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革奇人——吴巨轮

tuffy05

下面是回疆随记之五（共六篇，这是最后贴的一篇）。原不想贴了，主要是对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吃不准，怕引起误会。后来想了想，贴上吧，错了也可以得到批评指正，亦是好事。

奇人——吴巨轮


吴巨轮值得一提。

吴巨轮曾经一度是新疆家喻户晓的人物。文革期间，他是新疆红二司的总司令、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八十年代，在王恩茂再次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吴巨轮即刻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接着就是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他的牢狱生活盖因文革之祸。隔离、审讯、坐牢的阶下囚生活成为他中年时期生活的全部。出狱后，在生活处于困境的同时，他仍然以惊人的平常心态思考研究社会重大问题，这一点不得不令人称奇。天翻地覆的经历，尤其是十多年的牢狱之灾，竟没有磨损他的意志和精神。他不但没有颓废沮丧，反而更加坚韧不屈。至今他的身心相当健康，精力十分充沛。见过他的人，观其相貌，听其言谈，都为他在挫折、打压面前的坚韧毅力而折服，均认为他实在不同凡响。

吴巨轮的父亲是山东人，在新疆铁路系统工作。吴巨轮幼年时因一次突发事故失去半个右臂。因此，吴巨轮成了有残疾的学生，但这没有影响他争强好胜的个性和不服输的精神。1963年，他从乌鲁木齐铁路中学毕业，接着考入新疆大学数学系。在新大期间，曾担任学生干部，是学生中比较活跃的分子，小有名气。文革开始时，他正在读三年级，担任新疆大学团委会、学生会宣传部的部长。

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新疆革命造反司令部（即新疆红二司）总司令的呢？

文革初期，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向自治区所属各大院校派了工作组。派驻新大的工作组由一名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挂帅。那时，新大的学生比较活跃，很多学生热烈响应中央关于学生要关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号召，陆续贴出大字报，批判走资派。随着运动的进展，有的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批判学校党委。这时，工作组召开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布置反击“右派”学生的反动言行，把矛头指向学生。这在当时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因为中央要求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巨轮作为团委、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他在发言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反对工作组把矛头指向学生的做法。此后，工作组在召集有关会议时，就不再通知吴巨轮以及和他持同样意见的人参加。在工作组看来，吴巨轮是右派学生的同情者、支持者。吴巨轮得知此事后，找到工作组负责人理论。然而，理论无结果，因为双方观点对立。这样，吴巨轮依然贴出了揭露工作组做法的大字报，批判工作组执行了“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把矛头指向自治区党委，但谁都知道，工作组是区党委派来的。正因为如此，这张大字报产生了轰动效应。工作组不敢怠慢，立即与校党委一起组织团委、学生会干部动员学生批驳吴巨轮。这样便引发了学生两派的争论。

随后，批判工作组的浪潮席卷各大院校，很快波及到各中学和企事业单位。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市委以及各级党委派驻到学校、事业单位的工作组几乎都被波及，各学校单位的工作组一下子处在被批判的浪潮之中。在这个时间段，北京等地来疆串联的学生进一步鼓动和煽风点火。新疆的文革进程大约要比北京晚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来串联的北京学生带来了超前的观念与口号，对新疆批判工作组和自治区党委的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来自北京两大派的学生，在新疆却出奇地一致，均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批判区党委，更为激进者则喊出了打倒王恩茂的口号（当时不少新疆造反派尚未有如此认识）。在北京学生的鼓动下，批判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热潮不但没有降温，反而使批判的矛头渐渐指向自治区党委。1966年9月初，“炮轰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出现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矛头直指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

紧接着，多为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子女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开始揭批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吕剑人（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很快，各学校在工作组的安排下相继成立了以该名称命名的学生组织，并联合组建成新疆红卫兵司令部（即“红一司”）。

