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第六次论战”及其学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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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第六次论战”及其学术效应——围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

张明

海外学者对以张戎版“毛泽东传”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评，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六次论战”。此次论战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毛泽东研究中先在理论预设的合理性问题、研究中史料使用的逻辑边界问题、研究赖以支撑的方法论的自我审视问题以及关于张著所谓“学术性光环”的虚伪性问题。此次论战从根本上超越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以往爆发的历次论战，具有更具普遍性、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这种超越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研究“基准线”的坚守与捍卫，从学术理路上标志着当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理论转型，其中凸显的若干核心问题对于深化拓展国内毛泽东研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无论是从中国近代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毛泽东及其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发难点”。一段时期以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国内沉渣泛起，而且在海外也存在一定市场与影响，诸如20世纪90年代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和新世纪张戎(Jung Chang)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张著)之类。经过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与回应，以及大量权威毛泽东文献的公开出版，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已从根本上被证伪。然而，张著打着学术性研究的幌子，经过大量所谓“学术包装”而极具迷惑性，在海外产生了极坏影响。不仅如此，张著中的一些错误乃至荒谬的观点，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国内，并成为国内少部分人虚无化毛泽东的“证据”。对此，国内学界对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予批判性回应[1]，分析了其主要观点、表现形式，并对错误与危害进行了批判，取得了较好的学术与政治效果[2]。其实，早在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批判张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前，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批主流学者已自发组织了一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与回应[3]。这构成了21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一场大规模论战，本文拟将其称为“第六次论战”[4]。此次论战的爆发，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次重大理论转型，即21世纪以来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范式转化，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研究，已经愈发摆脱原先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性客观研究。本文通过对此次论战缘起及过程的描绘，集中概括、分析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以期揭示此次论战的学术意义，并对构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某种批判性参考。

一、论战缘起及其过程性概览

进入2l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逐步实现了从单纯意识形态辩论向客观性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这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而言，海外毛泽东研究从产生之初，就面临着学术性与政治性相互交错的复杂张力关系——学术性研究很难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纠缠，关于毛泽东的纯粹学术性研究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这主要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象征性地位使然，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为西方政界与学界窥视“冷战”背景下中国的主要议题与中介。以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最初直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情报与政策咨询功能，并且它最初的两笔启动经费亦是源于军方(国防部和空军)的支持与援助[5]。可见，海外毛泽东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定位，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学术为依托、服务于政治的咨询功能，从属于西方政府的“区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的显著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成为“中国研究” 的代名词。但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在西方社会原先所承担的政府政策咨询功能开始弱化，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学术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毛泽东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愈发摆脱了浓厚的政治氛围，成为海外学者进行学术审视的客观对象，即“政治淡出”与“学术凸显”的新趋向。当前，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主要不是如其前辈一般是为了通过毛泽东来窥探中国未来政治社会走向并为西方国家政府提供所谓政策咨询，而更多的是将毛泽东视为客观学术对象进行分析解读，并且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逐步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是从围绕政治中轴的“一元中心论”，向“多角边缘”(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积极扩散；二是从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转向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除了西方社会与学界内部的学术转型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原因。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当代中国取得了令西方社会瞩目的显著成就，这无疑直接消解了西方意识形态学者原先附加于“中国道路”之上的种种歪曲与偏见(诸如，权威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变体等)，西方学界开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极大地拓展了海外学者观察、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性维度。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开启的这一新的学术氛围之下，海外学者不仅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研究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展开，而且对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座——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也开始有了更加客观中立的科学认识标准。至此，从客观学术层面审视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逐步成为海外学者的主流范式。

