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厂 疑之信之，不如考而证之：驳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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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

图一: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原件 图二：顾颉刚致胡适信原件末页

　　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图一）顾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日记》说是因为“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信中所陈“两年中痛苦”，指从1926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说起，再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多的际遇，主要是关于自己与傅斯年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但是这封信的落款时间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图二），即1929年8月20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此前曾引起学者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根据原件整理，整理者将此信置于192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5年）根据原件影印，编者已将此信置于1928年，可惜未说明理由。好在这封长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不难考究其确切的写作年份，因此三十年以来也并没有成为被大家特别提起的话题。

　　但是，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公布，细心的读者通过日记与书信的比对，发现了这个都是由当事人亲笔留下的在写作时间上的两歧纪录，于是产生了怀疑。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在读过《顾颉刚日记》之后，就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刊登在2009年2月1日《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版中。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记在自己手上，而书信在收信人那里。——　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年10月25日日记）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疑与信，皆需考。”所以说要确定顾颉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其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方法，就是将信中涉及到的时、地、人、事，寻求相应的史料来比勘印证。

　　顾颉刚这封长信中，至少有八件事的确切时间可以考知，兹先引原文，再略述事由如下：

　　〔一〕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

　　按“前年出京”指1926年8月顾颉刚离开北京受聘厦门大学事。顾颉刚1926年7月1日日记：“兼士先生送来厦门大学聘书二纸，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拟于八月中行。”遂于该年八月五日起程“出京”，二十一日抵厦门。所谓“负了二千元的债”，据顾颉刚1926年1月6日日记载欠债总数为“共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零五厘”，同年5月16日致胡适信中，列“颉刚欠款”清单，共欠款“一千九百五十元”，同年9月12日日记载欠债数为“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元”。信写于1928年，与称1926年为“前年”正合。

　　〔二〕去年上半年，就为了别人的攻击，弄得心很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工作。

　　按“去年”指1927年。顾颉刚1927年6月28日致沈兼士信曰：“此半年中，一班无聊人为我造谣不少。”同年7月4日致王伯祥叶圣陶信曰：“这半年中，生活一乱，差不多没有读书。”

　　〔三〕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1月28日日记：“希白来信，谓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往美国捐款，得二百万元，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因招我去。此事我极愿就，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同年2月23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研究中国学经费，年定十万元，予心颇动，欲往。盖（一）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二）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三）康媛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希白，容庚字，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所谓“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事，即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洪业、董纳姆等筹划，于1928年1月4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基金”即由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所设立的“霍尔教育基金”。

　　〔四〕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

　　按“那时”指1928年3、4月间。顾颉刚1928年3月20日日记：“蔡先生（即蔡元培）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可进行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民国十七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3月25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大学设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员仍须兼大学本科课，并须办事，闻此使我心冷。”次日日记：“写致希白书，详说近年所感痛苦，求去粤之意，并说不就燕大本科教授之故。”信中说：“兄来书中谓燕大中‘不教书、不办事是办不到’，这颇使我失望。燕大既办研究院，为什么不让人专在研究院而必兼大学本科的职务呢？兼了大学本科的职务，又要办研究院的事，那不过是使我复演厦门、广州的生活而已。我既决不会满意，而贡献于燕大的成绩也不会很多。……此事弟不愿就，幸恕之。”同年6月15日致胡适信：“今春燕京约我，我本想去，因怕伤孟真感情而辞去。好在我只想得一研究的环境，如中央研究院可办好，则与去燕京无殊，故下半年决在中央研究院矣。”又，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故十七年夏间燕大见招，弟已谢绝，谓下期到中央研究院，较燕大之必兼数小时功课者，尤为适于研究。”可为佐证。

　　〔五〕今年放暑假时，我是预备脱离广州的。经校长和学生作了十馀天的挽留，始应承再留半年。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7月11日致容庚信：“弟本拟于今夏返京，如无此间校长与学生日日来留，无法摆脱，只得再留半年。”同年7月15日致胡适信：“我本想本月底北行，因骝先先生及学生坚不放走，只得答应再留半年。”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不幸是年（即1928年）暑假时，朱骝先先生一再挽留，学生亦一再挽留，情不可却，只得再留半年。”故到1929年2月学校放寒假时，顾颉刚才携眷离开广州北上，临行时曾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顾颉刚启示》（分别刊于1929年2月间《中山大学日报》、《民俗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六〕举一个例罢：譬如这次中大招考新生，我为阅国文卷的主任，我见有些人批分太苛了，有些人的标准太不定了，使得考生吃亏许多，我便于阅毕之后重阅一过，改定分数。

