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厚荣：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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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左二）与周恩来（左三）等人合影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吴昆先生的《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后，我自然想起，江西吉安市政协曾赠我一册《吉安文史资料（第一辑）》（2004年8月编印），其中收有萧庐生写的《我和吴晗的一次通信》一文（原载2000年9月5日的吉安市委机关报《井冈山报》）；该文公布了1965年12月13日吴晗给萧的一封复信（写于给吴昆信之前70天）。两信都是谈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反映了吴晗在当时处境下前后有差别又有连贯的两种思想状态，透露了吴晗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的内心波澜。

吴晗和萧庐生的通信

　　萧庐生当时在江西吉安县县直机关工作，当大家在一块议论姚文元的文章时，他公开赞扬吴晗的《海瑞罢官》，认为姚对历史无知。11月底，报上陆续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绝大多数讨论文章尊重历史，肯定《海》剧，不同意姚文。萧庐生也想参加讨论，便给吴晗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吴晗市长：

　　11月10日《文汇报》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看后很不服气，姚不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断章取义，蛊惑人心。现在报上开展了对《海瑞罢官》一剧的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打算参加讨论，今特写信给你，请你寄一本《海瑞罢官》剧本给我，或请你去北京新华书店代我买一本寄来，书款即寄。

　　此致

敬礼！

萧庐生　

1965.12.5　

　　信寄出后，很快收到了吴晗的回信，内容如下：

庐生同志：

　　来信收到。《海瑞罢官》一剧是我前几年写的，该剧上演后反映也较好，现在有人提出种种责难，我不以为然，是非自有公论。现在看来，该剧也是有缺点的，值得讨论。我手头没有了这个剧本，北京书店也没有卖。最近《文汇报》重新发表了该剧，请你去看一看，欢迎你参加讨论并提出批评。

　　此致

敬礼！

吴晗　　

1965.12.13　

吴晗写信时的处境

　　吴晗复萧信写于1965年12月13日，此时距姚文发表之日为33天。其间，全国各省、市、区党报都转载了姚文，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时的编者按更升级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但11月29日、11月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时的按语则把关于《海》剧的批评看成是学术问题（“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认为不同意见可以讨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11月29日的《文汇报》也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其编者按称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并接连几天发表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吉安萧庐生就是由此产生了撰文参加讨论的念头。

　　在北京，12月8日，彭真指示邓拓给吴晗写信，让他迅速写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文章。邓拓在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712页）于是，吴晗开始写《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此文后于12月27日在《北京日报》刊出了）。

　　12月12日，邓拓按彭真指示写的批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同时推出，以重头文章力图把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

　　正是在向阳生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吴晗给萧庐生写了复信。

　　那么，在姚文发表至给萧回信这一个多月中，吴晗的心境、情绪如何呢？据此期间曾去探望过吴晗的亲人们回忆，一向谈笑风生的吴晗，此时一变而为：倚坐圈椅，睡袍拖地，心情沉重，双眉紧皱，眼神迷茫，摇头叹息，烟不离口，每顿只吃一碗粥，一下子变老了。当亲人告诉他外面的反映：“大部分人认为是学术之争，姚文元的无限上纲，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吴晗默默地听着，眼中闪着泪花，始终一言不发。（同上书，吴浦星、宋滇、吴平、容伊的回忆文章）

吴晗写信是“精神突围”

　　吴晗给萧复信，非同寻常。先看其急迫性和郑重性。萧发信在12月5日，吴复信在12月13日，按当年江西吉安至北京的邮程需5日左右，可见是收信后迅即写回函的。萧去信只是想要一册剧本，而吴晗此时正奉命写检讨文章，按常理对受批判这一敏感问题应避而不谈；当时吴晗尚有秘书在侧，让秘书给萧写个“剧本《文汇报》已重新发表，可找来看”的答复，也就算对来信尽责了。可吴晗却要亲笔复信，而且正面地表达自己对《海》剧问题的观点、态度，这就“真不简单”了。

　　再来看信的内容。全信仅122字，却清晰地表述了五层意蕴：（1）《海瑞罢官》上演后“反映较好”，这是借观众舆论表示对此剧的基本肯定；（2）对有人（姚）提出的“种种责难”，断然声明“不以为然”，即坚决不能接受；（3）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可理解为，只要诉诸公论，是非不难明白；（4）坦诚表示“现在看来，该剧也是有缺点的，值得讨论”，愿从讨论中领教；（5）“欢迎你参加讨论并提出批评”，这也是对广大公众而言。

