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川普与１９６８年的世界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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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与１９６８年的世界史意义

崔之元

〔原编者按：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毛主义对中法知识分子的影响”的讲座，由法国记者、文学评论家和专栏作家Arnaud　Vivant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共同主讲。以下是崔之元教授的发言部分，蒋余浩根据录音整理。其中以川普为例，分析了如何突破“体制僵化”和“体制外动员混乱”的两难困境。〕

　　今天非常荣幸能与Viviant先生一起来讨论“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在法国和中国”。我首先对Viviant先生刚才讲的毛主义在法国谈谈我自己的感想，然后我会稍微联系一下中国，因为今年是中国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５０周年，也有很多反思和讨论。Viviant先生的这个报告对我们中国听众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国际的视野。我们国内现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有两种错误的极端倾向，但这两种错误的视角还都聚焦在中国国内，而缺乏国际视野。这两种错误的极端倾向是什么呢？一是认为当前在中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危险很大。这个看法其实是片面的，目前并没有那么大的重演文化大革命的风险，但确实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容易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比如说有个地方政府开大会公审讨薪农民工，的确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但这个公审农民工的事件是个别的，它并不能说明了文革马上要再来。第二个错误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现在干部的腐败比“文化大革命”要严重得多，因此文化大革命很正确。这个观点是极端的，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的看法，多数人并不赞同。不过我今天想强调的是，Viviant先生的报告特别使我们认识到看“文化大革命”的视角不应局限于在中国之内，这是他的报告有启发之处。

　　我现在想对Viviant先生讲的“文化大革命”的国际视野再补充几点。

　　第一，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昨天和前天，习近平主席正好访问了捷克。１９６８年，爆发了一个世界性的来自基层人民的运动，特别重要的是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对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中国的媒体都还没有注意到。２０１５年，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出了一本“基辛格传”。基辛格的传记已经出版了很多，开始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阅读后发现这本“基辛格传”新内容还是不少，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基辛格自己给他提供了很多以前没有向其他人提供过的档案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基辛格在秘密地和苏联人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时候，是在布拉格这个第三方进行的谈判，基辛格一开始以为捷克人完全是苏联人的傀儡，但是他发现不是这样，因为马上就发生“布拉格之春”了，捷克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实际上告诉了基辛格一些真实的情况，最主要是关于中苏矛盾的深刻程度，因为中苏分裂从６０年代初期就在报纸上公开了，包括中共批判苏联，苏联批判中国，但是很多媒体特别是西方人还是不了解这个分裂究竟有多严重，因为苏联和中国一些领导人确实还寄希望于中苏再和好这种可能性。所以，“布拉格之春”前后，基辛格得到了真实的中苏矛盾深刻程度的信息，对几年后中美建交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国际大背景是越南战争。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基辛格在布拉格秘密谈判，而美国和北越的正式代表在巴黎进行关于停战的公开谈判。很多法国的学生都是支持胡志明，因为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很重要的一条是反殖民主义，而在阿尔及尼亚刚刚经过１９６１－６２年的独立战争，当时只有７％的法国人支持法国继续在阿尔及尼亚殖民。美国一直宣传他们在南越已经把北越势力控制住了，但是正好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０日，北越发起一个著名的叫“Ted　Offensive”的大规模反攻，这个说明美国军方一直在说的已经全面控制北越势力是个谎言。当时美军对越南的轰炸，造成了一百多万平民的死亡，因为北越越共进行游击战，而美军没有游击战，完全靠轰炸，造成平民的伤亡非常大，因此确实引起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慨。这是一个很大的１９６８年社会运动的国际背景。

　　第三，我觉得法国１９６８年５月学生和工人运动的过程的细节非常有意思。首先，刚才Viviant先生提到，戴高乐采取“父权主义”这种比较高压的政策限制学生。我们现在许多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当时法国却不被允许，比如法国的大学规定男生不得访问女生宿舍，签字也不行，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宿舍。另外，学生觉得很多教学的内容陈旧，还有一种灌输性的教学方法，因此学生要求教育改革。再比如说，在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以后，学校要招聘教师时学生也参加招聘委员会，这在１９６８年以前没有。这是在教育民主化方面的学生诉求。刚才Viviant先生讲到雷蒙·阿隆，他是法国比较右翼保守的思想家，但他竟然也说，“人类马上要被美苏核武器竞赛摧毁了，这时年轻人有些过激的举动，要求性解放，有什么可奇怪呢？”如果我们联想到，同时在美国正在爆发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这些事件都发生在１９６８年，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也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也是进行教育改革，是有帮助的。