然而，由于“后冷战”时代思维惯性的作用，以及研究者主观好恶等感性因素的裹挟，海外部分学者所谓的“学术研究”，与目前海外主流研究者业已形成的“研究共识”发生了严重冲突。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性事件便是，21世纪发生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六次论战”，即围绕张戎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引发的理论批评。21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所经历的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的范式转换，正是此次论战能够集中爆发的重要历史性背景，也是此次论战得以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即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捍卫毛泽东研究主流范式的话语权之争。张戎与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于2005年出版[6]，该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激烈反响。西方新闻媒体发表大量“赞美性”评价的书评或评论报道，诸如，《卫报》发表的书评认为该书“震动世界”；《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该书通过大量采访与原始史料解读，消解了任何宣称毛泽东合法性的支柱；《时代周刊》刊发的评论文章将该书比喻成一颗“原子弹”；等等。正是在媒体评论员、政治家和出版界代表的共同哄抬下，该书作者宣称完全改变了人们认识毛泽东的方式，也改变了认识中国革命史的方式。由于张戎长期在中国生活，加之其合作者宣称对所谓大量苏联、东欧乃至非洲原始档案材料的掌握与解读，以及他们为该书出版发行所做的宣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该书在出版之前就受到大众乃至西方学界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与期盼。该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很大，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最畅销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轰动”效应[7]。

除了上述所言的宣传与包装之外，该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产生强烈反响，最主要是因为大众层面所存在的深厚社会心理原因使然，即毛泽东在西方社会与大众生活中的持续影响力。毛泽东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使他如同强大的磁场一般始终吸引着普罗大众的眼光，着力了解作为领袖人物的生平、思想与实践，也似乎在普通民众那里成为一项具有恒久性兴趣的话题。“仆人眼中没有伟人”的说法，从另一个维度也可以说明普罗大众因与历史伟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时刻想去解开笼罩在历史伟人身上的历史面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并不会以后人主观好恶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谁人能够不保持一点好奇之心[8]。张著所使用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恰恰抓住了普通民众对于伟大历史人物的敬畏感、好奇感等深层社会心理结构，而感知伟人、接触伟人最便捷的方式便是通过传记的中介。就毛泽东而言，西方学界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可谓是形形色色，有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不同特色的传记。从最初斯诺《西行漫记》的巨大发行量及其轰动效应中，不难窥见普通民众的上述深层心理结构因素。
张著宣称该书是深刻根植于对浩瀚原始史料的“客观”解读(中文、英文、俄文、波兰文等所谓原始档案的解读)、根植于对广大历史当事人的亲身访谈(宣称采访了毛泽东时代的当事人，诸如亲人、同事、朋友等，并且宣称第一个采访活动始于1993年，因而给读者留下的一个“直觉”便是该书写作历时10年之久)，鼓吹这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真实建构，并且是具有高度学术价值与历史客观性的专著。正如笔者在采访加拿大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齐慕实教授时他所坦承的那样，如他一般的诸多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在听及张著出版前所做的精美舆论宣传之后，确实对该书抱有很大的希望，即寄望该书能够提供新的材料或结论[9]。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书出版之后，海外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学者对该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该书从理论立场、学术研究、具体结论等方面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不能称为一本客观严肃的学术作品。针对张著所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学者从客观学理层面出发，对张著的非历史性、非客观性、非学术性缺陷与妖魔化毛泽东的研究方法展开了系统性、理论性批评，并相继在海外中国研究的主流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批评论文。2010年，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教授班国瑞和英国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选取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撰写的14篇评论文章汇集成册，并以《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怪物吗?——对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学术回应》为名，在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齐慕实教授也组织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撰写了《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一书，该书正是针对张著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误导性理解而作，其目的是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毛泽东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作用以及理解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中国以及世界上的持续性影响的机会[10]。围绕张著所进行的关于究竟应当如何客观历史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时代所展开的理论批评，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在21世纪以来爆发的一次重大论战，这就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第六次论战”的缘起及其基本过程。

