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中国革命与苏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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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与苏联特色
——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作者：黄纪苏 发布时间：2017-11-1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十月革命，代表了人类从古老的丛林世界第一次大规模、成建制的出走，虽然因种种先天及后天的不足而终于破灭，却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朽的位置。对于纪念十月革命我是倍感“分内”。这是因为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革命，没有中国革命，如今这一切有没有就都不好说。还因为要是没这两场革命有没有我这个人不好说，但肯定没我这个名字。我是公历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出生的。我们那一代起名字都很讲政治，这没办法，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跟天下大事结合太紧密了。记得小时候回回去医院，挂号的护士都会一边写我的名字一边提合理化建议：“改成黄反修得了!”可能因为名字的缘故，我从少年到青年一直秘密亲苏——这点我可比很多叫“学东”“卫民”“保国”的人忠贞多了。80年代中期起，中苏之间的眉来眼去都被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和解，又以“同志”相称。我这边刚觉得熬出头，它那边历史就宣告终结——苏联没了。苏联没了，我们还在，还生活在阿芙乐尔炮管的奋然抖动和苏东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垮塌那经久不息的回响中。

　　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来谈谈中国革命。我虽然因故人没来，但心来了。中国革命是十几卷书都未必装下的话题，我从中从中选择苏联先锋队及党国体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其实也是勉为其难。我在这方面缺少专门的研究，阅读也很有限，观点有可能错，水平不可能高。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所讲的都是我这些年心里所想的，我这些年一直希望这两场革命的同情者能主动一点，反思其中的教训。

　　中国革命从哪儿算起

　　在一个向来不定的世界，在一个特别不定的时代，界定人类社会的那些事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中国革命也是如此。比如说，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算不算中国革命?再往前，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算不算?按毛主席1939年所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说法，1840年以来的那些奋斗探索大概都算。1949年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的碑文也是这么刻的。不过，也还有另一个“中国革命”，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由中国共产党张罗的那场革命。中共从没否认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但也从来不忘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把二者的异同理解成一种由低到高的过程，前一个革命在一楼，后一个革命在二楼。后来，我党还在二楼楼梯口设卡检票：解放后填的这表那表，表上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何时参加革命”。如果你父亲或爷爷参加过二次“革命”或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副官，能不填最好不填——填了人事科顺藤摸瓜，没准儿摸出个历史“反革命”来。

　　近代基本任务

　　无论一楼的中国革命还是二楼的中国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或完成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关于中国近代的基本任务，过去有些言简意赅的说法，如“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之类。我不是三民主义者，可倒是觉得孙中山的“三民”对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基本任务概括得既简洁又齐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大致对应今天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民主)、“社会主义”。

　　这些近代基本任务可能是目标理想，也可能是路径手段，也可能两边都兼着。1840年以来如果不是一直、起码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族主义的“赤县”、“神州”、“炎黄子孙”、“保种保姓”都是首屈一指的目标。割了那么多地，赔了那么多款，亡国无日的阴霾沉沉不散，自然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目标的排行榜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通常并不居榜首。不过作为路径手段，它们的起伏升沉之迹颇堪玩味。

　　最早的路径手段还是民族主义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有点像这两年的“工业党”，官督商办的模式看着也面熟。洋务运动对中国固有的权力及利益格局扰动不大，历史功绩按说也不小，但最后却被时代抛弃。我想，要是那会儿的外部环境friendly一些儿，要是李鸿章在英俄或日俄之间钻头觅缝真钻出个把“战略机遇期”来，大官僚+大商人的路子还保不齐还就走成通天大道了，那么研讨“清国模式”“紫禁城共识”的专著和论文集早一百年就成为欧美各大学政治系、政府系而不是东亚系的经典读物了。只可惜，在当时那种火烧眉毛的形势下，不立竿见影的手段都不算手段，于是洋务运动、立宪运动——后边还一大串——都因立了杆而没太见影匆匆下场，弄得中国现当代史就像东直门长途站的旅游车，一天转八个景点。

　　后来在各种工具手段中胜出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在十月革命头多少年就已经到中国了，当时不叫“马克思”，叫“马客思”“麦咯士”什么的。为什么非得一声炮响送过来的才算数呢?原因不止一端，但根本的一条：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在列强之一、也就是从中国欺负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俄国居然成了事了!能在俄国成事当然也就能替中国办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然被看作一种救生设备。

　　苏式先锋队

　　能在俄国成事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款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少特色，比如计划经济什么的，我也说不全乎。“先锋队”肯定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方选举体制下的政党，斯文点儿的就是个读书会，一般点儿的也就像买包子的排成一队，买饺子的排成一队，很临时、很松散。而“先锋队”则高度组织纪律化，属于“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集体”，说夸张点儿跟特种兵似的：队长一个眼神儿队员便翻上墙头，再一竖小拇指战士们又都臥沟里了。这个特色一眼就被国民党和孙中山相中。在那个将现代未现代的后发社会里，孙中山应该算是最有现代范儿的政治领袖了。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主义国家架构头重脚轻，虚浮空中，不像是自家地里长出来的，倒像从别处快递过来的。孙中山拿着蒋经国临闭眼才抬手放行的路数闯荡那会儿的中国江湖，碰壁就成了家常便饭。他也只好把“现代性”夹英文原版书里，跟督军大帅们声气相通，甚至以白莲教、青红帮为模版，将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那个不绝对就是绝对不那个”的新党纪吓跑了一帮现代同志，气走了一批民权战友。孙中山这么做的时候，肯定对同志战友以及英文原版书心怀歉意，所以两年后袁世凯一死，他就解散了出身于“癸丑革命”(二次革命)的中华革命党。但接下来中国就跟各路军阀的中超联赛似的，国民党也不见多大的起色。所以到了24年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时候，他亮出了俄国革命胜利的法宝：“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接下来的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打得各路军阀丢盔卸甲。