　　这是补充的一些关于１９６８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国际背景。下面，我就谈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来看，我觉得确实不仅仅是权力斗争，正如很多当事人（包括刘少奇的亲属）也认为，如果仅仅为打倒刘少奇，也不需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觉得在毛泽东思想里，他始终比较注重从基层群众的创造性，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有很深的对“民主”的信念。这种“民主”信念的本质，就是毛泽东两句诗，一句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另外一句是“遍地英雄下夕烟”。“民主”的信念是坚信每个普通的人，不论有没有知识，都有他或她的尊严和创造性。民主信念，可能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从１９４９年以后毛的一些政策也可以看出，他对苏联那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是不满的。在薄一波的回忆录里，他谈到有一次亲耳听见毛泽东说，最烦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跟我汇报工作，如果我坐国民党的监狱，我的脑子至少是自由的，但是听李富春汇报中央计划的数字的时候，我脑子都不自由了。

　　另外，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的军队制度建设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古田会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回到古田召开中央军委会议。那么，１９２８年古田会议核心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媒体强调是叫做“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士兵委员会”，就是说必须有“士兵民主”，这是毛主席认为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最关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确实是认为原来的苏联体制，包括中国继承的苏联体制，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所以，他要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因为青年本身已经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要求，来实现他的更加依靠人民群众的，也是一种更民主的体制的追求。

　　但我下面要说，这里面本身有他的很多不成熟和错误的地方，同时有很多出乎他意料的情况，所以导致文化大革命整体上是失败的。确实不能够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是我认为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是正确的原因。

　　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领域最主要的就起源于清华大学，因为当时刘少奇的夫人就在清华大学，担任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蒯大富当时才只有１９岁（２１岁——编注），他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来造中央工作组的反，并且他们学生里面有一套教育改革的想法。这些开始时候都得到毛的强烈支持。但后来，毛发现整个的局面完全失控，所以他派工宣队即“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而蒯大富又组织很多学生来阻碍工宣队进入清华，并且有人用自制的枪打死了一位工宣队的成员（有五位工宣队员被打死——编注）。当天晚上，毛主席召集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约了蒯大富，他因为还在清华大学组织这些反对工宣队的活动到晚了，他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对毛主席说，有黑手镇压我们的学生运动，毛主席回答说：“黑手就是我”。因此，我觉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这样一种困境的存在：

　　原来的体制容易陷入一种僵化和保守，或者叫“institutional　rigidity”，即制度的刚性；但是如果简单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造反，在这个制度之外发动群众，“extra－institutional　mobilization”，那么确实容易造成“僵化的制度”和“混乱的造反”这种恶性循环。这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体现的问题。而且，法国１９６８年５月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刚才讲的毛泽东的诗词体现出对“民主”的基本信念，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创造性，当然毛泽东自己也知道，并不是六亿神州的每个人都是舜尧。这就产生了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

　　比如现在的美国选举中的川普（Donald　Trump），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被选上总统，但如果选出的真是川普，那么根据这种民主的信念也必须接受他。所以，“民主信念”面临的挑战是，制度安排本身会出现僵化，但是完全打破制度安排又会出现混乱，这个问题现在全人类都还没有解决好。

　　也许我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实际上是觉得，一方面是制度容易僵化，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制度又容易混乱，这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如果我们有坚信每个普通人的尊严和创造性的“民主信念”，而当出现的是川普当选这种局面的话，再转而相信少数人的精英主义，这也不对。就是说，民主弄不好选出川普这种人，甚至历史上还选出过法西斯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又回到小圈子的精英，让少数人说了算？我认为，这个两分法本身很不对，但怎样突破这个两分法，是人类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突破这个两分法的思路，是１９６８年法国文化革命运动当中一位很重要的理论家Cornelius　Castoriadis提出的。他是１９４７年从希腊来到法国的，曾是希腊共产党员。１９４７年的希腊是冷战的发源地。英国反对希腊的共产党执政，但英国实力不够，就把对希腊、土耳其的控制转到美国，这就是冷战的一个直接的起源。希腊共产党的重要成员Castoriadis１９４７年被迫跑到法国，在OECD做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哲学思考。他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注意到：

　　不同的制度所蕴含的对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的回应度、反应度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制度，虽然，制度的可改变性和自我修正性也各有差异。

