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论文革五十年：中华文化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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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为此，也忘不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 ！》


载台北《新新闻》 杂志，2016/ 05/ 12-18


丁学良


本文是应《新新闻》之约，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怎么用了以上的标题，扯上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在玩东北式的忽悠？玩香港式的搞笑？还是玩台湾式的八卦？


都不是。本文是认认真真的回忆和反省，是诚诚恳恳的感激和伤怀，是赶在“不要太晚了！”之前的为史作证，哪怕这并不是官方正史，只是草民的个人经历。


那破天荒的剧烈一步


“文革”在我那一代少年学子的记忆里，是始于1966年6月13日下午两点钟——学校里的扩音喇叭宣布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从现在起，一律停课闹革命。何时复课，等待中央的有关指示。当时挺开心的我，初二年级尚未完，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从那一天起，我们就一步跨进了横扫人类各种文化遗产的狂飙时代，其中又以“大破四旧”即铲除中华传统精粹为烈。


从那一时刻开始，我成了母校安徽省宣城中学的全职革命学生，一直闹到1968年的年底。期间干过正宗的红卫兵小将应该干的所有的文攻武卫、壮怀激烈，只差没有杀死人和没有被人杀死。可那也不是有意拒绝为之，而是碰巧没挨上。凡此种种，我的《革命与反革命追忆》（联经公司，2013年7月增订版）里有细细交代，此处不再赘言。


毛泽东一声令下，我们红卫兵于1968年下半年始，被分批驱赶到农村里接受再教育。虽然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伟大统帅”的这个“你们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蒙人的花招，但还是陆续发现到，在偏僻的乡下确实有令我们大脑开窍的少数几样际遇，其中一样就得益于中华民国在台湾。


来自海外的华夏古曲


那时的安徽南方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大呼隆”作业：每天清晨村里的大喇叭一响，我们就得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拿农具、排成队、唱着毛主席语录歌走到田地里，集体作业。每天都要劳作到天黑，十几个小时，吃也吃不饱，累得精疲力尽。唯一的精神补偿品，就是偷偷收听发自台湾的“自由中国广播电台”。农民随身带着一部手提式半导体收音机，是“黄山牌”，有干部在场时，就调到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频道，收听革命样板戏。没有干部在场，就调到台湾的广播频道，收听“敌台”。


我们知识青年一开始，被农民吓得不轻。“收听敌台”是“文革”中的一桩严重反革命罪行，在城里有很多人就是因此而被抓住、判刑、坐大牢的。在距离宣城县城二十公里的安徽劳动大学里，一位躲在宿舍里吃西瓜的教师，因为朝搪瓷脸盆里吐瓜子发出的“滴答、滴答”声响，被窗外的群众专政大队队员误以为是收听“敌台”，就把他抓起来，关押审问。而在偏僻的乡村里，农民们就敢在田地里公然这么干！


他们大部分时候收听的不是台湾政战系统编制的政治节目，农民不太听得懂；他们最爱听的是中国传统戏曲，他们称作“老戏”。这类老戏在民国时代是皖南农民们过年过节、红白喜事期间必有的重头项目，年纪大一点的，都还能有板有眼地哼上几句。可惜到了1966年夏季以后，就完全被禁了。农民们觉得革命样板戏差远了，没味道，起早摸黑，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能听上几折子老戏，也算是灵魂里补了一点氧。


人同此心，毛也不例外


像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一代，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认知，原本是绝对的负面。每日每时中共宣传都要把台湾描叙得比人间地狱还糟糕，是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罪恶渊薮。可是跟在农民后面时常听几段传统戏曲，再加上夹在其中的播音员短短的“对大陆同胞”的温馨问候，不知不觉的，就大大降低了对台湾的敌意。脑子里时不时地会疑问：那边的社会没那么糟糕吧？他们能把中国传统戏曲保留的完整无损，也算是一桩善事吧？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毛泽东和他的最可靠的文革助手，私下里的看法与皖南农民们是一致的。治中共党史的名学者高华先生，十几年前就跟我谈到，“文革”发动之前毛泽东授意，要把最精华的中国传统戏曲请最优秀的艺人演唱，录制下来，他本人还想欣赏。中共理论部门编撰的史料处处显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首席顾问康生，一直就是个老戏迷，且坚持要看未经过“清洁”处理的原版戏曲，越咸湿越过瘾（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内部版）。


也是多年以后（1989-1990年间）我才知道，蒋介石为首的党国高层，主要是为着在台湾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凸显，他们领导的国民党才是中华正统，而毛泽东领导的共是中华传统的毁灭者，便发起一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利用大陆的“文革”事件来支撑国民党统治的道德基础（陶涵：《蒋经国传》，台北：时报出版，2000年版第17章）。


