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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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一书生：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笔者在《毛泽东的感情婚姻生活》一文中曾谈及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的家庭生活。但那篇文章的着力点在于澄清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贞情感纠葛的真相，对江青谈的不多。现在看来，这方面也确有可谈的。本文先说一下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一、江青在婚后最初几年对毛泽东的照料

　　江青与毛泽东1938年11月正式结婚（顺便说一下，官方史著《毛泽东传1893-1949》说“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见第527页，有误。江青从来没有到抗大学习过）。由于此前江青复杂的婚姻情感经历，这场婚姻一时成为延安街谈巷议的大事。在延安的中共高级干部王世英、南汉宸等人，新四军方面的项英、杨帆等人，甚至中共江苏省委都纷纷联名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要求劝阻。张根据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毛泽东，望其慎重考虑是否同江青结合。毛泽东见信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合作社摆酒两桌。不过，据于光远说，当年参加酒席的李昌多次跟他提起过，毛泽东并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炎黄春秋》，2008年12期）。也有毛泽东为这次结婚请客不止一次的说法。朱鸿召说，1938年底，贺龙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走进窑洞时，正遇上江青从里面走出来。江青面带微笑，点头示意。贺龙不认识江青，故意没跟她打招呼。不过，他早已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喜事，心中猜想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龙见到毛泽东，故作惊奇地问道：“刚才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毛泽东知道老战友明知故问，应道：“你这个问题问得狠毒呀！”贺龙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毛泽东也大笑起来：“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请客！”这样，因为贺龙的吆喝，毛泽东又补请了一次客。席间，毛泽东让江青以夫人身份参加，招呼老伙计们吃菜，喝酒，抽烟（《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既然毛非要与江青结婚，就要对这位革命资历颇浅的领袖夫人有个定位，由此涉及到历史上盛传的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都不承认有过这个“约法三章”（见《卫士长谈毛泽东》；《江青秘书：毛江结婚政治局并未“约法三章”》），这么多年了，也确实没人看到过文字原件。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曾提及，国民党宣传要员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一书中说，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时，查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日记，其中记载了所谓“约法三章”的内容：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第163页）。可是，这部《王若飞日记》原件并未公布。笔者认为，所谓“约法三章”是中华文化对某种协议（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的通俗叫法，不必一定是3条。但江青在婚后的主要工作是照料毛泽东生活起居，当为包括毛、江及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高级干部们的大体共识，这层意思不容否定。江青在战争年代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

　　据朱鸿召《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一文描述：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战争环境，生活简朴。江青几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扮演家庭主妇，陪伴毛泽东左右，静水流深，享受着平凡而温馨的日常人伦。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江青带领勤务员拿到延河里去清洗，晒干后多了一份阳光的暖意和芬芳。破损的衣袖领口，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起来。从来都不修边幅的毛泽东，慢慢地因为江青而有所改变。冬季来临之前，江青赶着编织一套厚厚的毛线衣裤，温暖着毛泽东饱经风霜的身体。忙完家务琐碎，江青静静地坐在毛泽东宽大的书桌边，处理来往文件函电，偶尔帮助誊抄文稿。送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播放一段乐曲，夜深人静，红袖添香，温暖的窑洞里洋溢着甜蜜的亲情与爱意。”

　　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说：

　　“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朱鸿召的上述文字，概括了江青照料毛泽东生活的主要任务，即关心毛的一日三餐、衣被拆洗缝补，为毛织毛衣，端茶递烟，偶尔还帮着抄抄稿子。