　　这实际上也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的观点。从这一观点看，１９６８年的精神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事实上已经改变了１９６８年以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比如说，刚才提到，现在学生也可以选教授，这都是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这些新的制度比起原来的制度，僵化性小一点，但是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僵化，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自于基层，不断的动态的民主化的过程。有个法国的例子很有意思。１９７２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矿工的女儿被杀了，事件发生在法国一个小城，开始警察怀疑是城里比较富裕的一个男的干的，后来发现证据不足，就把这男的给放了，但是法国的毛主义者就不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庭对矿工的女儿不公正，所以他们把萨特、福柯都安排去了这个小城，当然萨特、福柯他们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不是那有钱的男的杀的。但他们去了以后确实造成一种舆论，就是使矿工待遇、煤矿安全事件等等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引起比较大的舆论重视。这里有意思的是，当时萨特说，资产阶级法庭这种制度不可靠，他建议用“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但福柯更加激进，说“人民法庭”也不行，因为“人民法庭”也还是个制度，福柯不信任何制度，只相信“自发的正义”（spontaneous　justice）。福柯举了一个例子，在１７９２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英国和比利时等欧洲保守势力进攻法国，法国为了抗击外国入侵，一些人主张先把监狱里的法国反革命杀死，以防外国军队打进来后他们来复辟，后来真的杀了几百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庭审判，即没有经过“人民法庭”，也没有经过原来的法庭。福柯竟然认为，这个“自发正义”好。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这些特别著名的思想家，如萨特和福柯，实际上比毛主义者还要激进的多的思想状态，而事实后来也证明他们这种“激进”是错误的。这就提出了我们怎么能够使制度本身有灵活性，能够对人民的民主要求有高的回应性——这个需要全人类不断在民主实践过程中解决的难题。

　　最后我想说一下，１９６８年５月法国学生运动是怎么结束的，从中可以看出制度安排与制度之外的运动有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５月３日学生占领巴黎大学的时候，法国总理蓬皮杜正好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访问，十多天都不在法国。这是在学生运动变得激烈之前，蓬皮杜对学生比较同情，他觉得可以一定程度上向学生让步，但戴高乐总统比较强势，是不同意向学生让步的，他觉得那会使政府丢面子，蓬皮杜总理还有下面的部长还是必须听戴高乐的，所以他和学生的谈判也没有进展。５月１２日蓬皮杜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回来以后，就说要和学生达成协议，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但戴高乐说，如果学生能够不再进行游行，特别是不再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比如说最严重的一次是火烧巴黎证券交易所，那么戴高乐说就同意蓬皮杜的做法。蓬皮杜试图和学生接洽。５月３日学生占领巴黎大学时，警察已经封闭了巴黎大学，完全都停课，其他学生也进不去，并且逮捕了一部分学生。但是蓬皮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他释放了法国学生，但没有释放外国留学生，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留学生就是刚才Viviant先生说到的Daniel　Cohn-Bendit，他是一个德国留学生，但他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学生领袖，只要他没有被释放，学生就完全不听蓬皮杜总理做出的让步。这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并且工人开始支持学生，出现了罢工，罢工人数最高峰竟然达到１千万人，全法国停水停电停火车，法国经济整体瘫痪了一两个星期。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觉得还有办法，就是以他抵抗运动领袖的形象，做一个全国广播讲话，并且他提出这样一个制度，就是６月１６日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大家不赞成他的话他就下台。因为当时学生和工人已经联合起来，工人提出很多经济民主化的要求，戴高乐因此说全民公决里包括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但是戴高乐忽略了，只要学生领袖没有释放，学生是不买账的。所以他这个广播讲话之后，学生没有任何妥协的反应，所以戴高乐很压抑。他突然失踪了一天，包括总理、国防部长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发现，戴高乐带领妻子和儿子全家飞到法国二战后所管辖的德国巴登巴登地区，他秘密飞到那儿，已经考虑向德国政府申请避难。法国驻在巴登巴登的军队的将军说服了戴高乐，说法国人民还会相信你的，所以他在这里呆了一天后，５月３０日回到巴黎，又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这次讲话就生效了，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工人学生的运动，包括停水停电，停加油站，汽车没法加油，实在是对老百姓生活影响太大，所以５月３０日戴高乐讲话后，工人和学生就做了妥协，这样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运动就停止了。我已经说过，１９６８年的运动有深远的意义，包括它在文化方面，如男生也可以访问女生宿舍，学生也可以参加选教师的委员会。从那个学生领袖Daniel　Cohn-Bendit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看出这点。他被释放了以后，法国政府把他驱逐出境回到德国，他在１９７５年又要求回到法国。这个人在被驱逐期间，先在法兰克福当个幼儿园老师，当了７、８年，后来竟然当选为法兰克福市的副市长，他现在是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的主席，当时学生运动时他是２２岁。我们比较一下，蒯大富１９岁参加激进运动，后来却有很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思考，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制度之外的社会运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影响。总而言之，我觉得无论法国文化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都提出了如何面对“制度容易僵化，但是完全不要制度又会混乱”这种两难困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且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好答案。这是全世界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纪念文革５０周年所具有的意义。我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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