　　不过，国民革命军的捷报频传，先锋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国民党若不跟符合当时“世界大势”的价值目标牵手，恐怕也很难咸鱼翻身。苏式先锋队，除了屈十指成一拳的那一面，还有挥手臂领风气的另一面。一直引领近代世界大潮的欧洲民主主义，本来其他民族和社会就从未见过，会心存对转基因食品那样的疑虑——怕吃了影响传宗接代——更因一次大战而破面毁容。而号称能“扬弃”欧洲民主主义的苏版社会主义，日后的各种老年病还没到爆发期，先天不足也症状不明显，一身先锋青年的风致，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三民主义映照的容光焕发。北洋军阀的盟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张作霖在败退途中不忘跟少帅探讨自己到底缺啥，最后父子二人一致同意缺“主义”。国民革命扶助工农、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的蓝图，吸引了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又被五四新风吹拂的理想青年，这些人跟旧军队吃兵粮的兵油子可不在一个状态。既然说到这儿就再多说一句：理想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舍己利他，如今“经济人”“理性人”的世界观人性观不承认舍己利他这回事，但这回事对于青少年往往就是本能的冲动——我们院当年家家户户盖小厨房的时候，小哥们帮别人家“跑大墙”“守大角”比给自己家干要来劲儿多了。获得了理想主义青年的革命，是事半功倍、低投入高产出的革命。

　　中共建立之初虽是苏联/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却不太像先锋队，有点像今天的乌有之乡或女神读书会之类。国民党在中国乱局里已摸爬滚打了不少年，知道自己最缺的是苏式军火、苏式组织纪律、苏式党/国、党/政、党/军体制。而中共是文化开张，初期净是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导师加青年学子，没几个职业革命家。张国焘是替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教授跑会务跑成的党务专家。中共的先锋队化，与其说是从莫斯科总部直接下载来的，还不如说是通过北伐和“四·一二”等田野实习，被国民党这位指导老师一耳光一耳光带出来的。严师出高徒，共产党很快就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不归路。留在城市里的共产党人也迅速成为化妆、密写、甩尾巴、劫法场的行家里手。

　　国民党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攘外安内”的任务要多艰难有多艰难，手里掌握的那点资源根本不够发劳务费和红包的。可它却过早丢失了低成本甚至“倒找钱”的主义，成为一架燃料不足、动力不够的国家机器。而共产党刚冒头就被打回原形，穷的叮当响，只能靠主义、靠“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不同”的“美丽新世界”招徕仰望星空的青年。中共党史上一直讲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主义与工具谁说了算的关系。张国焘去鄂豫皖，夏曦去洪湖，朱理智去陕北，凭一纸中央介绍信就能对根据地的军长师长指手画脚，甚至绑这个捆那个。要是头上三尺没悬着神灵或天命一样的主义，我想某位连长就可能学着刘邦的方式，先用介绍信擦过屁股，然后拍在中央特派员脸上。这些年，颇有些论者热衷于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归档到土匪黑社会。国民党不乏此类元素，共产党里也不是找不出来，但那既非国民党的主要倾向，更不是共产党的基本特征。贺龙元帅是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出身，张国焘回忆录里说南昌起义时贺还是一副军阀派头，但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的时候发现他已成为一名朴素、沉静的革命军人了。红四方面军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阀作风”比较突出，但也有另一面。偶尔跟一位学界朋友聊天，他母亲曾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一次夜行遇雨，女同志们被安排住进一座小庙，她们早晨出门一看，男同志包括张、陈、徐等领导一夜都在房檐下捱着。上升期的“先锋队”既要讲纪律讲集中，也要讲主义讲理想。二楼的中国革命所以能越走越顺，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苏式先锋队那两个特征缺一不可。

　　土改

　　中共登上天安门的同时，进行了土改。关于中共的土改，今天争议很大。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一种从根本上否定土改——根本否定社会平等。另一种不否定土改，但质疑暴力土改。对第一种观点我想从基本原理上做点辩驳。对第二种观点，我想就具体情景做些分析。

　　先说第一种。人类社会，财富利益聚而散，散而聚，像呼吸一样，这在“人性”中有着深刻的根据。迄今的“人性”既患均，也患不均，既想往人上人，又不甘人下人。人性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一体两面，二水中分，导出人类社会中平等主义与不平等主义对立而统一的历史运动。人上人将人间鸿沟视为“自然秩序”，的确没错。而人下人起义造反要填平人间鸿沟，也不能说不是“顺天由性”。两方面我们都应直面正视。好的社会制度无非是能让平等与不平等间的秋千摆幅小点儿，使社会既具一定张力，又能大体和谐，而不是“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然后又是危楼百尺。

