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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从叛乱走向革命：保土意识、阶级意识及乡村革命动员
——以中共与皖西大刀会为中心的探讨（1922-1932）
黄文治
【摘要】皖西大刀会，作为民间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神魂传统思想及地域保土意识，它的存在是对乡村权力网络结构的一种牵制，于是军阀政权曾对其进行剿灭，而大刀会还是不自觉地达到了通过反政府的叛乱而不断政府化，并被地方精英默许其非体制力量的存在。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过程中，皖西豪绅地主等地方精英多组织大刀会团体以图自保，这样，大刀会就成为中共乡村革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共必须将大刀会从地方性叛乱势力转化为全国性革命势力，或者说将大刀会叛乱这种传统乡村集体行动形式库转化为自主垮地域性、强组织性并带有浓厚阶级性的现代集体行动形式库，这需要中共在革命理想与传统行为规范之间进行调适，两者的调适并非易事，却是生存法则。革命践行中，中共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进行调适、分化瓦解，最终成功达到瓦解其组织，并使其会众步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同路人。
【关键词】中共；大刀会；叛乱；革命；宗法农民文化；保土意识；阶级意识
就大刀会会众而言，它是一帮特殊的农民，是一群有组织的农民。在中共进入皖西联络、动员其革命之前，其就因官逼民反而走向传统自发性叛乱。但是，暴动之后，用鲍劲夫的话来说，这个民间武装团体，“由于缺少正确思想的指导，便由开始时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农民组织，蜕变为土匪武装，最后接受招安，成为反动豪绅地主阶级看家武装”。[1] 中共革命下乡过程中，必须针对这股农民武装势力进行分化瓦解，让其从叛乱走向革命，这与中共动员一般农民走向革命及其面临的困境，肯定会同中有异，值得进一步追索与探讨。
一、皖西大刀会源流
据史料记载，1735年在皖北曾出现“大刀会”，[2] 但之后相当长时间却音信全无。现在一般认为大刀会起源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或说其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而得名，不过，学界一般认为大刀会是别名为金钟罩的一种带有半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合。[3]
出现此类农民武装的原因乃是，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国家走向崩溃，国家政权不断式微，而地方劣化权力却在不断抬头，并渗透进乡村社会吸附资源，而这必然导致乡村农民的“道义经济”普遍走向破产。[4] 随着政局恶化，征兵、走私、盗匪、仇杀、捐税等掠夺性策略活动在乡村就会频繁出现，乡村社会即进入反叛的边缘，出现失范、混乱状态。在失范、混乱状态下，其中生活难以为继的那部分民众就会转入三谷孝所言的“民众的反乱系统”。[5] 这样，作为防御性策略组织——大刀会，“起源的原因是因为世道乱”，[6] 而成为乡民自发组织并整合乡村社会的工具。
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参加大刀会的是地主、富农多，很穷的人不参加，但种地主地的佃户则参加，为的是叫他们学了金钟罩给地主看家”，[7] 这样，“大刀会的组织多半为富农和富裕中农这部分人所掌握”，[8] 其“主要的作用，是防匪”。[9] 因此就其功能而言，乡村地主、富农组织大刀会主要是守望互助、拒匪保身家，其保土意识很浓。不过，在近代教民冲突激化及谣言鼓动之下，后来山东大刀会活动逐渐政治化而不断汇入义和团运动。其矛头由内而转向对外，进入大规模反洋教运动。大刀会开始起来时“为了打土匪，保身家，后来由于洋人欺人太甚，又打洋学，烧教堂”。[10] 酿成“庚子事变”后，义和团运动遭到政府残酷镇压。在八国联军与政府的联合镇压之后，“义和团虽烟消云散，而大刀会仍秘密流行民间”。[11] 大刀会在民间潜伏四散，有的传入临近省份，并繁衍开来，皖西大刀会是由山东经过河南而传入的，主要功能也有外而转向了对内。
就军阀治下的县级政权而言，其权力运作基本已打破费孝通所言的制约与调适性并存的“双轨政治”，[12] 原先乡村的士绅普遍放弃地方立场而投入行政系统，在国家政权不断下移过程中，这些基层官僚及地方精英逐渐成为丧失社会功能而徒有劣化权力剥夺功能的寄生阶层，如杜赞奇所言，他们已从“保护型经纪”真正脱变为“赢利型国家经纪”，[13] 如此，土豪劣绅真正填补了乡村“权力真空”。他们与军阀达成某种庇护制联盟，使县及县以下各级政府纯粹成为一架税收机器。据王奇生对1927-1949年长江中下游各省县长职能的研究发现，“拉兵夫要钱粮是县长的两大职责”，[14] 皖西亦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皖西，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土匪溃兵到处流窜，政府无能力解决现实问题，却横征暴敛，不断盘剥乡村资源，造成灾荒不断、饥民成群。这可以说，在乡村，倒不是阶级矛盾突出，却是官民、贫富矛盾在不断升级。据《六安文史资料》记载：“军阀统治六安时，官僚豪绅沆瀣一气，欺压人民。警备队长王传录在六安八、九年，城乡人民，受其蹂躏，难以尽述”，“1920年，北洋军阀又派第三混成旅王尚林团驻扎六安，更是穷凶极恶，残害人民。在六安卖鸦片，开赌场，杀百姓牲畜，放百姓田水捉鱼，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农民恨之入骨”，正当此时，“河南固始人梅广恩到六安，自称‘圣道会’，以符咒治病，开设‘香堂’，招收徒弟。扬言：‘兵难临头，只要画符念咒，可保刀枪不入。’梅广恩把军阀的军队叫‘妖子’，号召群众，用大刀、长矛，组织武装去捉‘妖子’，以保身家，名曰：‘大刀会’” 。[15] 百姓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纷纷入会，但“这引起了县衙的注意，梅广恩被捕入狱”，时有六安城关的杠抬工人谢有龙和苏家埠的农民夏云峰也被捕入狱，他们与梅广恩在狱中相识，于是“谢、夏二人拜梅为师”。[16] 出狱后，他们发展了秦华轩、翁元茂、朱达斋、卢品三等人，并通过乡村“日常行为轨制”密联会友，继续发展会众。于是，大刀会在韩摆渡、千江堰、马家集、黄檀庙、花林寺、陆家冲等地急剧繁殖。在《皖西大刀会始末记》一文中，史慕山对皖西大刀会作了概略性回忆，其间虽缺失对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回顾，但比较可取的是，可通过他的文章简要窥见皖西大刀会的组织结构、传播、修炼等些许轮廓。[17]
因此，在武夫弄权、庞大军阀机器烧杀的动乱年代，而乡村权力又不可能全部被官方独据的情况下，外部输入并有地方精英自发组织的自卫组织——大刀会——在皖西就通过灰色职业掩人耳目在家族、村际之间传播、扩散，并落地生根，成为整合皖西乡村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民间自发组织。
二、1924年自发性叛乱钩沉
民国建立后，土匪军阀化与军阀土匪化更加剧了乡村社会的衰败与绝望。乡民因绝望而疯狂，1922、1923年，拜过师的谢有龙、夏云峰、秦华轩等在六安、霍山两县乡村建立大刀会组织。首先是由先生设香堂招学生，然后学生又设香堂招学生，就是通过这样的传递链在乡村传播，参加者“多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并有少数知识分子及商人等”。[18] 后来大刀会进入六安城，据目击者所见都是“服装褴褛，皆似躬耕南亩之农夫”。[19] 他们“每人配备片刀一把，刀把上系有红缨”，平时“耍刀练功，烧香念咒”，而且“身上都配有红色飘带，上面写着‘保卫护身，铲富济贫’”的会旨，进行自我扩张，据载：时“六安东桥头集一带大刀会发展会众达五千多人，霍三龙井冲一带大刀会会众达一千多人”，[20] 可见扩张之迅速。
是时，军阀“土皇帝”马联甲坐镇安徽，其为筹措军饷，争夺地盘，大肆搜刮民众，除征收“二五亩捐”、募集“八厘公债”、发行“救灾公债”和加征茶厘烟税外，还要“皖西各县清交历年积欠田赋”，并且“借口增加田赋，加重农民‘押租金’和‘稻租’”，而“农民生活已经山穷水尽，无力缴纳。当时官府便以‘捉佃交东，清理田赋’为名，逮捕许多农民，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怒。大刀会乘机活动，农民因走途无路，参加大刀会的群众更日益增加”。[21] 六安县知事丁景炎更是“恒恃属下之法警，敲诈良民”，“平时欺压良民过甚”。[22] 贝思飞说，这肯定是军阀民众动员恶性循环的产物。[23] 时人南雁也认为“因民生的困苦，大匪的酝酿确已渐趋成熟时期”，那么，“其为腐败政治的反动和副产物，必与腐败政治因缘而生”。[24] 所言甚是。于是，官逼民反，大刀会为了反对现存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的利益分配主义而叛乱，也使这个原为自卫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反政府的政治功能。