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路径

此次论战主要是围绕张著所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的，论战的核心是批判此书的写作思路及其结论等问题。笔者通过阅读整理海外学者针对张著的若干分析与批判性资料，初步将海外学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方法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集中批判以否定、虚无化为导向的错误理论立场。从解释学意义上说，任何研究都无从摆脱研究者特定理论背景的限制，唯有尽量摒弃固有理论前见的限制，方可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客观历史性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学者逐步将毛泽东视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对毛泽东及其时代进行客观历史性研究，已逐步成为海外学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张著在此问题上却走向了严重的误区，该书是以否定、虚无化的错误理论立场来统筹整书的撰写节奏，即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处理与对中国革命先人为主的整体否定性意见。很明显，在上述理论旨趣与海外主流学界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对立。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所要做的就是针对修正主义历史观居于“主流”地位时，在为革命的批判性守护中发出针锋相对的声音[11]。海外主流学者普遍认为，张著整体性的逻辑线索是歪曲、丑化与妖魔化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形象，并依此逻辑线索组织材料、进行写作，在这种具有主观偏见的理论立场指引下，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并非“理性历史的分析”(reasoned historical analysis)，其并未提供一个关于毛泽东形象的严肃重建或公正评价，也未提供任何新的知识[12]。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该书是一本基于作者主观情感好恶并直接迎合于西方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猎奇心理的“肥皂剧”[13]。其实，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历史的理解，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正确”或“错误”，“是”或“不是”的线性判断。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化约为“是”或“非”的站队排位的话，那么这不过是最无聊的事情罢了[14]。对于毛泽东的研究而言，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固有的否定化与虚无化的错误理论立场，而需要以一种历史性眼光加以客观审视。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功绩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从抹杀的历史性存在，承认毛泽东“成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是毛泽东研究科学推进所必须要牢牢坚持的政治与学术底线。

第二，集中批判对史料进行人为加工处理的碎片化错误史料观。毛泽东本人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等多重历史角色于一身，关于他的研究绝对不能停留在抽象逻辑概念的演绎或推理之中，而始终需要扎实史料的支撑。尽管史料的运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使用者的选择与解读等主观因素影响，但如何避免解读者主观因素的过度介入，进而保证客观历史地呈现史料的意义与价值，构成了史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史家“秉笔直书”的基本素养。然而遗憾的是，张著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的幌子，在关于毛泽东研究中史料选择、运用与解读上呈现出巨大的理论缺陷，正如齐慕实所指出的那样，“张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史料理解的片面性与不恰当使用”[15]。张著在史料运用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错误理论立场指导下任意选择史料。张著整书的理论基调十分明显，即歪曲丑化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史，因而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扭曲的主观化倾向，即凡是符合丑化毛泽东形象的史料照单全收，而呈现毛泽东正面形象的史料则被自动隐身化或视而不见。正如海外学者指出的那样，张著以歪曲历史的方式证明其先在丑化毛泽东的论点，服务于此目的在史料问题上呈现出“选择性运用”的弊病(evidence is used selectively)[16]。二是史料选择的抽象化、真空化倾向。史料是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的产物，有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根基。张著在史料的运用上，直接采取真空化方式将史料从其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将史料直接变成可供研究者任意把玩的无根性浮萍，即不管史料的具体存在情况及其历史背景，只要有助于论证其先在设定的丑化毛泽东形象的论点便可直接加以引用。正如海外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张著错误阅读史料、主观运用史料、抽离史料的具体语境，最终人为让这些史料建构出一副关于毛泽东形象的扭曲化(贬低、否定)存在[17]。三是史料的运用存在主观化建构的不良倾向。服务于张著预设的妖魔化毛泽东之目的，相关史料的选择都是在此逻辑预设的指导下进行剪裁、拼凑，甚至为了服务于此目的，许多材料都是以人为主观化方式所建构出的“伪存在”，书中诸多史料的运用都采取了“孤证”的形式，其真实性根本无从考证。并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很多史料的采择都使用了“被污染的史料”，诸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中苏分裂时期苏方的政治宣传史料[18]。

