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对刘志坚有关“冲击国防部事件”某些说法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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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刘志坚以总政副主任的身份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文革结束后，刘著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和《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两文，以军队文革领导者和知情人的身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但也不可避免地部分存在违背史实的情况。本文以坊间转载、转述颇多，流传甚广的《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国防部大院连续遭冲击”一节中，1966年11月8日冲击事件一段为例，对刘文一些不实之词加以剖析。

一、刘志坚的说法

在“国防部大院连续遭冲击”一节中，刘志坚称：

但到了11月8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大楼事件。不久以前，总参谋部的李天佑和王新亭曾经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对这个学院的党委讲了一些评价的话，有一部分学员反对这个评价，就跑到北京来。尽管学校派人来劝说他们回去，他们不听，一直在国防部大楼的前面静坐。要求李天佑、王新亭接见，但李、王二人就是不接见。11月7日晚，“全军文革”派出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他们也不听。他们坚持要李天佑、王新亭2人接见。第二天早晨，这600多人就冲进国防部办公楼里去了。当时，虽然有两个营在那里担负国防部大楼的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不让他们冲。但是，这些院校学生打破玻璃，抬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还是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第二天清晨5点钟，叶帅打来电话，要我到西山他的住处去研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叶帅还通知总政肖华和全军文革办公室主任辛国治等人都来研究。大家讨论了几个小时，拟出了5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国防部大楼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能冲击的；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闹事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来谈判解决；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几条写好以后，叶帅要我打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不同意。我给“林办”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张云生秘书。我报告了学生冲击国防部大院，打伤警卫战士的情况，报告了叶帅主持议定的5条处理办法，要张秘书向林彪报告，看有什么指示。因迟迟不见回话，肖华又一次向“林办”作了报告，希望林彪指示。快到中午了，张秘书才给我回电话说，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对林彪的这种回答，大家感到事情难办。

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叶帅、肖华和我参加，“中央文革”只有穆欣一人去了，其他人不去。总理带着大家从下午两点多钟起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直议到晚上七、八点钟，又搞出了5条，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总理又要我通过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结果林彪一直没有回话。后来才了解到，冲国防部的学生已于下午3点退出，是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们就退走了。

对这两次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大楼事件的处理，陈伯达等人显然是玩了花招的，我觉得很不正常。11月11日，正赶上毛主席第六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就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我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这样一件事，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叫他们走了，也不告诉一下周总理。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钟，连晚饭都没有吃。”我还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了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我讲了这样一通不满的意见，张春桥呢，回去就向江青告我的状，说：“有刘志坚在，军队的事就难办。”【1】

二、11月8日冲击事件实际经过

据此次冲击行动的临时指挥部总指挥、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四系（东语系）学员方凡后来的有关审查材料透露，11月8日事件的起因，为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要求与在旃檀寺一号大院（国防部大院）内办公的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辩论”所致。据方凡对笔者称，1966年中，李天佑到张家口陆军第六十五军检查工作时，顺道到过与六十五军军部一墙之隔的技术工程学院，曾表态说过学院党委是正确的，引致部分学员不满。【2】


旃檀寺大院（国防部大院）远眺

1985年中共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技术工程学院内迁洛阳后改称）整理的《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称：

1966年10月17日，方凡率“革团”三十余人赴京学习，他们认为李天佑副总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与他辩论。10月26日，方凡领人到国防部门前示威并强行进驻接待室。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3】鉴于辩论未胜，有人建议回院抢党委整造反派的“黑材料”。30日晚，方凡召集“革团”民主会，说“与李天佑辩论没有材料不好办，应赶快回校抢材料。”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回校抢，一路向三部【4】要。会后，方凡、张启发率十七人回张家口，并请来哈军工二人同行，作技术指导。31日晨抵张，方立即召开会议，明确砸抢目标及人员分工。上午，方指挥部分人员去院保密室，欲砸保密柜，因工作人员及群众劝阻未成。后经再三说服，才勉强同意按参政高天辉副主任电话指示，将保密柜封存。其时，另一部分人砸了院文革办公室的四个铁皮文件柜，抢出一些如大字报底稿等“文革”材料。下午，方凡带领“革团”人员砸政治部副主任梁德圻的办公室。张启发首先砸开一个抽屉，并逼梁打开另外两个，交出材料。晚上十一时半左右，方凡又领二十余人到院党委办公楼抢“黑材料”，与奉命徒手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发生殴斗，双方十余人致伤。事后，方凡等率“革团”人员回京“告状”，将梁德圻也拉到北京。方凡亲手写出了名曰《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事件》的传单，歪曲、夸大事实真相，大量印发，流传极广。与此同时，方凡与军内外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共同策划，拟就“十·卅一事件”召开一次“控诉大会”，但遭总参文办拒绝。【5】