1924年6月下旬，皖西大刀会大规模的自发性叛乱事件，终因一次符号性触发诱因而爆发。[25] 应该说，这次大刀会大规模叛乱事件的起因，传言、谣言颇多，在具体细节方面也存疑。不过，在共同社会积怨面前，如勒庞所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26] 一个刺激诱因，在集体磨合、兴奋、社会感染中，个体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将逐渐趋于一致，即心智归一，且极为非理性，这足可以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这次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受传统侠义文化洗礼的大刀会，提出了“攻下六安，杀贪官污吏”的反政府口号极富煽动力，[27] 而煽动起来的乌合之众，正是在朱砂与黄表纸药力作用下，凭着秦晖所言的兼有神秘主义非理性与浪漫主义非理性双重特征的“直觉主义非理性”， [28] 假神惑众，形成思维中的集体表象意识，而这种表象意识“以互渗排斥抽象，以情感排斥逻辑，以心象排斥概念”，[29] 并沉淀为思维定式。一旦这种思维定式形成、固化并传播感染，又往往抵消了会众按照逻辑程序进行解构事物及根据概念对感知材料进行整理、辨析的能力，甚至对纷繁复杂的矛盾漠然视之，这样那本就主客体不分，并牵连神秘主义的农民生活经验就失去了打破盲目的、超逻辑与超经验的偶像崇拜的能力，它们之间形成互渗与证实，民众也就更增加了一般化信念，坚信附录咒语能增强“刀枪不入”之信心与士气。在这种非理性思维支配下，“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力”，[30] 就会形成激情与神秘色彩多于理智思考的局面，勇猛前进，攻陷皖西多城就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架势。如《申报》所言，六安县城“系于6月27日清晨，被大刀会匪九十余人攻陷”。[31] 随后又攻英山、霍山、合肥、舒城等周边地区，并陷霍山、英山县城。[32]
大刀会进入六安县城后，立即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以“六安民生救济自治军”名义布告安民，认为此次事起乃“官逼民变”、“政治不良”、“军阀专横”三因酿成，号召“斩除妖子，改良政治，复我民权”。[33] 《申报》载：六安民生救济自治军宣称其“为系桑梓乡党”，今日组织，“纯为揭破黑幕，提减担负，打消军阀强制，非似其他匪人抱金钱主义，广行奸杀焚掠，扰害地方。本军因六安社会如斯恶劣，以良心主张，迫至于此，练军率队讨伐，从武力推翻，以期改造良善”。[34] 大刀会在致各地同乡会公函中亦称“吾皖祸患，已十余年矣，倪嗣冲实行专制，酷刑苛税，残害民命，不可胜计”，而今又“遗毒于马联甲，马本为异种（马系江苏东海人），暴虐皖民，搜刮财货，较倪氏之辣尤有甚焉，盖有血性者，思及皖耻，无不痛心切齿”。[35] 当此“民权早失，民生岌危，若不急起努力，以图自援，则三千万同胞尽陷于无底沟壑。我辈为争人格，铤而走险，本三民主义，组织民生救济自治军，誓必铲除害马，挽回吾皖民自有之权利而后已”。[36] 因此“敝军乃就六安一隅，爰兴义师，志在逐马，别无他求。大兵所至，秋毫无犯，凡我皖人，当表同情。诚恐马氏怙恶不悛，仍以原位甘言，诱我同胞，自相残杀，遗皖人无穷之祸”，要知道“皖省固皖人所固有，即逮皖籍，同为皖主，力能诛马者，即引为同志；助桀为虐者，即视为公仇，秉皖人治皖之精神，以图恢复主权，力求自治。所冀志士仁人，马氏既诛，则目的已达，敝军将归田解甲，服我初衷，一切悉凭皖人公决，其他非所知也”。[37] 在事件平息后，六安人在致各地电中，也认为近因乃是其与官厅发生纠纷之会众遭“法警往提，百般需索”，于是大刀会“号召党羽，杀警劫狱”，法警“伤败而归”；远因是“军人包办杂税，不免浮收”，大刀会因知“民怨沸腾，藉此起事”。[38] 事件的起因很明显，即官逼民反，于是倡言自治、保卫乡土。
大刀会入城后也并未像一般匪类那样烧杀抢掠，其在布告中明确声明“凡我六安胞人，男妇老幼，以及坐商游商，各自安心，照常营业，勿庸自相矛盾，倘有本军一兵一员，如不公买公卖，或藉词强制商民及人民宅，穷截财物，准被害人随时来部喊报，立即从严秉公惩办”。[39] 对地方也是“毫不骚扰，仅提用中国银行款三千元，其余市面无惊”。[40] 因此，会众“经过街市，各铺户皆在门前排列香案，会匪每过一处，则长揖答礼”。[41] 六安知事丁景炎逃至马头集电称“匪踞城内，尚未焚掳”。[42] 马联甲致总统府及内务府密电亦称：“城内署屋灶间被毁，监狱被劫，尚无其他抢掠烧淫之事”。[43] 当时有自六安避往舒城的外国人也电称大刀会“将邮电两局捣毁，知事早逃，机关人员均被俘，对商民未抢，仅派饷，并要商民担保兵不攻城”。[44] 其破城后在致外交部密电亦报：“城未恙，地方秩序亦未紊乱等情”。[45] 即使在退出六安城前，大刀会首领还向六城绅商宣称，“自入城以来，从无不法举动，而临去亦无强劫情事，此后即不负责任”，可见其收退时“尚能严守纪律，毫无烧杀抢掠行径”，以致六安人对其“竟无多大恶感”。[46]
不过，当时有“洛宁分皖”之说，马联甲及周边省份军阀如宁之齐夑元、洛之吴佩孚，竞相调集重兵欲镇压此次叛乱，其实是想借镇压叛乱之名而分皖。齐夑元以三省巡阅使之职权，电令徐州镇守史陈调元“派兵一团，以协同剿匪名义，先入皖境”。[47] 抵蚌以后，不肯静驻蚌埠，便已“拉夫雇船，直上寿州”。[48] 而吴佩孚亲信河南督理张福来亦跃跃欲试，以“皖豫接壤，恐六匪窜豫，选派劲旅，防守豫边”。[49] 因此南雁说“齐夑元首令陈调元派一团入皖扎寿州，准备以陈代马督理皖省军务；吴佩孚亦拟令豫督张福来率队入皖，以剿匪名义取马而代之”，所以马联甲见自己处境险恶，惶恐至极，生怕临省分皖之治权，逐电令“第一旅倪朝荣军由芜湖进扎合肥，第四旅李文彬团布防霍邱，第五旅史俊玉亲自率队由寿州前进，而责第二旅王尚林团恢复城池”，[50] 加强禁剿。连省公署之卫队营，也“选派两连，派营长张会元率领前往助剿”。[51]
大刀会见官兵压境，知寡不敌众，于是效仿临城劫车案办法，虏六安城内英法（有说是美法，存疑）两国教堂教士三人，进行软禁，以为要挟。如果官军开火，击毙外人，必然激起外交大交涉，所以马联甲虽调遣军队不下十数营，但时隔多日却迟迟不敢进攻。大刀会派城内居民马某出城至王尚林团部说项，提出三条件，“第一项为由官厅布告，匪徒并未骚扰，六城附近商民被抢掠者，皆系军队所为，以全该会名誉；第二项，县知事应由地方公举，不受省长委任，军队只能酌留一二营，余均退去；第三项，官厅发给款项，遣散缴械后保险不得伤其性命。此项条件，第一项办理后，方能谈其后两条”，而马联甲认为条件太苛，难以接受，逐下令进剿。但7月8日凌晨，省城天主教堂法国费神甫，亲至省公署见马，要求“从速援救，并转知进剿各军队长官，不可抄之过急，恐匪徒伤害教士”，另外，六安旅省同乡会，是日亦推代表侯某等十余人见马，请“饬令各军队，务须设法将该匪等诱出城外，方可开火。否则城中数万生灵，不堪设想”。[52] 在外在压力面前，马联甲举步维艰、进退两难。此时，北洋政府内务部亦密电马联甲言：“该刀匪占据六安，并挟去英法两国教士，实属凶顽异常，亟应相机剿抚，将该教士等设法救出，免涉外交”。[53] 在强大政治压力面前，马联甲只得致电外交部声称：“六安盗匪距城，将城中教士二人监视”，“劫外人以抵制官军”，因此已“飞饬进剿各军队，暂行缓攻，原为救护外人，免为交涉起见。同时并密派六籍多人，潜入城中，设计将外人诱护出城，或暗中保护，免被危害”，但因大刀会早有准备，“禁制极严”，马联甲“一时不得要领”，难以成功，只得“戒饬前方军队相机营救”。[54]
但是，当大刀会继已进攻霍山、英山后，总统府、国务院即严饬马联甲，“望速合力兜剿，若再延误，势益滋蔓，政府未始再与姑容，某方主换马，曹意策其后效，先严电申斥，结果将令其让出省长”。[55] 于是马联甲迫于皖省政局变化对己不利，急于发出总攻击令。而总攻令发出后，情势有转变。时六安县商会会长作为地方精英已“筹集现款二万五千元，送与匪首，要求退出县城，以免军队攻城，地方遭殃”，大刀会见“城外之援军已被军队截断，亦颇惶恐”，于是只得“携款出城”，官军从而得以入城。[56] 出城后，大刀会会众分路攻击合肥、舒城、英山等地，并攻占英山，但最后都被官军镇压，作鸟兽散，余部重散于民间，继续“猖獗未已”。[57]
叛乱平息后，马联甲听取平叛干将史俊玉之意见，认为根除大刀会，非武力所能助效，于是派干员安庆道尹谢作霖任六安地区善后督办，童挹芳为会办，采取“专重安抚，不重清剿”之策略，授大刀会首领地方保安团队等官职。在此政策安抚下，夏云峰等大刀会骨干被军阀政府招抚，“夏云峰担任六安警备队团长，秦华轩被收买为霍山自卫队队长”。[58] 1924年9月，余亚农、孙品骖、柏文蔚、郑绍成等国民党人发起逐曹（锟）驱马（联甲）运动。时任安徽省政务委员、段祺瑞亲戚刘亮章投机革命，乘机成立革命军第五军，在官亭成立军部，自任军长，并委派李枫轩、刘星槎等在六安广招大刀会会众，刀会首领夏云峰、倪刚、吴修俊、万蓬山等携械归附。后“北京政变”，冯玉祥囚禁曹锟，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政，刘亮章赴京求官，刀会部队遣散。[59]