第三，全面剖析一元化与绝对化研究方法的内在问题。研究毛泽东，需要特定研究方法的指导，不同研究方法在面对同一文本或资源时，也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的理论意蕴。海外主流学者明确批评了张著在毛泽东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理论弊病问题，即强烈的化约主义倾向。这一错误理论倾向可以从如下三个维度加以解读：一是关于毛泽东研究一元化研究方法的错误。张著在妖魔化毛泽东这一先在理论预设的指引下，其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必然呈现为单一化的特征。因为它的描述始终是建立在“一元论述”基础之上，即关于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先在的全盘否定性评价的理论旨趣[19]。在单一性维度的描绘下，所谓毛泽东的正面形象或者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就被自动省略，除了关于妖魔化、邪恶等否定性形象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与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历史相挂钩[20]。很明显，这是以一种极端否定化、虚无化态度面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二是过度依赖所谓的“心理分析”进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张著的单一化倾向又表现为仅仅从毛泽东的个性或个体因素出发分析中国革命，过分侧重于对所谓毛泽东个人阴谋、权术等因素的夸张化处理，而忽视了历史合力的作用，忽视了毛泽东的政治、政策与历史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影响。与此相应的是，张著也忽视了讨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问题，因为就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不仅仅是个体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然，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是单纯军事战略因素在起作用，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作用的结果[21]。三是严重混淆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绝对主义思维范式。张著服务于绝对化否定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的不良目的，在所谓论据的选择上，经常通过人为裁剪、拼接的方式组合出一些在历史事实上确实是真实的故事。但是细节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之间并非是完全的线性等同关系，细节的真实性需要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综合判断[22]。

第四，深刻揭露所谓“学术性光环”的虚假性问题。张著在写作及其后期宣传中所突出表达的一条标准便是所谓深刻的学术性与规范性。该书宣称作者走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档案馆(与毛泽东有交集的)、使用了1200多条史料、采访了400余位历史相关者、撰写了68页的脚注。上述精美包装使该书呈现出巨大的学术性与严谨性，似乎书中的一切“鲜为人知”的结论都无可辩驳。然而，海外学者通过严谨的学术考证与研究，对张著所引以为傲的“学术性”作出了严肃的理论批评。一者，所谓真实客观可信的采访存在着潜在致命缺陷。众所周知，对诸多名气大的受访者本人是否对毛泽东或中国有深刻的了解，这是决定采访是否有价值的前提。然而，张著很自然地将其作为一个固定无疑的事实加以接受，期间诸多受访者并不可能对毛泽东有深刻的接触与了解。即使有些人与毛泽东有过接触，因而可以成为受访者，但张戎本人对上述人的采访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条件下进行的，其具体采访问题与受访者的回答究竟如何，这些问题都被以一种模糊化方式秘而不宣，就严格的学术标准而言，这些内容是不能作为论据使用的。并且在处理与其想要答案不相符的回答时，张著并未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如，海外毛泽东研究专家泰韦思教授(张戎与其有过交流而非学术专访)明确拒绝评价张著，因为张氏与泰氏的交谈是在她本人先在建构的主观框架指导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从泰氏处攫取服务于其妖魔化毛泽东的具体结论。二者，使用的所谓数千条史料存在经不起严谨学术推敲的弊病。因为如前所言，书中所有史料的选择都是在作者主观意志的指导下以服务于妖魔化毛泽东为最终目的的。诸如，书中所使用的“龚楚回忆录”存在着明显经过作者加工与剪裁的痕迹。如海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龚楚回忆录描述了毛泽东在革命中的起伏以及最终成为领袖的经过，毛泽东在龚楚的笔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普通人，而张著在引用龚氏材料之后，毛泽东的形象与原先龚著中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偏差甚至是对立。三者，所谓冗长的注释不过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打造学术感觉的幌子而已。张著力图揭示所谓“真实”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因而需要一个所谓“证据”的支撑，而这些冗长的脚注在非专业学者眼中似乎意味着对真实历史的重建。因为缺乏专业学术训练的普通读者是不可能对书中的具体结论是否基于坚实证据基础之上而提出质疑[23]。海外学者经过精心校对与检索之后，发现书中许多注释极不严谨甚至涉嫌伪造。