　　再说第二种。近代中国的土地集中，虽然不乏地区差异之类的复杂性，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最近读李锐先生50年代初写的《湖南农村的状况和特点》，讲述这方面的情况有根有据。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不会是无的放矢，近现代学术的调查、文艺的反映也不会都是凭空捏造。国民党30年代初开始搞土改，但国军的营长团长不是黄世仁的儿子就是周扒皮的外甥，结果步步荆棘，不了了之。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光棍一身，革人家命也好、改人家良也罢，都无牵无挂，因此无论减租减息还是实现“耕者有其田”都相当顺利。土改一完成，台湾的贫苦农民就不再搭理共产党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二·二八后的台湾，美军占领下的日本，说是“和平土改”，其实跟白拿差不多，若没有枪逼着，地主早反了。

　　紧接着三大战役的大陆土改，发动广大乡村的“人下人”对人上人实施财产剥夺，雷霆万钧，快刀斩乱麻，一举铲除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个中国历史上老也铲除不掉的大不公。虽然可以说那是中共当“恶人”、做善事，但其中确有值得同情者反思之处。暴烈的土改势必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我父亲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听他聊地主家的女眷总是工作队去哪儿她们跟到哪儿，离着不远打地铺，因为怕被贫下中农强奸。经济上分了周扒皮黄世仁的浮财也就罢了，政治上拿人家当沙袋，隔三差五一顿老拳，帝修反刘贼林贼孔老二那边有点儿什么不是他们就得遭一遍殃。文化上更是黥面髡首，做一辈子过街老鼠。小周扒皮、小黄世仁子背着爹爹的原罪在新的种姓制度下气喘吁吁，娶媳妇都难。能量是守恒的，诸如此类的不公为日后的历史反弹提供了不小的情感动力。我祖籍在湖北汉川，记得改革开放不久，汉川我妈那边的一位亲戚来北京，气急败坏说起他父亲在农村当生产队队长，现在可郁闷了。汉川我爸那边的一位亲戚地主出身，按父母老说的话，三代人“几造业啊”(吃尽了苦)，也在那个时候来北京，说这下好了，他回回经过从前总欺负他们而如今风光不再的队长家门口，都会高声自语，“做莫不去找你毛爷爷去哭噻?!”

　　与暴烈革命包括土改成配套的阶级斗争文化过犹不及，很快走上了极端偏枯的末路，为日后长盛不衰的“伤痕文学”“伤痕史学”埋下伏笔。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对和缓，后来这方面的的“控诉”音量也就小着不少。前一阵儿有一部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作者是某省的作协副主席，她对土改的基本否定并不可取。但二楼的中国革命因势就便取法苏联模式、偏重专政手段，其中的教训也需要打算重新出发的社会主义认真汲取，以免将来栽同样的跟头。

　　就现实而言，中国革命包括土改以如此沉重代价换来的相对平等的格局，这些年又被更骇人听闻的贫富分化所取代。历史正被喝得东倒西歪的新一代刘文彩黄世仁拽入恶性循环。我特别希望他们在稍稍清醒的时候能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方面使劲地骂革命骂土改，一方面又死命地把社会推向革命和土改的前夜。

　　党国双轨制

　　孙中山从苏联引进“先锋队”及“党国”体制，主要是图它好用。干什么用呢?当然是用来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又干什么用呢?按孙中山他们的设计，在党国双轨制中，党侧重“主义”，抬头看路;“国”侧重事务，低头、拉车。所以，国民政府成立后，有省党部和省政府，前者督导后者。但现实中，党是那帮人，国是那群人，省党部书记怎么就见得比省长就更有主义呢?让党员直接当国家干部，又看路又拉车不行么?我倒不认为“党国”是伪命题。首先，技术上，国家公务员有固定功能，需专门技能，建政之初，都由党员出任也不现实，作为过渡形态，“主义”欠缺的内行朝九晚五忙忙碌碌，浑身“主义”的外行站高处指指点点，道理上也说得通。其次，如何让一个本来有主义有理想的团体继续接地气，不忘初衷，不被日常的行政搞得晕头转向，不被权力宝座养的脑满肠肥，这也应该是党国双轨制的题中之义吧。但党国双轨制能解决后面这个问题么?原理上恕我智商低，真没想出来。从实践上看，打天下之前的先锋队，打下天下之后拿当年的资历作原始股，变现国家官僚系统内高高低低职和位，党、国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一架官僚行政机器、利益分配机制。这个历史趋势，苏联如此，国民党如此，中共也没能例外。

　　党国合一或党泯然于国的标志，不是看存在一套还是两套“班子”，而是看党的官僚化、等级化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有些左翼民间社团，开个研讨会发布消息的时候，特别爱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放在第一方阵，而且基本是以人家爹爹伯伯当年的职位为序。不过平心说，他们顺序排得比较业余，而且不排除拿人家当盾牌的可能性。比起谁先行一步、谁滞后半步、精准排序、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这些社团要更像政党。尤其是那些匿名的网络群体，更是“没大没小”，洋溢着同志、同道、同党的气氛。中共在延安山沟里还保留着一些这样的气氛。曾读到过一篇回忆文字，毛主席在窑洞前给刚吃了黑豆的将士们做报告，会场上屁声连连，毛开玩笑说，又是哪个不同意我的观点啊?这事要放在今天的所务会、党组会上，估计一个个就是憋成肺气肿也没人敢出那声。