因政局混乱，当权者执政能力脆弱，没能把大刀会的集体行动或言破坏性叛乱成功纳入现存体制轨道，使其与现存体制保持一种不离不弃之暧昧关系。不过，按照中共的说法，此时大刀会“本是一些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的反抗地主豪绅，自己找出路的组织”，却逐渐演变为“被会中首领利用来升官发财，地主豪绅利用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组织，[60] 因此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走狗”。[61]
三、国共分裂前:关注、争取领袖及工作中断
大刀会作为一种地方“反体制的武力”，[62]“有仇恨之奋，也有迷信之勇”，[63] 已不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斗争，而逐步上升为反政府性的、未有改变整个国家政治及社会制度雄心的低层次政治斗争。但是，其在畅饮源于民间道教的附录咒语中剔除了恐惧力，增强了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短短月余时间里，不畏炮火，勇往直前，猛不可挡，最后一鼓作气，克敌制胜，不但横扫了皖西多城，造成洛宁之纠纷，而且还影响了东南政局。《大公报》载：“东南问题将由皖督问题而惹起洛宁之纠纷也”。[64] 可见，群体无意识行动引起的轰动效应是无可比拟的。大刀会此叛乱事件，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口耳相传的故事自不必提，就当时的《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东方杂志》等重要报刊而言，都作了跟踪报道，应该说这些跟踪报道大体都遵循了事情的原委，对大刀会攻陷六安城后的报导也偏向正面化及同情之理解，而与大刀会相关报道截然相反之处是，马联甲之官军入城后却“大肆搜掠，行为甚于土匪”。[65] 这些报刊媒体对大刀会叛乱事件的报道，对公众的认知、大众支持度及事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报刊报道及言说中，大刀会把军阀武装打的落花流水的轰动事迹，实实在在引起了中共的关注与浪漫化理解与想象。这时的中共，也希望透过自己的行动导引，将这种底层低层次集体行动转化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大刀会叛乱的消息，通过报刊报道及在北京读书的六安籍学生口头言说等途径传到中共北方区委，这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与重视，决定派人前往调查。据调查主持者、后来成为农林生物学家及教育家的乐天宇回忆：
1925年，六安籍学生黄人祥、王泽农等到北京升学，两人考入了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在北京，他们把六安大刀会曾经占领过六安城的英雄事迹从家乡带到了北京。时北京农业大学是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据点，对六安大刀会攻城的消息甚感兴趣，因此觉得有必要去了解，所以向中共北方区委反映了意见。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同意了此项建议，并嘱咐组织部负责人陈为人与农委商谈了派人去六安调查大刀会的事迹。适在六安的安徽省立第三农校校长王兴序向北京大学访聘教员。于是陈为人就派乐天宇去应聘，由农大同学阚文躁向王兴宇推荐，所以聘书很快就到了北京。于是，乐天宇由蚌埠经正阳关到六安三农。乐天宇以三农任教为掩护，11月初，偕一厨房姓荣的工友从苏家埠、麻埠、流波（石童）到金家寨调查大刀会。事后，乐天宇将写就的大刀会叛乱调查报告及详细材料，由北方区组织部负责人陈为人转交给李大钊。[66]
中共北方区委附和了皖西大刀会的自发反军阀斗争。其曾于1925年秋与1926年冬两次派乐天宇到皖西争取大刀会工作。而1926年12月份那次，等乐天宇在北京汇报完调查结果，负有争取大刀会首领工作的重任重返皖西时，到六安不久即被捕，与大刀会接头工作中断。[67]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工作重心基本立足于城市，对乡村工作并未有长远打算，因此未特别重视乡村秘密社会工作，所以在皖西争取大刀会革命工作是极为薄弱的，且还“只知联络其首领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68] 这种只注重军事和联络地方精英的方式，使争取工作显得很不充分，直到国共分裂后相当长时间内也是这样，为此还受到上级党批评。1928年3月13日，安徽省临委在党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直接说，六安县委过去联络大刀会带有“机会主义的遗毒”，“不注意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及分化大刀会的群众”，因此，“应纠正过去之联络首领而不注意影响内部群众之错误倾向”。[69] 但是，直到1928年5月1日，六安县委还是“没有作起来”，其实，“从前县代表会议决议案对于刀会工作，本指示得很明切”，但“根本上就还未作”。[70]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四、国共分裂后：保土意识、阶级意识及分化瓦解
1924年的大刀会叛乱，昭示了农村反体制武装势力的一种新迹象，是一种乡村权力结构急剧变化的新动向。应该说，其会众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他们的组织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但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使用新式武器，也可以依托乡村与军阀周旋，甚至可以仅仅凭借着自身的才具和能力，在乡村权力格局中占主导的地位。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过程中，已注意到这股“农民的力量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只要注入一点新的东西，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组织力量，就将会在中国引发一场核裂变”，[71] 所以大刀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共一方面要联合获取其实力，来壮大革命武装；另一方面要伺机而动打入其内部，用教育、改造、分化瓦解之办法，夺取领导权或消灭之。总之，中共如需将大刀会从地方性叛乱势力转化为全国性革命势力，或者说要将大刀会叛乱这种传统乡村集体行动形式库转化为自主垮地域性、强组织性并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性的现代集体行动形式库，[72] 即纳入中共体制轨道上来进行革命正当性抗争，在理论与政治策略上，需要亟待解决。
1、纸面上的艺术
其实，中共在1925年1月份召开的党的四大上就初步提出了有关土匪的策略理论，但未涉及秘密会社，如大刀会等问题。[73] 而在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农字第九号中央通告时，已初步总结对秘密会社如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工作的经验教训。通告指出：“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而对南方那些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假使能领他们上正确的革命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这些会匪“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我们既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74] 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又说：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75] 8月25日，中央在致安徽省临委的信中再次强调“农协应容纳会党土匪，我们的党也应当容许极革命的会匪分子加入”。[76] 1928年7月9日，关于大刀会红枪会等枪会组织的策略，中共又指出：“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大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雇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77] 总之，“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方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斗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78] 另据一份对大刀会同样适用的红枪会斗争策略的中共档案显示：到1931年9月，鄂豫皖苏区在实践中已经出台了比较完善的大刀会斗争策略：分为“平时策略”和“战时策略”。“平时策略”目的是分化大刀会首领与群众关系。具体方法有二：一是利用各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关系打入其组织，使其群众反对首领；二是利用传单、标语、宣言、布告、写信及其它各种有效方法晓以厉害、戳穿谣言阴谋，向他们下层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使其分化；“战时策略”阐发的则是具体作战的策略，更是具体细微。中共如此重视大刀会工作，最终目的很明显都是要“瓦解他们的组织，解除他们的武装，解决他们的首领，夺取他们的群众”。[79]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见，中共革命主张联合会匪，包括大刀会，前期联络会首，后期偏向争取会众，这种态度转向应该是明确而鲜明的。而争取会众，中共只要他们遵守中共的意识形态道德及军事纪律外，看似没有别的约束，对其某些落后方面更是采取宽容态度，这主要是中共从阶级视角看问题，认为会匪之群众多是贫苦农民，要动员他们革命，就必须打入其下层群众取得其信仰，吸引这些群众纳入自己的体制轨道参与政治，为阶级革命长远目标服务，但要消灭其反动一面。不过，这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见缝插针艺术，具体践行中，那要纷繁复杂的多。
