书》，收集了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妻子范元甄从37年到49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做一部从重庆到延安的革命生活文献。其 中“出走的娜拉”范元甄在恋爱、婚姻和革命中经历的，并非如林道静的浪漫。范元甄出生于中等家庭，早年读书，此后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与李 锐结婚之后前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干部，曾被称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范、李恋爱与结婚之前，想要彼此支持上进，成为恋爱与革命结合的典范。但结婚 之初，范元甄即面临怀孕恐惧。


　　范的恐惧来自于对周围生孩子之后的革命女青年包括李锐二姐处境的目睹，她要求李锐“一两年内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为此李锐亦曾表示 要“下最大决心耐住”。但男女欲求的本性使这层防范很快被冲破。到延安后不久，范元甄即怀孕，而在延安这个男女同质高度革命化的环境中，怀孕生孩子给女性 带来的负担被空前放大了，以至于生死攸关。邓颖超在延安看见范元甄关照的第一句话即是：别有孩子。


　　范元甄开始经历一轮轮的怀孕--打胎--怀孕的循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起初的理想婚姻设想完全被打破，双方的感情受到不断的损耗，以至于荡然无存。女性在追求革命道路上的性别弱势全面的显露出来，以至于范元甄发出诘问“为什么自然是这样不公平？”


　　延安为伴侣关系设定了严格的周末夫妻的模式，女性被同样动员为革命的战斗员。延安之外情形更为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意味着在革命序 列中的掉队。在此情形下，打胎几乎成为本能选择。王实味的前妻刘莹曾剖腹中止妊娠，杨沫亦曾获组织批准刮宫，女演员于蓝在延安曾经打过两次胎。为了接受打 胎，范元甄不得不排队。《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描述了延安女性“厚颜的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但在贫乏 的医疗条件下打胎引起的身体创痛，以及违反天然母性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这种母性并不会被革命叙事完全消解和替代。怀孕之后，范元甄发现自己“有了极深的 ‘母性’”。


　　第一个男婴早产之初，范元甄害怕，希望他不会活起来。但孩子埋葬之后，她“开始想念他了”，为此哭泣了好几次，甚至看见母马和小马亲热，也“不禁呆站 了一会”。此后怀孕和打胎的循环，以及母性和革命追求的分裂，使她“对于性生活很厌恶”，与李锐的感情亦降到冰点，出现延安整风中的邓力群插足事件。


　　在复婚之后，李、范因革命需要相隔两地，由于独力抚养第一个孩子的辛苦以及继续两次刮宫，范元甄身染慢性病，当初女记者和延安美女的光辉渐渐暗淡，与李锐的上升轨迹适成反差。庐山会议之后，李锐再次遭受政治批判，范元甄对其无情揭发，二人的关系走到尽头。


　　像范元甄这样因为女性身份在革命中逐渐落后的历程，是延安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轨迹，范的经历并不是最坏的。在范元甄的信中，提到了与原北大校长陆平结婚 之后自杀的唐克，可以说是把徐克立没有迈出的最后一步变成了现实。比起范元甄和李锐之间的知识分子式的结合，女知青和工农干部之间奉组织之命的婚配，结果 是更暗淡的。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引述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娜拉”的遭遇。奔赴延安之初，她的青春和洋气吸引了一位工农 干部，在组织安排下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但婚后不久她怀了孕，挺着大肚子的她遭到了工农干部丈夫厌倦，让她滚蛋，要再讨个“更洋气的洋包子”。在掩盖在 革命叙事之下的男性主导秩序中，“娜拉”们的地位是何等弱势。


　　在革命的名义下，这样的故事在普遍发生，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致后来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以及韦君宜的《露沙的 路》，均在重复叙述着革命队伍中“娜拉”的悲剧故事。即使是在领导层，杨开慧、贺子珍与毛泽东，王前与刘少奇、叶剑英与不断更替的数位夫人亦不能摆脱此种 模式。曾克发表于1942年《解放日报》的《救救母亲》，直观地呼吁“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草明甚至在 《创造自己的命运》中，对于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老干部，甘心回到窑洞家庭里的女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鄙夷。


　　在革命的动员中，女性处于和男性一样的主体地位。而在革命的婚姻中，女性却回到了类似旧家庭中的依附性地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直率地挑明，延安女 性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并且蒙受着“落后”的批评。从“莎菲”的烦恼到延安娜拉的“落后”，丁玲的写作真切传达了历史肌体上的裂痕。