　　按顾先生1928年8月17日日记：“阅国文试卷者六人，信甫、太玄、杭甫、莘田、泽宣（第二日请缉斋代）、予；予为主任。”19日日记：“到校，增加试卷分数。……阅卷诸人，缉斋太刻，太玄毫无标准，有可以六七十分而仅批八分十分者，虑学生吃亏，故为改批。”

　　〔七〕自从到了广州以后，《研究所周刊》出到四十二期了。

　　按“《研究所周刊》”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1927年11月1日日记：“[周刊一期（1—26页）。]”以后每周一期。1928年8月15日日记：“[第四十二期（发）。]”同年8月22日日记：“[第四十三期（发）。]”又，1929年7月5日致闻一多信：“《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期。”

　　〔八〕今日览报，悉孑民先生已辞大学院长职，中央研究院不知要否受影响。

　　按“今日”指1928年8月20日。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18日：“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东方杂志》时事日志1928年8月18日条：“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

　　综上所考，顾颉刚日记将此信隶于1928年8月20日是不用再怀疑的。不过书信的落款写作“十八年”，确实有点令人费解——最可能的答案就只能是他一时的笔误。因为是年11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傅斯年从胡适处见到的顾颉刚“致适之先生信”，即是此信。此信之曝光，似乎加速了顾、傅间的“交恶”。顾颉刚虽说“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实亦不曾断绝，从保留下来的1929年以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往还的十数封信中，我们犹可以读到两人间的互为帮助及真诚鼓励——或许这样的“私交”可能仅停留在文字客套的层面，所谓江湖浩浩，各行其道，但在学术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老辈风范，今之学人多不可及矣。

http://book.hexun.com/2009-03-06/115347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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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一文并驳斥改日记之谬说

p://www.gmw.cn/01ds/2009-03/04/content_893691.htm

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

，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

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图一）顾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日记》说是因为“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信中所陈“两年中痛苦”，指从1926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说起，再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多的际遇，主要是关于自己与傅斯年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但是这封信的落款时间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图二），即1929年8月20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此前曾引起学者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根据原件整理，整理者将此信置于192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5年）根据原件影印，编者已将此信置于1928年，可惜未说明理由。好在这封长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不难考究其确切的写作年份，因此三十年以来也并没有成为被大家特别提起的话题。

但是，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公布，细心的读者通过日记与书信的比对，发现了这个都是由当事人亲笔留下的在写作时间上的两歧纪录，于是产生了怀疑。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在读过《顾颉刚日记》之后，就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刊登在2009年2月1日《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版中。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记在自己手上，而书信在收信人那里。――　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年10月25日日记）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疑与信，皆需考。”所以说要确定顾颉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其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方法，就是将信中涉及到的时、地、人、事，寻求相应的史料来比勘印证。

顾颉刚这封长信中，至少有八件事的确切时间可以考知，兹先引原文，再略述事由如下：

〔一〕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

按“前年出京”指1926年8月顾颉刚离开北京受聘厦门大学事。顾颉刚1926年7月1日日记：“兼士先生送来厦门大学聘书二纸，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拟于八月中行。”遂于该年八月五日起程“出京”，二十一日抵厦门。所谓“负了二千元的债”，据顾颉刚1926年1月6日日记载欠债总数为“共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零五厘”，同年5月16日致胡适信中，列“颉刚欠款”清单，共欠款“一千九百五十元”，同年9月12日日记载欠债数为“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元”。信写于1928年，与称1926年为“前年”正合。

〔二〕去年上半年，就为了别人的攻击，弄得心很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工作。

按“去年”指1927年。顾颉刚1927年6月28日致沈兼士信曰：“此半年中，一班无聊人为我造谣不少。”同年7月4日致王伯祥叶圣陶信曰：“这半年中，生活一乱，差不多没有读书。”

〔三〕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1月28日日记：“希白来信，谓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往美国捐款，得二百万元，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因招我去。此事我极愿就，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同年2月23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研究中国学经费，年定十万元，予心颇动，欲往。盖（一）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二）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三）康媛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希白，容庚字，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所谓“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事，即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洪业、董纳姆等筹划，于1928年1月4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基金”即由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所设立的“霍尔教育基金”。

