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蒸：我的北大图书馆生涯（文革前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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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者曰：按时间顺序进行了一些排列。



为读者服务是惬意的


——我的图书馆生涯（7）





我到北大图书馆是从“站出纳台”开始的，一站就是6年（1960-1966），直接为成千上万的师生员工服务。这一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目标和业务成长都关系极大。记得当时曾有一位同志问我，你这样的为别人办理借借还还图书的手续，真的感到很好吗？我那时体会还不深，只是说：在我为读者找到他所需要的书，看到读者满意的心情，自己确实是很高兴的。


我在图书馆学系毕业分配之前，就已留系任助教。但我感到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有长期的业务实践，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向时任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的蓝芸夫同志提出到图书馆工作，得到他的支持，并把我安排到为读者服务的第一线。我怀着满腔热情走向设在文史楼三层的第二阅览室，开始了我的图书馆员生涯。那时第二阅览室的借书方法很简单，同学不用查目录、写索书条，只要说一个书名，工作人员就到书库取书，书库与出纳台之间的距离又近，借书较方便。中文、历史和外语几个系的同学都愿意到第二阅览室借书，工作比较紧张，一天要办理一、二百人的借还手续，有时半天都不能坐下来息一息，喝口水。开馆时间也较长，除国家法定的6个节假日，包括星期天每天三段时间开馆，我和两位老先生晚上和星期天轮流值班，既没有报酬，也不补休息，大家都很高兴。也有关心我的同志问，这样整天的简单劳动，业务上能有长进吗？可我有自己的想法，记得在日记上我曾写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观察商品流通的每一环节，总结其发展规律。研究图书馆学，也要从图书流通的每一环节上，了解读者与图书和图书馆的关系，才能认识其规律。（可惜这些日记，我做的一些统计分析数据和研究李大钊同志的资料都散失了）


我在第二阅览室工作三年，和中文、历史、外语几个系的师生相处很好，我把他们的每一需要都当作阅览室的任务。如阅览坐位少，我就想办法在每间屋子里多加一排桌子，增加了一百多个坐位，同学们很高兴。为了保证同学能及时读到参考书，想尽一切办法在寒暑假放假前找到下学期授课的老师，拿到指定参考书单。后来学校校务委员会还为此做出专门决定，要求教师在接受开课任务后必须向图书馆提交参考书单。（在我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生教学参考书供应工作”一文中，总结了这一经验）我们的工作得到同学们的尊重，至今我在一些场合，见到当时北大的一些同学，我是不记得他们了，他们却记得我是“二馆”的老师。能在大学生上学期间对图书馆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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溱潼中学校庆60周年
——我的图书馆生涯（26）





    1998年，既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我的初中母校溱潼中学60周年校庆，溱中老师邀我回校参加校庆活动。一则我已有好几年不回老家了，二则此次校庆定有不少中学同学返校，也都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是个聚会的机会。就和我爱人一起回到溱潼。溱潼镇旧属江苏省东台县，解放战争期间单独建县，建国后改属泰县，现改为姜埝市。


    返校同学不少，我们年级到了12人。其中有和我一起在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有继续上学的，也有就在本地工作的。大家同到溱中旧校舍合影留念，溱中盖了新楼后，那里现已改为溱潼小学，但房屋结构未变，景物依然旧貌，处处均可忆起少年时代活动情影。校门外原是绿波荡漾的溱湖，昔年清明节会船都在此湖中竞赛，我们便结伙一起观看。现在湖面已被周边建筑挤剩一个小沟，会船活动也移至别处，工业化的代价在这里也充分体现出来。


    晚上学校虽有招待，但我等自找了一个饭店，开怀畅饮，人人喝得半醉。饭后又到当地一位同学家中，品茗聊天。回忆儿时活动，更多的是相互介绍别后生活，家人孩子状况。不料话匣打开，人人竟都有一肚苦水，有的竟然泣不成声。


    在座的人中，有的是胡风分子，有的是坏分子，有的是右派，有的是现行反革命，还有人是开除公职。只有我与王吉庆平安无事，只是一段时间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


    被定为胡风分子，判刑7年的王光业同学，1951年入党，1952年中共华东局从宝应县把他调到上海机械学校支持教育事业。胡风问题在社会上提出来，他和一些年青人，只是说这些材料还不能就说是反革命呀，于是遭到批判，他又不服，愈顶愈重，结果逮捕法办。和他一起处理的有不少和他一样的人，20多岁，血气方刚，又是一身清白，自认无罪，在狱中不断上诉。上诉一次，加刑一次，最后重判了几个，这伙人才老实下来。他劳改了十多年，回到老家，又当了十多年农民。直到平反冤假错案，原单位费了九牛二虎力气，找到了他。他已50多岁，不能重新工作，按处级待遇办了离休。


    和我最好的张铸，他父亲镇反中被判死刑，到是我说过他父亲罪不该死的话*，他自己从没说过半个不字。原先他颇受领导器重，后来就不行了。反右时，他什么也没说。但却遭到批判，虽没带右派帽子，但开除公职到农村当农民。他女儿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但公社不让参加高考，说你们这些人的子女，没资格考大学，只有老实在农村干活。也是到平反冤假错案后，才安排做了中学校长。他对我和王吉庆发牢骚说，你们两个的学识和能力都不如我，但你们的孩子上了大学，还能出国。我的孩子却是农民，这是怎么会事，公平吗。我无以答。


    聊天中还谈及其他一些同学，多数均有各种坎坷经历，平安无事的少。不由感慨不已，当初要是被敌人打死，到也是心甘情愿，想不到被自己人整得灰头土脑，到了都不明白是怎么会事，为什么自己人要整自己人。


    好在现在都过得比较好了，平静生活来之不易，既要珍惜，还要保持下去。要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艰辛，就要多多的把过去的这些事说给孩子们听，不能忘记过去呀！


    每想及此，我就感到我是幸福的，能有今天这样的状况，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同时代的人，我是该知足的了。什么名誉、地位，收入多少，都没有什么可计较的。





    溱湖庙会观社戏，多是同学少年。龙舟竟渡浪飞溅。只为主义真，慷慨齐投笔。五十余年如一梦，往事不堪细言。重至湖边旧学舍。多少辛酸泪，嗟嘘到天明。


                                                      临江仙 忆同学少年





           * 镇反时我在兴化县公安局工作，在看一份关于慎重掌握判处死刑的中央文件时，我随口就说了张铸父亲罪不该死的话。马副局长即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是邻县的事，我们不能随便说，你不要再讲了。婉转批评，未曾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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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魏建功先生写信


——我的图书馆生涯（47）





    1962年寒假期间，图书馆进行了一次过期未还图书的清理，发现相当一些老教授借书既多，又不能按期归还。可谁也不敢找他们催还，其中又有一些书是别的读者也要借的，常遭拒绝。怎么办？我也是年青气盛，在1963年开学后，给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魏建功副校长写信，对老先生们的事提出了批评意见。


    魏老在百忙中处理了这件事，并给我复信。兰芸夫同志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冒失，这是个政策性很敏感的事。好在魏老没计较，以后有意见先在馆内讨论。我听了很汗颜，给领导找了麻烦，也反映了我认识上的一些片面观点。


    但魏老的复信，毛笔行草，简直是一件书法作品。我一直珍藏着，在文革中都未丢失。现在有时整理旧物，看到此信仍感非常亲切，这是老人对年青人的无比关怀。尤其对图书馆制度的分析，很有见地。





源蒸同志：


    上星期接到你的信，因为它事冗冗而没有复，请原谅。


    关于图书馆工作如何改革，实际是个新社会文化事业的创举。我们学校里一切在高教工作六十条精神指导之下，将更有进一步的改变。你提出的问题，我想必须全体同志取得一致认识，才会圆满解决，诚如来信所云“简单化的方法是办不好。”谢谢你的提示，我将来信转请几位馆长共同研究，并且也想将这些问题多请图书委员们议论议论。形成空气，是要紧的。