　　朱鸿召和特里尔对毛、江婚后生活的描述，有的是对的，有的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说为客人端茶递烟，就不止一人看到过这一幕。1939年3月底，张闻天夫人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访毛泽东。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并且安排好茶水后悄悄地回避了。又如，毛泽东不太讲卫生，江青带领勤务员把毛“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拿到延河里去清洗”，只是不知江青去延河洗衣服，是她自己洗，或者勤务员洗，还是两人一起洗。笔者猜想，即使江青参加洗，也是偶一为之，目的在于以实际行动改变缺乏卫生意识的毛泽东生活习惯。毛“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不可能有很多，洗了多少次都洗不完。毛泽东平时穿的内外衣，不属于大物件，让勤务员去井里挑几桶水来洗就行了，没必要大老远跑出3里地去到延河边上洗。江青是不是在婚后便承包了给毛泽东洗衣服的工作？至少笔者目前还没有见过这方面的资料。再如，说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毛泽东的“破损的衣袖领口”等，可信。据卫士李银桥描述，江青曾奚落17岁的小保姆缝衣服粗针大线，可知她自己的针线活还是不错的。至于朱鸿召说，毛泽东的“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是对延安干部饮食等级制度及运行方式的误解。延安时代干部伙食分大灶、中灶和小灶3等。小灶都有专职厨师。1940年代为毛泽东小灶掌厨的有周少林，1948年担任毛泽东小灶厨师的有高金文，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时的厨师是年仅17岁的刘景峰。这些都有卫士的回忆可证。所以江青如果去商量如何改善毛的伙食，根本用不着去机关食堂，直接吩咐小灶厨师就行了。

　　特里尔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这符合结婚头几年江青的生活态度，也可信。但说她为毛泽东“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则是根本不了解延安中央领导人生活方式的西方学者臆想。特里尔说江青为毛做饭肯定是错的，毛家有专职厨师。有资料说，江青会包饺子，且有照片为证，这可能与她在山东老家的青少年生活有关。山东人爱吃饺子，也会包饺子，可毛泽东不爱吃饺子。“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说，有一年春节年夜饭，他给毛包了三鲜馅饺子，毛只吃了一个，第二年春节改成年糕，毛一连吃了好几块。可见江青连想用这点北方人特有的厨艺为毛做饭也没有资格。至于“打扫房间”则是抢了勤务员的活儿。假如江青把这些家务活都包下来了，家里根本没有必要配备厨师和勤务员。然而，即使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毛家卫士、厨师、勤务员和马夫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二、江青享受“特殊化”的生活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生活有很大改善。以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大家挤在一起睡觉，每顿饭清汤寡水，上面飘着的几片菜叶、几点油花，也被眼疾手快的人捞去了。毛、江婚后在杨家岭住时，夫妻两人住3眼窑洞，各有1眼窑洞当卧室，当中一眼作起居接待室，江青可以吃到与毛泽东同样标准的小灶伙食，生活如同登上了“天堂”。当时在中央医院当护士长的季明，与长征老干部罗日运结婚。季明说，罗“当时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有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有秘书和厨师，能吃上土豆和馒头，在延安算是很好的伙食。跟他同级别、住得比较近的干部有八九个，他们的老婆都不工作，跟老公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有我一个人上班，每周末回来一次，下班到罗日运那里都是深夜，赶不上晚饭。星期一早上天一亮我就要返回医院，早饭也顾不上吃。其他干部都说，季明同志真奇怪，罗日运的伙食这么好，她却不吃。他们不知道，我是真没有时间吃。”毛的待遇更远在罗日运之上。江青按照当时延安干部生活管理制度可以获得很多普通干部做梦都想不到的特殊待遇。1940年7月，江青到中央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毛泽东亲自送她到中央医院，并把医生护士叫过来说：“江青是个普通病人，你们照医院的规矩干，不要以为是我老婆给她优待。她要搞特殊化，你们就跟我报告，不报告你们就不是党员。”据季明回忆：“其实江青确实没搞什么特殊，要搞特殊也没法搞，医院条件实在太艰苦了。”（《亲历者忆：毛泽东交待江青住院绝不许搞特殊》）时任中央医院医务副主任并主持妇产科事务的金茂岳说，江青住院期间，毛几次去医院探望。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修养，发电机的噪音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远些。但现在江青在这里住院，若马上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江青出院以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金坡《金茂岳：为江青接生的红都名医》）。对这件事，该文称“毛泽东那种绝不搞特殊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务工作者”，这究竟是金茂岳本人的意思还是文章执笔人金坡的意思，尚不清楚。但其他人对此事的解读显然不同。时任护士长的季明说：“之所以要等江青出院才解决，是因为毛主席怕人家以为江青搞特殊。江青在延安不得人心，有点张扬，会骑马，演员嘛。江青每个礼拜都和毛主席一起去杨家岭看首长，首长夫人们对她都不亲近，我们也不喜欢她。”（《亲历者忆：毛泽东交待江青住院绝不许搞特殊》）牛津香港版《萧军日记》，则透露了这位作家去看望也在中央医院住院产子的夫人时听到的新闻：“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上卷，第200页）