有关“冲击国防部”的具体经过，《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中称：

1966年11月4日晚，方凡等与空军一高专、北航、哈军工等一些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在国防部南门开会，策划召开“控诉大会”，企图以“十·卅一事件”为突破口，批判“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要求总参出面支持，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6】到会。这些要求在联系中遭到拒绝。11月6日，发出大会“海报”。7月上午，方凡和一高专彭谦等人开会，研究是否冲击国防部，会上决定不冲，但要摆出冲的样子，以施加压力。同时，决定了调集人员的办法。当日中午，总参文办莫扬主任到国防部南门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方凡对莫扬说：“我们已在国防部门口列队示威，如不答复我们的要求，一旦发生冲国防部事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方凡要莫扬向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转达：“晚六时以前答复！”届时，方凡等向总参文办发出“通牒”。六时三十五分，“革团”人员高喊：“李天佑滚出来！”……方凡等每半小时向总参文办发一次“通牒”。九时已有千余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方凡任临时指挥部总指挥。【7】8日凌晨，方凡在广播车上宣读了由哈军工王怀清起草、指挥部通过的“四点声明”，发起了冲击。方指派于孟祥、孙明德等十人为“代表”，从警卫战士头上往里爬。甚至把木板放在战士头上作跳板，但被挡回。此时，由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领头的一部分人撞开了警卫室门窗，跳了进去……随之百余人冲进国防部。方凡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拦截汽车，找首长解决问题，未成。【8】8日傍晚，中央文革人员赶到现场后，他们才撤离国防部。此次行动开创了冲击最高军事机关的先例。【9】

上述材料所称的“中央文革人员”，指的是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人。11月8日傍晚，他们赶到旃檀寺一号大院南门现场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一篇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下，想多听一听你们的意见。看一看会场情况，你们再往后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宜再开下去。（众：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突然来的，我们已经在七点钟约好另一个会了，我们不能够今天继续开会，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会，我下面念一念我来时陈伯达写的一个意见。然后，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约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当然不会是很久很久了。不过，你们也知道，刚才这些纸条，包括刚才念的，都是要求接见的。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安排另一个地方，再继续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众：好！）如果这条一致了，我想把伯达同志的纸条念一念。因为伯达同志身体不好，他很愿意自己来。我念你们可以记，你们记了以后，希望你们考虑。我就念：

陈伯达同志意见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张春桥：讲道理嘛，造反有理，讲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不管你们有这样，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各种道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的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不好，请同学们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个同志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

11月8日【10】

张春桥宣读完陈伯达书面意见之后，僵持在“国防部大院”已达两天一夜的军队院校学员正好找个台阶下，随即撤离。


旃檀寺大院（国防部大院）近观

三、刘志坚说法的不实之处

与我们所知的11月8日事件真实情况相比照，刘志坚的说法存在以下多处不实之处。

1. “总参谋部的李天佑和王新亭曾经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

这句话有两个错处。

其一，王新亭并没有到张家口去讲过话。此事牵涉到王新亭，纯为一部分学员认为王是1966年8月成立的总参谋部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关总参机关、院校范围内的文革运动事宜，应向其反映，由其负责处置而已。

其二，位于张家口的该所军事院校，非称“电讯工程学院”，而是技术工程学院。时该学院隶属总参谋部，由总参谋部第三部具体负责管理。该学院大致历史：1964年1月前曾历称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外国语文学院、张家口外国语文学院。1964年1月更名为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代号总字793部队。1969年7月迁至洛阳原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校址，改称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代号改总字790部队。1975年4月改称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1977年11月改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6年6月改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 “要求李天佑、王新亭接见，但李、王二人就是不接见”

11月8日前，李天佑其实已三次接见过技术工程学院来京学员，并非如刘志坚所说“就是不接见”。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称，“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方凡自己也说，“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岘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代表。”【11】 “革团”等军队院校造反派11月4日要求总参出面支持他们召开“控诉大会”，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到会，显然是过分的要求，遭到拒绝是必然的，这不能视同于刘志坚所说的“就是不接见”。

3. “11月7日晚，‘全军文革’派出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他们也不听。”

谢镗忠，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时任总政宣传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辛国治，时任总政青年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据李曼村1967年1月5日在传达刘志坚的检查交待时插话称，“十一月七日晚，十一月八日睡觉前，一部份同学进入国防部。那么这一件事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按理他【12】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应该出面的，结果他没有出面。他就电话上叫我们三个人，谢镗忠一个，辛国治一个，我一个。那天晚上本来是我值班，可是我有一个别的事情，到别的地方接待一个同学谈话，那么他接我的班他就替我当班当了两三个钟头。……那末以后呢？就快十点了，到了十一点以后，谢镗忠同志才开会回来，就说叫我们下楼和同志们见面，他这时也没有挺身而出。”【13】

刘志坚的这段话，与其后面所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前后矛盾。11月8日的冲击事件，并没有任何人说过“不让军队来处理”，事实上军队内有关人员也去处理过。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1月7日下午，叶剑英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文革办公室（总参文革小组下属办事机构）主任莫阳已到国防部大院南门劝阻，“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刘志坚在这里不是也透露了11月7日深夜谢、李、辛三位将军级领导（文革前均为少将）出面劝说了吗？只不过当时造反派学生正处在亢奋期，且嫌三位少将级军人及莫阳权威性不足，不够资格与学生们对话，以致处理效果不彰，学生不予理睬，“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而已。

