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沙洲县红卫兵运动始末 (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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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率先成立这一组织，声称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公开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学生，红卫兵运动由此在全国迅猛兴起。在中央文革小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煽动下，红卫兵运动进一步发展膨胀，推向社会，形成一股股“造反派”势力，成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全国动乱局面的一支重要力量。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作用逐渐削弱。同年9、10月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基本结束。1978年，团中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统一取消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沙洲县的红卫兵运动也同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一样，经历了发生、发展、恶性膨胀、逐渐衰落直至消亡的过程。

运动的兴起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共沙洲县委在1966年5月18日传达《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决定在沙洲县的文化、教育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县委要求学校依靠革命师生“左”派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沙洲县各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当时的运动形式，学校一边上课，一边有组织地发动师生写大字报，揭批所谓“三家村（专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黑店”，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黑话”，同时批判封资修旧文化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些学生还向报章杂志投稿，响应社会的批判潮流。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将当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要求各地中学停课进行一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梁丰中学首先停课闹革命，尔后，沙洲、塘桥、南丰、乐余、大新、鹿苑等中学先后停课，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比停课前更大的规模和声势，批判“黑帮”、“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罪行”，并开始对本地区、本校教师中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摘帽右派进行揭发批判。一时间，学校教室、走廊和专门搭起的大字报栏，全部贴满大字报；一些有“问题”的教师的寝室、床铺上也糊满了大字报。学校开始出现混乱局面。

6月上中旬，全县逐级传达《中共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革”运动逐步深入。为了更好地领导运动，县委先后向沙洲中学和后塍中学派出工作组，继而又向梁丰中学和其他完中派出工作组，向各所初中各校派出联络员，并指令各校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面推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这时运动重心转向本地本校，将已揭出的“四类分子”教师和新揭发出的有问题教师关进“牛棚”，并非法揪斗学校“当权派”、戴高帽、挂黑牌、抄家、殴打，进行惩罚性监督劳动。期间产生了一些恶性事件：塘桥中学校长被吊打摧残，梁丰中学一教师被勒令吃吐出的鱼骨，港口小学一教师被摧残致死。学校秩序进一步混乱，并有一些学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的“串联”。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公开发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随之出现了大批赞扬红卫兵革命热情和勇气的文章。在这股狂热浪潮的推动下，沙洲县的红卫兵组织于8月中旬首先在梁丰中学建立。作为应运而生的所谓新生事物，这一组织很快在全县各校蔓延，各所完中，初中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红卫兵成为时髦的“革命小将”，成为全县“文革”运动的急先锋。当时，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条件掌握得十分严格，受“血统论”影响，红卫兵必须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烈士家庭）的学生，并且父母在历史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污点。一旦查明是“黑五类”或有污点的，即行开除。为了家庭出身，学生中出现纷争，塘桥中学学生强行冲进学校档案室，打开全部档案，酿成风波；沙洲中学的学生干脆销毁了学生的全部档案。在当时的革命喧嚣声中，红卫兵实际上取代了学校共青团和学生会，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学生组织。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只能参加一些类似“二等公民”的战斗队组织，为以后的派性斗争埋下了隐患。

运动的发展

1966年8月19日，北京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予以公开支持。破“四旧”运动由此波及全国。8月下旬，沙洲各所学校红卫兵在中央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指引下，仿效首都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向“四旧”开火。

首先，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呼“造反有理”口号，到街头对一些旧校名、店名、厂名、桥名、路名进行“革命”，以“红卫”、“工农兵”、“东方红”、“人民”、“解放”等名词取而代之，如原梁丰中学改名为“东方红中学”，范贤小学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塘桥中学改名为“人民中学”等。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对自己姓名中的封、资、修意识进行革除，取名“文革”、“红卫”、“东彪”的比比皆是。

    其次，对旧标识、旧图籍读物等视为封资修黑货进行销毁、焚烧、封存。在街上看到 “凤凰” 自行车即揭去标牌，对查抄出来的家庭宗谱、旧的戏衣绸袍服装进行集中焚烧。锦丰技校红卫兵上街把外贸出口产品“花边”全部剪除，纸马店的纸马收集付之一炬，一些学校还上街剪行人的“小裤管”等。各校大量的图书，有的作为封资修黑货“封存”，如沙洲中学；有些学校则彻底毁灭，如梁丰中学、塘桥中学等，好多学校保存多年的珍贵古籍图书由此拖散，无一存留。

第三，对旧建筑、旧场所全面清扫，对有“问题”人家进行抄家。在农村，凡桌椅床榻有蝙蝠、麒麟、飞龙图案的，或整体砸坏，或全部铲除；古色古香的屋脊檐头尽皆犁平。杨舍镇河南庙的佛像全部摧毁，后塍天主堂高耸的钟塔被拆除，鹿苑滩里天主教堂十字架被取走，教堂被封死。对社会上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视同四类分子，进行抄家，没收字画、金银物品和存折。南丰中学红卫兵抄家时连藏到麦缸里的银元也全部搜出。这些“革命行动”，有些是学校红卫兵单独进行，有些则是学校红卫兵会同社会上的“红卫兵”组织一起进行。