    究竟制度上有无缺点，足以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现象，也应该仔细分析。我希望不要过多归结到青老年等等划分上去。对于肯利用图书的人也还要加以支持提倡。我们现在究竟是借书的人多呢还是少呢，这是一个具体实质的问题。


现在先草草奉答。你对工作认真研究的精神表明你对事业的热爱，这是我要特别致敬的。


                                                  魏建功


                                                    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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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图书馆辅导活动


我的图书馆生涯（42）





    1963年春，生物系60多个学生在南口机车厂劳动，该厂工会图书室有段时间没人管，几千册图书没有整理，不能外借，职工很有意见。最近派了个女工负责管理，但她不懂业务，厂里要求派几个学生帮助进行整理。生物系的老师犯了难，他们师生也不知怎么办。


    学校教务处生产劳动科的孟秋同志到图书馆求援，兰芸夫馆长知我1958年在农村辅导过图书室，就派我去南口。我带了本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跟孟秋同志到南口，生物系已派了3个女生，和那个女工一起，打扫卫生，将图书上架。我和孟秋同志商量，因为时间较紧张（学生劳动时间只有一周），第二天让全体同学以一天时间，把所有图书按中小型法粗分大类（说明分错了没有关系）。而后我以一天时间对3个女生和厂里女工说明分类方法，先把文艺类细分上架（这部分较容易处理，又是职工最要借的）。一周时间把文艺、政治、体育几个类的几百本书盖章、贴书标，写了简单卡片（书标、卡片都是从北大图书馆取来的），开始外借。并让那个女工知道了基本工作方法，慢慢进行整理。又领她到学校图书馆参观了一次，送她几本图书馆学系函授教材，让她有问题可随时到北大图书馆来。厂方对此很高兴，学校教务处和生物系也很满意，我和孟秋同志由此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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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社教

——我的图书馆生涯（40）



    1964年春天，我们曾到北京郊区顺义参加过一个多月的所谓小四清。暑假后开学时，全校组织一批师生到湖北江陵农村参加一年时间的“四清”运动。图书馆参加的有20多人，我也在内。在京期间，首先学习有关文件，主要是“前十条”和“后十条”，重点是“桃园经验”，还到大会堂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当时说的很紧张，农村的政权已经不在贫下中农手中了，已经被夺了权（当时还看了一个地方戏，叫“夺印”）这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非常复杂，下去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是搞土改的那一套，是主要的工作方法。虽然我是参加过土改，并在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也感到很紧张。

    全体师生坐火车到武汉，休整两天，听省委负责同志报告，介绍湖北省农村阶级斗争情况，尖锐复杂，敌情严重。要求北大师生深入贫下中农，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把权夺回来。随后乘船到沙市，荆州地委领导又给我们报告了地区开展“四清”的情况，重点介绍了我们要去的江陵县的运动进程。学习了一个星期，讨论了许多政策性问题，实际都没有搞清楚，就乘汽车直接到各人所在生产队。我们图书馆的人和学校机关一起分在耀新公社杨林大队，我和马景福一起分在第九生产队。由于和我们组合的当地干部还在地区集训，我们就先参加劳动，和群众接触，做些基本情况调查。

    我和马景福都是农村出身，干农活都可以，但当地老乡还是照顾我们，把我们分在妇女组内干活，男人组的活怕我们干不了。实际情况到是如此，他们男的活计很重，我们曾经去过几天，他们挑的棉杆近200斤，路又远，我们还真的从地里一气挑不回村里。到后来修长江堤坝，男女一起上，大家共同完成了九队的任务，我们和社员的关系还是很不错。干部则有些紧张，与我们保持距离。社员对现任干部反映不大，说了前任干部的问题没搞清楚。这个地方的风气是男的嫁出去，到别人家做上门女婿；女人坐家吃老米（即招女婿），女婿不好就换。因而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一家兄弟几个，父亲不是一人。

劳动一个月以后，荆州地区的干部也来了，到杨林九队的是老李，小艾和两个刚工作的中学生。老李是个镇党委书记，小艾是区妇联干部，他们学习时交待问题，当场退赔，老李把毛衣都交了，我看他冷得难受，就把我的一件毛衣借给他穿了。他很有地方工作经验，把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很快就串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完整材料，我和马景福听了都吓一跳。

    工作逐步展开，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社员对工作队员的情况到是很注意，当时纪律规定不允吃鸡鸭鱼肉。但当地是产棉区，群众生活比较富裕，所以在社员家吃饭，桌上都有鸡鸭鱼肉，工作队员是不吃的。休息日工作队员到长江对面公安县城斗府堤逛街，社员就偷偷看我们吃什么。我和马景福是习惯了简单生活，在县城一人吃了两个烧并，那老李却喝酒吃肉了。社员就有真假工作队的说法。

几个月中，我们的根子不断换，因为刚找到一个积极分子，一查三代，成份不纯，只好另找。再找一个，还是这样，换来换去，最后找了个年青军属，可什么都不懂，一切是工作队说了算。通过群众揭发，检查账目，每个生产队干部都有几十元的多吃多占问题，在当年的结算分配中都扣了。别的查不出什么问题，上级领导就不断批评我们工作不深入，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北大同志还无所谓，地方干部就比较紧张，就不断地开会，在群众会上又讲了些严重的话，弄得社员也很紧张。一直到1964年底，虽然整天开会，气氛紧张，但谁是阶级敌人，谁也不清楚，老李也急得没办法。

    过了1965年元旦，工作队集中学习了几天，主要是检查工作作风，因为认识上没有人认为没有阶级敌人（但各人内心怎么想就不知道了），盖子揭不开，是工作不深入，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每个人都做了自人批评，表示要改进作风，一定把盖子揭开。可回到生产队，工作还是老样子。一个生产队，也就几十户人家，我们把他们的三代都背熟了，有几个孩子的父亲来历不明，可那些人都不在了。所以盖子在那儿，仍然盲然。工作怎么进行下去，老李和大队负责人都头疼。白天大队开会，晚上小队开会，可豪无进展。都快到春节了，工作队在村，社员也没心思准备。

    在春节前一周，工作队在滩桥召开（江陵）全县工作队员大会，传达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一万多人的会，没听清楚内容，到是明白了北大师生回北京过春节。三周后回来继续工作。第二天一早用汽车把我们运到武昌火车站，随即乘专列回到北京。这时北大也开始社教，陆平没能到车站接我们。回校后就到图书馆去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我就和我爱人一起到天津过春节了。从天津回来，图书馆工作队找我们开了一次会，简单介绍了学校社教情况，希望我们能揭发问题。大家因为在农村搞得晕头转向，对学校的情况又不清楚，都没说什么，所有人都按时回到所在生产队。

    进村后，首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指出前段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了新的工作方法，大家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再紧张了。鸡鸭鱼肉也能吃了，和干部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变。我们小队的干部只有几十元的事，很快就解放了。重点是查清大队的一些问题，我被调到了大队查账组，在毕元章领导下查账。查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随后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集中小队以上干部脱裤子，就是交代问题从轻处理。因为老李留下管全大队的事，我参加了这个会，有不少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交代了问题，还发生了一个公社会计自杀未遂的事。

    三级干部会后，就是夏收夏种了，全体工作队员均投入生产劳动，只有少数人准备民主建设的事情。我和马景福整整劳动了一个月，每天起早带黑，割麦子，种棉花。一是我房东家刘功安自己病了，她哥在大队机房回不来，她嫂子又临产，几亩麦田就我一人割了一星期。和马景福一起帮刘功珍（贫协组长，军属）割 了三天，还帮其他军属和缺少劳动力的社员割了几天。接着打场，种棉花，身上脱了一层皮。功安、功珍直疼我们，说你们那吃过这种苦，我们说都是农村长大的，在家也干这些活的。

    夏收夏种后进行民主建设，改选干部。九队原来的副队长当了队长（刘功珍的哥哥），原先的队长当了贫协主席（不能都由刘姓的人当），这是中国农村的特点。在暑假以前，我们回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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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馆系合办曾经提出的一个想法