2、多管齐下与分化瓦解
北国共分裂前，皖西大刀会，就已被军阀政府招抚、利用，有脱变。虽然大刀会信仰与儒家文化认同有别，但在其实力不断膨胀并急剧改变乡村权力结构的情势下，颇多毫无组织依赖的乡村豪绅地主也默许、认可了其存在，并进行收买利用，甚至也学着办起了大刀会组织自保；再加上地痞流氓参与其间，为达私欲，标新立异，出现相异派别甚多，彼此都用“用蚕食的方法，占领全县四镇八乡一百五十八保，都扎‘香堂子’”，“每个堂子都能收到数十个以至百十个不等”的徒弟，而且“正向邻近各县发展去夺取政权”。[80] 原因一方面是，各种势力倾轧下的皖西，民众“生活极为不安，苛捐杂税、兵匪骚乱，豪绅欺诈等”，使他们“异常的痛苦，走投无路”，而加入刀会可以带来糊口的物质激励。[81] 另外，中共进行的是以土地为诱饵的苏维埃革命，这样，豪绅地主无疑就成为中共乡村革命的现实敌人，所以，“一般豪绅地主深恨自家的土地、财产，有马上被革命的穷人没收分配的危险，逐不顾一切的用尽方法欺骗、空暇、压迫群众，办……大刀会等来反革命，谁不加入就说谁有通共的嫌疑”。[82] 可见，农民协会等中共组织进入乡村，使得地方政治、社会问题更趋复杂，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随之流徙迁变。那些有恒产的豪绅地主，及1929年下半年后成为中共革命的另一敌人——富农——都因害怕中共革命，抵制中共势力深入乡村争夺资源并控制乡村，就不断制造中共的谣言，欺骗恐吓乡村民众加入大刀会组织，把中共也当成“土匪”来防，因此大刀会势力在这个时期继续武力反弹，“差不多成为六安第一位武装力量”，[83] 并且“向赤区进攻甚烈”，[84] 因此，大刀会成为了“反动组织”。[85]
面对这样的“反动组织”，中共一般采取的是“硬打”和“软拉”策略。“硬打”很简单，就是消灭；“软拉”方面，中共采取的方略，与国共分裂前颇为不同。这时已开始从阶级视角出发，注重训练群众，抢夺领导权了。中共认为大刀会的首领已经成为豪绅、地主、军阀的工具，其“首领显然是没有丝毫希望”，“我们绝不应存一种获得这一组织之幻想”，[86] 但其会众多系下层群众，是可以争取的，而且大刀会与国民党新军阀、不同派别、会众与首领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可以“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打击少数，争取多数”。[87] 因此，六霍县委“决定在大刀会的地方主要发展农运，打入大刀会群众中去”，即便是对“首领的联络也不过是深入群众的一个手段”。[88] 最初，中共也试图派同志到大刀会去组织分化、改造工作，但“他们都没有方法打到夏的群众里去，不能起作用，不久都各退出来”，原因是，中共此时组织微弱，党的力量也远不如大刀会有力量，而大刀会有自己的武装及信仰，能给农民带来“和平”担保，并“保持地方的秩序”，而农民对中共的宣传倒难以接受，因此“羡慕刀会，纷纷加入”，[89] 由此，“刀会被豪绅阶级拿来护家、打土匪，他们还以为是幸事呢”。[90] 这肯定是当时弱小的中共进行民众动员的客观困境使然。
面对此困境，积极进取的中共下乡革命党员并未回避，而是进行了深刻反思，因为他们明白，皖西乡村革命进展如何，直接取决于搅动大刀会会众革命神经的程度。
其一、组建革命的大刀会。中共革命不自觉中已把“反文化”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思维勾连起来，践行把代表封建性的豪绅地主阶级及其文化打入死牢，同时唤醒下层民众，并尊崇、汲取其能与自身共存的“非规范性文化与反规范性的文化”[91] 或言宗法农民文化滋养。关于此问题，列文森曾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当“一个中国人只要把儒学称为阶级的传统而不是民族的传统，他就可以从这个命定的传统中摆脱出来”。[92] “当儒家传统（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被认为只属于某个阶级时，那么，不是整个中国或民族，而只是一个阶级与它有必然的历史联系”，这样，“人民的传统是能被重新解释的中国的过去，而以前一直作为中国的过去的儒家传统或地主传统则被完全地否定掉了”。[93] 这就是说，中共在革命的过程中，当西方文化作为帝国主义因素、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封建文化和豪绅地主文化被否定之后，那么就只能主动去汲取真正封建、落后文化——宗法农民文化——的给养。两者的调适虽非易事，却是生存法则。
恽代英曾著文告诫中共乡村运动党员说：乡村运动“最好不要从破除迷信、改良风俗等运动入手。这是很多人试验过而都失败了的”，[94] 因为这事关乡村信仰的核心层面，乡民抗拒是必然的。既然如此，中共在乡村为分化瓦解大刀会组织，进而壮大自己，就必须调换思路，必须吸收、利用乡村大刀会组织中与中共革命相融的东西，比如对共同体、神化首脑的依附及迷信尊崇观念，坚决排斥相异要素，从而达到改造大刀会为阶级革命所用的目的。当时，六安县委给安徽省临委的请示信就认为要动员大刀会一般群众干革命，但“影响大刀会的群众，除非我们去里面工作并采取与他们一样的形式，否则他们就难接受我们的宣传”。[95] 而安徽省临委亦指示六安县委：“刀会中有广大的被压迫民众”，不要“因为其有迷信（思想）和受地主豪绅的利用，便认为毫无希望”，[96] “在不违背上述的原则（指唤醒阶级觉悟，进行土地革命宣传——引者注）及夺取群众的必要上，我们可以设香堂收徒弟”，[97] 另组织革命的大刀会，造成直觉主义错觉，吸收集体无意识农民，与异己势力作斗争。不过，后来寿县县委代表刘启元同阜阳六安霍山各县代表给省委的报告，却以以下犯上的方式坦陈安徽省委过去对六安会党指示的错误性，认为“省委指导六安县委派人参加大刀会，开堂子，收徒弟，结果事实上助长了大刀会不少声威，混淆了劳动群众阶级的意识”，[98] 但这已是后话。如此，这场中共革命不免泛起矛盾：一方面必须保持其迥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信仰，于此同时又必须迁就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以便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并欣然接受其革命理想，不过，这种矛盾其实在中共的民众动员面前最容易理解。
其二、深入虎穴，分化引导。1928年5月1日，安徽省临委给六霍县委指示要使大刀会“为群众利益斗争的工具”，“不要使农协与刀会成为对立的团体。我们一方面要使刀会内部群众对农协表示同情(农协是为大家谋利益的，刀会亦应如此)，另一方面以农协的所作所为影响刀会”，而影响大刀会群众，关键是“设法专派好些的同志去实行，参加其中起分化作用，引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阶级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宣传”。[99] 随之，六霍县委负责人王逸常、周范文、周狷之及一般农协干部等努力打入大刀会组织内部，利用当地农民容易接受的“日常行为轨制”如“结拜兄弟”、“交朋友”等方式联络情感，考察其内容与活动习惯，向会众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的阶级革命意识，[100] 并“吸收农民会党和进步分子入党”。[101] 当这些人打入大刀会组织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免就存在郑建生所言的两种意识的区隔与交融，“一种是地域性的群体意识，另一种是阶级的群体意识”。[102] 豪绅地主利用保守乡土的地域意识来对抗中共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过来，中共则靠阶级意识向地方既存特权势力展开夺权，而两者之间的区隔看似很泾渭分明，其实伸缩有余，即使保守乡土地域意识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贫富不均、豪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在民众容易理解的与之有类似的经验下才能转化保土意识，型塑非地方性的群体意识，而转化、型塑这样的群体意识，将阶级觉悟直接简化为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富对立”的仇恨模式进行宣传就成为最好的方式。