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毛泽东文革思想的要点在于造反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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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革思想的要点在于"造反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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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向世界鼓吹的基本人权中有新闻权，言论权，结党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并不包括造反权。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统治方式或者管理方式中，如果你是人民的一员而且对政府不满，你可以有新闻权，可以大骂政府，可以结一个党来骂政府，也可以选举某一个具体的头儿，但，造反就不行，打碎制度就不行。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美国人是最困惑的，因为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当时的激进分子都要求造反权，都占领大学校园，进行各种造反活动。在国际秩序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造反，也就是即不听美国的指挥捧，也不听苏联的指挥棒，这种造反行动导致了联合国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泽东从没有说过"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是一些拍毛泽东马屁的人的一些胡解释。毛泽东的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这个道理，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而毛泽东所说的造反有理，当然也包括了对共产党的造反，也就是说，人民具有对共产党的造反权。即基本人权中必须包括造反权。这一点本来邓小平也是理解的，因为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曾经说过，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如果中国将来做了超级大国，称了霸，那么全世界人民就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这个超级大国。这里也是肯定了中国人民有造反权的。当然，后来邓小平又不承认这种造反权了，那是后来的事。

毛泽东在文革的后期也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希望人民在他死后仍然保持警惕性，保有一个造反权，并将四大写入宪法。但造反权的基本程序，在宪法中仍然没有体现。

而于是乎先生说：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阶级应当起来造反，这时候造反当然有理，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来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这时候的造反是什么意思呢？老人家巧妙地回避了这个"本质"问题，说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不是对统治阶级造反有理。这时候，"造反有理"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了，而是老人家自己的创造性的发挥了。众所周知，建国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老人家自己，执政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造反"，就意味着建国后的十七年将被否定，意味着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是工人阶级。"

首先，于是乎说的毛泽东"回避"问题不对。毛泽东没有回避问题，正是从苏联变修的教训中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的那一套搞下去迟早要遭殃。毛泽东不希望中国重蹈苏联的复辙，这正是为什么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的变修，毛泽东决不会想到文革。

而且，于是乎先生如果没有健忘，就应当知道文革中确实是对十七年做了彻底否定，实际上当时一提到十七年，就说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教育，当时的电影一描写十七年，就是一片黑暗的样子，如同现在的电影小说一描写文革，就是一片黑暗的样子，直到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老鬼的"铁与血"出现和王蒙的"狂欢的季节"出现，才做了一些客观的描述。毛泽东是认为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是工人阶级，认为大多数政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认为如果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改变，唯有劳动人民始终拥有造反权。

此外，毛泽东也深知中国人民缺少造反的习惯，在任何地方敢于造反的少，而支持当官的多，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来教育人民，使人民知道他们有造反的权利。比如于是乎先生说：

"比如中央文革的王力先生，武汉的工人群众造了他的反，结果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可是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位王力先生打发到监狱里去了。这就是"造反"。俺认为把这种造反叫做"跪着造反"或"奉旨造反"是非常合适的。"

这把事情说得简单了些，而当时武汉的情况则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当官的有办法暗中组织大量的群众来保护他们，也就是保皇派，而造反派始终是少数，大多数群众习惯了拥护，不习惯造反。我经历过文革所以我很清楚，当时刘少奇派工作组，于是大多数群众就拥护工作组，工作组揪出一些黑帮，于是大多数群众就反对这些黑帮。毛泽东当时看到了这个趋势，如果这个趋势演变下去，最终必然导致造反派受罪，而保皇派占优，所以毛泽东要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要直接支持各地的造反行动，要把保守派打下去，哪怕这保守派明面上都是一些群众，一些老工人。而武汉当时的百万雄师确实是保皇派，是拥护走资派的，因此就要中央文革派一个人去点火。而王力后来的被打倒，其实也是有群众组织造他的反在先，并不是毛泽东突然抽风要把王力打倒。如果这么说还可以认为毛泽东一句话把刘少奇打倒，把全国所有领导人打倒。