　　江青产后，毛泽东大宴医院医务人员，而且一请就是两桌，这在物资供应贫乏的延安不是件小事，可见毛对江青及女儿李讷的重视。金茂岳回忆说：“9月16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请客，答谢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傅连暲、石昌杰、金茂岳等17人来到杨家岭。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着招呼大家，朱老总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做陪。这些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马德里陷落后来到中国，他在魏一斋的翻译下，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畅谈了自己的经历。毛泽东也关心地询问了黎平的入党问题。当时，宴会分别在两个窑洞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一桌吃，康克清、江青陪女同志们一桌吃，宴会气氛融洽。饭后，江青借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金坡《金茂岳：为江青接生的红都名医》）护士长季明还提供了另外一些细节：“一个多月后，中秋佳节，主席住的枣园里收获了枣子，他请我们这些照顾过江青的医护人员开茶话会，吃枣喝茶，又请大家吃饭，庆祝李讷满月，并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江青住院时自带看护，有卫兵站岗，坐汽车去看病时可以“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这些算不算是特权和特殊？相信每位读者心中都会“有杆自己的称”。对其中一些现象毛泽东不是不知情。他几次去医院探望，不会看不到江青自带看护、卫兵站岗的情形。毛泽东在延安生活最艰苦的1940年中秋节为女儿办满月酒，答谢医院工作人员，也是特殊之举。但有些搞特权的事恐怕也是瞒着毛办的。1945年8月，抗战胜利。护士长季明的丈夫罗日运即将被派到东北搞战后接收工作。当时江青看中了季明，点名要她作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刘少奇的妻子王前好心提醒季明，给江青作保健医恐怕不容易，她的脾气“难伺候”。刚好季明也想和罗日运一起去东北，趁势向中央提出调离杨家岭，和丈夫一起北上，得到首长们的支持（《亲历者忆：毛泽东交待江青住院绝不许搞特殊》）。

　　江青在医疗方面的“特殊”待遇，还包括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她专赴重庆治疗龋齿发炎；1946年1月30日，再次飞赴重庆治牙。这是在延安的普通干部甚至主要领导夫人难以享受到的。

　　由江青赴重庆还牵扯出一个经费使用问题。当时具体负责审批经费的师哲回忆说：“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者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泽东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的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当时边币也遇到通货膨胀问题。例如作家萧军1941年1月4日从新华书店领到《八月的乡村》版税16.8元，请妻子吃了顿“馆子。”到了1942年3月24日，仅仅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花了300元。“4月2日，1斤肉涨到12元……。”9月，20元只买半斤羊肉（《萧军日记》上卷，第427、第435、第594页）。而当时中共干部实行供给制，所领津贴都不高。据1938年在抗大任教的徐懋庸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就算随着通货膨胀，干部津贴也长上去了，但一下子拿出来几百万元巨款来，也令人不可思议。还一个江青接济前夫的故事也与战争年代中共干部津贴制度相矛盾。据说，1942年她的前夫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江青“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第3期）。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干部津贴数量有限的延安，江青能拿出几百万边币现金来，又能每月捎钱10元接济前夫，均大大超出了毛、江本人的津贴支付能力。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无解。

　　江青搞特殊也表现在私留好马上。战争年代，行军多遇崎岖山路，马成为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拥有一匹好马是军中最令人羡慕的事儿。1947年9月，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极其雄健的战马，毛泽东执意不肯留给自己骑乘，硬要叶子龙派人送到前线部队去：“这么好的马，应该让前方的同志骑；前方的同志要打仗，既辛苦、又危险性大，很需要好马哩！”但过几天以后人们才知道，江青又私下把它要了回来。为此毛泽东与江青吵了一架，周恩来从中调解才了事（参见邸延生《毛泽东不愿外传的“家丑”：江青搞特殊与他吵架》）。

