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洋：文革启动时毛泽东的焦虑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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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洋：文革启动时毛泽东的焦虑与愤怒

2018-01-0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凤凰山人001

　　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其中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3月在审阅时做了修改，加了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毛泽东年谱，5卷，563页)

　　这个纪要，与“二月提纲”，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纲”，已经把自己推到了不利的位置，不可挽回地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人，也就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放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年谱，5卷，568页。)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事。3月11日，根据彭真的意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真是打瞌睡有人递枕头，毛泽东知道后，3月30日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的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年谱，5卷，573页。)

　　现在不明白彭真为什么这样做，围绕评《海瑞罢官》的风波，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很明确，却还要去指责上海方面。其实，按照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是应该向中宣部打招呼的。而如果中宣部认为吴晗的文章没有错误，则是不需要向中央汇报的，他有这样的权利。

　　但毛泽东搞文革，采取的是非常方法、非常手段，所以再用原来的工作方法就不行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何区分对与错，怎样作出合理的逻辑解释，取决于对文革的认定。如果认为文革是错的，那逻辑解释只能是毛泽东糊涂了，以整人为乐。如果有相反的认识，则整个文革中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容易地得到答案了。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明确了彭真必须被打倒，其次是他这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思潮的问题，也明确提出了办法，就是必须由下及上，让地方造反。在他看来，中央高层防止修正主义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学会造反。只有人民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敢于反抗的勇气，才能够做到不会“人亡政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4月22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朝里有人。”“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他在继续加码，烘托氛围。提出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有代表性的，说明打倒彭真，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在会议结束后的28、29日，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毛泽东年谱，5卷，580、581页。)

　　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领导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就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看得出来，他很焦虑，有一种迫切的心情。

　　5月7日，毛泽东阅读了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信林彪：“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毛泽东年谱，5卷，585页。)后来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就称为“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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