而全国各地的造反行动确实是各个群众组织自己干的，并没有奉什么旨，实际上根本就不听毛泽东的，如果这些造反行动都听毛泽东的，那么武斗就不会发生。实际上各群众组织在行动上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的话当回事，也从来不搞向中央的请示。到后来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时，我认为文革基本上已经失败了。当时军队在江西一路打下去，而另一派的群众一直在武装抵抗，即使天上撒下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要他们投降他们都不听，这另一派的群众在奉旨吗？如果奉旨为什么还要军队用作战的手段从南昌市一路进攻下去，当时的火线战报每天都在登什么"抚州解放"，"吉安解放"，等等作战消息。所以于是乎先生说的话是不通的。

我认为，至少那些在文革的武斗中被解放军镇压了的造反派头子，泉下有知，听于是乎先生说他是跪着造反，他是一定不同意的，解放军通知他放下武器，他没有放下，而是战斗到死，他一定会说："我没有跪着造反！"而那些中央文革正好支持的派别的头子，如果今天活着，也不会认为自己跪着造反，只不过中面文革正好支持他而已。而无论哪一派，从拉队伍起家，到造反形成规模，在这个中间并没有接受任何上级指示。

就北京而言，蒯大富就没有打算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就一直是在同工人进行武斗，到最后中央只好采取强硬手段。当然，到了采取强硬手段平定武斗时，文革基本上就失败了。但从另一点上说，那些主要的各省市县的一把手，基本上还是要等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才官复原职的。

毛泽东在晚年时期鼓励反潮流，也是一种鼓励造反的手段，鼓励学生向老师造反，鼓励人民有不满时向中央包括向毛泽东写信。李庆霖为什么给毛泽东写信就被定为反潮流英雄？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承认李庆霖对他的造反，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信中说"容统筹解决"，意思是"请允许我想办法通过统一安排来解决这件事。"实际上李庆霖的信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当时确实使大量的群众告状信飞往各级政府，相信直接写给毛泽东的信也一定成千上万，谁不愿意有一个机会让毛泽东帮他解决问题？而所有这些信毛泽东当然没有机会看到，也不可能看得过来。而写信的绝大部分人其实也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们只不过得不到回音而已。

实际上我当时也因为退伍后没有安置好的问题先向天津市政府告状，先是写信，后来直接到政府的信访办，结果惹了一肚子气，后来又给中央写信，这么搞来搞去的最后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我对于当时的办事效率的确是很不满意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民都是为了自己的某一件现实的事情而向政府告状的，就说我单位的代表大会，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现在一开会大家也都是拼命提意见的，但我已经发现所有这些意见都还是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什么地方要修一条路啦，要接个电视网啦，环保啦，谁没事干会象这个论坛上的一些人那样目的那么抽象，什么要实行多党制大选之类的事情？也就是我陪着这些人玩玩而已。

于是乎先生又说：

"也就是说，老人家认为他后来找到了一种形式，就是文革的形式，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俺暂且假定这就是文革的动机，那么所谓的"造反"，就是专指造"黑暗面"的反，而不是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请注意，这时候"造反"的含义，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造反"了。"

这是不对的，因为毛泽东鼓吹的造的就是共产党的反，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要通过这种人民随时都有的造反权才能够得以实现，因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共产党也完全可以变修，变得违背人民利益，改变颜色，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这个造反的含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造反"。

于是乎先生又说：

"再说说这个"黑暗面"。老人家已经注意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有"黑暗面"的，这是他老人家英明之处。对于已经存在的黑暗面，老人家鼓励群众起来揭发，这是非常正确的，俺坚决支持。仅在这个意义上，俺认为"造反有理"。同时又必须指出："造反"这个词用在这里，是非常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本来就是统治阶级，是主人，他们揭露"黑暗面"，撤换公仆，根本不能算是"造反"，只不过是履行主人的职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有谁家辞退一个家庭服务员的时候，会说自己是造了保姆的反？可见，在老人家那里，百姓还是百姓，官就是官。"人民公仆"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心里想的还是"官与民"，是"造反"。这个词里暗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仍然是被统治者