——我的图书馆生涯（33）



    由于我是先留系，后要求到图书馆工作，本就有工作一段时间回系的想法，对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极为关注。到图书馆后，深感馆系双方关系很不理想。1962年兰芸夫同志不再担任系主任，专任馆长。双方联系就更少。期间我曾几次应邀与后几届同学座谈，也参加过系内一些学术活动，但均为表面往来，缺乏深层次的协作。我脑子中一直思考馆系双方合作办学这个问题。

    1964年我与北大1000多师生，至湖北参加社教。北大自身也开展社教。我对当时背景毫无所知，只是一心想着如何推进教育革命。1965年回校后，把我从入校到社教的想法理了一过。写成一个材料寄当时北大校长陆平（见附件），提出馆系合办的建议，他曾表示支持。可惜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的暴发，人们已经顾不上思考这些小事了。

    1973年北大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是在馆办系的体制下进行教学活动的，我也参加了教学工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未从学术上认识馆系共同办学的经验教训。文革结束后，作为文革中的问题，馆系就分开了。虽然在1984年我离开北大前，曾就此事继续做过努力，但只有个人行为是没有用的。

    1980年代一些新办的图书馆学专业，几乎都是从馆办专业开始，而后陆续分开，没有一个能坚持馆系合办的。最近听说有一个学校又采取了馆系合办的方式，不知效果如何。据说国外也曾有馆系合办的事例，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至今对此事仍是百般不解。医学院总有几个附属医院，有的附属医院的名气也很大，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怎么就办不到一起？我在附件中所写各点，虽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方法，但一些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能说这个问题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但还有人对此事有研究的兴趣吗？





附： 给陆平校长的信



    在北京大学有图书馆学系，这里主要是搞理论的，担负着培养人材的任务，从问题看，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是比较严重的。

在北京大学有图书馆，这里主要是搞实际工作的，是全国图书馆中心委员会的成员。是全国第四馆吧（？）任务也很重，从问题看，缺乏理论指导是很明显的，经验主义是比较严重的。

    而两个单位共同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兴无灭资的旗帜不鲜明，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在实际工作和教学中的影响没有受到深刻的批判，无产阶级办馆思想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教材的体系和实际工作中的技术方法，本质上还是搬的美国那一套，（有些则经过了苏修的改头换面）中国自己的道路还没有闯出来。

    馆和系的关系，不是“一家人”，“文人相轻”，“各视其短”，馆不关心系的教学任务，系不关心馆的实际工作。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挂帅，没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没有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个人出发，从小单位局部利益出发，互不团结，互不协作，互相看不起，馆系分离，使革命事业受很大损失。

    ① 从培养人材看，最受损失的是学生，因为我有切身的体会。北大图书馆在全国也是很有声望的，但一个学生在系内学习四年，却大多是在一个小实习室内活动，而不能凭籍北大图书馆的优越条件进行实际的学习，许多理论没有经过具体消化而不能辩其是非，许多技术没有经过实践而不能掌握，许多方法不经过实践不能灵活运用。出去弄不好就会成为一个书呆子。从学校看，实在有负国家对学校的委托，有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因为图书馆学系，全国只才两家，从北大所处地位看，影响要更大一些，学生遍布很广。（还有许多函授生）许多单位来索取教材，那实在是不好。

    ② 从图书馆学的发展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破得不深，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理论脱离实际，当然不只是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更主要是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这个问题不解决，图书馆学的落后面貌不能改变。

    ③ 从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看，许多问题都不是什么“技术问题”，“方法问题”，而是“办馆思想问题”，要根本改变面貌，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这就很需要理论上的支持，但很长时间得不到很有力的支持。反过来说，实际工作也未能给理论以革命化的支持，双方都受到损失。“近水楼台不得月”。

    ④ 从馆和系的干部队伍看，如果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改造，很难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和职工队伍。

    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恐怕首先还是搞理论的同志深入实践，一起搞革命，并由物质上升精神，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再反复试验，反复革命，如不断循环，对科学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提高，定会有理想的收获。

    要有“根本的改造”，就要有“根本的措施”，一般的协作是不行的。

    是否可以，将图书馆学系进行半工半读试点，把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合并起来统一领导。（内部统一领导，对外仍是两个单位）。所有能够担负实际工作的同志尽可能担负一定的实际工作，所有能担负教学任务的同志尽可能参加一定的教学活动，统一领导，分别工作。学生在图书馆内进行半工半续。既有利于教育革命，又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革命，而上述各项矛盾就有可能逐个地得到解决。



                                        1965年9 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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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办馆

——我的图书馆生涯（50）



    1965年，北大社教告一段落。虽然陆平恢复了领导地位，但不如反右时刚到学校那样风光了。北大怎么办？怎么应付毛主席的“抓阶级斗争”，怎么对付校内的反对派？要有新招，在北京市委的策划下，把历史系拉到山沟里的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创造教育革命的业绩。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来北大兼任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太平庄蹲点。

    其时，我正从湖北杨林社教回来，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关注学校各项工作。先是给陆平校长写了一封建议馆系合作办学的信，得到他肯定。可能此时他需要有人对他崇敬，因而批发校系领导，对我也有鼓励，所以我的革命劲头更大了。

    历史系去太平庄半工半读，需要图书馆派人参与。我刚去湖北社教一年，又在馆内负责一部分工作，怎么也不会派我去。但我主动请缨，不顾我爱人反对，毅然前往，而且全身心的投入，真是“一心为革命”呀！想了许多办法为师生服务，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现在想起来，自己都不理解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热情，但脑子中确实没有什么个人考虑，就感到教育要革命，要探索新的路子，自己应为此做努力。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地赶潮流，我爱人一气之下，向单位要求去宁夏社教，我也不以为然，现在看都有点不正常了。那时我还闹病，腿部毛囊炎，流脓不止，需卧床休息，可我毫不在意，还是在太平庄工作。

    1966年春天，历史系在太平庄举行开学典礼，陆平亲自主持，蒋南翔（高教部 虽然仍在“负隅顽抗”，可对于前景如何，已经心中无数了。所以讲了半天，对于教育革命如何搞，并没有什么道道，只是要大家进行探索。

    彭佩云能力很强，又很努力，作风平易近人，师生员工对她都很亲切。她有时通过我了解师生的教学情况，也要我为她找过有关资料，从而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文革中打倒她我以为是由于大的政治因素，她本人无可非议，所以我一张有关她的大字报也没写。历史系总支书记徐华民，是图书馆学系教务员杨时英的爱人，在学校就熟悉，有名的“拼命三郎”，肝病那么厉害，就是没命的工作。任宁芬时任学校社会科学处副处长，也派驻太平庄。赵光武讲政治课，郑蓓蒂讲英语，张保春做医生。好强的一个团队，人人都努力工作。在这种环境下，我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尽力做份内外的事。领导很满意，让我担任教职工团支部书记，参加系内各项活动。

    无论教师学生，与我关系都很好。我认识了很多人，杨绍明是在太平庄认识的，邓广铭先生也是在那里进一步熟悉，但向达和汪篯两位我敬仰已久的教授，“六一”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还有许多记不得名字的人。

    当时那个团队，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创造出非凡业绩。可是现实不容许这帮人离开政治，主其事者想躲也躲不了。毛主席大概很了解这里的动静，开学没多久，张恩慈（原北大哲学系教师，后调康生办公室）就到了太平庄，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在这里展开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已紧锣密鼓地进行酝酿。

    尽管3月8日太平庄下了一场大雪，接着发生了邢台地震，所有这些都掩饰不住阶级斗争的火焰。由于张恩慈在学校时也认识，到太平庄他主要找学生，有时也到阅览室看看，和我聊几句，问问学生学习情况，系里活动安排。后来的事实说明，他是有任务的。

    不久以后我就感悟到：为什么太平庄的学生对“五二五”大字报反映那么强烈，5月31日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是那样激动，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是那样凶狠（打人很厉害）。张恩慈和其他什么人大概早就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最高指示，传达到同学们的耳朵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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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五二五”