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学术效应

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第六次论战”，尽管仅仅是针对一部传记作品所形成的理论批评，但是它所呈现的学术影响已经大幅超越了单纯的书评范畴，而上升到具有整体性研究层面的学术效应，即关于毛泽东研究学术范式的理论反思问题。
第一，超越先前若干次论战的核心在于其对毛泽东研究“基准线”的坚守与捍卫。毛泽东研究领域之前爆发的五次论战，主要是停留在单纯学术研究层面对若干具体问题的争论，如毛泽东研究中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毛主义”的概念能否成立、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就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论(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现代性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使用问题)。相反，此次论战并非仅仅局限于对具体结论或者某个研究方法的争论，其更为关键的是从更加宏观、整体性层面出发，对如何研究毛泽东提出了坚守“基准线”的问题。正如齐慕实教授所言，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大类型：一是“善毛”(Good Mao)，即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持全部肯定性评价。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西方左翼学者，因为毛泽东在他们那里具有了某种超越性意义，即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象征性符号或理论资源。很明显，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描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扩张式解读，毛泽东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在直接层面是服务于西方左翼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性存在。二是“恶毛”(Bad Mao)，即对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持全盘否定性评价。这一研究范式大部分存在于西方传统保守主义学者“(后)冷战”思维范式之中，在冷战时期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在西方保守势力看来无外乎是苏联“远东阴谋”，因而“反共”“反社会主义”与“反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尽管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斗争有所缓解，但由于中国仍然坚守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因而在部分保守主义学者那里，这种冷战时代所形成的思维惯性不仅没有消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以更隐蔽化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很明显，张著在理论立场与研究范式上应当被归于这一序列之中。三是“历史毛”(Historical Mao)，即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作出客观历史性研究。这一研究范式大部分存在于当代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之中，他们在超越主观好恶与情感纠葛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展开客观历史性研究[24]。由此观之，此次论战并非仅仅针对一本著作而发，其是对毛泽东研究中“基准线”的理论捍卫，即关于客观历史性研究毛泽东这一范式的坚守。应该说，海外学者对研究的客观历史性这一“基准线”的坚守，对于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泛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第二，从学术理路上标志着当代海外毛泽东研究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转型。如前所言，毛泽东研究在海外的兴起与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纠缠，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在冷战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尽管在后冷战时代，海外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政治弱化&rdqurdquo;与“学术凸显”的新趋向，但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作用以及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持续性影响，使海外一部分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呈现一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张著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在中国学术界(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国内主流学者的政治责任与道义使命)尚未对张著进行集中批判之时，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便以更加义愤填膺的姿态对张著的非历史性与妖魔化毛泽东倾向进行了集中批判。并且，尤为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明显超越了单纯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更多的是以一种学术化方式加以推进的。这种情况在以往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为导向的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笔者看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第六次论战”，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显著转型，即与以往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研究范式的自主性脱离，自觉扭转毛泽东研究长期以来在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尴尬，将毛泽东研究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纷争与纠葛中解脱出来，从而将其视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加以客观审视。张著的相关研究很明显与客观中立性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历史而是宣传，并且这种非历史性宣传在特定意识形态偏好与商业媒体的共同哄抬下，对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消解。正如海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寄希望通过商业媒体来区分“可信的学术”(reliable scholarship)与“假冒的学术”(pseudo scholarship)[25]。海外学者对张著研究范式的理论批评及其所形成的学术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研究专家史华慈教授为中国学研究(当然也理所应当地包含毛泽东研究在内)所设定的重要范式：超越“爱”与“恨”的情感纠葛及其所直接造成的理论暗角，从“尊重”的意义上进行客观历史性理解。

第三，论战中凸显的若干核心问题对于深化拓展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一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化拓展必须确立正确的理论立场。近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不断呈现，严重影响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26]。很明显，张著中相关的错误结论与观点，已经成为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妖魔化毛泽东所援引的主要材料。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必须保持坚定的政治定力与理论立场，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形成，并不是由个体因素催生的，而是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合力所确立的，必须以客观历史性的科学立场深化对毛泽东的研究。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出发点上应当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严格区分，即不是基于否定、丑化、歪曲毛泽东的理论旨趣展开相关研究，而是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以变成指导今后实践的宝贵财富。二是深化毛泽东研究必须要以学术化方式加以展开。海外有学者将毛泽东研究划分为“标准学术研究”(standard academic studies)、“个人回忆”(personal memories)以及“政治文章型”(political screeds，存在妖魔化与神圣化两种趋势)[27]。很明显，张著无论是从理论立场、研究范式抑或是具体结论而言，都无法纳入学术性研究范畴。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必须立足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科学回应与批判，也必须以充实的学术研究作为导向与支撑[28]。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目前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现有研究的学术化步伐展开不够、认知性研究不足[29]。三是推进毛泽东研究须臾不能离开史料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实现对史料的科学应用。就张著而言，最显著的问题便是对史料的非历史性应用与主观性建构。历史研究需要忠于事实，尤其不能被个人的主观偏见所裹挟，需要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史料证据，并将史料置于历史的环境之中加以综合考察。毛泽东研究亦是如此。深化毛泽东研究需要以客观史料为支撑，需要将毛泽东置于其时代的真实历史场域之中加以定位与透视。正如海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张著忽略或不信毛泽东的理念，并且根本无视毛泽东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知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0]。也就是说，毛泽东研究中史料的运用不能采取“垂直性研究法”——不顾史料的具体历史语境甚至人为抽空史料的历史性意蕴，而应当以一种历史性、具体性眼光进行史料的审视，必须将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场域之中加以综合把握。这也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确强调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31]。