而不是统治阶级。"

这里于是乎先生说的又不对，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是主人，并不是说人民都是官员，官员永远是少数人，少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那么如果要体现官员是公仆，人民就应当有权撤换这些官员，这种撤换，在毛泽东的术语里叫做"造反"，而于是乎自己武断地认为这不叫造反。实际上这种撤换并不是上级的撤换，而是下级行动起来把上层的乌纱帽给去掉了，当然需要另一个术语来定义，而这个定义就叫做造反。正因为有这个造反权，所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才是统治阶级，而没有这个造反权工人阶级就不能叫做统治阶级，毛泽东的逻辑并没有错，只是于是乎先生在这里进行歪曲。此外，造反还有时机问题，如果人民雇用的公仆一直努力地为人民服务，保持人民的本色，当然就不需要造反。但如果人民雇用的公仆哪一天不为人民服务了，当官作老爷了，就有可能窃取权力，这时候的造反当然就要比解聘一个保姆要难一些。正如一个保姆突然变坏了，比如说趁主人不在家把家里的锁换了一把，声称这个家是她的，不让主人进屋，那么这时候主人要采取的行动就要激烈一些了，决不是简单地撤换一下就可以的，而是先要把那锁给砸了，再把保姆赶跑。

于是乎先生接着说：

"这就快要说到问题的焦点了。老人家认为，用文革造反的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是他找到的一个好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惜，老人家并没有注意如何来杜绝或防止这种黑暗面的再次出现。当官的仍然是高高在上，林副主席还在悄悄地为儿子选妃，政府还是在黑箱操作，官员还是被上级指定提拔。一切产生黑暗面的条件仍然充分具备，新的黑暗面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家找到的文革这个方式，根本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黑暗面问题（如果他老人家真的是想解决的话）。"

是的，其实文革是失败的，并没有解决好黑暗面的问题，不光是林彪选妃的问题，还包括文革结束后老干部上台的反攻倒算问题。但这并没有说明文革的理论上的错误，正如我多次强调的，航天飞机的发射失败并不表明航天理论的错误。如果有社会科学家能够沿着毛泽东的研究路线继续前进，找到第一次文革失败的原因，并对文革的程序进行修正，建立一整套文革的规则，那么也未见得新发动的文革就一定会失败。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总是用反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道德的方法来研究文革，简单地把文革定义成邪恶，这种省力的办法不能够让人们找到真理。比如说如果美国人在挑战者号爆炸之后从道德上谴责挑战者号，认为它邪恶，一遍又一遍地播送挑战者号如何残忍地谋杀了那么优秀的教师和宇航员，一遍又一遍地大骂，航天事业能够前进吗？而中国的文人们正是喜欢这么做。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当学习美国人的方法，就是在一件事情失败之后找到具体的失败原因，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新的方法，然后再通过实践检验，当然，大规模的实验需要小心，但不能因为有危险就不进行探索。于是乎先生最后的话相当地空洞，他说：

"不需要"造反"，因为天下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选择忠心的仆人，并监督他努力为我们服务，一旦发现他玩猫腻，就随时炒他的鱿鱼。这就需要政府工作必须对国家的主人们高度透明，需要有制度化的民主选举，需要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包括写大字报的自由），以便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很方便地监督仆人们的工作。一句话，我们需要民主与法制。"

他说的"天下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天下"就是胡说八道，既然如此还要争取个屁民主？要使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天下，这个课题大家还不如老实说一声"我不知道"更加实在一些。使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天下是一定要有一些方法，一些理论的，而最后于是乎先生说的更加省事：一句话：我们需要民主与法制，而这句话实际上几乎等价于：如果要使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天下，我们要做的就是使天下真正成为人民的天下。这样的同义反复，什么研究成果都没有，无非是用一个词换另一个词，最后转来转去可能又要转到美国的那种民主那里去，而那种民主在发展了三百多年之后，马丁路德金先生还是要说"我有一个梦"，说完之后还是要吃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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