——我的图书馆生涯（59）



    1966年5 月25日，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一天发表了。那一天我从太平庄回到学校办事，下午4点左右，正在大饭厅附近等去昌平分校的班车回太平庄。大字报正在这个时候贴出来了，那时只是一般人围着看，还没有其他的大字报，学校党委也没有表态。回到太平庄我把大字报的内容和一些学生说了，谁知学生们反应非常强烈，立即写了许多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系领导一时不知怎么办，很是混乱。

    到夜内12点，学校通知开全校大会，太平庄转播。李雪峰、张彦等来讲话，要求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强调了写大字报要注意内外有别。会后，北大出现了支持党委，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太平庄也有反应。我一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又风闻彭真已在审查，北京市委改组了，北大社教的案可能要翻。所以周六我回家时，合住一起的丁则勤、段维忠，吴志杰，吃过晚饭后就议论开，认为北大党委这样做不好，邻居周韵因说了支持聂元梓的话遭到围攻，跑来发牢骚，说陆平这样做，日子不长了。说话间，历史系的魏杞文来通知老丁第二天到系内开会，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大胆，敢批评党委，然后哈哈一笑。他也是北大所谓社教左派，和我们几个人的看法是相同的。实际上当时北大已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支持校党委，一部分人支持聂元梓。

    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人，后来都加入了反对聂元梓的一派，而那些支持校党委反对聂元梓的人，后来则基本是支持聂元梓的一派。所以在北大曾经有一种说法，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执行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即使错了，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而反对上级领导，则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即使你反对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不能充分肯定，因为那会影响领导意见的贯彻执行。

    最典型的是我在北大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朋友，他坚决不同意把参与天安门清明节事件的人肯定为革命行动，更不同意把去天安门进行监视工作的人说成是特务。他认为前者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如果肯定了，今后有人闹事就不好管了；后者是领导布置的工作，若否定了，今后的保卫工作没人做了。他的话当然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后来的一些事又说明，他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今，我还没见有人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怎样正确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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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一之夜

——我的图书馆生涯（65）



    “五二五”之后，北大表面上校党委仍在领导全校工作，但对立双方都蹩着劲。张恩慈来来往往太平庄不断，也曾向我了解过师生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反映，人们预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师生以年级产单位进行政治学习，我们一些非教学人员在宿舍中自学，教日语的张老师有一个袖珍收音机，大家正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到全国联播节目时间，新闻预报中预告有“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几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等待，到这个节目时，广播的是聂元梓她们的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意味着中央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了。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正在学习的师生，一下了就开了锅。人们从宿舍中跑出来，首先打开系里（带扩音器的）的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原来支持聂元梓的师生欢呼雀跃，原来支持校党委的则默不做声，有的很快转变了态度。几个年级都分头写大字报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揭发陆平等人破坏文化革命的问题。这时，系领导与学校已无法联系，不知找谁，太平庄的事情怎么处理，也没有章程，只好躲在他们屋子里不出来。有人打电话到学校找熟人打听，也问不出所以然。那时，谁也没法睡了。

    到快12点的时候，学校通知开全校大会，这里转播。李雪峰同志到北大宣布北京市委改组，宣布撤销北大党委，派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代行党委职能。而后张承先同志讲话，表示在毛主席领导下，和北大师生一起揭发批判陆平等人对抗文化革命的问题，把北京大学办成社会主义的大学。

    全校大会后，太平庄就乱成一团，校党委烂了，系总支当然也不行了，一些学生围住总支书记等人，实际上批斗起来了。有几个老师就和我一起，不断向学校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学校当时也是乱得很的，直到凌晨4点才通知我们，除后勤安排留守人员，师生全部回到学校。一个小时后，来了几辆车把全体师生接回学校。我回到家已是7点多，途经专家招待所，见戈华（北大党委副书记，社教左派）送陆平出门，陆平满面愁容，一位北大校长就此进入牛棚。整个国家也随之进入一个动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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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蠢事

——我的图书馆生涯（37）



    每到一年的8月5日，总会想起自己这一生中做的一件最大的蠢事。

    那是在毛主席“八一八”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人们对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列次序受到很大震动，纷纷猜测出了大事。大约在八月底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王文湛、周龙祥、陈秉才等人正在图书馆大厅议论，孙国华进来说，有一个材料你们看看。她打开笔记本念给我们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家一下子全呆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原来在这里，中国真的是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下决心亲自把盖子揭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指的。

    大家沿着大字报的要点，似乎明白了许多，1962年右倾，1964年形“左”实右，50天白色恐怖，原来根子全在这儿呀。大家深感到现在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关键时刻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说着说着，又感到毛主席的大字报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辗转传抄太慢，应当用大字报进行宣传。说干就干，找来一张大红纸，由字写得好的王文湛抄写。写完后，怎样署名呢，这时孙国华已经了，可大伙认为这材料来自她，应署她的名字，以示尊重。随后几个人就到大饭厅去贴了，此时已是半夜，我回十三公寓睡觉去了。

    第二天清早，王文湛来家找我，说出事了。我问什么事？他说，大字报贴出后，来北大串连的人纷纷抄录，人太多，又看不清，就有人用手电筒照着，一句一句念，抄完了又一句一句对；一拔人走了，又来一拔人，惊动了学校保卫组，想把大字报覆盖，抄录的人不让，互相发生争执，人越围越多，整个大饭厅前面挤满了人。最后惊动了中央，，陈伯达都来了。听说要追查，孙国华有点埋怨，也没跟她商量。我一听也感到是问题，王文湛因为是抄写人，显得紧张，我先安慰他说，不要紧，主意是我出的，有事我会承担责任的，先去问问昨晚陈伯达是怎么说的。随即和他一起到图书馆去，陈秉才和周龙祥等人已在，他们说，没事。我问，陈伯达同志怎么说了？陈秉才说，陈伯达在大饭厅外面对抄录的人发表了讲话，他说，发表毛主席的著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新华通讯社有权发表，其他任何单位都是没有权力发表的，像这样进行传抄是很不严肃的。就说了这几句话，说完就走了。陈秉才说，这等于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写的，只是这样传抄不严肃，没有任何追究的意思。学校有关方面也没有再问这件事。

    几年以后，我们几个人谈到这件事时有些后怕，当时想得简单了，传抄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著作是很危险的，有人就为此事坐牢了。这次没追究，可能符合了老人家的战略意图，大字报迅速传遍全国，对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很大影响。若是干扰了老人家的战略步署，后果就不堪想了。

    事情已过去40多年，王文湛和孙国华均已故去，其他人也从浑沌青年变成古稀老人。回想往事，在那混乱的年代里，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就抄写“炮打司令部”一事而言，也是起了推波助澜，增加混乱的作用。现在看来，那是多么大的一件蠢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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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免费旅游

    ——我的图书馆生涯（58）



    从1966年8月开始了串连活动。由于我们单位的文革小组要求有组织地活动，所以一直没有人出去。过了国庆节，学校内的师生都出去串连好几次了，就有一些系的学生邀我们和他们一起走。外出串连其实什么手续也不要，到学校办事组开个介绍信，到海淀一个地方取到火车票，就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了。当时我和孟昭晋、余锦凤三人合伙同行，第一站去武汉大学。余可以顺道回家，孟和我则可见同学。在武汉大学，余的一位同学要与我们同行，四个人就一起到了长沙。从长沙到广州，余和她同学要经西南去西北回北京，而孟和我则想经东南，去东北回北京。于是分别行程，我们两人经南昌，到上海，又住船至大连，再经沈阳回京，一个多月时间，走了七个地方，说是串连，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旅游活动。