　　这种内在分裂导致娜拉们必然以革命叙事的逻辑来反对婚姻家庭。老鬼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中提到，当一位延安知识分子干部重病时，他的妻子拒绝侍候他，理由是“我是来参加革命，不是来照顾爱人的”。大革命初期以及延安前期的杯水主义是这一心态的体现。


　　在男性占革命队伍主体的情形下，这样的情形足以引发不稳定，出现了“好干部还是好老婆”的争论，不得不以组织名义来包办婚姻，或者说是保证较高级别资 历干部的优先配偶权，整风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的“二八五团”制度即是证明。《林海雪原》中护士白灵对首长少剑波的爱情，看起来纯洁无暇，却只能在不越此雷池 一步的情形下展开，不可能想象她去爱更年轻、更有英雄气质的杨子荣。《亮剑》中李云龙与护士之间的爱情亦不出此俗套。娜拉们失去了她们当初离家出走的最大 动力之一--恋爱自由。逃出了旧家庭的包办，却在革命大集体中再一次遭遇被包办的命运。她们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掌握命运被革命的需求替代了。这是她们命 运的一个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出走的娜拉们确实是回来了。


　　但和旧家庭不一样，这样的革命婚姻，其家庭功能已严重萎缩，失去了起码的人性内涵。陶铸夫人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回忆，她的第一个孩子送人， 第二个孩子被党组织暗中卖掉作为活动经费，不久夭亡。领袖们在长征和革命途中出生的孩子大多送人，在党史中被传为奉献佳话，却难掩此中的人性缺失。延安的 “周末夫妻”模式，不足以承担抚养孩子的功能，生孩子送老乡成风。苇荧和艾青的孩子托放在老乡家中，不久就夭折。石澜与舒同生下孩子后，上级通知其送人， 且安排好了一户农民。在晋察冀，甚至发生了女同志捂死婴儿的情节。在范元甄和李锐的书信中，亦一再提到，生了孩子一定要送掉。整风运动之后发起的“反对堕 胎”，只是从增加边区人口考虑。对那些“可以做事的女同志”，组织上继续批准其堕胎，范元甄即在批准之列。


　　在周末夫妻、组织指定、分灶分衣的制度下，夫妻之间的功能亦被降低到了满足性欲的最低点。萧月华被安排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结婚，两人不仅毫无感情可 言，在生活待遇上亦极不平等，李德享受最高的物质供给，经常怀疑萧月华偷吃了他的东西。两人虽生有一孩子，却很快分居，到陕北后离婚。从《父母昨日书》里 可以看出，在性欲的要求上，范元甄和李锐产生了尖锐的冲入，甚至发展为仇恨，这除了生孩子的痛苦，更深层地说，是由于家庭功能退化到满足性欲的地步产生 的。即使李锐主观上想要承担更多，现实亦使他无法做到。娜拉们被迫接受一个严重退化的家庭，这实际使她们尝到了无家可归的苦涩。


　　出走之后，娜拉们与旧家庭的联系，并不像小说或电影里展现得那样干脆决绝。父母昨日书中，大量包含了范、李与各自家庭的通信，特别是作为女性的范元 甄，对于母爱的牵挂很难斩断，形诸梦寐。而范、李出走的身后，是各自亲人孤独的悲剧。尤其是李锐家，寡居抚养儿女成人的老母亲陷入绝望，李锐则以“我的爱 不能只属于几个人，要首先关心着天下的劳苦大众”来对抗内心的挣扎。正是在这种逻辑下，范、李与无数革命青年一样，逐渐疏远了与家人的情感。


　　虽然如此，李、范仍旧长年保持着与各自家庭和亲戚的联系，在批判他们落后的同时，接受他们的经济帮助。由于边区经济的困难，这样的接受资助，是在组织的默许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和传统叙事中革命青年与旧家庭的恩断义绝，出入何等重大。


　　实际上，在民国的时代风气和制度涤荡下，像《家》里那样能够保持完整宗法制的旧家庭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已经具有某种开明性质，或者上一代 人自己就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这样的家庭也更有动力送子女上学求知。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叙事却把家庭一概作为落后或者反动的对象来批判，有意吸纳和强化了青 年人固有的叛逆意识和成人需求，促进他们脱离家庭的传统和亲情引导，完全投奔到革命的麾盖下，“与家庭决裂”成为投奔革命的一个必要身份印记。这样的故 事，一直到镇反反右、上山下乡和打工潮仍旧以运动的模式上演着。


