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北航红旗成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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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红旗成立经过

韩爱晶


    文化大革命时，北航红旗闻名全国，实际影响及历史作用非常独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北航红旗极为看重，北航红旗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队。

    北航红旗的成立也非常特殊，比如，我们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情况就根本不同。清华蒯大富个人作用与影响很大，先有蒯大富出名后有井冈山兵团。而在北航，几乎是先有北航红旗这个战斗集体，后有我这个勤务员。而我后来铸成大错，愧对北航红旗。

    北航被工作组整得最厉害的学生是石兴国，相当于清华的蒯大富，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冷静成熟。还有个学生叫曹伟康，瘦小文弱，他跟工作组斗争不屈不挠，让人非常佩服。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北航代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参加大会的就是石兴国和曹伟康两个学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8月20日，北航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我们成立的过程是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同时实行巴黎公社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负责人。当时各班各系红旗奋起，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

最早的北航红旗战士是屠海鹰、匡正芳、张依立。在北航红旗正式成立之前的8月18日，他们参加天安门大会后，就在市里买了红布，当晚张依立用黄线锈字，做了七个红旗袖章。屠海鹰、匡正芳8月19日上午就戴上了北航红旗袖章。

    石兴国以及类似石兴国挨整的一些学生骨干也自发串联、开小会，组建红旗核心层，为全院成立统一的红旗做工作。

    1966年8月19日，田东同学贴大字报，公开号召成立北航红旗，许多班级的红旗已经自发组成，大字报区到处可见红旗符号，在总勤务站还没组成的情况下，北航基层已经遍地红旗招展。这个情况与蒯大富在清华成立井冈山兵团完全不同。

北航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军人家庭，他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投身文化大革命。北航红旗战士的出身几乎都是红五类。那些出身于市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就算差的了。因此血统论在北航红旗并无多大影响，这与清华也不同。

    北航红旗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班、系、院三级，一层一层选举，不像清华，蒯大富当然就是井冈山的一把手，由他指派总部委员。

    北航红旗每个系推举两人到院里总勤务站，加上教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20个人，形成院一级的领导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

    据我回忆，各系推举参加院总勤务站的有：胡少南、邵仲威、屠海鹰、匡正芳、韩爱晶、何金国、杜小慧（女）、杜玉荣（女）、石兴国、戴维堤、刘金荣（女）、仇北秦、杜琏、黄铭钧等。另外，还有教师朱尚祥、张树泉（女）；工人李乐、靳晶印等，

    总勤务站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发挥每个红旗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兴国提议：北航红旗的领导机构，不采用司令部制，实行勤务员制。各系红旗战士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系勤务员，由他们组成北航红旗院级领导机构 “总勤务站”。勤务员只有分工，不分次序。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但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最开始的时候，石兴国是主持全面工作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

    “勤务员”、“总勤务站”的名称后来被全国各地许多群众组织采用，始于北航，创造者是石兴国。

    有个戴维堤同学，是北航红旗老战士。他写文章说：大家一致推举北航“十大牛鬼蛇神”之一、曾写血书明志的烈士子弟戴维堤为“北航红旗”的总勤务员，并担任总召集人。其他几个总勤务员还有何金国、井岗山、田东、韩爱晶、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鹰等人。

    这个说法是自我吹嘘加主观臆造。与事实根本不符。

    1．北航红旗成立之初从法律程序上讲没有明确过常委，也没有明确过一把手、二把手。

    2．根本没有推举戴维堤为“北航红旗”的总召集人。戴维堤当时也有相当影响，他腹中有文采，字也写得漂亮，但根本不具备召集会议、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质，生性如李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组织能力。

    3．无论从影响上讲，还是根据总勤务站实际情况，最开始的时候，石兴国是主持全面工作的，石兴国具备召集会议、布置工作的能力和基本素质。

    4．田东是北航红旗的公开发起人、按照田东的影响，完全可以担任北航红旗院勤务员之一。但在三系选举两人进院总勤务站时，田东表示自己不愿意当头头。这样，三系选韩爱晶与何金国参加北航红旗院总勤务站。但有时搞重大活动时，田东也常参加重要讨论。

    5．侯玉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务员，四系院勤务员是杜小慧和杜玉荣。后来杜小慧对运动有看法，她向我举荐侯玉山，经过改选，侯玉山才进入院总勤务站。

    6．当时，井岗山也不是第一批院勤务员。九系选进院总勤务站的是杜琏和黄铭钧。而井岗山当时是北航红旗延安游击队队长。

    戴维堤同学还写文章说：“自从我‘自我罢官’把一把手让给韩爱晶后，我当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红旗战士，”这个说法同样是自我吹嘘，实在太不自重。

    戴维堤同学说什么“自我罢官”？真荒唐！当时，北航红旗正处在最艰难日子，正在进行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斗争，戴维堤同学动摇迷茫，临阵避险。在斗争火线上贴出一张告示，表白说：辞职也能干革命。实际无人在乎其退出，只能成为笑柄。北航红旗翻身后，又进行巴黎公社式改选，他连基层勤务员都没当上。北航红旗是大民主选举，岂是戴维堤同学自吹的让出一把手，他凭什么有权指定谁当一把手？何况他本来也不是一把手。

    直到1966年10月4日，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韩爱晶、井岗山（现名：井然)、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石兴国虽然没担任常委，但一直担任院勤务员，同时担任五系勤务站一把手。

    北航红旗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包括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之后还进行过几次改选。我作为北航红旗主要负责人，在复杂的斗争中，因自身素质跟不上要求，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干扰，左倾盲从，出了不少问题。使北航红旗做了一些错事、傻事。这是后来的事。我辜负了历史重托，愧对北航红旗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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