    我们没有造反的目的，也就是到处看看。除了看大字报，就是瞻仰革命胜地了。在长沙，去湖南大学，过湘江，遥望橘子洲，没有下去。到湖南大学后，则去后山，登爱晚亭，是毛主席的题字。去了清水塘，也去了第一师范旧址。最兴奋的是去韶山了，一大早就坐车出发，走了约两个小时，才到达韶山冲。参观的人太多，排了好长队，才进入毛泽东同志故居，瞻仰了他老人家青少年时代生活和进行革命工作的地方。看了故居旁边的展览馆，了解了毛主席一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在广州，先到中山大学，也到了中山图书馆，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首都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都在广州联合行动，把广东省委书记揪到越秀山广场，回答红卫兵的各种问题。我们几个人远远地望了望，听不清说什么。到是在晚上去看了《一九六六年出口商品展览会》，大开了眼界。

    到南昌，只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主要是去井冈山了。路途较远，汽车到茅坪已快吃晚饭。住在毛主席住过的井冈山宾馆，很高兴的。只是人太多，住两个人的房间住10个人，有意思的是5男5女，女的住床，男的住地板。晚上我们在宾馆看了许多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照片，又去工艺品合作社买了些竹制纪念品。第二天参观黄洋界等遗迹，那真是天险之地，不由人想起“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名句，在最高处有朱老总题字《黄洋界保卫战纪念碑》（1971年我从鲤鱼州再次上井冈山参观，纪念碑改为林彪题字，“913”以后，又改了回来）。

    从南昌到上海，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车上人挤人，厕所里呆7个人，只有停车时，人才能下去大小便，喝点水，吃些东西。我是躺在行李架上的，总算不是太累。到上海后，我们参观了“一大”会址和鲁迅故居，去了上海图书馆，见了老同学。看了复旦大学，游了虹口公园，逛了南京路。住在一个工厂接待站，接待的女工对我们说，你们是老师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好厉害，见到烫发的、窄裤腿的就用剪子剪，把上海闹翻了，还用宽皮带打人呀。我们也只好笑笑，北京比上海闹得更厉害了。

    从上海去大连住的是“大庆10号”油轮，只有部分女同志可以住在舱内，多数人是在甲板上呆着。那天有9级风，过了青岛气温就下降很多，海浪上去是水，落下来就成了冰。我和许多人一样，吃的东西全吐了。后来我找了分工作，帮助船上做开水，供全船人饮用。到是不冷了。

    到大连后，已是大风大雪，虽然我还带了一件短大衣，但抗不了东北的严寒。听说可以到接待站借皮大衣，回去再想法还回来，实际上是还不回来的。我们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事，所以也没看什么地方，只在车站附近走了走，印象深的是大连许多商店都叫“太阳升”。我们也没出站，一等有车，就匆匆转道沈阳，回北京了。

    这次走了东边六省，大小十几个城市，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而且是免费旅游。虽然是在革命大潮中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雅兴，但辽阔的国土，秀丽的山川，如画的风景，朴实的民俗，还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永远都不能忘记。这次串连，在我一生中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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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军训

——我的图书馆生涯（63）



    1966年底，由于北京大学校内各单位都分成了两派，聂元梓自感无力解决，就请63军派人进校，对全校师生进行军训，并促进两派联合，以顺利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当时图书馆以文革小组及其支持者组成的战斗队为一派，是少数；反对文革小组的人组成的战斗队为一派，是多数。到图书馆的解放军，都是农村出身的人，比较同情文革小组一派。但还是说两派都有缺点，希望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现联合。我们这一派的几个人想，只要大家都做自我批评，联合就成功了，所以表示我们这一派可以先做自我批评。

    可当我们几个负责人检查了自己的一些派性问题后，对方就对我们帮助起来，从一般性批评，到分析阶级根源和思想动机，把帮助会开成了批判会，而且越说调子越高。他们则似乎是正确的，一点自我批评也没有了。其中对我个人上纲上线很高，简则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我还无所谓，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后来对方又动员我们这一派的一些人反戈一击，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组织上的离心。主持联合的解放军又未能把握好时机，没有及时让对方也作自我批评，军训就结束了。

    文革小组虽依然行使其领导，但大联合并没有成功。反而使人们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谁也不能先做自我批评，谁先做谁谁倒霉。这就为后来全校性的大分裂埋下祸根，我们几个负责的人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不该先做自我批评，上当吃亏了。这一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能处处看到，很少有人做真正的自我批评，可算是文革的流毒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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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天死三十一人

——我的图书馆生涯（55）

    1968年8月，宣传队进校后，许多逃跑在外的人，也都陆续回来了。各单位由宣传队主持，将两派群众混合编组，学习有关文件，实现了大联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不久，开始了全校范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学校所有师生员工，全部集中住宿，不准回家，外出必须请假，气氛很是紧张。

    当时是63军政治部一个杨主任主持北大清队工作。他在动员报告中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把未名湖的水抽干了，深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人人都要主动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历史与现行问题。一时人心慌慌，谁都不知道会整到谁的头上。上午还在大会上做批判发言的人，下午就被揪出来了；担任清队领导职务的人，也揪出了不少；批斗了陆平黑帮，又揭发出陆平的黑斑底；不少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些人则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多人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历史上已有结论的事又翻出来抖弄。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揭露各种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但其真实性，一看就矛盾百出，所以谁都怕这种事碰到自己头上。

    大概从清队开始的第三天，就有人自杀了。而后就像瘟疫传染一样，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传来，有时一天死两三个人。死的人中，有学校领导，有著名教授，有普通工作人员，也有年青学生。我们图书馆也有一人自杀，他是把饭碗砸碎，用破碗片割喉管，被值夜斑的人发现，送校医院抢救未死。自杀的原因都是忍受不了强烈的政策攻心，侮辱人格的无休止批斗，豪无根据的揭发材料，令人难堪的个人隐私的披露，从而以死解脱，或以示抗争，或坚定不屈。图书馆企图自杀的那个人，历史上在敌伪机关做过事，肃反时已有结论，但有人揭发他有血案，宣传队要他交代，他说不清，只有死了。（文革后，我曾奉命到他老家调查，是他一对头的诬陷，当地干部群众都证明无其事。）

    由于我是一派的骨干分子，和我们这一派头头的私交又甚好，对方早已准备了整我的材料。离家前我对爱人说，我没有问题，不会自寻短见，我也会注意保护自己，他们要陷害我也不容易，要她放心。这次清队中我比较沉默，宣传队的工人师傅没一个人和我谈过心，有些原来比较好的同事，也不敢接近我。我就自己多看学习资料，回想我们这一派有些什么问题。但想来想去也就是反对聂元梓，反对我们图书馆的文革小组，没有对校外任何人有过造反行动，也就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所以思想上没有包袱。但又估计不好会抛出什么材料，安上什么罪名，心里还是很紧张，随时准备应对意外情况的发生。

    可能由于死人太多，惊动了中央，到年底时，宣布放假休息，可以回家，新年以后继续清队。过年后，8341部队进入北大，加强宣传队的领导，那个杨主任走了。北大的第一次清队，就以二十八天死三十一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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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扭曲

——我的图书馆生涯（52）



    文革中人性之扭曲，至今想起，仍然毛骨悚然。

    在清查“五一六”时，我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有位老师被揭发为“五一六分子”，我作为革命群众参与攻心。这位老师拒不承认，我们几个群众也不相信像他这样的人会被发展为“五一六分子”。但宣传队师傅说，揭发的材料很过硬，你们要加强攻势。此事从鲤鱼洲整到学校，终无结果，后来不了了之，这位老师恢复了教师身份。我感到参与对他攻心，甚有不妥之处，向他表示道歉。他却说，不怨你们，也不怨宣传队，是我家小舅子揭发我。原来他小舅子是北航的，被迫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后，还要交待发展了那些人，就把姐夫拉上了。