　　梁家贵《江青：1937年底──1949年》一文说：“这一时期的江青能够和一般群众打成一片。当时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人士尽管满怀救国热情，但却很难同群众打成一片，正如周扬回忆：'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引者注：见周扬《与赵好升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第36页）。江青并非如此。据李银桥称：'那时，她（即江青）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梁的说法并非是考察了江青在战争年代的实际生活情况后得出来的结论，而是为了替江青做延安时期翻案文章信手拈来一些例子。事实上，江青在进入延安后，只吃了几个月的苦，即在1937年秋到延安，住在西北旅社（第三招待所）；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以后，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师，江青与毛泽东恋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在1937年冬，有人认为是在1938年。但“自诩”为新时代“娜拉”的江青并不在乎正式结婚手续，很早就在毛的住处昏来昼去，直到1938年8月正式调到军委当秘书，实际上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由此算来，她和到延安的其他女青年一样吃小米饭，喝缺油少肉的菜汤，时间不超过大半年，接着就去享受毛的一号小灶待遇了。梁非要引用周扬的说法，反衬江青“能够和一般群众打成一片”，其实毫无意义。笔者此刻反而更同情那些真正在延安做些脚踏实地工作的青年女性，她们大多数并没有借助婚姻桥梁去享受延安生活条件下的“特殊待遇”。至于用李银桥的说法证明江青“能够和一般群众打成一片”，恐怕是把史料用错了地方。李说的是1947年8月他到毛家当卫士之后见到的情况，毛离开延安后一直没有再返回议处，把李银桥的说法算成延安时代毕竟有些勉强。李说江青能够在转战陕北时出谜语，帮女孩子梳头，同时也说了江在杨家沟时，“变得有些娇了。房间时服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新生活的证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8-139页）。梁先生为延安时代的江青翻案，没有错，有些对江的错误说法确实值得驳斥。但不能无视江青在延安的实际生活状况做过头文章。于光远曾回忆他在1941年末与江青一起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绥德米脂调查团的活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一起走了一天半，曾经并辔而行，却没有说过一句话。而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详见下文）。连一般干部都很少“打成一片”，何论群众。江青从1937年进入延安，到1947年离开延安，她与在延安的哪位中央领导干部夫人交好？并没有一个实例。其实，梁先生最不愿意引用的是他一向赞赏的卫士李银桥的说法：“江青来自在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娇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想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4-135页）。说江青在战争年代”比较能接近群众“，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臆想。

　　江青靠着中共在延安时代固定成形的干部生活待遇等级制度，享受着体制内的诸多特权和特殊化，却并未满足，更希望搞”特中之特“，只因为战争年代经济条件有限，特殊化仅仅表现在医疗、交通等领域。而她敢于向外伸手，只是仗着毛泽东夫人这个特殊身份。

　　三、1945年至1949年江青对毛泽东的照料

　　从1945年国共爆发内战到1949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京”赶考“，江青对毛泽东照料的如何？担任过江青第二任机要秘书的杨银禄说：“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杨银禄《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对高的说法要认真分析。作为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并非深悉毛家日常生活之人。他可能会看到一些外围情况，但远不如贴身卫士了解的那么真切。笔者认为，说江青“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可能并不错。当时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卫士李银桥也谈到，在经历了一天的行军后，为住下来的毛泽东播放文艺娱乐节目，帮助他缓解疲劳，这是江青愿意亲力亲为做的事--常以其文艺特长帮助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在精神上休息和放松。有时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江青的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几张唱片反来复去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2-143页)

　　但比起结婚的头几年，江青照料毛泽东生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由动手变为动口，她作为妻子该干的活儿都交给了别人，就连自己伸手能干的事儿也尽量让别人去干。卫士李银桥说：“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卫士张天义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你去干什么什么，你给我做什么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8-139页）。这种照料已“变了味儿”。