　　毛对党国体制的担忧

　　以政治化的手段运行经济，以军事化的手段运行政治，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步调，党国体制接续着先锋队此前创造的奇迹，带领亿万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昼夜兼程，实在是功不可没。但这个体制的官僚化等级化、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尤其是极易于造成一个半封建化的权力社会的倾向，对于思想情感都打上“五四”烙印、早年热心过无政府主义、精神不拘不羁、对苏联/共产国际指挥棒一向不服不满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是块心病。党国这件利器太顺手了，他当然不想撒手，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心他也不愿抛弃。他很想把先锋队的初心和党国的走向撮合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幸福一对儿。这种幸福的画面，在越来越“服从命令听指挥”、越来越强调“齿轮和螺丝钉”的党国体系中越发稀罕了。50年代中期有回民主党派领袖列席党的高层会议，他们不知深浅、放言高论，给会议带来的头脑风暴，让毛很兴奋，他甚至提议以后开类似的会都应请民主人士参加。这些，加上当时东欧党国体制遇到的危机，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党国体制的黑暗面，构成了大鸣大放运动的远景和近景。毛内心的丰富性和多重身份决定了他对党国体制的矛盾态度，那就是，既质疑又维护。于是，鸣放一个变脸成了反右，反右一个滑步成了大跃进，大跃进一个踉跄成了大饥荒。那几年中国的政治舞台急管繁弦、急转直下，看得人心律不齐。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最令人叹息的身影是由坚强转为僵硬的党国躯体，还不到十周岁，老年病就都上身了，实事求是的能力居然一下短了那么一大截，让人纳闷这个党当年是怎么从四战之地、九死之境活过来的。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江青曾告诉他，反右之后一段时间毛郁郁不乐，心不在焉。我猜想，毛那是头一次面对如此清晰的内心矛盾及身份撕裂。不久，中南海发生所谓“八司马”事件，一些年轻人差点被“贝利亚”(毛的话，指中办的职业官僚)打成“右派”。毛亲临会场，激愤地讲了番让今天的好多“毛派”宁肯灭门也不肯相信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毛的这段话，特别是其中的最优—次优—最差的排序，对于党国版的社会主义而言，已经不是右派言论而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搁别人二话不说就发北大荒了。没有这段话，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还真不太好理解。

　　文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每次我看印象派画那仿佛着火一样的天空，便会联想到文革。文革爆发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文革话题还是那么易燃易爆，控诉会和颂歌赛在民间社会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偶一相交就可能以舌剑唇枪开始，以拳打脚踢结束。我以往不大谈文革，固然是怕两头挨打，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对文革两个基本特性的认识。什么特性呢?一个是文革发动的偶然性，一个是文革失败的必然性，有这二“性”，未来就不太可能再发生文革。未来不太会发生的事，咱一天到晚争它干嘛呢?

　　先说发动的偶然性。先锋队坐了天下，如何不蜕化不变质，谁来有效监督他们?马克思能想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不虚此生了，后面的事不归他想。列宁死的早，如果再能精精神神活上一二十年，估计他会想这个问题，但怎么想、尤其是怎么办，真还是个谜。斯大林不太想这个。托洛斯基在朝一想法，在野一想法。放眼望去，在建立了党国社会主义的各国中，像毛那样把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做了绑定的领导人好像就他一个。而毛调动其雄厚的资源，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反派，对党国体制实施文革那样的休克疗法，更属千载难逢。

　　再说失败的必然性。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不知用多少硝烟熏成、战火烤成、鲜血凝成的，利弊得失几乎长在一块，要这个不要那个几乎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中开出“社会主义民主”之道，其难度不是换肝换肾可以比的——换头还差不多。这个“理”也许做不得数，那就再看看“事”，是不是这个理。文革运动包括其破产，其实当年的鸣放/反右已经彩排了一遍。前后当然有区别，比如说，前一次毛对先锋队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而到64年，他已说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人农民阶级的敌人”这样的重话。再比如说，56年毛是利用民国时代议会民主的遗老遗少(毛对这些人既欣赏又鄙视)担纲大鸣大放，结果被先锋队顶了回去。据戚本禹回忆录，鸣放期间，高干们听了毛的讲话散会出来，不满之色溢于言表，有的甚至说毛“乱讲话”。结果是毛出尔反尔、两头皆失。文革他发动“广大群众”造“先锋队”“旧政府”的反，结果又落了个全面军管，九大会场一片军绿，弄的全国跟兵营似的。文革起笔超迈，运笔飘忽，收笔仓皇，跟56、57年一个版型、两个号码。

　　文革提出的是真问题，拿出的却不是好办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着轻巧，其背后是多少社会的不公，多少生民的苦难啊。早已被打倒在地并踩成地板革的“黑五类”就不提了，就说红色政权大大小小的干部吧，他们确有官僚主义的问题，也确有蜕化变质的苗头，但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整体上还是相当清廉的。而不问青红皂白人人低头、个个游街、甚至打残打死，搁毛自己恐怕也很难“正确对待”吧?毛大概也知道文革不是个多理想的办法，于是定了个“七八年来一次”的节奏。到文革第十个年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再一次造反。关于这一次造反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按我自己的理解，它既造了文革路线的反，也造了党国体制的反，因为到文革后半段，文革新贵跟党国老人实已看不出多大差别，基本上融为一体了。如今很多人爱说文革是党国体制的紧箍咒，但我更觉得党国体制的负面因文革而变本加厉。最近读香港出版的《张春桥传》，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毛批准将文革这最后一次造反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据说，他当时面色苍白，心神恍惚。等待他的是人亡政息。毛是党国体制的最大造反派，也是最大当权派;是这个体制的异数，也是这个体制的常数。他矛盾的价值、冲突的身份和悲剧的收场，体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