当农民的“贫富对立”不公正情绪被激发，所谓的阶级共同体意识就确立起来，阶级边界意识也同样被激活与加强，于是，产生伤害性互动，但它的根源又不仅仅基于剥削产生的仇恨，民众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集体自我意识的积累也在泛滥，并且冲破家庭及村庄的地域范围。这仅靠“建构”是难以达到的，它是真实的存在体，而非“想象的共同体”。[103] 因此，斯诺及其同事的框架调整理论能够帮助解释此问题。框架调整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从传统话语中遴选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运动话语及符号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因此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的策略性框架的过程。[104] 一般而言，一个策略文化框架能够培养集体共鸣，能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及社会化提供基础，这是必然，但是革命意识形态是否出现于某个文化框架中，则完全取决于这个框架的因素如何适应某些特定的人文环境生态及新要素结合在一起。中共较少教条主义式动员大刀会的策略框架，在连接、放大、延伸、转化过程中，宗法农民文化无疑是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工具箱及行动库，革命者总能找到有效打动行动的优势文化行为脚本，当建构的一般信念与宗法农民文化沉积及情感积淀勾连，并被内化为民众的本能与习惯时，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基质就已成型。这样，民众的抗争才会真正不落“道德经济”崩溃背景下反抗模式之窠臼。
其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共是一个服务于全国性目标的政党，它必须通过框架整合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并通过其它手段如苏区内连续的反帝大同盟游行及拥护苏联等方式建构、灌输“农民民族主义”[105]及“农民国际主义”情绪与观念，打破大刀会会众的宗族、乡土观念。当然，这两种主义、观念，都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乡村的，承载的主体是农民，其形式上看似矛盾，内在逻辑却并不混杂，还是一种阶级意识泛化呈现，体现的还是一种“阶级民族主义”及“阶级国际主义”观念与意识。换言之，这两种主义、观念的建构、固化宣传，实际操作中，的确有利于阶级革命意识的启蒙、宣教与内化。
其三、再辅以有选择性的物质奖励与政治回报去达到自己目的的迹象亦不可忽略。时六霍县委周狷之家的佃户赵启清，系大刀会成员，周狷之通过私人关系，经过联络教育，启发觉悟，使其转而参加农协，成为活动积极分子，为农协作了不少工作，后来其还参加了共产党，当选为县委委员。[106] 作为社会交换活动，分离出来的会众不仅分得比较好的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而且社会地位也得到向上流动。佃户赵启清只是一个普通个案，其实那些瓦解出来的会众基本都能得到苏维埃革命的回报，他们愿意从事诸于此类的社会交换，以补偿会众在参与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及所冒的风险，所以利益的诉求就轻松地搭上了阶级观念及主义的便车。这样，在集体从众效应作用下的，许多会众纷纷走上脱离大刀会组织，加入农协及中共其它基层组织。
这样，中共通过自组织革命大刀会，致使“六安有农协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刀会”，[107] 而那些敌视革命的大刀会组织，据曾中生说他们后来也因“受过我们实际行动影响”，“都自己散了”。[108] 他们解散之后，据王逸常说霍山的会众“都能自动地反对他本来的团体，积极参加革命的战团”。[109] 而成仿吾建国后亦回忆说：当时六霍县委“争取大刀会下层的策略，使大刀会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会众日益倾向革命”。[110] 至于大刀会怎么消散并投诚革命的，张良德有回忆文章留存，他说，大刀会“在解放过程中，有的在作战中打死，有的负伤、被俘，或投诚到红军中来，有的是自己跑回家的。经过我党的政策教育，有的参加了红军部队，有的参加苏维埃地方政府或赤卫队；回家当老百姓的也分得了土地和有关生产资料”。[111] 如此，伴随着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压力，中共在苏区达到了分化瓦解豪绅地主指挥下的独立、半独立性的民间刀会组织，会众被解放出来，加入的是替代建立的中共一元化领导、强化控制的各式乡村政权体系，乡村如铁桶一般，其背后无疑也能透视出中共组织力、动员力及凝聚力之提升。
但是，回过头需反思的是，中共动员大刀会的策略，不免带有很强的权宜性。中共在争夺其领导权及型塑其会众阶级意识的过程中，仍然利用了其在现在看来极为封建的东西，因此，中共这种提升影响力、动员力、凝聚力及信仰力的动员中，也暗含着另一种消解。比如1931年4月，沈泽民经合肥初来皖西苏区，即发现该苏区“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既不知道马列主义为何物，也不严格遵行中央指示”，[112] 保守的“地方观念”、“农民意识”及“土匪军阀作风”相当浓重，这恐怕与该地大刀会会众普遍汇入革命洪流而未进行过精心、彻底社会改造不无相关。
五、小结
大刀会在乡村的出现、繁育、畸变，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权不断下移的表征。应该说，晚清民国以降，国家政权为应付近代化的困境，以谋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不断践行着打破杜赞奇所言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113]局面，因此，有一个不断向下延伸的过程。而达成这种国家权力下移的政治整合，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策略可供选择：积极方面的，中央政府可建构一套制度，让各种社会力量循正常轨道，逐步参与政治，达成政治共识；消极方面，可透过官僚化的途径，在旧有结构上叠床架屋扩张政府行政组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114] 遗憾的是，不自觉中，中国选择了后一种道路。践行中，国家政权在不断的下移、强化，同时又会导致政权的弱化与政府权力的分散。
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中央政府权力走向式微，国家政权实际上完全被武夫操控与分化。这些军阀武夫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乡村采取了赤裸裸的、竭泽而渔式的侵吞与掠夺，而这种侵吞与掠夺又会导致乡村社会充斥着浓烈的武化及劣化色彩，笔者将其称为“权力网络的武化”，张鸣将这种嬗变形象地称作“军刀下的政权下移”。[115] 当这种权力下移进一步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及乡村破产时，即便产生了一些防卫性灰色组织，如大刀会，但国家政权下移的过程中，也不断挤压这些民间组织的存活空间。对此，张鸣给出的解释是:“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不仅摧毁了原有的道德氛围，而且损害了乡村的文化网络。在这个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通过这种挤压和侵蚀，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中，以实现所谓的‘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趋势虽然没有将民间组织完全驱逐出局，但毕竟将农村的自组织系统摧残得七零八落，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116]
皖西大刀会，作为群众性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神魂传统思想，其承担了乡村社会敬神祭祀、地方治安及自我保护等官府难管也管不了的事务，对乡村的权力网络结构是一种牵制，于是军阀政权曾对这些组织进行剿灭，而大刀会还是不自觉地达到了通过反政府而不断政府化，并被地方精英默许其非体制力量的存在。中共进入乡村进行阶级革命时，一些豪绅地主也组织大刀会保护其身家性命。最初其在乡村社会中比中共组织的农民协会更有信仰及吸引力，会众没有阶级观念，参加者极多，原因乃是其“极有实力”，“一般农民都觉得大刀会比正式的军队好”，[117] 所以大刀会成为皖西乡村社会非常活跃且成为赖以运转的自卫组织。