    这位老师没有说他小舅子被整的细节，北航整人之凶，我从另一方面获得了信息。我的儿时学兄是北航的教授，我来北京读书后，往来不断，文革后却没了音信。到我大女儿和北航的子弟谈对象，就想找他了解点情况，这才想法子找到他。那天到他家，一见面他就说，我没脸见你们呀。我问怎么会事，他先问我，在运动中有否因他的事受牵连，我说没有，他说那还好，不然我的罪更大了。原来文革中他被作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审查，被迫承认。可还要交代发展了那些人，每天吊打，必须要交代出一个人来，这一天才能过去。他实在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胡乱交代。把所有亲戚朋友都发展了，大概总有几十人，我也是被发展的一个。后来知道，有些人因此挨整，吃了不少苦，不免怨他乱说，他也自感无脸见人。我的材料不知何故未转到北大，逃过了这一劫。

    儿时的另一学兄是在部队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部队要求每个人要揭发所知道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自己家庭中的事。这位学兄想到家中过去曾有过一些金手饰，就向组织交代了。不知怎么这个材料被转到老家党委，又被造反派拿到。就抄了他们家，还把他父亲和我父亲都抓了去逼要黄金。对我父亲只打了半天就放了，对他父亲接连吊打数日，说你孩子都揭发了，你还不交代。但在他家搜索了几天，连地都挖了，也没找到金子，才把人放了。但他父亲回家的当天夜内就死了，死因说法很多，据我父亲说可能是自杀，对外说是急性病不治身亡。我学兄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有点怨他，好长时间没了来往，直到近几年才好些。

    说到追要黄金，逼死人命的事，在我们单位也发生过。是我们单位的红卫兵到单位职工家查四旧，发现这位职工的母亲有些黄金，当即抄走。并继续追问还有没有，追问之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免不了拳脚相加。老太太受不了，当晚便悬梁自尽。有意思的是，文革后落实政策，老太太所在中学为她平反，开追悼会。我们单位派了一位负责人和我一起去参加，在那里听人家说起当时的事，我们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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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制药厂”事件

      ——我的图书馆生涯（51）



    1970年底，北大宣传队为办制药厂，要把风洞（当时国内设备最好的力学实验室，是周培源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地）的设备砸掉，用那个房子改做制药厂的厂房。我当时在校革委会行政组工作，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坚决表示反对，但反对无效。我直埋怨马振民同志，他原先是学校的总务长，也在校行政组工作。我说，你对此情况最了解了，怎么不说话。他说，你说了，没用，但也只是小将犯错误。我若发言，就是走资派翻天了，讲不得。

    学校宣传队在一个星期天组织机关干部去砸风洞设备，我很不舒服，一边干活，一边发牢骚：这不是败家子吗。此话传到了负责制药厂的军宣队老董耳中，他在当天的情况汇报中，肯定大家劳动热情的同时，指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散布不满言论。

    当时8341的副参谋长林忠亭同志在北大分管行政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他便让我带着行李和他一起去200号（北大昌平分校，那时正在研制百万次计算机）。路上，他对我说，你对把风洞改建制药厂有意见是可以的，你在行政组会议上提出来也是可以的。但已经决定了就要服从，再表示不同意见就不符合组织原则了。但我知你是为国家财产受损失有意见，所以老董他们要批判你我没同意，你就在200号呆着，等制药厂改建完了你再回去。后来我知道，林忠亭同志对迟群他们的做法也不满意，但无可奈何。对我进行了保护，使我避免了一场灾难。

    1971年春天，周培源同志从汉中回来，知道了风洞被毁，火冒三丈。从革委会开会后跑到行政组，大声质问我们几个人，宣传队对风洞的情况不了解，你们是北大的，为什么不向宣传队说明情况？你们都干什么了？我们几个谁也不啃声，无以为答。后来他也知道我们即使说什么，也没用，就气乎乎的走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周老出任北大校长，最早做出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取消制药厂。此事在北大争论很大，因为当时制药厂已研制成一种抗癌药，年收入的经济效益也很高。取消制药厂，对科研，对生产都不利。但一些派性重的人极力支持此事，我曾劝过周老，谈了我的看法。但周老也是凡人，感情超越了理智，他说一见到制药厂就生气，就难受，非搞掉不行。

    砸掉风洞，损失很大；取消制药厂，同样造成很大损失（损失都在几千万元以上）。中国像这样来回折腾的事很多，损失的国家财富，不知多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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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病

——我的图书馆生涯（32）



    1972年3月底，暖气停止供应以后，我在战备连的劳动任务结束，回到北大图书馆上班。在一年多的劳动中，从江西鲤鱼洲种稻田到学校烧锅炉，我身体都很好。回图书馆上班一周后，却发现大便便血。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只是到校医院找姜喜迪看一看（那时校医院较好的医生孙宗鲁、李英敏等都因政治问题不能看病），姜说你要重视，到北医三院查一下吧。随即开了一张转诊证明，上写|“便血待查，除外肠癌”。

    那时我对癌症还不太了解，烧锅炉时还和张贞祥一起去北大医院看望过他们留学生办公室的徐琳，她是从鲤鱼洲回来发现便血，经北医三院检查为直肠癌。以后生物系从鲤鱼洲回来的赵德教也是便血检查为直肠癌。他们两个都去世了。当我拿着转诊证明换转诊单时，感到经办同志的脸色不正常。后来听说，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就是诱发直肠癌，徐赵二人开始便血时，校医院按肠炎治，过了个把月才转院检查，病人和家属都埋怨给耽误了。所以听说我便血，又是从鲤鱼洲回来的，就有点紧张。医生们互相说，这是第三个了。比较重视，立即转院检查。

    我向图书馆工宣队请假看病，他们也吓了一跳，对我安慰一翻，叫我不要考虑工作，看病为主。我回到家中，把病情和邻居丁则勤（历史系教师，我们是好朋友）讲了，他感到问题严重，问我要不要告诉我爱人。我看这病真的是很厉害了，如确是肠癌，我也就能再活一两年时间。但现在还未确诊，告诉她，她也回不来，成天在那里担心，压力太大，先不告诉她，等查出结果再说。

    检查预约等的时间很长，到检查的那一天，丁则勤特地请假陪我一起去，使我很感动。不过我自信，即使当场确诊是癌症，我也不至于回不了学校。我们两人一边骑车，一边闲聊，他主要让我不要紧张，但我感到他比我还紧张。

    那时直肠内窥镜是金属的，第一次检查很难受，大夫眼观只见到出血点，要等三天看活检结果才能确诊。在紧张的状态下等了三天，结果未发现癌细胞，按肠炎治疗。这样，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也上班了，到采编部协助赵新月工作。但药吃了一个多月，便血不止。大夫又做了两次直肠镜检查，既无病变，便血又不止。校医院通知图书馆领导，不让我上班，到别的医院检查。孙宗鲁专门找我谈了一次，他说只要不是癌症，他都有办法治，不要放不下工作，要想办法把病查清楚。图书馆总支书记阎光华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治病。王重民老师找我到他家谈心，治病要静心，并送我一套资治通鉴，让我读书养病。

    我大女儿陈苏，因姥姥癌症复发，从天津回来与我一起生活。我要外出查病，她中午就没地方吃饭，北大附小领导特别允许她在附小教师食堂就餐。总之，各方面对我很关怀体贴，督促我查病治疗。

    我除了便血，无其他不适，体力也可以，要查出病因，当然要找好医院。首先到肿瘤医院，那天起了个大早，骑了一个半小时自行车，到肿瘤医院已没号了。我向传达室一个老同志询问，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说，这个医院只接受别处已确诊的病人，不做除外检查。又问我是替谁挂号，我说是我自己。那个老同志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你回去吧，到我们这里看病的，没有一个能自己来，更甭说骑自行车来了，你肯定没事。我只好往回走，到医院门口，看到司机班的滕喜，他是送王蕊芳来做乳腺癌术后复查。问我来干啥？我说明原委，他直乐，叫我不要怕，看我样子没事。

    我有什么怕？就是便血不止，令人不安。又到友谊医院查了一次，那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一位老大夫仔细为我检查，化验了大便和血，也无异常发现。一直到暑假，医院跑了好几家，直肠镜每月都做，既不能确诊，便血又不止。北医三院那位大夫说，你不要查了，虽然你便血原因不明，但癌症可以排除了。因为若是癌，你就该死了，不死也得躺在病床上，不会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的便血西药治疗效果不好，找中医吧。