概言之，毛泽东研究中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国内错误思潮与国外错误思潮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哄抬，国外虚无化毛泽东比较有影响的错误、荒谬观点，常常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形式，对国内学术界与社会产生极坏的影响，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经常以国外的错误观点为标榜并大力加以鼓吹与宣扬等问题。这些打着“国际学术化”幌子的错误观点，极大误导了一些缺乏学术积累与历史经验的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对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形成真正有力的批判与冲击，不能仅仅停留于批驳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观点上，而且还需要对国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批判姿态。只有以学术化的方式为依托，通过批判国内错误思潮与国外错误思潮相结合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驳倒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32]。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地介绍并汲取海外学者批判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学术价值。因为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对以张著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评，从根本上不仅仅是针对一部作品而发，它更是关乎海外学者对如何科学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基准线”的捍卫与坚守，关乎学术化或非学术化、历史性或非历史性、客观性或非客观性研究范式之争。当然，必须要看到的是，海外学者更多的是站在单纯学术研究层面展开相关理论批评，他们缺乏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感性认识，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导致他们缺乏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展开相关研究工作，也造成了他们无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迁角度去理解毛泽东及其时代，无法从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出发形成以现实为关照的批判性意识，而这些意识只有国内学者从高度的历史使命、政治使命出发，展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科学批判之中才能不断形成与丰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17CKS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仓：《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1]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3]这里所言的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主要是指以坚持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进行“客观历史性研究”为旨趣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力图摒弃情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继承海外毛泽东研究先驱史华慈超越“爱”或“恨”的高度来展开研究的基本学术传统，致力于勾画一幅关于毛泽东的真实、完整的思想肖像。
[4]前面五次论战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主义”是否是“异端”的争论、7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正统之间关系的争论、70一80年代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争论、80年代初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争论以及90年代以经验主义还是症候阅读方法阅读毛泽东的争论。
[5][美]薛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路克利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6]Jung Chu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Knopf，2005.该书中译本在2006年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印行。
[7]转引自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lter?The Academw 脚0m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1.
[8]陈永发：《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52期。
[9]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0]Timothy Cheek (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
[11]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 6.
[12]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54.
[13]Timothy Cheek， “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 Oxon： Routledge， 2010， P. 56.
[14]萧延中：《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5]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 known Story， Oxon： Roufledge， 2010， P. 54.
[16]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
[17]George Beni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a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Uidayb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 Routledge，2010， P. 44.
[18]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u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oo：The Unknown Story， Oxon： Routledge，2010， P. 58
[19]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 “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 2010，P. 54.
[20]Timothy Cheek， “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 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 ， Oxon： Routledge，2010， PP. 55—57.
[21]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0.
[22]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no，New York：Cambl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6.
[23]Mobo Gao，“Mao：The Unknown Story：An intellectual scandal”，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 e Unknown Story， Oxon：Routledge，2010，PP. 120-123.
[24]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5]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 62.
[26]郑流云、余璐：《对当前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7]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3.
[28]尚庆飞：《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透视》，《学术界》2016年第1期。
[29]徐俊忠：《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30]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43.
[3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l1页。
[32]吴怀友、李冰：(2014年毛泽东研究热点问题与最新进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
[3]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徐俊忠：《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5]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张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