　　党国体制与中国传统

　　谈党国体制，除了俄罗斯那边的渊源，也要思考它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八十年代清算文革，追查专制主义传统，朝两个方向寻根溯源。一个是外边西边，从1966经1949到1917一直追到1789，中国革命、俄国革命、法国革命，祖孙三代一脉单传，株连倒是不广。一个是里边后边，范围大、时间长，中国的历史文化山川气候大凡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全都缉拿归案了。有趣的是，当年的侦破成果近年来被“唱响中国”“制度自信”工程原封端走，正反一掉个儿，又当“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隆重捧出了。

　　平心说，党国体制要跟中国传统没关系，那就奇了怪了。哪部分传统呢?各路思想家都指向“扫六合”“一四海”的“秦制”。大秦与党国在高度集权方面确实相类同伦。那党国直接姓“秦”不行么?当然不行。首先，手段路径相同，目标价值并不相同：一个明说了“私天下”，一个若不说明“公天下”，仁人烈士理想青年凭什么跑来舍身忘死?再者，秦皇汉武之流也不符合近代中国向前看齐、向西看齐的基本社会心理。这个社会心理只是到了近几年随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才发生一些浅表的转变。更何况，一人得道荣耀乡里、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秦制所基于的血缘/地缘社会，到近代一哄而散为流动不居的核心小家庭甚至原子化的个人。因此，“秦制”在性质、名声及功能上都有不适合现代社会之处。但这倒也并不妨碍此类传统元素古为今用，乘着惯性投胎转世于计划经济、举国体制的20世纪版“大一统”。“天大地大”“爹亲娘亲”之类颂歌，既唱出了翻身人民的显意识，也唱出了跪地臣民的潜意识。

　　毛与儒法

　　毛时代的中共认祖归宗，认的是马克思，归的是社会主义，不会跟“康熙大帝”、“雍正大帝”攀亲戚。不过，习惯了“和尚打伞”的毛泽东倒是把中共跟“始皇”、“法家”、“秦政制”、“焚书坑儒”做过友情链接。因此，谈党国与传统的关系，不能不对此做一点辨析。毛是通今博古之人，喜欢海阔天空，有时顺手拈来，并无深意。例如流传甚广的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属于这种情况。据湘潭大学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考证，毛唯一一次将马克思和秦始皇搁一块，是58年在北戴河讨论大炼钢铁的地区协作会上，原话如下：



　　只搞分散， 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 , 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 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纯粹是即兴的比喻。有些是特定语境中的对答，不乏意气用事的成分，例如针对有人批评中共像秦始皇，毛说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怎么着吧!一般而言，毛对法家人物，用今天的话，多为“选择性”赞许，主要看重他们敢于“厚今薄古”、打破陈规、开创新局这一面，而不是严刑峻法、吓得人民缩头缩脑那一面。否则他发动文革、砸烂公检法就根本无法理解。至于他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也不必理解得太拘泥，说那就是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7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集不集权、分不分权根本不是问题。毛在读苏联《政治经学》教科书时，比较过历史上中国与欧洲各自的短长，说中国秦汉以来的大帝国，利在国家统一，弊在统治过严，官僚主义，地方缺乏积极性创造性;欧洲小国林立，各行其是，经济发展就比较快。毛的观点对不对另说，但他确实是这么看的。毛对孔儒往往不吝批评，主要也是嫌恶其维护旧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倾向。但平心说，就倚重文化、发扬道德、强调内心自律而言，写“老三篇”的毛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毛时代，比儒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法家的重赏罚大异其趣。“百代都行”的“秦政制”实乃董仲舒之后、内儒外法的汉政制，是中国两千年统治的主流。毛个人的坚韧力行近墨，疑古趋新近法，自由辩证近道，天马行空则近狂禅。

　　中国革命结没结束

　　写到毛的落幕，犯起了嘀咕：中国革命什么时候结束的?结束了么?按毛“继续革命”的思路，中国革命到他晚年肯定还没结束。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好像也不能算结束。按“告别革命”的说法，文革结束中国革命该结束但没全结束。中国革命的起始就不好说，结束就更难说了。我想还是从近代中国的三大任务如今完成的情况来理解这个问题。完成了，就算结束。没完成，就仍需努力。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任务比较简单。最底线的“保姓保种”到日本投降就算实现了。“富国强兵”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兵”不可谓不强。毛时代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飞机、电线、自来水什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也完成了不少。看你什么标准，低着点儿“国”也算“富”了，高着点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任务可以是无止境的——在世界竞争体系兼等级体系楼梯上，只要想爬就总有得可爬。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任务以及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却是有尺度、有范围的，简单说就是民族解放，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5、1949、1972(重返联合国)、2008(北京奥运)这么几个节点，朋友们自己看着选，我个人比较保守，选了2008。2008年之后，“中华帝国主义”者开口“争霸”、闭口“老大”，还嚷嚷着“把中国工业污染输出到到其他国家”，对周边小国一副拍蚊子、踩蚂蚁的气势，这在物质上尤其是情感上无论跟孙中山先生临终沉痛嘱托的“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还是与毛主席上世纪殷切期望的“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贡献”都挨不上边，显然已不在“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任务”的范畴了。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难说。首先还得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横向上、人际上的平等肯定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那纵向上物质上的积累是不是呢?一直以“最先进生产力”自居的“科学社会主义”自认为是，但就过去近百年的实践看则未必是——当然也未必不是。以我本人的陋见，社会主义的优长更在于社会平等——包括“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并非十全十美、头头都占。这是首先需要指出的。