〔四〕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

按“那时”指1928年3、4月间。顾颉刚1928年3月20日日记：“蔡先生（即蔡元培）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可进行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民国十七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3月25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大学设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员仍须兼大学本科课，并须办事，闻此使我心冷。”次日日记：“写致希白书，详说近年所感痛苦，求去粤之意，并说不就燕大本科教授之故。”信中说：“兄来书中谓燕大中‘不教书、不办事是办不到’，这颇使我失望。燕大既办研究院，为什么不让人专在研究院而必兼大学本科的职务呢？兼了大学本科的职务，又要办研究院的事，那不过是使我复演厦门、广州的生活而已。我既决不会满意，而贡献于燕大的成绩也不会很多。……此事弟不愿就，幸恕之。”同年6月15日致胡适信：“今春燕京约我，我本想去，因怕伤孟真感情而辞去。好在我只想得一研究的环境，如中央研究院可办好，则与去燕京无殊，故下半年决在中央研究院矣。”又，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故十七年夏间燕大见招，弟已谢绝，谓下期到中央研究院，较燕大之必兼数小时功课者，尤为适于研究。”可为佐证。

　　〔五〕今年放暑假时，我是预备脱离广州的。经校长和学生作了十馀天的挽留，始应承再留半年。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7月11日致容庚信：“弟本拟于今夏返京，如无此间校长与学生日日来留，无法摆脱，只得再留半年。”同年7月15日致胡适信：“我本想本月底北行，因骝先先生及学生坚不放走，只得答应再留半年。”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不幸是年（即1928年）暑假时，朱骝先先生一再挽留，学生亦一再挽留，情不可却，只得再留半年。”故到1929年2月学校放寒假时，顾颉刚才携眷离开广州北上，临行时曾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顾颉刚启示》（分别刊于1929年2月间《中山大学日报》、《民俗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六〕举一个例罢：譬如这次中大招考新生，我为阅国文卷的主任，我见有些人批分太苛了，有些人的标准太不定了，使得考生吃亏许多，我便于阅毕之后重阅一过，改定分数。

按顾先生1928年8月17日日记：“阅国文试卷者六人，信甫、太玄、杭甫、莘田、泽宣（第二日请缉斋代）、予；予为主任。”19日日记：“到校，增加试卷分数。……阅卷诸人，缉斋太刻，太玄毫无标准，有可以六七十分而仅批八分十分者，虑学生吃亏，故为改批。”

　　〔七〕自从到了广州以后，《研究所周刊》出到四十二期了。

按“《研究所周刊》”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1927年11月1日日记：“[周刊一期（1―26页）。]”以后每周一期。1928年8月15日日记：“[第四十二期（发）。]”同年8月22日日记：“[第四十三期（发）。]”又，1929年7月5日致闻一多信：“《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期。”

〔八〕今日览报，悉孑民先生已辞大学院长职，中央研究院不知要否受影响。

按“今日”指1928年8月20日。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18日：“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东方杂志》时事日志1928年8月18日条：“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

综上所考，顾颉刚日记将此信隶于1928年8月20日是不用再怀疑的。不过书信的落款写作“十八年”，确实有点令人费解――最可能的答案就只能是他一时的笔误。因为是年11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傅斯年从胡适处见到的顾颉刚“致适之先生信”，即是此信。此信之曝光，似乎加速了顾、傅间的“交恶”。顾颉刚虽说“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实亦不曾断绝，从保留下来的1929年以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往还的十数封信中，我们犹可以读到两人间的互为帮助及真诚鼓励――或许这样的“私交”可能仅停留在文字客套的层面，所谓江湖浩浩，各行其道，但在学术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老辈风范，今之学人多不可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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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维铮先生2月22日发表于《上海书评》的《顾颉刚铭“九鼎”》（下简称“朱文”），对这桩我以前不甚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公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收获颇多。朱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似素无好感（看《上海书评》2月1日发表之《顾颉刚改日记》），在此文中对顾先生自然亦颇多贬抑之辞。但文中有几处似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今写出来向朱先生请教，也请读者指正。

