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历史的义工王友琴搭造网上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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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3月26日消息】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是影响每个当代中国人命运和人生道路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创痛之巨，伤害灵魂之深，远超 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据文革研究史学者不完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至三百万之间。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很早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当她开始探索文革史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被那些未被记录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王友琴致力了解的是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因为提到文革，世人普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元帅彭德怀和剧作家老舍等「名人」悲惨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平民百姓的死亡，几乎没人知也无人提。

   　　王友琴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而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历史是无法割裂的。

   　　王友琴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来美后曾任教史丹福大学，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尤其对「文化大革命」有深入调查。她直接、间接访问了受害者的父母、子女、亲友和师生等，作成翔实纪录，多年如一日，挥笔不辍　。

   　　她说，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要慢要难的工作，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难，但是我还是继续坚持」。1999 年，她把整理出来的死亡故事总称为《文革受难者列传》。开始用《列传》一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幺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

   　　由 2000 年 10 月开始，王友琴等人的工作成果，呈现在新建立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网站上，目前已收录七百多名受难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亲自撰写。为文革这段被蓄意掩盖或有意歪曲的历史，留下真实内容。人们为了感谢为时代留下见证的人，将王友琴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称为「历史的义工」。

   　　有一个默默帮助王友琴的人，也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王友琴记住了这个说法，向所有义工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她也以义工一员自居。

   　　当文革在中国大陆仍被官方列为研究禁区时，最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是知名老作家巴金，但在当局人为阻挠下，至今仍是「一个梦」。倒是这些年，文革研究在海外蓬勃发展，应了「墙里开花墙外红」。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文革博物馆」既然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矗立，就只能在「上不见天，下不着地」的计算机网络上暂觅栖身之所。

   　　王友琴说：「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但在有可能这样作之前，本应坐落在北京城的文革博物馆，只有感谢现代高科技，在网上提供广阔的空间，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网上博物馆和文革死难者纪念园等，在海外为巴金「圆梦」。

   　　「这是一个非金石砖木所建立的纪念园，也看不到花草和树」，但是这里闪耀着义工们的历史感和义务工作留下的笔触。目前在海外，除了王友琴等人建立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由在华府从事空间科学数据系统开发工作的在美大陆学者华新民主办的「网上文革博物馆」(http://museums.cnd.org/CR/)，以及由宾州狄金森大学学者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他们都是在两岸三地学者和海内外中国人支持下，借助计算机科技建立另类「文革博物馆」。

   　　另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海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家喻户晓、曾满街张贴、但目前在大陆仍未公开的文献。

   　　王友琴指出，网络技术提供了全民写作和阅读历史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可以用和司马迁十分不同的物质手段书写历史」。在大陆官方将文革研究列为禁区的情势下，「历史的义工」的努力，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也多少可以告慰巴金。

   　　王友琴说，描写文革的惨痛历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往往必须承担多种压力和恐惧。多少次，受难者悲惨的死亡故事和遗属承受的巨大苦痛，令她深深感染到那种椎心之痛，但基于某种原动力和历史责任感，她义无反顾。

   　　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花费时间和她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

   　　牛鸡之间选择自己位置

   　　问她为何甘当「历史义工」？她说了一个「牛与鸡」的故事。

   　　她曾访问一位老教师，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做过很多活，其中之一是放牛。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大柳树旁边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树旁被杀掉。

   　　自从那老牛被杀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时，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来，他一直为牛的记性和坚持啧啧称奇。

   　　王友琴奇而问之：「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老教师说，牛确实如此。不过，别的动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幺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在地上，别的鸡照样奔来啄食，还互相争夺。

   　　王友琴听着，牛和鸡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这位曾在劳改农场待过的教师，观察到牛和鸡对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对比的坐标。

   　　她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幺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幺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做了什幺？」

   　　后来王友琴所做的一切，包括调查文革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和写作、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等，「都可以看成是个人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她说，网站刚开通时，在大陆也可看到，网友反应热烈，每天都收到大陆读者的电子信，许多人都引用「牛鸡」故事，表示「不愿再做『鸡』了！　」给予她极大鼓舞。但在运转了 17 个月后，去年3 月，突然一反常态连续几天没有接到大陆电邮，她察觉事态不妙。果然，大陆当局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封闭了，大陆网友进入该网页，映入眼帘的是「本网页无法展示」。