　　就社会平等而论，一楼革命没实现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二楼革命超额完成了，靠的是先锋队用枪杆子拿下国家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财富不均，保障了社会平等，但没承想它本身又生出了另一种不平等。马恩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坐图书馆椅子上想象未来，以为所有制一顺百顺。后来的社会主义观察家坐主席台下边甚至小黑屋里，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生产资料所有制改了，社会楼梯还在，坐高处的还净是先锋队队员。坐就坐吧，还非让大家管“高处”叫“低处”，管“上楼”叫“下楼”。生产好东西的机器的确不归先锋队所有，但生产出来的好东西却先紧着先锋队享有。毛是基于这个事实才认为还要继续革命的，意思就是平等任务没完成。静态上，我不太认同毛的这个判断尤其是“跟解放前差不多”的说法。但动态上，他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是党国社会主义在平等方面的另一个问题。

　　今天的社会不平等 如果把社会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那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可真是任重而道远，只怕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相当距离呢。就以2010年前后为线吧，据牛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提供的数字，德国的基尼系数是0.31，美国是0.41，中国是0 .53。0 .53这个无色无味无温度的抽象数字，浓缩了不知多少令人瞠目的场景，令人扼腕的故事，令人废书绕室长太息的生生死死啊。不过话说回来，“社会主义”跟这样的社会差距手拉手有说有笑，一般中国人早习以为常、无动于衷了。倒是最近中国民间左翼思想圈还真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吵了起来。

　　中国民间左翼思想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同永远跟官方统一口径及口型的“中特主义”不同，他们一上来就批判当时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路线，痛斥社会不平等的现状，断定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局。但后来的结局出人意料：中国钱多得都不知道该放哪儿。我们都会记得，从前公共场合如果有一枚钢镚掉在地上，摸兜儿的可远不止一个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展”如今也成了“失物招领处”，各种思潮主义方案看什么都觉得亲切异常，都急着要领回家去。如今相当一部分民间左翼转而认为，中国正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才铸就了这几十年的辉煌。面对于另一些左翼“什么是社会主义”“您给指指社会主义在哪儿”的追问，他们比较逗闷子的回应是：美国是资本主义总头子，中国老跟美国闹别扭，可见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最让人没脾气的回应是：因为中国叫“社会主义”所以就是社会主义;此外还有王顾左右的“中国人幸福指数很高”，以及三个馒头吃饱，请问毛时代那第一个馒头算不算馒头之类。关于中国当前社会的性质，我比较同情这些质疑者。我的同情来自对小学语文和日常经验的起码尊重。

　　关于改革开放成就姓社姓资，当然可以看得辩证一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上并非见不到“社会主义”的踪影。比如说，为民间左翼所痛恨不已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它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又何尝不是因为颠覆了人民公社等级化(队长书记会计)、封建身份化(“地富”、“贫下中农”)的新不平等体制以及死板的计划经济而释放了活力?再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疯狂财富竞赛中，跑前面的相对于后面的他是在“拉大差距”，但相对于更前面的他又何尝不是在“缩小差距”?虽然如此，整体上看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我认为平等主义的贡献要远小于不平等主义的贡献。指出这个事实，一来是出于求真，二来也要是想通过这个事实，窥见上一轮社会主义尤其是党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缺陷。

　　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缺陷 我在前面肯定土改的历史正义性时，说到缩小差距、追求平等是人性的一面。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拉大差距、追求不平等是人性的另一面。对于人性的这一面，上一轮社会主义理论上既无澄澈的理解，实践上也没能恰当地处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有官僚特权，有二十多级工资，有城乡差别，实非绝对平等社会。但如果不一味较真的话，应该说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平等的。那时个人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二十多级工资，这头三十多块，那头四百多块，有点像站多而路短的公交线。其实能进入一般人视野的也就是三十多块钱到一百来块钱这个区间。那时的收入差距，无论和解放前还是和当今都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官僚特权阶级的四合院有多大、屋里羊毛地毯有多厚，普通人看不到自然心不烦。让他们百看而生厌的，是千篇一律的灰咔叽、蓝的确良，以及略无生气的“大锅饭”。文革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刚开始还意气风发，很快就发现不对头，于是溜的溜、跑的跑，溃散之心就等着一声信号枪成溃散之势。诸如“十年寒窗苦，给人看屁股(“八大员”之一的澡堂服务员)”之类民谣在文革后期不胫而走，有没有才的都觉得怀才不遇、青春被耽误了。我在2006年的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对此有所咏叹：1976年，在向毛主席或毛时代告别的中国各色人等的队列中，一位知识青年是这样说的：

　　老天生我一棵树，您为什么非当我一根草呢?老娘生我一副好腿脚，您为什么非不让我跑呢?我从小爱学习，都说是块做学问的好料，您为什么非给我发洗澡堂子给人修脚呢?!