　　吴晗为何要如此急切、郑重地给萧写这么一封回信呢？

　　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种非常严峻但尚不明朗的形势。一方面，姚文发表后，中央及各省级大报纷纷转载，气势超前，波涛汹涌，尤其是军报定性为“大毒草”，而且背后有“上头”的支持。作为明史专家，他自然清楚史上文字狱是如何罗织的；作为高级干部，他更知道此前历次“学术思想批判”的对象们的下场如何。因此，他预感到将有不测之祸。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彭真和自己接触较多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自己是了解的并且仍在设法保护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态度是温和的，各报正在开展的讨论中许多著名专家和普通读者对姚文元乱扣政治帽子是反感的，特别是12月12日又发表了向阳生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批评文章，这些又使他产生了一种稍带宽慰、乐观的希冀和期待心理，以为真的学术批判范围的讨论有望开展起来，出现“是非自有公论”的转机，而且他自问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有站得住的自信，自己结局或许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术思想问题，当然，他也预感凶多吉少。恰当此时，他收到了萧庐生的来信，一位在僻远地区的普通干部表达了对姚文元“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断章取义，蛊惑人心”的强烈义愤，这使他感受到了“公道在人心”的欣慰，这可能是他亲自动笔给萧复信、坦露心迹的原因。

“公论”不敌“强权”的教训

　　如果说，吴晗致萧庐生信，表达的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学者对真理、对自身清白和人格尊严的原则坚守和权利维护，那么，致吴昆信则表达了经过70天批判和反思后认识上的“进步”或“提高”，承认“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没有得到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就不能不犯错误”，而且“错误是一贯性的”，但仍坚持“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没有犯大错误”，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依然坚守了认错的“底线”。这两封信都体现了文革序幕阶段第一个受残酷打击者的真实思想状况，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一位赴诉无门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这或许就是两封信的历史文献价值所在。

　　但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吴晗致萧信中对“是非自有公论”所寄予的期望，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无端受迫害的人们无奈之下的共同呻吟。但“公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是讨论，让公众有发表意见的可能。在当时，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仅文汇报社就收到3000多件批驳姚文的来信来稿，北京的翦伯赞、翁独健，上海的周谷城、周予同等众多学者、教授公开为吴晗鸣冤叫屈，无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如萧庐生和同事们议论纷纷，都指责姚而同情吴。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海瑞罢官》中本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公众的良知痛恨对好人的冤枉，在江青、张春桥策划指导下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姚文元给《海瑞罢官》横加的“政治帽子”很快被戳破，姚一时反成了众矢之的。

　　由彭真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并以中央文件批转全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主张开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讨论，旨在避免重复历史上“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错误，并保吴晗过关。如果它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容许批评与反批评自由的正常讨论真的能开展起来，姚文元诬陷《海》剧的不实之词将被驳倒，砍向吴晗的第一刀将被挡住，则文革“序幕”能否在当时拉开就成了大问题。

　　但是，就在吴晗给萧写信后的第8天即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发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康生的献策，为姚文元文章的漏洞作“事后补救”。（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第35页）然而，这同样是无凭无据但却更为厉害的政治构陷。当时，彭真曾一再直接向毛泽东据理力争：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没有关系。但不被理睬，反而招致毛的更加激怒。吴晗与《海》剧由此骤然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最终置于死地。而时至今日，有知情人透露，就连姚文元，竟也不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同上）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当时，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最为剀切、沉痛：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明知没有罪证，却凭“最高”领袖一句话，就把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民主革命的英勇斗士、解放后长期任北京市副市长、共产党员，以“莫须有”之罪打翻在地。从此“突破口”被打开，祸水漫窜，上至国家主席，中间“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下至平民百姓，千万人被“以革命的名义”，先定罪名，再捏造“证据”，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冤案累积如山，冤狱遍于国中。从一个人的悲剧开始，扩大到一个民族的悲剧。

　　吴晗给萧的信，寄热望于由“公论”来定“是非”，但无情的事实给他的回答却是：“强权”能轻易压倒“公论”，还能导演出、制造出是非黑白颠倒的另类“公论”。血的教训昭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作保障，而且这种保障必须是有效施行的而不是仅仅写在纸面上的。人权的主体是“每个人”，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权利至上，民主、法制应落实到保护“每个”无辜的“人”不受“莫须有”的罪名迫害。


（作者为地方史志学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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