　　摈弃各种人性的“小资产阶级”需求，目的是为了炼成“特殊材料”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个严酷的过程，淘汰率很高。《父母昨日书》中，提到多位这样革 命路途中的被淘汰者，前文提及的自杀者唐克即是一个例子。周恩来义女、传为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的甄曼丽，和陈振球(建国后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生有一子，送 老乡抚养，本人在抢救运动中被关于窑洞审查，遭受山洪冲塌窑洞而死。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危拱之，在整风中精神失常，男女关系混乱，以后身世悲惨， 则是突出的故事。这样故事并非仅在延安发生。大革命时代，著名的美女刘尊一，在被革命爱人出卖被捕入狱后，接受了国民政府典狱长的帮助和爱情，与其结婚， 此后典狱长病死，刘尊一因为失节深受批判，远遁重庆北碚，单身终其生，与困守师道的吴宓近邻。类似在革命潮流中失踪或落伍的“娜拉”，不可胜数。


　　三


　　在抽空了家庭、亲情以致男女之爱这些人性内涵之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娜拉们如果没有在此过程中夭亡或者被完全淘汰，结果就会炼成一种今天尚不陌生的新人--马列主义老太太。


　　老鬼在《我的母亲杨沫》里面，比较典型地描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的形象。这也是林道静的中年肖像。


　　这个马列主义干部对同志们非常热情，像春天般地温暖，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和担当道义，以至于博得普遍好感；但对于儿女们，却是情感冷淡，成年的大女儿 在家里吃饭要交粮票，否则连剩饭也锁起来。父母作为高级干部可以内部购买的营养品被锁起来，不让孩子们染指(从北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这种父母配给营养品 与子女分开的情形，就和父母配给的专车子女不能食用一样，是一种普遍规定)。对儿子，她赞同丈夫的拳打脚踢，动辄责骂，将儿子神经性腹痛视为资产阶级的娇 贵。她说自己服膺卢梭，将亲生孩子全部送往育婴堂。卢梭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鼻祖。在大女儿死于不测后，她因为政治考虑，没有积极寻求惩办嫌疑人--江 青的一位红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语言，完全是革命化的控诉与反抗。亲情关系的完全冷漠和破裂，导致内心失衡的老鬼在文革之初上演了带人抄家、捆姐押母的一 幕。


　　在夫妻生活之间，杨沫与老干部丈夫马建民完全退去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她的革命领路人之间的理想色彩，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夫妻。两人的收入和住 处都长年分开，即使杨沫生病丈夫亦很少看望，马建民经济上极端抠门，到了几分钱也要两清的地步。最严重的是在政治运动中马建民揭发了杨沫入党时间不实的问 题，使得杨沫背上了假党员的嫌疑，两人之间关系完全破裂。倒是《青春之歌》中备受贬低的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在外调人员上门时坚决不肯揭发杨沫。


    政治夫妻的因素，在当时的干部家庭中都轻重不同地存在着。李慎之打成右派后，妻子屡次想要与其离婚。身为思想者和中共老干部的顾准家庭则更是典型的例 子，顾准打成右派之后，夫妻离婚，妻子自杀，儿女反目，直到眼下仍旧创痕未复。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是彭与前妻离婚后组织安排与其结婚的，建国后对彭的态


度完全随着政治态势而反复：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批后浦要求离婚，彭复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浦试图恢复关系，文革爆发又再度疏远，彭德怀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浦安 修又要求以遗孀资格出席，并引起彭后人反对。浦安修作为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浦氏三姐妹之一、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当年也正是一位娜拉中的佼佼者。


　　进城之后，为了保障千辛万苦熬到了头的“娜拉”们继续革命的权利，也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凡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庭一律配备了保姆。在解放之初的 配给制中，连新参加工作的干部生孩子也可享受保姆费。这保障了女干部们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但也使得她们的家务技能大幅度退化。老鬼和姐弟们即长年与保姆相 伴，成年之后，缺乏母亲照料的他甚至因为“不会擦屁股”受到女友责备。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回忆，她的父母亲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母亲唯一坚持要自己做 的是擦玻璃，原因是担心保姆登高遇险。80年代之后，李尔柔曾经当面责怪父母‘“解放过头了，家务事都不会做，扔给我们”。