   　　　　两次迫害高潮杀人无数

   　　她指出，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对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 1966 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 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 年 8 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伍」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被迫自杀。

   　　王友琴指出，这场杀戮从 8 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街道，运往火葬场　。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在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 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纪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把人杀死。

   　　两年后，1968 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阅」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私设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延续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大量「自杀」行为：「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时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自杀」，没有遗书留下，也没让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点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即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的手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后，在绝望中才那样做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阴暗恐怖的季节。与 1966 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持久。大量的「项目组」被建立起来。这些「项目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

   　　在其它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害致死。但仍以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以及 1968 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为最，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上被记录的绝大部分受难者，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强调，「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生命的残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恶」。

   　　　　死亡未记录文革被淡忘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王友琴将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以及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作比较，她认为，其性质、规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则是文革真相写出来的还非常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对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司法系统后，更一直需要记录。这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说：「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允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进一步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纪录框架之外。

   　　她指出，关于文革死亡纪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受难者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因这种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领导人和使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丧失生命，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纪录中，他们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王友琴说，两千年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

   　　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认为没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纪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 1966 年的红卫兵杀戮和 1968 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王友琴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幺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纪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几乎没有提到受难者。不过，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留下事实与灵魂的感受　　她是从学校做起的。她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她访问所及的学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 1986 年，她写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卡仲耘被害已经 20 年了。她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纪录，在她的笔记本和计算机里，写出了一个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工人、医生、保母和家庭妇女等。

   　　她说：「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做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在采访过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痛苦，生存者的创伤长期存在文革后的生活中。

   　　她曾经采访文革爆发时的一名中学生。中学生回忆，1966 年的「红八月」，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拉出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尸体，十来个被打死的「阶级敌人」，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扇的白色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是在事发 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试图安慰她。她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幺多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是你告诉我此事。我还说我的原则是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 34 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 34 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进入「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网站首页，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设有三个栏目：「受难者名录」、「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下面醒目大字书写「为死难的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

   　　已收录在受难者名录内的七百多个死者，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有的人了解情况较多，也就写得很多。有的人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数语。另外还约有 70 人，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是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都列在「无名氏」一栏。

   　　王友琴说，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网站，都是被大陆当局网上「防火墙」拦杀的目标。也就是说，大陆普通人无法进入这个网站。

   　　她呼吁，知道文革受难者故事的人，可以写信给她在网上提供的电子信箱地址，对纪录提出修正和补充。她更希望寄来文章，为所知的亲人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受难者，「留下事实的纪录与灵魂的感受」。

   　　　　肉体与名字 无声消失

   　　文革中发生无数学生毒打或打死老师事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历史的义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首位采访的受难者对象。

   　　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了学校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红卫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大声「揭发」和「控诉」。

   　　棍棒殴打、开水淋烫被斗者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还有人去开水房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　。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红卫兵命令「黑帮」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锹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脚，桌椅脚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黑帮头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辆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的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　。」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 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毒打，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　。四个人眼睁睁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最后的照片无言控诉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闻讯赶到邮电医院，看到妻子浑身伤痕。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仍清晰可见。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惨死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 1917 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和其它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 1965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干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联系。

   　　在这之前，1966 年 6 月 23 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90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 90 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陈彦荣和无名氏之死

   　　王友琴在接受访问时，在她采访的四百多名「普通人」的死亡故事中，还特别讲述了普通工人陈彦荣的悲惨遭遇。

   　　1966 年，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 109 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近。

   　　1968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几十万人，多报数字是为了壮大声势 )。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平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大到北京普通市民。

   　　同年 8 月 27 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要陈家拿出金条、手枪、「变天帐」和「地契」等，陈家拿不出来。红卫兵仔细搜查也没有找到，就把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一起带走。他的12岁的儿子陈树刚也被打了。接着，「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将他俩绑在暖气管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的军用皮带抽打。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夫妇一直被打到后半夜1点左右，陈彦荣死了，快咽气时，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不肯给，37 岁的陈彦荣死在妻子面前。那晚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打死个人只是28块钱的事」