但苏维埃政权具有很强的排异性，形成一定规模的苏区是不允许其它政党如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及独立半独立性的民间组织如大刀会及其它类型的组织存在的，这是其阶级排他性及中共动员民众砸碎即存国家机器的更替性色彩决定的。于是，中共在皖西乡村需打破强大的豪绅地主力量，以及打破松散联合繁多的大刀会组织，才能创建、维持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必须自己组织革命大刀会，或分化瓦解这一组织，变其群众为单个原子，以吸引并将单个原子性的民众组织起来，目的都为争取民众投身中共革命之需要。而中共对此也做了颇多工作，这包括利用大刀会等组织的宗法农民文化与中共革命相容的一些同构要素，包括不排斥其依附人格、宗教意识、表象思维定式等，灌输贫富对立观念，唤醒其会众的阶级意识、农民民族主义及农民国际主义意识等,并辅以物质奖励及政治回报等方式打破乡村宗族、乡土观念。如此，中共的排异性与非排异性，达到了天然统一。
在中共苏维埃政权及其组织控制的农民协会的挤压下，至少在苏区这些民间自卫组织如大刀会等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多组织被取缔、被镇压，领袖被当成豪绅地主制裁，而一般群众则“反对出卖农民利益的领袖而脱离刀会组织加入农协”，[118] 融进了革命的系统。这无疑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颇多群众被并入农民协会、贫农团、赤卫军、游击队、红军、党团等中共党政军群组织，替代的是有中共一元化领导的新的乡村政权体系及制度。因此，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消退，意味着在中共革命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把非敌人的每一个农民从体制外吸附到体制内，成为体制内的国家农民，这意味提供极强保护同时也伴随着极强束缚，让其为建立、维持扩张性苏维埃政权及制度服务，正如米格代尔所说：只有“在革命者成功地将农民并入一种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后，农民才会对该种制度产生义务感”。[119] 这种争取民众为利他也为利己的主义而斗争的转化，之所以成功，有革命者、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努力，也有此岸与彼岸世界不分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义理召唤的功劳。与此同时，会众一方面乃非坚定一种宗教神秘主义文化信仰，而这种多元信仰又具有相当脆弱性，在浪漫主义非理性催化下，很容易被摧毁、利用，但摧毁、利用后却更需要对外在权威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会众本身又暗含与党的方向不一致的离散观念，亦随之萌动。这是一个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的心理机制作用的过程与结果，都难有自我抗拒的屏障。
另外，值得观照的是，美国学者康豪瑟提出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动员到大规模集体行动中去的可能。但一个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控，但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操控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是形成极权政体的基础。[120] 不过通过中共与大刀会研究，其实在乡村，那种排异性极强且目标导向非常明确的组织往往通过自己的手段来分化瓦解先前的乡村弱组织，以达到社会组织的摧毁与再建构，最终形成民众动员的组织资源一元化目的。本文就大刀会从叛乱系统走向革命系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与大众社会不同的另一种社会结构形成的分析，而使人深信强化性组织，其实是民众动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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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劲夫：《六安大刀会暴动始末》，《金安文史（1）》，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
[2]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3] 罗宝轩：《大刀会探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245-257页。
[4] 道德经济论者认为传统农民的行为不在于谋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是维持最低水平的生计，最受农村中的道德契约支配。这种契约是建立在“安全第一原则”、“尊重基本的生活权利”、“互惠互利原则”三大原则基础之上的，一旦乡村共同的道德契约遭到破坏，农民就会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无非是为了反抗外在环境对农村传统机制的破坏，或是为了恢复传统的机制。可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5]【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21页。
[7]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22页。
[8]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9页。
[9]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史志资料（6）》，无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
[10]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21页。
[11] 戴玄之：《红枪会》，食货出版社，1973年，第137页。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160页。
[1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14]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2页。
[15] 政协六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六安文史资料（1）》，无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16] 中共六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六安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集（16）》，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113页。
[18]《六安县委关于大刀会情形给省委的报告》，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上，第6-7页。
[19]《大刀会匪尚占据六安县城》，《晨报》，1924年1月13日。
[20]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页。
[21] 政协六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六安文史资料（1）》，无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22]《六安来客述匪乱之经过》，《申报》，1924年7月22日。
[23]【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24]《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号，1924年7月25日，第3-4页。
[25] 历史的演进是剧烈而动态的，相比较结构主义而言，笔者更重视“事件”的解读。有关此事件的诱因与经过言说版本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种版本，整个事件中，传言、谣言颇多，在具体细节方面也存疑。可参见：《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号，1924年7月25日，第4页；政协六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六安文史资料（1）》，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23页。