不久，各学校的造反派（大都是学校的少数派）陆续组建了革命造反红卫兵司令部，通过串联、联合，成立了新疆革命造反红卫兵司令部（即“红二司”）。新疆大学影响最大，因此新大的红二司就成为全疆红二司的牵头单位，吴巨轮被推举为红二司的总司令。吴巨轮等人认为，自上而下组建的红一司批判吕剑人是王恩茂的一个圈套：以红卫兵组织批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吕剑人，既给人以自治区党委坚决批走资派的印象，同时也保护了王恩茂自己。基于这种认识，红二司成立之后，便揭露“批吕保王”的阴谋，其斗争锋芒直指王恩茂。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保与反王恩茂的新疆两大派斗争逐渐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实际上，两派的斗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地方民族主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以及外国敌对势力都参与其中，自治区党委、政府、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部的矛盾也反映在这场斗争中。因此，新疆学生两派的斗争以及区党委的做法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周总理亲自将新疆两派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听取两派的汇报，要求两派学生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总理明确指出，区党委采用支持多数派、压制少数派的做法不对，不符合中央精神，要予以纠正。

自此之后，吴巨轮就在周总理那里挂了号，从1966年年底到1968年年初，吴巨轮等新疆红二司的负责人多次得到周总理的接见。除此而外，周总理先后亲自给吴巨轮打电话20余次。接见与通话的内容主要是听取汇报、给予相应的指示和提出明确的要求。在一个时间里，这种方式也成了传达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对新疆文化大革命指示的渠道之一。周总理直接给吴巨轮电话指示和多次接见红二司的代表，给了红二司以有力的支持。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周总理比较明确地呵护一个地区的少数派（造反派）似无他例。正是周总理的这种比较明确的态度，红二司才得以发展壮大。

按照红二司负责人的介绍，周总理如此明确呵护红二司有其多重原因。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初期，红二司和吴巨轮在维护新疆民族团结、抵御外来势力破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与红一司相比较，在红二司中少数民族学生占的比例要高一些。所以，不正确地打压红二司会被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当时，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层内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位自治区政府的副主席就是这种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吴巨轮等人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用很巧妙的方式将这位副主席和其他几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头目牢牢控制住，为挫败他们策划成立所谓东突尔斯坦共和国的阴谋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红二司将控制住的分裂主义头子交给了新疆军区。

1969年，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成员中吸收了两派工人、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吴巨轮成了革委会的成员之一。从革委会人员组成来看，红二司仍处于少数派地位，红一司的人数多于红二司，而领导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持红一司观点的人。

在此期间，吴巨轮毕业，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工作，他自己也成了家。吴巨轮的夫人是她的同学。吴巨轮虽然没有右手，但喜欢干家务，尤其是很注重家里的整洁。例如，桌面上落了灰尘，他总是及时地用抹布擦干净。因此，他的同学和红二司的战友嘲笑他有“洁癖”。

文革之后，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调离新疆。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王恩茂又回到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重新成为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后，新疆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王恩茂重新上台后不久，自治区党委就下达文件，将吴巨轮等一批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接着就开始对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隔离审查、蹲监，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曾经反对过王恩茂的少数派头头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被清算。按照吴巨轮等人的说法，“白色恐怖又回来了”。当时，少数派头头大体上有三种遭遇：一是被抓被关，二是闻讯提前逃跑，三是被迫自首认罪。区党委和市委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文革期间各院校、各大企业造反派的主要头头都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另外一些不太重要的头头则被定性为犯有严重错误。前者因反革命罪送交看守所（监狱），后者以办学习班的方式被隔离审查。从这时起，吴巨轮便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和吴巨轮一起被关押的其他有名气的，还有新大红二司的总司令刘某某，八一农学院红二司的总司令张某某以及其它院校、中学和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仅自治区司法厅挂号（被抓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就有数十人之多。闻讯提前逃跑的几位头头大都是父母亲籍贯在内地的，他们回到老家躲了起来。有的干脆就在老家找了工作、成了家，彻底离开了新疆。从现在的眼光看，所谓自首认罪的几位，其实也不是什么自首认罪，不过是上纲上线地将自己骂上一通，目的在于逃脱牢狱之灾，或洗手不干当逍遥派，或不再过问政治。