在遥远的外国认知故国传统


我从皖南农民收听“敌台”的小窗口那儿获得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被中华民国在台湾精心呵护的初步印象，一直到“文革”以后被选中赴美国留学期间，才有了机会扩展、深化和具体化。我留美的第一站是匹兹堡大学，那里有杨庆堃、许倬云等学界前辈和一个小小的东亚图书室。在那儿的一学年（1984年9月至1985年6月），使我多少能听到、读到未被中共历次革命动过手术的中华文史资讯。


紧接着在波士顿的八年，无比丰富的机会和资源，为我开拓了认知正版的中华传统及其蔓延和转型的种种情境。与张光直和余英时等大师辈的交往、参加频繁的“燕京学社”汉学研讨会、跟来自台湾的几代知识分子对谈、阅读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完整系列文献，加之随后应《联合报》系邀请访问台湾与文化界、教育界、传媒界、政经界、宗教界、工艺界的亲身交流，让我终于接驳上那些在中国大陆被生生切割了的中华文化渊源，与传统中国通电了。


“文化中国”的祭坛在何方？


每当我和上述的人、书、事深度接触的时候，都很自然地把他们和它们假设性地纳入到“文革”那道汹涌红流之中，发出一连串的傻问：倘若他们和它们都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能熬得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批判胡风集团运动、反右运动、大饥荒等等，还有可能熬得过“文革”吗？我翻阅漫长的“文革中受害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文革中被毁坏的历史文物一览”，看来看去，他们熬得过去的概率接近于零，它们则稍高一点。


所以，上面的连串傻问也可以翻译成直白的话语：诸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思亮、王宠惠、李济、董作宾、臺静农、梁实秋、乃至林语堂、钱穆、徐复观等等，倘若当年拒绝移居于中华民国在台湾，而是和陈寅恪、熊十力、陈梦家、张东荪、老舍、傅雷、翦伯赞、梅汝璈等等一样，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就成为后面这群文化人一样的“生也苟且，死也白死”的黑九类了吗？想想真后怕，为他们及其家人、也为他们的几代弟子捏一把汗。


所以，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蒋介石为首的那两代中华民国统治层在政治领域里的所作所为，也不管大家如何看待今天的国民党之人事和政策的走向，凡是对中华文明有真心认同的人士，都得承认，1949年以后、特别是1966年至1977年期间的中华民国，为保留华夏传统做了许许多多值得今人和后人感激的善事。你可以抨击他们在海峡这边是为着政治目的打弘扬传统文化的牌，但这比海峡对岸的毛泽东集团为着政治目的摧毁传统文化要好过无数倍。尤其是对我这样亲历过“文革”的大陆学子，每次对比1949后三十年左右长时段里海峡两岸的学术出版物和媒体的文化记事，都不得不重申一句：“文化中国”的祭坛是在台湾，而不是在中国大陆。


“文化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全球华人圈里，赢得了厚实的尊重和诚挚的感谢。虽然当初（1949-1988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执政者们并没有现今“软实力”之类的概念，但他们推展的传统文化政策，却客观上释放出软实力的效应。直到他们去世之后多年，每当海峡两岸一大一小两个政体发生冲突的关头，环球华人社群多半是把同情心投向小的一方。这一是拜台湾民主化挣得的回报，一是拜台湾遗存了更多的中华文化传统赢得的回报。


十年、二十年以后还会说


以上的话语，笔者早先也在其它的时间空间里言说过，可眼下说来，却别有一番意绪。恰逢文化大革命发起50周年，在海峡那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地上，无数的人们亟想议论，却不让议论。在海峡这边的中华民国领地上，绝无势力禁止人们作任何议论，却罕有人萌发议论的兴致。若是十数年后，“文化中国”的情怀也被台湾大多数居民所抛弃，“文革”60周年、70周年之类的大事件，恐怕海峡两岸都缺乏议论之声了。不过到了那时，固执己见的笔者仍然会不甘寂寞，偏偏要把本文的要旨大声重复一遍：


中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之际，孔夫子呼吁：胸怀“悠悠乎文哉，吾从周”的仁人志士们，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被毛泽东江青手下的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怒斥为“妄想大开历史倒车”的反动主张（《论法家和儒法斗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2-133页）。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做的，至少大大有益于后两项——在中国文化大浩劫的岁月里，尽力护卫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此一传统为数不少且惶惶不可终日的代表人物以栖身续命之所，客观上为华夏的文化道统延续了几支香火。


仅仅为此，我等学子也不会忘了中华民国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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