[2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7] 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28]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
[29]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
[30]【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31]《皖匪攻陷六安县城》，《申报》，1924年7月5日。
[32]《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号，1924年7月25日，第5页。
[33]《大刀会匪尚占据六安县城》，《晨报》，1924年7月13日。
[34]《六安事件之近讯》，《申报》，1924年7月16日。
[35]《六安匪代表反对马联甲之一纸书》，《大公报》，1924年7月12日。
[36]《六安匪代表反对马联甲之一纸书》，《大公报》，1924年7月12日。
[37]《皖乱范围扩大》，《申报》，1924年7月13日。
[38]《匪去后之六安人电》，《大公报》，1924年8月9日。
[39]《六安事件之近讯》，《申报》，1924年7月16日。
[40]《六安代表来沪》，《民国日报》，1924年7月15日。
[41]《大刀会匪尚占据六安县城》，《晨报》，1924年7月13日。
[42]《安庆电》，《申报》，1924年7月7日。
[43]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44]《北京电》，《申报》，1924年7月8日。
[45]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46]《官军克服六安之经过》，《大公报》，1924年7月25日。
[47]《北京电》，《申报》，1924年8月3日。
[48]《苏齐对皖之新心计》，《民国日报》，1924年7月17日。
[49]《皖马处两大间之困难》，《申报》，1924年8月3日。
[50]《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东方杂志》，第21卷第14号，1924年7月25日，第5页。
[51]《皖马处两大间之困难》，《申报》，1924年8月3日。
[52]《皖匪占据六安之续讯》，《申报》，1924年7月11日。
[53]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54]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55]《北京电》，《申报》，1924年8月1日。
[56]《六安之克服事情与善后》，《申报》，1924年7月24日。
[57]《皖省刀匪（小刀会、大刀会）猖獗未已》，《申报》，1924年9月25日。
[58] 中共霍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霍山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5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集（16）》，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60]《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2页。
[6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
[62]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63] 1983年5月20日乐天宇来信，转引自中共霍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霍山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64]《皖督问题将惹起时局之纠纷》，《大公报》，1924年7月30日。
[65]《北京电》，《申报》，1924年7月22日。
[66]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6页；政协六安市金安区委员会编：《金安文史（1）》，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0页。
[67] 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皖西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6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69]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无出版社，1987年，第206、210页。
[70]《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2页。
[71]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75页。
[72] 梯利把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所熟悉和能运用的抗争方式的总和。可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7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63-364页。
[7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0-221页。
[7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
[76]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7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第360-361页。
[78]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写：《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79]《鄂豫皖苏区军委会对红枪会的策略》，1931年9月11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56-257页。
[80]《六安县委关于大刀会情形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4月26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上），第6页。
[81]《六安县委关于大刀会情形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4月26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上），第2页。
[82]《鄂豫皖苏区军委会对红枪会的策略》，1931年9月11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52页。
[83]《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2页。
[84]《六安县委关于皖西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9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218页。
[85] 张良德：《回忆鄂豫皖苏区红军医院的一些主要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1页，C4-03-05。
[8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32页。
[87] 中共六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六安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57页。
[88]《尹宽关于巡视工作的报告》，1928年2月5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99页。
[89]《六安县委关于大刀会情形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4月26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四（上），第7-8页。