　　这样的家庭，自然也割裂了和亲属的传统联系。中纪委原副书记李昌夫人冯兰瑞的父亲，是地主成分，在云贵解放时从乡下逃亡到贵阳，又被农民抓回处死，对 于此种情形，冯兰瑞数十年中未曾过问。从小影响冯兰瑞走上革命道路的六舅，由于叛徒问题遭受冤狱，冯亦和其断绝音信数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委托贵州方面 复查。李昌的两个兄弟，亦在镇反中被枪毙和坐牢，李昌亦从未过问。大义灭亲的时尚，使得娜拉们努力彻底切断和“反动家庭”的联系，成为完全成色的马列主义 老太太。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叙述了范元甄建国以后直至晚年的情形。范对于李锐只余对一个“反党分子”的仇恨，相处时唯有怒骂申斥。这种仇恨，直 到晚年去世前仍未消减。在范看来，与李锐的恋爱和结婚，是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她人生“开花不结果”(陈伯达评范元甄)的根源。对于儿女，范元甄的仇恨并 不逊色，甚至在晚年李南央的一次回国探亲中差点亲手掐死女儿。对于亲属，她是尽量加码进行政治斗争，几位手足都由于她的主张而受到政治批斗或者失掉招工就 业的机会。


　　从人生来说，除了老干部的身份和由此的一份政治觉悟，她已经不剩下任何东西，家庭、亲情、理想和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已离这个早年光彩夺目的娜拉而去。 她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政治上不断要求上进。李慎之的夫人50年入党，因为出身不好，候补4年才获批准。李尔柔说，母亲努力要符合党的要求，但老也赶 不上。周舵在回忆录《母亲的自杀》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入党谜”母亲，由于出身不好而一再忏悔，终身想要赶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反而屡次站错队，文革中长期 坐牢，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给子女的遗言是“政治生命最重要”，“紧跟华主席，努力干革命”。


　　早年激情撰文替延安的女青年们呼吁的曾克，到晚年也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被打成“右派”的龙实在其回忆录《往事》中，述及曾克晚年任四川省作 协领导时积极组织肃反和反右，言谈举止动辄上纲上线，作协成员近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作者本人亦经曾克之手被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文革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先驱陆兰秀，与官宦家庭决裂追随共产党，在下关惨案中因保护邓颖超挨打，解放后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却因为出身和思想在文革 中受到审查批斗，要求丈夫主动与其离婚划清界限，在牛鬼班里极度渴望毛主席“给出路”，直到最后政治上的出路被完全堵死，终于走上怀疑文革和毛泽东的道 路。陆兰秀可以说是娜拉政治化道路上的一个异数。更多在国统区追求进步的女性，则由于加入国民党或者与旧政权有染而在建国后失去工作机会，被压到社会底 层。北大“右派”万耀求的母亲万华柏，上海劳动大学肄业，长期在宋美龄、史良等人手下从事妇女工作，曾加入国民党，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失去生活来源 而穷苦离世。


　　高度政治化的家庭与人生，并不能完全消弭人性本能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以变态的方式存在。革命家庭的另一面，可能是人性的堕落。《我的母亲杨沫》中叙 述杨沫与马建民夫妻生活交恶，杨沫与秘书长期生活，暧昧不清，马建民与前妻所生女儿的过度亲密则受到杨沫怀疑。这本书中还披露，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文革 失势后困局家中，顿感寂寞，和与丈夫分居的女儿发生了关系。罗瑞卿之女罗点点的回忆录中，亦披露了解放军一位上将长期霸占其亲侄女的秘闻。前文述及的陈振 球，在六十年代因男女关系混乱被定为坏分子。曾克亦传闻和重庆驻军的一位军人(有妇之夫)秘密同居生子，因而在作协威望不高。阎连科的小说《为人民服 务》，以近乎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夫人被政治扭曲变态的人性需求。


　　到这个地步，可以说一部分加入革命序列的娜拉们，确实又应了鲁迅先生的预言，“堕落”了。但这是在革命序列里昂扬的堕落，是革命扫除一切传统道德的激进的另一面。


　　四


　　在《我的母亲杨沫》的末尾，老鬼写到了“林道静”--杨沫在晚年的人性复归。历经政治沉浮之后，她终于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可贵，辞掉秘书，开始关心儿女，享受天伦。


　　李慎之的女儿李尔柔，对笔者提到了晚年李慎之夫妇的独特情感经历。在最后几年，夫人消除了早先对于丈夫政治上一贯极右的排斥，开始理解他，夫妇感情贴 近。李慎之去世后，夫人反思说李总不回来，是不是对李坐牢时她未去探望有意见。半夜李尔柔常会看见母亲起床翻找纸张，给李慎之写信。后来竟然缠着女儿要求 配福尔摩斯的药水，把死去的人治活。大半生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其深至斯，是包括她的亲人们和李慎之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这样的人性复归，是在革命叙事淡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但是整个社会阶层却已经历了革命叙事的长期动员，旧的家庭关系已经大体颠倒过来，“四世同堂”之类 的大家庭已被清洗殆尽。中共建政后长期有意延迟制定各种重要法律，却抓紧出台了唯一一部民事法律《婚姻法》。在婚姻自由以及对女性进行社会动员背后，实际 是从家庭层面拆解传统社会根基的重大步骤。当政治的动员和支配进入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基础单元：家庭，代替儒教伦常成为家庭中心道德时，传统社会也就 从根子上被拆解了。