　　这股愤懑之气到7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时已按捺不住，但那时封建主义穿着“社会主义”的迷彩服，净推荐地方干部及军队干部子女了，让人更觉压抑不平。77年恢复高考，广大学子终于可以像古代士子一样公平竞争。不久经济上放开搞活，让又一大批普通百姓在高等教育之外有了上升之途。一道道闸门依次大开，不平等运动的洪流一泻千里。

　　中国历史是个“承弊易变”的过程，下一个时代多从上一个时代的缺陷破绽处出发，矫枉过正，周而复始，形成某种历史的循环。没有前三十年过度压抑的人性和不让人觉得公正的平等，后四十年又拿什么“拉大差距”?事实上，80、90年代亿万人都怀着出人头地是自己、淘汰出局是隔壁的愿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子声中，沿着丛林世界的古道你追我赶、狼奔豕突，这也反证了上一轮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当然，以人上人为目标的发展路线也是过犹不及，近一二十年已耗尽其体制和文化能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成为中华民族前往新境界的障碍，那又是另一个沉重的话题了。

　　党国体制与社会不平等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还有沉重的社会、道德、环境代价，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法理解的。这其中，党国体制的作用不言自明。脱胎于先锋队或革命党的党国体制如今主义褪差不多了，早已换骨为的纯粹的官僚机器和特定的利益群体。它从党国社会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从主动脉到微循环的行政系统得心应手，组织效率出众。无论是招商引资时的一路绿灯，还是摆平劳资矛盾时的一顿警棍，党国的行政权力从宏观到微观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跟晚晴、国民政府、“东亚模式”颇有相似之处，只是更强劲，用流行的说法就是，“是最棒的!”它领导各路人马发家致富并捷足先登，所孵化出、蜕变成的豪富大亨，所领导出、营造成的天差地别，无论跟哪种型号的社会主义、跟哪种尺寸的社会平等，要能挨上边的话，那天下啥跟啥粘不到一块、谁和谁又搂不到一起呢?

　　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跟社会主义各有侧重，同属一个血缘家族，它们有许多重要的交集。欧洲走出中世纪，中国走出皇权时代，民主主义都是有力的推手。如溪之赴河、江之赴海，民主主义体现了人类文明向善向上的总趋势，这个总趋势不会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它的利用，也不会因为它对具体时空、具体环境的不适应而有所改变，因为它内在于民众不断成长的、为自己当家做主的能力、欲望及价值观。

　　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中共从未在基本原理上否定过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人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之类说法，很多人认为那是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即便如此，退一步说，喜欢不喜欢都纹得满身都是，难道不正说明“人民当家做主”是近代世界最深入人心的价值么?

　　不过离开原理原则，往路径方法那边走上两步，情况就不同了。中共师承苏式先锋队，取径党国体制管理社会，其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就中国近代残酷的内外环境而言，实在不能说是一个差的选择。但这工具越用越顺手，越顺手就越不能撒手。其禁锢思想、钳制言论、窒息创造力、压制个人正当权益等弊端也就越发彻骨彻髓，到了意欲突破该格局的文革反而愈演愈烈、登峰造极。走到极端的党国体制被一个和颜悦色一点的世道所取代，实在是理由固然。取消了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失掉过去，更不会赢得未来。曾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覆盖了全部公生活以及不少私生活的党国体制随着改革开放逐渐瓦解为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天下。　这个三分格局再加上城市化、工业化、高等教育的扩大以及通讯传播技术的普及，为民主主义提供了四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舞台。如今说什么都行，只要别专门跑公安部门口去说。文章也什么都能写，编辑部可以不用，但不会转到保卫部门了。舆论监督虽还不如人意，但能弄得宣传部门草木皆兵，三天召开一次主编会议，五天下达一批违禁词汇，比起铁桶一样的毛时代已是天壤之别。民主主义这几十年取得的实质性进步，上点年岁的人都是身经目验。

　　民主主义与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无疑是今天民主主义最重要的力量。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高，独立意识强，其民主表达的能力和欲望互为因果、交叉增进。有论者老拿他们不敢掉脑袋来奚落他们，实属不知今世何世的没头没脑之论。以这些人为主体的那些没注册未登记的民间组织，从业主委员会到驴友、从保护小动物协会到马恩读书会，如雨后春笋、空前活跃。在互联网这个中国最大的民间社会，他们人人博客、个个在群，国家大事虽然还插不上手，但已经可以插嘴，所形成的民意，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假之以时日，约之以法律，有可能能生长出既健康理性又反映民众朴素好恶的民主表达机制。这一次，沿中间阶层的基层自治循序而上、重新出发的新“民主主义”，不但会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会更属于这个时代，能够对上一轮民主主义的种种缺陷不足有所弥补有所超越。

　　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 在今天不少自由主义学者的眼中，资产阶级是民主的主力军。这个需要做点分析。资产阶级=民主的印象，可能是欧洲历史小常识与中国现实经验的混合。民主主要是下头向上头争权益。要什么有什么的人只需要保利益，不需要争权益。在引人注目的“官—民”关系中，闷声发财的“民营企业家”这些年有点儿谦虚过头了，他们每以性工作者自况，说官员是上帝，想怎么折腾她们就怎么折腾她们。他们有一度还把自己同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混为一谈。他们受些委屈是可能的，但他们跟官僚的“博弈”能力想必也低不到哪儿去。老板一个电话、当地市长五分钟之内火速报到之类的佳话每每见诸报道。再说他们给首长买了字画购了别墅养了小三pay了子女机票留学费，首长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怎么好意思跟他们过不去呢?刚刚的事，据说中国资本家的钱流出了上万亿，上面马上发文让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熟悉中国政治语言的人都知道，“发扬XX精神”的XX如果指人，一般都是英烈之类大写的“人”。若干年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就已经欣慰地发现，他们的支持者可不光是砸日系轿车的流氓无产者，也包括不少身家亿万的老板。这个观察符合一个基本事实：官僚领导的这几十年里，受益者的名单上老板起码排第二。当然，资产阶级跟官僚体制的关系也确有鸡跟蛋壳的一面，没壳就没鸡，老有壳就没雄鸡。如今有些雄鸡恢复了鸡的气性，跟蛋壳唱起了对台戏。