[9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25页。
[91]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25页。
[92]【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6页。
[93]【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2-123页。
[94] 可参见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6页；另外，据徐立清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在大别山区，反动派“也杀了一些人，杀的这些人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打菩萨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打菩萨是最不得人心的”，即是明证。可参见徐立清：《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麻城市党史办藏，第3页，C4-02-12。
[95]《六安县委关于大刀会情形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4月26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四（上），第8页。
[96]《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3页。
[97]《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3页。
[98] 中共阜阳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阜阳地区档案馆编：《阜阳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99]《安徽省临委致六安县委信》，1928年5月1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33页。
[100]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101]《王逸常关于巡视六安、霍山等地向中央组织部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30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61页。
[102] 郑建生：《红枪会与农民运动——以1927年的麻城惨案为例的探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3年，第20期，第337页。
[103] 美国学者本·安德森在探讨“民族主义”时，主张“建构论”，认为民族观念，非历史文化演进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杜赞奇在探讨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时也认为民族主义是被建构的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本文虽不是探讨民族主义观念，所谈的是大刀会会众群体意识的型塑与转化问题，非直接关联，但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包括民族主义观念，它型塑与转化，非仅为革命者的建构、发明，然后灌输给大众便可以产生，其实与民众原有的群体意识及历史文化铺垫亦不可分割。可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4]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
[105] 就“农民民族主义”而言，早年在城市接受教育，深受启发，并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担任乡村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在革命动员过程中，使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确有一个下移、下乡、农民化过程，将民族主义思想灌输给前文所言的农民，并进行道德归罪，启发农民，认为国家的非独立状态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国民党卖国的结果，以此掀起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农民的利益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农民反抗的目的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也不尽相同，然而，农民的怀疑、敌对、反抗的行动与反帝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却存在着谋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将农民转变为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普通农民转变为政治积极分子。这样，农村反抗运动与民族主义等其它因素汇合，将国民党政治威权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加速农民民族主义的启蒙及中共乡村民众动员进程，继而达到农民民族主义政治化及党国化认同。
[10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
[107]《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69页。
[108]《鄂豫皖特委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10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31页。
[109]《王逸常同志关于巡视皖北经寿县六安等地综合工作给中央报告》，1929年2月13日，转引自：王志怀主编：《舒传贤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110]《中共党史资料》编委会：《中共党史资料（4）》，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111] 张良德：《回忆鄂豫皖苏区红军医院的一些主要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第11页，C4-03-05。
[11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230页。
[113] 美国学者杜赞奇定义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是指国家为扩张权力而不断膨胀其组织结构的同时，无法将治权直接深入农村基层，却导致地方精英掌握各种非正式组织贪污中饱而尾大不掉。可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52页。
[114] Lloyd 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73.
[115]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116]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17]《尹宽关于安徽工作的报告》，1928年12月9日，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63页。
[11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32页。
[119]【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120] Kornhauser：William.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59.
本文来源于《学术界》，2010年第10期，有修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8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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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6 04: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