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关于文革前奏“文艺大批判”的两点疑问

reading

关于文革前奏“文艺大批判”的两点疑问

作者：老田


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以及后来官方的认定，文革的开始时间，被定位在发表姚文元署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革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而是以文艺批判或者学术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反映这个时期的政治博奕或者高层分歧也是对文艺批判的不同倾向，二月提纲和江青在军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显是直接对立的，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就直接撤销并批判了二月提纲。后文革时期的叙述，是按照毛泽东的态度定位的，把毛泽东说成是支持进行在学术上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反过来把刘邓和彭真等人说成是反对进行政治批判的。这个主流的文革叙述，在两个方面留下了疑问。

第一点疑问是关于吴晗和姚文元的争论要点问题，吴晗所编戏剧中间把海瑞的“退田”，写成是为了解决农民和官僚地主徐玠之间的矛盾，并定性为阶级矛盾，说海瑞是为民做主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认为这个定性是错误的，海瑞解决的是农民“投献”问题（即农民为了避税，把自己名下的田产“投献”给有免税权的大官僚地主），是为了皇家天下的利益而行事的，解决的是地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剩余分配问题，而且由此推断吴晗的“蓄意歪曲”历史事实是别有用心。后来当过光明日报总编并主持真理讨论的杨西光，当时参与过讨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曾经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份子”的大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这个争论其实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就是海瑞的退田到底是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矛盾；第二个是政治问题，就是吴晗写作的寓意何在。对于第一个问题，后来被埋进去了，没有进行讨论，纯粹从学术考证出发，吴晗的戏剧写作恐怕没有历史依据，倒是姚文元的文章写作，基于比较翔实的历史资料，其中许多资料是复旦大学历史教师朱永嘉等人专门搜集整理的。换言之，在海瑞退田这个问题上，错误的是吴晗，当然，吴晗是戏剧形式来表现的，可以容许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但是也不能没有限度。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海瑞罢官的“学术争论”方面，始终被人们所选择性地遗忘，即使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年月，也没有算这一笔帐。

在新中国研究历史的人，混日子可能是格外不容易，一个关键原因在毛泽东本人极端喜爱历史，二十四史读过七遍以上，兼且记忆力极佳，在批阅戚本禹等人的文章时可以凭记忆更正很生僻的人名错误。反观中国历史学界混饭吃的行家，二十四史读过一遍的人就极少，每犯错误就常常被毛泽东发现，由于每每见到专家们老凭“想当然”治学，最后毛泽东得出一个印象：大学里一个中文一个历史“唯心主义”最多。毛泽东可能老是见到吴晗在明史研究中间犯基本史实方面的错误，最后毛泽东断定吴晗没有读过明史，他的某位学生读过。

在姚文元发表文章之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都曾经打电话去上海，追查这个文章的背景问题，彭真甚至说过“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狠话。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文化革命批判小组的工作就由彭真主持，当时做了很多的批判工作，例如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道德继承论”和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决定论”等。许多人经常强调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北京不转载很正常，这个想法是按照今天的新闻规则去反推的，明显忘记了问一问：彭真主持批判工作中间的文章发表“惯例”是不是所有报纸一体转载？如果是这样的，显然毛泽东指责北京报纸拒绝转载，至少就有了“彭真建立的发表惯例”作为依据。

在文革进入到一九六六年之后，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兴起之前，最主要的政治博奕或者高层分歧是体现在对文艺批判问题上。所以，我的第二点疑问是，文艺批判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批判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还是为了实现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面，彭真尤其不能够“装天真”，因为他本人就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首席负责人，试问，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彭真主持的大批判运动都是为了推进学术并且“以理服人”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样一来，就很值得推敲了，为什么对于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回到“纯学术”的路子上去呢？而且如本文前述，姚文元文章在历史资料基础上，明显优于吴晗的“戏说”过了头的戏剧作品，本身是站得住的，按照当时的水准应该是好于彭真本人组织的
那些批判文章，为什么彭真如此大动干戈呢？看来主流的文革叙述，在这一点上面明显遗漏并歪曲了很多东西。

最为奇特的是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今天回头去读，也明显是以“对左派进行整风”为基调的。考虑到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应该对左派进行整风，他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这样的事情三年以后再说”的意见，为什么回到北京之后，这个“对左派整风”的文件仍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呢？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方面转述毛泽东认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意见，一方面又说毛泽东本人开始是同意二月提纲的，这样的叙述明显陷入严重的相互矛盾之中：如果毛泽东认定对左派整风应该在三年以后才进行，从逻辑上看，他就不可能同意二月提纲，除非他是违心地同意彭真的意见而因此说了“违心的话”。有了这个认识，回过头里看《二月提纲》的通过，就特别值得琢磨，一个可能是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但是彭真回北京之后告诉刘邓说毛同意了，所以刘邓在“得到毛泽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下发中央文件要对左派整风；另外一个可能是彭真如实说明毛不同意这个文件，但是刘邓依然下发了这个文件，事情出来之后要彭真一个人背黑锅“撒谎说毛泽东同意”，非如此不足以解脱刘邓的政治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可能的话，那么，“文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出去”就很清楚了，联系后来彭真忽然被
第一个打倒，乃至后来彭复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高职，都似乎有某种因果联系。

彭真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主持学术大批判工作，到一九六六年忽然热心对左派整风，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终止他此前所做的工作，这一思想转变堪称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彭真是如何实现的呢？文革后的叙述完全没有交待，结合我们在上面所作的一点分析，特别耐人寻味。在姚文元第二篇重磅炸弹文章《批“三家村”》出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之前，彭真抢先于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日报》搞了三个整版，除了批判吴晗之外，还把邓拓也抛出来作为靶子，考虑到彭真坚持的二月提纲，这一举动又何其令人难以索解。文革初期五十天，刘邓主导的文革方向，明显又是把打击矛头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在见过四清“前十条”“后十条”的争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之后，运动方向十分明确和具体，不可能真的存在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为什么运动方向还是被逆转？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主流文革叙述中间无法回答，因而成为一个十足的疑问。


二○○六年四月七日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369&fpage=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