上述举措的确有效，经过几年甚至十多年的审查和关押，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成员均被驱除出各级党政机关。表面上看，造反派势力被打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影响似乎难以被清除，反而赢得了老百姓的同情之心。实际上，王恩茂秋后算账的做法太过于小儿科，仅此一招便失去许多人心。加上他重新上台后新疆经济秩序未见好转，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原来拥护他的群众转而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八十年代末，王恩茂调离新疆时，其在新疆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口碑甚差，与文革之前无法同日而语。尽管如此，从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层的构成来说，王恩茂的做法确有显著的效果。自王恩茂重新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后，新疆区内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都逐渐更换为文革期间保王恩茂的人员。即使王恩茂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成员在此后一个较长时期仍处于挨整的地位。这种毫不手软地打压“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举措之成效，在许多个案上亦有突显。除吴巨轮外，几位所谓罪大恶极的原红二司重量级人物，早早离开了人世。这些人均因长期被关押，难以承受坐监之辱，遂使身心受到摧残，思想根本不通，加上生活拮据，心情极度郁闷，相继患肝癌等症死去。

在这里，令人称奇的是，吴巨轮并没有因为被关押而消沉、颓废，或者身心垮掉。相反，他自始至终不惧不怕，不屈不挠，敢做敢为，并且心境坦然。他不仅毫无惧色，还尽可能在所有场合下据理力争，一方面罗列事实与证据，自我辩护，坚决否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另一方面则继续批判王恩茂执行的错误路线，指出王恩茂的如此做法是打击报复，进一步证明王恩茂心中有鬼。据吴巨轮自己后来介绍，他听说王恩茂要回新疆重新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就有了自己要坐牢的预感。为防不测，他将自己家中存放的文革期间资料、自己的书信材料等及时转移到她母亲那里，让母亲藏匿在外人无法知道的地方。所以，在他被隔离关押期间，自治区司法厅派人到他家几次搜查均未有收获。这种预判和措施说明，吴巨轮对形势的认识、对自己将会遇到的麻烦相当清楚。

王恩茂离任后，吴仍然被关押，但所受监视逐渐放松，审查逐渐成为过场，所受待遇也逐渐有了好转。又过了一段时间，自治区党委针对吴巨轮的情况下达了新的文件。文件称吴巨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等于否定了原来对吴巨轮的定性。文件下达之后，自治区司法厅的官员找他谈话，传达文件精神，并明确告知他只要认识错误即可既往不咎，并允许其即可出狱。对此，吴巨轮却十分明确地表明看法，既然重新定性为犯有严重错误，就应当将多年前下达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罪名的文件撤销，并在相应范围内做出解释，承认区党委搞的是错案冤案，同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吴巨轮说，自治区党委不明确回答上述问题自己就呆在狱中，自己不能不明不白地出狱！司法厅的官员对此无以应对，扫兴而回。后来，监狱的负责人通知吴巨轮，要其马上办理出狱手续（让他在一张表上签字），签字后即可出狱，还说其它事情一概不再追究。但是，吴巨轮仍然十分坚定地回答：不把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事情说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吴巨轮还明确要求监狱官员转告司法厅和自治区党委，自己出狱的名义是什么？王恩茂别有用心地制造冤假错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司法厅的厅长（吴巨轮校友、原新大红一司的成员之一）对此十分无奈。

为使吴巨轮离开监狱，司法厅的官员策划了一个计谋。他们让监狱负责人以吴巨轮要求见父母的名义，将吴巨轮的父母亲骗到监狱门外。然后又对吴巨轮说，你的父母亲正在监狱外面等候，说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同你见面。吴巨轮信以为真，急匆匆走出牢房，赶到会见室。吴巨轮见到了父母亲，略谈几句，便知中了圈套、上了当。待到吴巨轮要返回监狱时，监狱的看管人员早已经将他的全部物品放在了大门外。这时，他回不去了，加上父母亲也希望他出狱回家，他只好离开监狱。所以，吴巨轮是被骗出狱的，并且是不明不白出狱的。