　　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恋爱自由”那么美好。土改到解放前后，描写反对包办、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曾经风靡全国，但现实生活的原型却是另一回事。笔 者曾到《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故事地、山西左权县横岭村采访，当地老人指给我看当年赵树理采风居住的小屋，附近是“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被杀死的牛棚。原来现 实中的故事是“小芹”原型智英贤参加土改当了妇女主任，与担任民兵队长的小二黑相恋，却遭到村支书、村长和青年部长嫉妒，批斗岳冬至并殴打其致死。智英贤 事后远嫁东北一商人。小二黑的坟墓，覆满了陈年苔藓。造成小芹和小二黑婚姻悲剧的，并非三仙姑和小诸葛的包办，倒是政治名义下的虐杀。建国以后，政治因素 取代以往的门当户对和父母媒妁占了主导地位，首先看出身，看政治表现，婚姻以阶级划界，并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婚姻。在《李双双》这样的“先进媳妇帮落后丈 夫”喜剧背后，是一两代人普遍婚姻不幸的现实。


　　合作化开始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家庭作为传统的经济单元失去了作用，核算单位长期放在公社到大队一级，最多下探到队，极端体现则是大锅饭。包产到户之 后，家庭才再次恢复了经济单元的部分功能，但是家庭的有机性已经被严重削弱。紧跟着的市场经济运动，经济不平衡引起的打工和人才流向大城市，则再一次破坏 了家庭结构和伦理，终于形成了眼下的留守家庭，以及城市中的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和丁克家庭。计划生育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使家庭的功能严重退化。家庭的 基本矛盾已经逆转：不再是作为传统政治--伦理的修齐治平体系基石的家庭伦常压迫，而是家庭功能解体，以及报复式的婚姻、情感物质化。


　　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问题五十年后，顾准在文革后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通信中再次提出“娜拉走后怎样”？顾准使用这一名词，提出的是中国 的革命叙事摆脱了传统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样的借用也暗示，现代中国女性在革命叙事中的承担更为深重。顾准寄望于市场经济取代革命来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往往忽视掉，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延续着革命叙事的某些特征，同样可以视为一场“市场经济运动”。国家意志主导和投资拉动下的急剧工业化、特区沿海开放模式、急速城镇化以致大城市资源优先和户口限制，这些革命基因的传递加剧了现代性本身可能带来的过渡性困难。


　　这样的情形，使一些人开始回归传统伦理，对革命叙事和消费主义双重主导下的家庭退化进行反思，呼吁家庭价值的回归，因此出现自由主义者的转向。


　　但问题是，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即使它被扭曲为社会革命。以辛亥为标志，延续一百年的革命叙事，已经抽掉了家庭伦理的根基，旧家庭失去了在现 代化中延续与更新的机遇。出走的娜拉回归家庭，前提是中国的革命式叙事回到真正的现代性路径上来，摆脱运动化模式，在此情形下，家庭才可重获基础、修复功 能，回归家庭才会成为现代娜拉们的自主理性选择之一，正如在韩国或者台湾出现的那样。


　　而在革命叙事延续的前提下呼唤娜拉回归，并非单纯出于对家庭价值的关心，实际上是指望以家庭为基础单元推动政治变革，正如同延安时期的“好干部还是好 老婆”以及组织安排一样，着眼点仍旧是政治而非家庭，而将政治重量交由女性承担。这对“出走的娜拉”不公平，也不现实。正如在当下呼唤“儒家宪政”，是出 于革命叙事对现代性的扭曲引发的视觉错位。


　　在历史的错位中，中国的娜拉们已无家可归。


　　访谈人物：李锐，2010、2012；老鬼，2013；李南央，2012-2013，邮件采访；冯兰瑞，2012、2013


　　主要参考文献：《新史学：父母昨日书 李锐、范元甄通信录》，李南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我的母亲杨沫》，老鬼，同心出版社，2011年；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南央，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2年；


　　《血与铁》，老鬼，新星出版社，2010年；


　　《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袁希，气象出版社，1999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


　　《思痛录》，韦君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 ... a318c0101h5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