　　从1947年8月起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的李银桥说，转战陕北期间，江青主要就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我们卫士组，应该说，她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中央机关住在杨家沟和西柏坡时，猪肉、鸡的供应有了保证。她讲究营养配搭，叫人们用酸菜炒肉丝，说酸菜吃了有好处，能败火；搞不到青菜就尽量搞些干菜来，说是蔬菜可以供给人体维生素；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些肥肉增加点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毛泽东端起碗时，江青便解释说：“放了点干青菜，增加点纤维能够利大便。毛泽东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连肉带干菜全吃下去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9页)。不难看出，江青此时关心毛泽东生活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心里和嘴上，与普通家庭中妻子洗手做羹汤，燃炉煮香茗，天冷送寒衣的场景迥异。这种靠支使工作人员照顾丈夫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延安时代中共高级干部家庭普遍模式，相当于部长级干部的妻子是不是都可以不再工作，连一些并不繁重的家务活也不用干了？因日久年长，毛泽东时代不许披露这方面的信息，现在绝大多数知情人都已去世，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可能永远不会了解个中情形了。

　　但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较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是江青不再为毛泽东缝补衣服。江青生了女儿李讷之后，组织上特意请了阿姨，其职责之一是为毛泽东缝补衣裳。李银桥说：

　　阿姨负责照看李讷，兼顾缝补毛泽东的衣物。江青与阿姨初见面，便将自己喜爱的列宁装、夹克服、红皮鞋都送给了阿姨。我的经验，女人们一见面就亲热得过度，那么要不了多久肯定会闹矛盾。

　　果然，阿姨缝补好衣服，送到毛泽东房间时，江青过去看一看，嘴角起来一丝叫人难为情的嘲笑：“阿姨，你看看你缝的针脚。”

　　阿姨是17岁的少女，没做过针线活。垂下头，难为情地红了脸。江青却并不罢休，推着阿姨朝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走：“老板，你看阿姨针线活做的多粗哪，你看看哪。”

　　在陕北，江青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板。毛泽东不在意地掀了掀眼皮，阿姨蒙受羞辱的伤痛表情使他的思想从文稿中一下子回到现实生活，立刻发了火：“你想干什么？你蠢么！

　　他先安慰阿姨：“阿姨，谢谢你了，我看着就补得很好。”阿姨退出去后，他严厉批评江青：“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江青事后向阿姨道歉：“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江青确实不是故意的，那是一种本能的表现。闹了矛盾，她又主动教阿姨针线活。好没几天，嗔怪阿姨缝皮袄针线太粗，就又发脾气：“你缝的这叫什么？不行，重缝！”事过一天又找阿姨道歉：“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看出，她找阿姨道歉不是因为真感到有错，而是怕阿姨心里有疙瘩，照看李讷不尽心（《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5-136页）。

　　二是江青不再为毛及来访客人端茶倒水。李银桥说：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就是在三大战役那样的决定命运时刻，她也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28小时的“毛泽东的一天”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他们睡不到一起。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连面都见不到，谈何端茶倒水？此时为毛泽东端茶倒水的主要是卫士。1947年8月到毛身边当卫士的李银桥说，他对毛的习惯熟悉得很快，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见不见客，毛只需递个眼色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办（《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1，第12页）。

　　三是喜爱织毛线活的江青不再为丈夫编织和织补破损的毛（线）衣裤。江青喜欢织毛线活，这是研究延安时代中共历史的学者朱鸿召、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一致说法。李银桥说：“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讷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4页）但卫士马武义关于1949年开国大典的回忆却引起人们的很多疑问。马武义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了一套十分破旧的毛衣裤，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裤子破得更厉害：两个膝盖也各有一个大洞，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袜子头，就一直“破”着，致使毛主席两脚一蹬，竟然蹬到两个大窟窿里去了！不得不又把毛裤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穿好（《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马武义的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笔者曾根据开国大典当天北京的气温情况驳斥了马武义这个不靠谱的说法。据举行开国大典时陪着毛在天安门上活动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说，到了10月1日晚上，因为气温有所下降，毛泽东又要在室外观看焰火，才套上一件毛衣（参见卸甲一书生《毛泽东开国大典礼服与毛衣裤》）。