    当时中医研究院的军宣队领导，是陈湘涛同志的战友老康，我找到他说明我的病情，他即带我去见一位步大夫，是消化科专家。经他调理医治，大约一年时间，我的便血终于好了。

    暑假后，我因病情稳定，只是长期服中药，无需休息。虽然校医院还是给我开全休证明，我还是上班工作了。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闲着多么无聊，为此，宣传队直表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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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我的图书馆生涯（15）

    我在北大图书馆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搬家”，几乎每年暑期都要折腾一翻。当时图书馆馆舍严重不足，而学生人数增加，藏书增加，不折腾就没法对付。文革前，图书馆和教师不同，暑假只轮休一周，其余时间就折腾。搬书还好说，北大图书馆的阅览桌可真沉，有几千斤重，十几个人往楼上抬，都很费劲。我们一伙刚进馆的大学生，正年青力壮，每次都是主要劳动力。

    那阵劳动可没有任何补贴，钱鸿钧是工会主席，总是他带领大伙干。他人很好，大伙每每要他买些冰棍、西瓜，犒劳大家。休息时也有人唱几段京戏，调节调节情绪。

    一般也就是十天左右的劳动，我经历的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搬家，都是搬了一两个月。

    一次是老北大图书馆在1952年搬迁后尚留在沙滩旧图书馆的书，1962年中宣部要求北大全部搬出。学校组织了好几个系的学生参加劳动，图书馆负责组织指挥。馆内的劳动力安排在两头：从书架上按计划发书；在接收点，按规定排列。大部队从城内搬回来就结束了，我们还要清理上架，折腾了好几个月。

   一次是1974年的新馆建成后，从原先各分散的阅览室往新馆搬。学校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人人参加。这次我是负责带领图书馆学系的工农兵学员，搬善本。虽是善本，也是用框抬，只是包扎得好一些。三人一组，两人抬，一人看着，防止丢失。搬了一个多月，只是把书运到书架旁边，没有参加后面的整理工作。

   搬家，是一种重体力劳动，但却是图书馆经常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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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学习

——我的图书馆生涯（11）

   在北大图书馆的24年，不仅读了很多书，认识了许多人，还由于亲身做了许多具体操作事务，对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阅览室时，对于什么书买多了，什么书买少了；什么书分类错位，什么书编目有误；那些书因进书渠道不一而同书异号，那些书因书刊界限不清影响其目录完整；那些书因目录提示不详成为死书，那些书已经丢失因未注销仍长期拒借,等等,有一些直接的印象。

   1972年，我因身体不好，从阅览部转到采编部工作。我既分类，也著录，什么盖章，打书号，贴书标，印卡片的事我都做过。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都有提高效率的绝招，我向他们学到很多技巧。在熟悉各个环节的基础上，结合在阅览部工作的体会，探讨规范化操作和组织合理加工流程，继承了北大图书馆技术革新的传统。北大图书馆郭松年同志（曾任副馆长），是技术革新能手。他设计的“六合一”工作法（一张蜡纸，同时印读者目录卡片、馆藏目录卡片、系图书室/阅览室目录卡片、借书卡、登录账和新书通报），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因此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即使今天来看，他的技术革新思想，也符合计算机一个记录，多种应用的原理。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图书馆的工作方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继续做了一些技术革新的事，主要是使一些业务操作表格化、规范化，图书加工流程更加合理化。这些是我编写《图书馆系统分析》一书的知识积累和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我参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设计的业务准备。

   至今，在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中，我的学习，我的探索，我的思考，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与学习，仍是我用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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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无奈

——我的图书馆生涯（6）



《光明日报》2007年3月1日7版，刊登龚延明纪念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说明先生奖掖后学的感人事迹。使我想起先生在文革中的一件无奈之事。

那是在1974年评法批儒的日子里。我因随同历史系陈庆华老师到北京卫戍区介绍儒法斗争在军事领域的表现，认识了卫戍区的几个参谋。在他们帮助下安排图书馆专业学生到卫戍区三师九团开门办学，部队要求师生在三个月时间内，和战士共同编写一部儒法军事斗争史。我向图书馆和学校领导汇报后，都很重视，要求做好这件事，派了朱天俊、郑伟章两位笔锋锐利的老师参与，选了文化素质较好的工农兵学员，由我负责带队，到九团学兵。

所做工作当然是各处找资料摘抄，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汉唐都有不少现成的东西。到了宋代出了麻烦。岳飞是崇尚儒家的，现在要按法家写，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怎么办？同学们相互争论，意见不一。由于我在太平庄历史系半工半读期间与邓先生有过接触，又同在朗润园住，邓先生平易近人，平时见了面总是说几句话的。于是在休息日回校时，我就去请教邓先生，岳飞这一段怎么写。

邓先生一脸无奈的对我说，好几家报刊找他约稿，要他写一篇“岳飞是法家”的文章，他都托故推掉了。他说：你可以随便写，反正你也不是历史系的教师，更不是宋史专家，怎么写人家也不会骂你。我可不行，要负责任的。全乱了，不知怎么办。我问总支书记阎光华，他说你就按邓先生的意思随便写吧。后来我们也不争论了，对宋以后在军事上有成就的人都写成法家，按时编写成书。

过了一个多月，我回到学校。有一天在路上碰到邓先生，他对我说，老陈啊，我还是没有逃得过去，硬是要写呀。没法子，明天人民日报就登了，邓广铭的文章，岳飞是法家。让后人骂去吧。我只好说，这也不怨你，别人会谅解的。他说，别人能谅解，我自己能谅解吗？一脸不快的走了。

当时邓先生能不写吗？若邓先生坚持不写，可能就不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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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图书馆生涯（2）



1974年，北大建成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在新馆搬迁过程中，曾查阅一些国外资料，知道了国外图书馆已应用计算机。当时王选还在休病假，有段时间在图书馆系资料室看国外利用计算机进行文献处理的资料，见到面也和我谈谈，使我知道一些情况。到年底。北图的丁志刚和鲍振西同志来系里，是我接待的。他们说明，周总理提出七四八工程，北京图书馆有任务，希望在分配到他们馆的同学中，选几个基础好的学点计算机知识，以适应工作需要。我向领导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选了五个人，由富平（现国图数字图书馆处长）为组长，我和几个老师参加。请计算机系的老师讲点计算机基础知识。我也就跟着一起听课，这是我进入计算机应用的开始。

这期间我参加了王选他们项目的早期调研活动，并在七四八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利用图书馆各种条件做早期准备工作。到一九七五年底，工宣队把我叫回来参加批判右倾翻案风，使我未能学习更多东西。

文革结束后，由于各方面原因，馆领导安排我筹划计算机应用的事，成立一个自动化小组，慢慢调了一些人，边学边干，一幌也有三十年了。

想来我也真是自不量力，高中的数学都没学过，就敢碰计算机。不少人笑话过我，瞎胡闹。后来我想过，是什么原因使我能学下来？其一是入门学的是COBOL语言，这是纯粹的数据处理语言，很少涉及数学知识（以后学FOTURE语言就不行了），南大徐进鸿老师讲得又好，使我接受了软件的基础知识和编程原理。其二是图书馆方法，有段时间与杨芙清她们一起讨论数据结构，她们是用数学计算，而我是从图书馆处理过程理解（例如货郎担问题），居然殊途同归。这也就使我有了信心，产生了兴趣，能够坚持下来。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北大的环境，可请教的老师多，有物质基础（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为图书馆购买了当时国内图书馆界最好的计算机），有极好的信息源，除了外文资料，接待来访专家，不计其数。他们大都热情介绍，赠送资料，解答疑惑。我虽未曾到国外考察过，但了解的情况并不少。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我有一些同学，知识与能力都比我强，只是身在边陲，信息闭塞，缺少条件，未能施展其才。