　　民主主义与底层民众 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老百姓才不想要民主呢。这也需要做点分析。说底层民众不想要民主确实有一定根据。北京胡同里你经常会碰见一些把挎栏背心卷到胸脯的老头大爷，一边胡噜着肚皮一边议论国家大事。你若过去跟他们打听“民主”，他们八成会歪头侧脸地问你：是中国人不是?是中国人您问美国问题!民主特么管吃啊还特么管穿啊?!他们真的没意识到民主又管吃又管穿。如果别人把自己的生活伺候的好好的，岂止底层民众，我想全社会没几个人愿意自己亲自操持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小受益者，底层民众其实最需要民主——起码比中间阶级、资产阶级更需要，但就属他们最缺民主表达和参与的能力。你可以说置办不起拐杖的人不想要走路，但你不能说他们不需要走路。

　　北京市这两年为营造帝都风貌而清理“开墙打洞”，我读胡同墙上张贴的公告，里面问市民希不希望提高首都的“颜值”，把环境搞得“美美哒”，口气时尚而轻佻。被整治的都是做点小营生的外来务工者，受影响的都是只买得起他们廉价服务的寒素市民。事关千家万户，一声令下，契约合同顿成废纸，满脸风霜的前“弱势群体”现“低端人口”只好拎着包、怀着“没处说理”的坚定信念默默上路，就像原上的羊群、风中的飘絮。官方媒体对此全是“正面报道”，夸政府拆的坚决、清的麻利。小资白领日夜喧闹的自媒体也若无其事——没准暗喜从此泡妞的环境改善了，摆拍时取景也容易了。我认识一位电视台的编导，领导派他任务拍一部反映这次行动的“正能量”纪录片。他于心不忍，借口推脱了。

　　谁能助底层民众一臂之力呢?前些年自由主义曾在底层民众和资产阶级中间做过媒人，说一个“民”工，一个是“民”营企业家，都受“官”的压迫，属于苦命的一对儿。底层民众跟资产阶级的确不是没有共同利益，例如一块儿“杀出去宰老外”，再如经济危机来了，工厂关门，工人也得回家。但二者同样也存在着天然的零和关系：你的钱包越瘪，他的钱包就越鼓。知识精英也靠不上。被官僚化从头顶清剿、被市场化从脚底扫荡了这么多年后，在强者哲学中泡制、财富价值观腌制了这么多年后，知识精英骨头已改姓钱，肉已改姓权了，难为他们把一部分皮毛慷慨赠与底层百姓，画些红星镰刀抬头纹之类在上面。只是当百姓到广场上跳个舞想把抬头纹舒展一下，他们各种难听话就来了。就连那些从失物招领处满载而归的民间“左”派，路上遇到个别草民跟警察挣巴，都怎么看他们怎么像“刁民”或“垃圾人口”了。绝大多数既无能力又无援手的底层民众几乎别无选择，原地躺平了做了官僚们越踩越瓷实的社会基础。因为毕竟，党国也会从滚滚的钞票中“转移支付”一些给他们。不过事情也有乐观的一面，他们的民主能力和欲望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成长，从一代农民工到二代农民工的变化，即能窥见这样的历史走向。更何况，还有不少年轻知识分子上升无路，成了他们的左邻右舍;中间阶级中也不断有人沦落到他们的行列里同呼吸共命运呢。这几年，年轻左翼思想带着朴素的地气和锐气，开始从社会生活中、从他们的身边破土而出，虽然还有实无名，却已在功能上取代了那个始于学堂、终于庙堂、昙花一现的“新左派”。

　　民主主义与党国体制 这一轮的“新”民主主义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自下而上重新出发的，已不再是一百年前空投到中国的那个海市蜃楼般的空架子了。从全球看，在上一轮民主主义的缺陷面前，许多国家的民众选择了探索更符合实际、更顺应时代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像这边不少人所期盼的，见钱眼开、赶紧皈依“中国道路”也就是党国体制。平心说，背靠七十年小传统和两千年大传统的党国体制自有其统一布局、综合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立下汗马功劳。况且，经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天翻地覆，其适应性和灵活性已远非毛时代可比。例如，有着“查三代”传统的党国体制，把某些意识形态任务外包给周小平一类鸡鸣狗盗之徒，既像很多人叹息的，说明了它道德上的衰竭，但同时也未尝不能说明它跟市场及社会互动出来的某种韧性及活力。如果党国能正视其固有的弊端，尤其是与历史走势、社会进步的不合相悖之处，对民主主义有所开放、有所吸收，承认言论的权利，接受舆论的监督，与资产阶级脱钩，强化自身的独立性，弱化其自身利益，别拿着枪杆子和国库钥匙净给自己行方便，那么，这个体制未尝不能继续领导中国完成尚未完成的近代基本任务。当然，这需要朝野都认识到，民主主义是中华民族必须要过的一道关，也是党或国终究绕不过的一个槛儿。

　　2017年10月初初稿

　　10月中二稿

　　11月初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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