　　不过，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没穿破了大洞的毛衣裤，并不等于没有这套毛衣裤。这到引起笔者的兴趣，先要考察一下1949年10月1日，毛究竟有多少件毛（线）衣，多少条毛裤？

　　起码有3件毛（线）衣。①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看到毛泽东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她拿起它去见毛泽东，毛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我又问：'这是谁补的？’他俯下头，边看书边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指一下值班室的方向说：'是他们。’我感到意外，没想到卫士都是些男同志，会在针线活上这么细心，就'啊’了一声说：'看不出卫士长、小封、小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这时，主席又抬起头从我手里接过那件线衣看了看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同志补的。’然后顺手把线衣递给了我，又说：'这位同志很好啊，曾帮我们做过很多事，衣服破了，很多是她帮助补好的。小韩是一个很老实的同志。’”（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并不是毛衣，但也能起到御寒的作用，可以归入到这一类。②江青结婚后织的毛衣。1964年10月以后到毛家管仓库的吴连登明确说他看到了这件毛衣。“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口述：毛主席工资404.80元是怎样开支的？》）③马武义开国大典故事所说的毛衣。据龙剑宇《毛泽东家居》一书介绍，这是件黄色羊毛衫，长60厘米，肩宽55厘米，胸围110厘米，袖长55厘米，后领缝有“普罗公司，标准货品”及“44”字样的布条。毛衣的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的痕迹（第111页）。笔者猜测。44可能是年份简称，即1944年。龙先生认定它就是毛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件毛衣，尽管笔者已经说明当时根本用不着穿毛衣。但10月1日晚，毛泽东穿的毛衣究竟是什么颜色的？据一直随侍在天安门上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说：“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在200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中，词句略有变化：“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泽东添了一件棕红色的厚毛衣”（《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149页）。两种说法有一样是共同的--“棕红色的厚毛衣”，并不是龙先生认定的这件黄色羊毛衫。黄色羊毛衫可能是当时毛泽东拥有的第4件毛衣。

　　关于毛裤，卫士李家骥描述：1949年11月，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冷了。一天夜里，毛泽东工作之余到院子里散步，一股股寒气向他袭来，冷得他直打战。警卫员李家骥说：“主席，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李家骥把毛泽东的那条旧毛裤找出来，发现补丁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据说这条毛裤毛泽东从长征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曾给他缝补过多次。……李家骥没有办法，只好拿出针线，细心地给毛泽东修补那条破得不成“形”了的毛裤。这条毛裤毛泽东一直穿到1956年，后来实在没法穿了才买了条新的，但他仍旧不舍得扔掉这条旧毛裤（《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o“家丑不可外扬”》）。毛同时还应有1条江青为他织的厚毛裤。它比李家骥所说的那条毛裤编织时间要晚，同时织的毛衣还在，毛裤不会没了。

　　无论是用白布缝了大补丁的长袖线衣，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棉纱的黄色羊毛衫，还是“补丁叠补丁，已经破得不像样子”的旧毛裤，都说明在战争年代保姆韩桂馨已经以用布缝补的方式处理毛破损的毛衣了。但这并不修补毛衣的最好办法。织过毛衣的人都知道，毛衣裤破损后，最好的办法是把破损处拆掉，添点相同颜色的毛线重新编织，或者用同样的毛线在破损部位进行织补，重新恢复断裂的毛线组织结构。韩桂馨用布补洞，可能与不会织毛线活有关。但是江青会。“能织出各种花样”的江青为什么不再给丈夫修复织补破损的毛衣裤，是缺少毛线吗？显然不是。陕北贫瘠，物产不丰，独有一样不缺，就是羊毛。对此，唯一可以解释通的是，此时的江青，已经完成了刚结婚时那种亲力亲为、从生活各方面尽心照料丈夫的贤慧妻子向养尊处优的官太太的角色转换，不屑于做织毛衣这样的小事。曾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说那个时候“江青对毛的生活很关心，对毛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这个评价恐怕要打折扣了。