　　朱文说：“既然从1923年起，顾颉刚就坚持说大禹治水、禹作九鼎，均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由此建构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辨伪系统，怎么时过二十年，到1943年，他却自悖其论，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向蒋介石‘献九鼎’呢？”据我所知，顾颉刚先生从未发表过“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意见。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致钱玄同信中，写过下面这些话：“《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古史辨（一）》62页）顾先生在同一年发表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还提出“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的看法。总之，顾先生只疑禹本来并非人王；却并未讲过类似“大禹治水”“为战国后古书‘造伪’”的话。至于《史记·封禅书》等所说禹铸九鼎，大概是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语中“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说法演变而来的。顾先生对禹铸九鼎说法出现的时代本并无明确意见。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先生只说他在1923年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据《左传》此文相信九鼎是夏铸的，禹的出现与九鼎上所铸纹饰有关系；因顾先生又怀疑“贡金九牧”之语，所以放弃此说（《古史辨（一）》63、119-120页）。至于先秦无禹铸鼎之说，是顾先生和童书业在1937年合作发表的《鲧禹的传说》（《古史辨（七·下）》194页）中才明确提出来的意见，并非朱文所说的“1923年”。关于此问题，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指出先秦无禹铸九鼎之说，并非建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根据；第二，据童教英说，《鲧禹的传说》等文都是“由父亲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然后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49页，《鲧禹的传说》已被收入近年出版的《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将此意见归在顾先生一人身上，恐亦不妥当。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二）中“於维总裁，允文允武”一句，朱文解释说，“首句分明套用《周颂》‘於皇武王’，而‘於皇’据清人《诗》注乃表示赞叹的发语辞。但内有‘皇’字，便可能犯忌，……顾颉刚于是用生造的‘於维’代替了。次句‘允’作信解，也是《诗》《书》常用字，而‘允文允武’则语带双关，既赞总裁兼委员长乃唯一的文武领袖，又可据《尚书·冏命》释作总裁真是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至于《冏命》是‘伪古文’，就顾不得了。”其实“於维总裁”句即使是套用《周颂》“於皇武王”，“犯忌”之说亦不能成立。众所周知，《武》“於皇武王”之“皇”并非专制君主之“皇”，而是“大”的意思，顾先生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此句其实不但不是套用《周颂·武》，“於惟（‘维’与‘惟’古通用）某某”也并非顾先生生造。这类说法常见于汉代传世古书及碑铭，《汉书·叙传下》“於惟帝典”（颜师古注：“於，叹词也。”），《郎中郑固碑》“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金石萃编》卷十），《敦煌长史武斑碑》“於惟武君，允德允恭”（《金石萃编》卷八），《荆州刺史度尚碑》“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隶释》卷七），是其比。伪古文《尚书·冏命》“昔在文武，聪明齐圣”中的“文武”自然指文王和武王，但是这跟顾先生所撰鼎铭又如何能够比附呢？从我们上举汉碑“允德允恭”、“允懿允明，文武是该”等话来比照，顾先生所作鼎铭“允文允武”中的“文武”则恐怕只宜作形容词理解，而决不好与“周朝文、武二君‘聪明齐圣’的不世出的伟人”等意义牵合。朱文以顾先生不顾《冏命》之伪以媚蒋，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关于顾先生所撰鼎铭（一）原文“万邦协和，光华复旦”被马衡改作“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朱文解释说：“首句出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清代汉学家较通行的诠释，百姓指百官，协意为合，邦指封国。二语大意谓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这是未然语，表示一种期盼。但顾颉刚将‘协和’与‘万邦’二词对调，意思就变了，变成已然语，暗喻蒋介石已使万国实现和谐。”“协和万邦”是动宾结构，“万邦协和”是主谓结构，其差别并不一定在于“未然”和“已然”。从语法上讲，“协和万邦”自然可以根据语境表示“协和了万邦”或者“使万邦协和”的意思。从《尧典》上下文很容易看出，“协和万邦”实非“未然语”，而是对尧统治时盛况的描述。此句孔颖达《正义》说：“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可以代表大多数学者的理解。《东观汉记》“盖闻尧亲九族，万国协和，书典之所美也”（《后汉书·下邳惠王衍传》李贤注引和帝诏），正是汉人引《尧典》时把“协和万邦”理解成“万邦协和”的确证。朱文却将此句翻译作“帝尧告诫百官，放明白些，要使天下万国和睦共处”，平白增添了“告诫”、“要”等词，并把“昭明”解释为“放明白些”，都与《尧典》原文意思不符，其症结是否都在于想把“协和万邦”解释成“未然语”，进而给顾先生贴上“寡亷鲜耻”的标签呢？最后说一句，《尧典》作“协和万邦”而不说“万邦和协”，是和下句“黎民于变时雍”趁韵（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邦”字条，“邦”、“雍”是古东部字）；马衡将顾先生所写“万邦协和，光华复旦”改为“协和万邦，以进大同”，最平实简单的解释恐亦当从押韵的角度考虑（“同”也是东部字）。所谓马衡对顾先生的“谀词”“难以忍受，非改不可”云云，大概也属求之过深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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