4. “第二天早晨，这600多人就冲进国防部办公楼里去了”

旃檀寺一号大院虽习称为“国防部大院”，却因国防部实为虚设，是个空架子，内里的三幢主楼从北至南其实分别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及国防工办的办公场所，并没有真正的“国防部办公楼”。大院里、主楼外为露天停车场、车道等。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及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当日军队院校造反派冲进了大院南门内的露天场所，“坐在马路两旁”，并非进入了“办公楼里去了”，且冲进大院内仅有一百余人而非“600多人”。仅冲进了大院南门内而没有进入办公楼里（尤其是总参办公楼，南门一侧离北边的总参办公楼还有一段距离，中间还有内围墙相隔），其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是大有分别的。

5. “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对林彪的这种回答，大家感到事情难办。”

林彪不仅是军事家，且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专家。他的话并没有什么错，也是可以操作的（只是要看时机）。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诸人也是按此精神办理，解决了问题。刘志坚在1967年1月4日的检查中承认，“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有去。”【14】可见并不是“事情难办”，待学生闹过一段时间感到疲惫后，趁势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办，只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去办而已。

6. “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叶帅、肖华和我参加，‘中央文革’只有穆欣一人去了，其他人不去。总理带着大家从下午两点多钟起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直议到晚上七、八点钟，又搞出了5条，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总理又要我通过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结果林彪一直没有回话。”

刘志坚以上叙述是很有疑问的。当日下午周恩来的确在人大会堂召集过会议，但会议内容是否光是解决“冲击国防部”问题？在林彪已有明确处理意见的情形下，周恩来是否还需要用五六个小时去“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既然林彪已明确不同意叶剑英所拟定的抓人方案，周怎么还会搞出“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的5条，再次“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真是匪夷所思！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的吴德在其口述回忆中则说，“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15】

两相比较，笔者虽然觉得吴德的回忆也不一定准确，但宁可相信吴德也不会相信刘志坚的话。

7. “后来才了解到，冲国防部的学生已于下午3点退出，是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们就退走了。”

这短短一段话亦有两个错处。

其一，学生们是在傍晚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到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意见后才退出的，不是下午3点退出的。

其二，陈伯达的意见是张春桥宣读的，不是戚本禹去念的。

8. “对这两次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大楼事件的处理，陈伯达等人显然是玩了花招的，我觉得很不正常。11月11日，正赶上毛主席第六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就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我还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了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

仅就11月8日冲击事件而言，我们实在看不到“陈伯达等人”玩了什么花招。“陈伯达等人”并没有“不让军队来处理”军内学生造反事宜，相反，是军队中人在遇到自己难以处置的麻烦时，主动请中央文革小组去处理的。按李曼村1967年1月5日的说法，“最后是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代表伯达同志念了伯达同志的那个信，问题就很快解决了。”【16】

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反映出刘志坚及其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无能（这可能也是全军文革小组在两个月后的1967年1月改组的原因之一）。刘志坚1967年1月4日在其初步检查中称，“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17】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18】

至于刘志坚所谓“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笔者相信是他在文革结束后写回忆文章时才演绎出来的。当日他只可能内部埋怨全军文革中人（按李曼村的说法是刘志坚“他批评我们：‘嗯！说说谁叫你们向中央文革小组去报告？’”【19】）而绝不敢于向陈伯达、张春桥叫板，说什么军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因为，他所演绎的对张春桥所讲的那些话，并不符合当时的语景，同时，无论是当时或是今天，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人是你军队请来的，也为你军队解了围，感谢还来不及，怎么会无功反而有过呢？！（2018年3月）


注 释

【1】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59-260。

【2】访问方凡谈话记录，2002年1月27日。

【3】据方凡回忆：“当时，总参副总长李天佑曾到过张家口，表态说院党委是正确的。‘革团’听了自然不服气。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岘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抄注：与‘革团’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见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4】指总参谋部第三部，为技术工程学院的上级领导机关。

【5】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6】指李天佑、王新亭。

【7】方凡回忆：“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面对这么多人，早已六神无主，任其摆布了。晚上九点多钟，当北航‘红旗’和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从大连来京刚下火车）的大队人马一到，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8】方凡回忆：“海工‘造反团’的人首先从值班室的窗户里跳了进去，警卫战士们发现已有人进了国防部大院，立即全部撤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连忙随着人群进去，召集进去的人排好队，按单位清点了人数并作了记录。同时，安排人员在门口站岗，防止他人随便进入。这些情况，当时的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同志是亲眼看见的。事后接见我们时，他说：‘你们进去以后是很守纪律的。’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当时我们就认错了，并且很后悔。”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9】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10】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对解放军总字793部队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院校部分同志宣读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载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页6。

【11】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1984年12月4日。

【12】指刘志坚，下同。

【13】李曼村同志谈刘志坚罪行，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44。

【14】海军学院毛泽东思想青年红卫队、金猴造反团整理：刘志坚一月四日夜的初步检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

【15】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页19。

【16】出处同注13。

【17】指全军文革小组的人。

【18】出处同注14。

【19】出处同注13。


【首发于电子刊物《记忆》2018年5月15日第2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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