　　四是因为个人问题多次与毛泽东争闹。夫妻在生活中伴嘴、吵架本是正常现象。江青是怀着崇敬之心走进毛的日常生活的。结婚头几年尽显温柔妻子的一面，极力压抑自己的刚烈性情。毛泽东在1940年江青生孩子时，几次到医院探望，并于女儿李讷满月时摆酒宴请医院的人，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于光远回忆说：“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江青当时除了照顾毛泽东之外，并不担负什么工作。之所以1天半以后又要她回去，不外是两件事，或者是当时毛泽东在生活中一天都离不开她，或者是女儿李讷（当时还不到1岁半）需要她。但江在毛家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到了1940年代末，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眼中的江青就不同了。他说：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就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

　　她忽然停下筷子。望着我发牢骚：“见他妈的鬼了！对我历史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参加革命，硬说我是35年。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们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们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的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三查查到我头上来了。哼！”她夹给我一块鱼，顿了顿，“对了，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了。我给过你吗？”

　　“没有！我叫起来：“谁说的？”

　　“你看，造谣吗不是？”江青并没讲是谁说的，接着便询问毛泽东近来的生活起居以及身体情绪等方面情况，问得很细。我的感觉，她要通过毛泽东的心情好坏来判断什么或解决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江青没起床。拥被而坐。我退守门外．屋里开始是小声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还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

　　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他说：“你这个人混！？？”

　　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出去！”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她在周恩来那里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12点。回来时，已显出全身轻松（《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6页-137页）。

　　江青与毛泽东吵闹不止一次。前面提到的她奚落保姆缝衣服粗针大线也是一次，她私自扣留毛送上前线的好马也是一次。关于后一件事，李银桥回忆说：

　　这天晚上，李银桥在朱官寨后沟毛泽东住的窑洞外边，听江青正在窑洞里哭闹，还听到毛泽东对江青的大声呵斥：“对你讲过多少遍了么，你不要搞特殊……贺老总送的马，是我让送去前线的，你为啥子又要回来？你不晓得前线更需要么……我的话你也不听，岂有此理……”

　　李银桥未敢走进去，只悄悄站远了距离，静静地守候在窑洞前；一会儿，见江青哭哭啼啼地跑了出来，朝周恩来住的窑洞方向跑去了。

　　李银桥从日常生活的接触中了解到，每当毛泽东与江青“夫妻吵架”闹得不可开交时，江青总是去找周恩来诉“委屈”，又总是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心绪安然地返回来向毛泽东承认“错误”。

　　这一次，还没见江青返回来，毛泽东便走出了窑洞，看到李银桥远远地站在那里，便大声说：“银桥！走，随我到前面去！”

　　夜光下，毛泽东默默地走在前面，李银桥静悄悄地跟在后边，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好长一段路，毛泽东终于说话了：“我和江青吵架的事，你莫对外人讲；'家丑不外传’么，你在我身边，不是外人，对外要考虑影响……”（《毛泽东不愿外传的“家丑”：江青搞特殊与他吵架》）。

　　以上两事都是江青基于个人私利，要求毛为她说一句话，抬一次手。但毛泽东是干大事的人，要注意形象，不愿意屡屡为江青的“特殊化”要求护短。不同意，就要与江青吵架，家庭气氛自然恶化；同意，江青的类似要求接连不断，什么是个头？为此，他很纠结，甚至想到了离不离婚的问题。李银桥说，那次因“三忆”、“三查”，江青与毛吵架之后：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乎着过吧。（《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7页）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婚姻感情生活，可以看出大体有个”十年周期率“。1920年冬，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在长沙结婚，1930年杨开慧被捕遇害；1928年毛与贺子贞在井冈山结婚，贺于1937年秋赌气出走。毛与江青从1938年结婚到1947年，也是10年，此时因为江青种种”特殊化“的非分要求，二人生活上的矛盾突显出来，后来进一步发展成”过不到一起去“了。结婚头几年那种”平凡而温馨的“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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