这一时期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极大地震慑了社会各阶层，也诱发了社会上沉渣泛起。不少人伺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借机混水摸鱼，捞取金银物品，社会陷入极大混乱。据统计，全县被查抄金银珠宝的3852户，拆房1033间，毁坏图书六七万册，损坏学校理化仪器折合当时价值10余万元，名胜寺庙建筑横遭破坏，港口河阳地区古墓、宝典等珍贵文物掘而毁之，收而焚之，不可计数。

1966年9、10月以后，县委派往各校的工作组奉命撤出，各学校的党支部、校行政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在批斗“当权派”中，由于对待学校领导不同态度，一些主要学校如沙洲中学、梁丰中学、塘桥中学开始在学生中产生分歧意见。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先后组织两批“根正苗红”的红卫兵及教师职工代表共约1400多人赴京接受检阅，参观“文化大革命”，而更多的学生因出身关系无权参加，于是自行外出串联。这使学生中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学校秩序进一步失控。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沙洲籍外地大学生，如清华、北大、南大、南工等组成返沙战斗队，到各主要完中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县人委领导，进一步激化了所谓“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不同观点的矛盾和纷争。当时大多数学生看到恢复学习已基本无望，便转向消极失望而退出运动，回到家乡。另有一小部分红卫兵激进分子则留在学校，并同社会上两大派融合，继续热衷于“文化大革命”，由此卷入派性斗争的漩涡。

在此期间，红卫兵组织参与的主要活动有：①1967年4月21日，东方红中学、沙洲中学、塘桥中学的学生共300多人到沙洲县人武部和公安局大院绝食，要求为沙红三司公开平反，绝食活动历时58小时,于4月23日结束。②4月26日和5月23日，沙红三司组织学生两次冲击县广播站，强行占领机房，并先后同解放军战士、杨舍公社农民发生冲突。③8月20日，沙红三司组织100多人去县看守所、人武部、公安局抢夺手枪73支，到军械所，县中队抢夺机枪2挺，半自动步枪10支；另一派组织工农学串联会也于12月9日到常熟福山驻军营地抢走轻机枪2挺，冲锋枪2枝，半自动步枪21支。④8月28日，沙红三司从全县各地调集3000多人，到塘桥公社武装示威游行，将“塘革联”群众20多人关进塘桥中学拷打审讯。⑤12月17日，沙红三司数十人坐消防车到港口公社砸县“工农学革命串联会”总部，返回时途经恬庄镇，发生武斗。“工农学革命串联会”被打死1人，打伤2人，抓走3人，“沙红三司”被炸伤1人。

由于当时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红卫兵组织成为造成沙洲地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运动的衰落

1968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410部队授权6458部队对沙洲县实施军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沙洲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县军管会一成立，即指令沙红三司和工农学串联会各派员参加江苏省两派的代表团去北京谈判，于2月23日达成大联合协议，实行大联合。之后，沙洲县两派负责人到无锡在解放军主持下，协商具体的联合方案，为时一年多的派性斗争基本结束。3月30日，沙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学生红卫兵有1人参加常委，2人为委员。

沙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实现全县两大派从上到下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各类派性组织全部解散，按行业系统分别设立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并向各学校派驻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学校消除派性，整顿教学秩序，处理遗留问题，红卫兵的作用由此逐渐削弱，不再是造反劲头十足的派性组织，而是在革委会、军管会领导下的学生群众组织。

1968年7～8月，参加红卫兵的在校学生全部毕业，回到各自居住地，其中农村学生回农村务农，城镇户口的居民学生除一部分分配进工厂外，绝大部分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乡插队落户。还有不少学生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升入中学的学生，参照外地做法继续参加红卫兵组织，梁丰中学、沙洲中学、后塍中学、塘桥中学等中学还建立红卫兵师，但此时的红卫兵组织仅是一种管理形式，而且涵盖吸纳人员相当广泛，大体上取代原先的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在县红代会指导下，各校红卫兵主要配合工代会、贫代会做一些中心工作。在学校内部则主要是在校革委会领导下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搞“小红花”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九大”召开后，学校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并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野营拉练学习解放军。七十年代前期至中后期，由于县革委会和学校革委会扎口处理所有的日常工作，学校教学秩序虽有所波动，总体上趋于正常，红卫兵的作用不再突出。在又一届学生红卫兵毕业后，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已经趋于谈化。虽然批“回潮”、“批林批孔”中，学校红卫兵也参加的，但已经是学校统一组织的行动了。

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称：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的青少年的群众组织，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欺骗下，少数红卫兵做过一些错事。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已恢复，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因此，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沙洲县团委和文教局及时转发了这一文件，在各学校中取消了红卫兵组织。据此沙洲县红卫兵运动彻底终结。


                              （供稿单位：张家港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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