进入北大图书馆学系是我生命过程的第一个转折点，学习计算机知识可算是第二个转折点。





阴差阳错鸳鸯谱，电脑应用肩重担。文学理本难，何况山药蛋。以勤补笨拙，被推领图坛。柳暗入佳境，乐此不思返。

（菩萨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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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印刷厂自动化第一阶段工作初步设想》

   ——我的图书馆生涯（12）

   我手头保存有一份《图书馆  印刷厂自动化第一阶段工作初步设想》（供讨论），一九七五年五月的油印件。此件当是在北大“七四八工程”正式立项之前的材料，因为北大“七四八工程”正式立项只有印刷技术改造的任务，没有图书馆方面的内容了。

   这份初步设想列有5点：

   1．汉字输入键盘设计的几点意见

   2．图书馆读者如何利用系统进行检索

   3．印刷厂排版人员如何使用系统

   4．硬件框图的几点说明

   5．软件框图和说明

   所存材料实际只有前三点的说明，缺少后两部分。

   当时北大参与此事的人很多，记不清是谁出面组织的，图书馆有陈鸿舜老师和我，洪一龙同志有时参加。印象深的是王竹溪同志讲汉字结构，王楚同志讲显示方法，陈鸿舜同志介绍国外图书馆应用计算机的情况，等等。我则做一些后勤方面的事情，如利用图书馆的复印机复印汉字字模资料（当时北大全校只图书馆有一台日本赠送的复印机），到七四九部队（国防科工委情报所）把字模资料做成胶片，当时只有很少单位有此设备，我同学张复华在那里工作，利用这层关系。

    这些工作对获得四机部“七四八工程”项目，起了很大作用。

    北大“七四八工程”正式立项之初，在北大图书馆新馆三楼找了两间房子，人员那个系的都有，后来慢慢调整了。正式项目为什么未包含图书馆？因为四机部把汉字情报检索的研究任务交给了南京大学（对口单位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大学负责印刷技术改造（对口单位是新华社）。两家分别进行，没有统一协调方案。如按原先我手头的材料所设想，一开始就把印刷排版的线性文件和图书馆应用的结构性文件统一考虑解决方案，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史，将是另外一个写法了。这个设想比国外早30年提出了计算机统一处理图书馆应用和排版印刷操作的想法，数字图书馆概念的出现也许会早得多。

   三十多年过去了，坚持此事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王选同志已经逝去。当年参与此事的许多人也各自东西（印象深的有丁霭丽，她很早去了美国，我们曾是邻居），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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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年代的欢乐时刻

——我的图书馆生涯（27）



    这次到两个女儿处，当然会谈些往事。说起来，从我爱人1972年自干校回来，到1993年大女儿赴美，这20年中一家4口一起生活，还是我们家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间。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前，虽然那是很贫困的年代，但也不乏令人欢乐之事。

    首先是过春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过春节已没什么令人激动的了。央视春晚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人们不能总是在电视上过春节吧。那时可不同，平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春节一下子有5斤猪肉，1只鸡，2斤鱼，2斤值物油（内有4两香油），2斤花生，2斤爪子，1斤糖。孩子们可高兴了，大大的改善一翻。年三十一大早，我带着准备好的10元钱，一个上午把这些东西全买回来，炖肉，做鱼，包饺子，全家总动员。一年中就这几天最开心了。

    父亲在农村，也会在春节前寄给我们2斤花生米，那是他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这也增加了节日的生活内容。过了春节，这花生米只有来了客人时才吃。

    北大合作社有时卖猪腔骨，7分钱1斤，1人可买5斤。两个女儿在外面和同伴玩耍，一听说合作社来了腔骨，所有的孩子都是兵分两路，一般是老大去合作社排队，老二回家向妈妈要钱，7毛钱，两个人能买10斤。腔骨熬汤，可吃好几天，对孩子们长身体特有好处。最后的骨头，小女儿还可卖3分钱买冰棍。

    我平生最爱的就是豆腐，曾有言，何时能天天吃上豆腐，我就满足了。我常在下班后，到海淀副食店逛悠，有时副食店快关门时，剩下的豆腐可不要写本，一人可买2斤。只听售货员一声说，豆腐不要本了，立马排成一队，买回2斤豆腐真是很高兴。回到家，孩子都说爸爸今天成功了，因为不是每次都能等到的。有时也会碰上破了的鸡蛋，也可不写本买几个用饭盒装回家。

    孩子们爱吃芝麻酱，但一家每月只有2两。我爱人同事的女儿在合作社做售货员，她说，阿姨，你到我那儿买，不给你写本。我爱人去买了两次，可总感到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不再去了。但多买回的芝麻酱，孩子们还是吃得很开心。

    若是出差到北京郊区，买点便宜的水果（梨、山里红、柿子等）带回家，那孩子们就歪提有多高兴了。

    谁说贫困年代人们没有欢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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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招生

——我的图书馆生涯（64）



    1976年暑假，我被学校派到北京郊区密云县招生。当时是由基层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县里批准后，各个学校负责招生的进行录取。北大在密云招生名额还不少，县里将名额分配到各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有2-3个人。推荐工作以大队为单位，招生人员要深入到大队，参加群众推荐会议。我到部分公社、大队，接触了一些考生，参加了几次贫下中农推荐会。实际上都是大队干部掌握的了，推荐的大都是与干部有关系的人，但是由贫下中农会议推荐的，我们是没法说什么的。也有一些大队推荐了插队知青，那是什么会事，我们也不明内情，只要大队推荐，公社同意，县里批准，我们就录取。我们能做的是按考生的文化程度，分配不同专业。一般是将知青分到理科，农村的分到文科。

    那时可能也有走后门的，但不多。我在密云，只有轻工业部政治部来人找过我，为他们单位一位烈士后代请求照顾。我还到轻工业部去了一趟，把情况核实准确，报告学校招生办同意，给那个大队安排了一个名额。当时交代大队干部，这是照顾那个烈士后代的专用指标。可他们报上来的却是大队支书的侄儿，我问怎么会事，大队干部说，贫下中农一致推荐的，他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不取，但不能换。县教育局的同志对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你若想照顾那个烈士后代，你们还要再加一个名额。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就又调剂了一个名额，可他们报上来的还不是那个烈士后代。这次我也急了，对大队的干部说，你们过分了，这个人不招了，你们报的两个也不要，算了。大队支书一看不好办了，这才对我说，不是那个孩子上学的事。这个烈士后代从到我们队，就是照顾对象，我们都发展他入党了，他早晚都能走的，没问题。关键是，他在我们队，轻工部每年给我们队很多好处的，他一走，这好处就没有了，所以群众不放他走。我一听，事情还这么复杂，就请轻工业部政治部来人和大队干部一起开了个会，轻工业部的同志保证在三年内继续给大队适当的物资支持，还写成书面文件。我又再加了一个名额，才把这件事办好。

    招生工作快到尾声时，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事件。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我们招生工作也就暂停，回校参加追悼活动。我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百万人追悼大会，从天安门回来的路上，阎光华同志对我说，情况不太正常，没有开中央全会，也没明确谁担任中央主席。我一听，真的是会事，可底下人急也无用，我还是到密云去继续完成招生未了事宜。因为工作停了一段，许多事有些耽搁，多花了不少时间，直到国庆节也没做完。国庆节休息后又接着去。可没几天，我爱人就打电话要我回去，说家里出事了。我不知怎么会事，就请假连夜赶回学校。

    到家一看，家里没事。我问怎么了。我爱人说，出大事了，小女儿在托儿所听小朋友说，江青被抓起来了；梁效住的地方（北大专家招待所），也被解放军封了。第二天到单位去，见到李纪有，他说看来是出事了，估计是右边的人整了左边的。别的人也都是传闻与猜测，谁也没有准确消息，我只好在学校看看了。当晚无事，早晨起来就得到正式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一时间校园内人声沸腾，锣鼓喧天，到处贴满了拥护中央决定的大字报，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到密云去把录取工作做完。由于不断的耽误时间，1976届的新生，到1977年春天方才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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