出狱之后，原单位已经没有了他的工作岗位，因为原单位是将其按退职待遇处理的。为谋生计，他只好退职，领取了少许的退职金，并向亲朋借了些钱，自己申请开办了一家公司，经营房屋装饰材料和建筑材料。或许他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力，因此公司业务比较不错，效益也还可以。

前几年落实政策，单位对其改为内部退休，后来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相应的关系转到街道，千余元的退休金在社保部门领取。他的退休金之所以很低，是因为多年受审蹲监造成的。吴巨轮对于自己如此少的退休金看得很淡。他说比起许多红二司的战友来说，自己是幸运者。王恩茂一伙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欲让我死有余辜，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凡见到他的人，从他的外表、形态和身体状况，难以想象他曾有过那样大的磨难和曲折，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颓废的情绪，足见其胸怀颇为宽广。他是学生出身，却有军人气质。时至今日，这位已经退休的职工谈起政治之争的事情来，仍然头脑清楚，快人快语，说话直率，观点鲜明，语言尖锐。有时，也会吐出类似许多军官教训士兵的“脏话”来。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长于思考，从不随波逐流。可能是学习数学专业的缘故，他做事总要力求准确、严整、以理服人。直爽的性格，快捷的思维，惯以“数学推理”方式论证命题，善用明晰的语言表达意思，特别是，任何时候都不畏权势不唯上，在大人物面前也敢于直言、敢于争辩——这或许是王恩茂等对其恼火、无法容忍的一个直接因素。

吴巨轮退职、退休后并没有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很重。他说，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余生之年能对社会和人民有所贡献。在这几年中，吴巨轮边学习、边思考、边整理材料，对文革以来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如何结成政治利益集团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等进行了汇总分析。他认为，现在许多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分析和评价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往往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为什么会有文革？为什么政党的错误总是归结为个人的行为？为什么我们的执政者不能深究错误决策的文化、历史、制度与体制的原因？为什么总是有意回避民主话题、对完善民主制度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确实有待深入思考。他试图结合自己的经历对一些自治区领导人所作所为进行剖析，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寻根刨底，提出自己的认识和分析。至于说到他自己，他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尽管非法关押已经成为历史，但自己绝不会逆来顺受如此不白之冤，也不会甘愿承受欲加之罪。他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并将继续强烈谴责和批判这种无法无德的专制行为。

上面只是很简略地介绍了吴巨轮。介绍这位人物，不是想对他做出对与错或伟大与渺小的评价。因为，对这类人物的评价绝不能离开历史、政治、政党、社会及其理论等而孤立地进行。这里不妨回避对错与是非的评价问题，只就吴巨轮所具有的坚强意志、不屈不挠的品格与坦然开朗的心态，做出评判。显然，回答是肯定的。

正如有的人说的那样，吴巨轮是一个奇人、铁人、刚强之人。在我看来，吴巨轮的这些品格和处世态度，对于许多人确实有着很现实的借鉴意义。那些意志薄弱、遇到挫折便灰心丧气、经不起失败打击的人们，是否应当向他学习学习呢？推而论之，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一族人，即使攀到高官厚禄，并且也很道貌岸然，是否应当被揭露致病使其为千夫所指呢？至少，整人者可恨，而吴巨轮们可敬。学可敬者，唾弃可恨者，常理也！

（7月6日草稿，24日修改。两张照片见相册个人）

结束语

打算写的六篇回疆随记，已经完成。拖拖拉拉一个多月时间，效率太低了！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解释低效的原因。不过，很想说的一点是，就是怕事实描述欠准确，故在整理修改时又对若干情况进行了核对、补充与纠正。还要解释的是，随记之六《陈绍宏其人》，是闻讯陈绍宏病故的噩耗后增加的，并先写了出来，最先提供各个位。

恳请指正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