   　　隔天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同时被打死的女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要陈家付 28 元（人民币）火葬费。

   　　陈彦荣被打成重伤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 28 块钱来。」当时的火葬费是28 元。所以在北京的中学里曾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 28 块钱的事吗？」指的就是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块钱，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跟人借钱也不容易。大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好不容易凑全了这笔钱。他拿着钱去北大附中。到了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犹豫再三，不敢进去。当时打人还在校园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红卫兵把这些人叫做「狗崽子」。

   　　陈书祥害怕进去后也会被打。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去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他改变了主意，无声地离开了。后来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 28 元钱。

   　　　　尸体被摩托车辗来辗去

   　　据北大附中校内的目击者、一位老师说，曾经看到有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摩托车从死尸上辗来辗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尸体？陈彦荣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丢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陈书祥那天没有进北大附中，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得以保存。

   　　王友琴强调，北京在 1966 年夏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像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用刽子手行刑，就由一伙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前所未有。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不能掩盖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实时，就转而辩说，他们当时打死的是『坏人』，拒绝认错。事实上，在被打死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判过死刑，甚至没有被判过任何罪。」

   　　陈彦荣之死，不是孤立事件。1966 年 8 月 27 日，即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统计，北京有 228 人被打死。这还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 8 月23 日被斗争和毒打后，于 8 月 24 日自杀身亡。「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烧不过来，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长队等候的情景。」

   　　据指出，「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干净服装整齐的。让死者干净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时值盛夏，死人太多，烧不过来，尸体上加了冰块，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睹，恐怖至极」。

   　　　　在被打死与驱逐间选择

   　　还有一个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女人。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被送去火葬场烧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是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就在陈彦荣被打死后，「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出「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 2％。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被强迫去农村地区，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

   　　总之，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但人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它们。

   　　王友琴说，考古学家可以从骸骨挣扎的姿势，来判断在被挖掘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秦国的诸国王的坟墓中，有人是被活埋的。但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却不可能这样来发现一个 37岁的壮年男子陈彦荣的死因。因为在1966年那个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陈彦荣和其它有相同遭遇的人，都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且，连骨灰都已被抛弃。「除了他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幺死的，如果我们不能用文字来加以记录的话」。 (本报记者曾慧燕)

   　　　　文革网站文库资料　　

   　　1.「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 (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网址 www.chinese-memorial.org，由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等人2000年10月建立。

   　　该网站首页设有四个栏目：「前言」、「受难者名录」、「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醒目大字书写其宗旨「为死难的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其中已有700多名死者收录在「受难者名录」内，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关于此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另外还约有70个「无名氏」栏，内容为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的。

   　　《纪念文字》目录内，则收集有王友琴采访文革受难者亲友和其它人写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写乒乓球国手容国团之死；遇罗文写哥哥遇罗克的故事和二姨王桂兰之死；彭令范写《我的姐姐林昭》等。《研究与评论》一栏，则收录有王友琴执笔的《学生打老师》等文。

   　　 2. 网上「文革」博物馆(Virtual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1996年由一群旅美大陆学者在留学生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创办，主编为现在华府从事空间科学数据系统开发工作的学者华新民，目前已收录200至300多万字资料。网页造访次数20多万次，每天超过六千人次。

   　　进入网址www.cnd,org后，点击左下角的「文革博物馆」，才能正式进入「展厅」，展厅有中英文选择。此网上「文革博物馆」分成九个「展厅」：包括最新展出、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文艺作品及人物追踪。该「博物馆」目前开始收藏图像和音响方面的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照片、宣传画、歌曲和样板戏等。

   　　3.《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近日面世，由宾州迪金森大学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历史学家余英时作序。收集逾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近三千万，相当于一个袖珍型「文革博物馆」。

   　　参与编纂「文库」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美国狄金森大学）、石之瑜（国立台湾大学）、丁抒（美国明尼苏达州若曼学院）、周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沉志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

   　　宋永毅等人三年多来，走遍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及第一手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编辑校勘，汇集成光盘中的上万篇文献。「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数据，余英时形容其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纪录」。 (世界周刊) (博讯boxun.com)


https://www.boxun.com/news/gb/z_ ... /2003032611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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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亦刊载于《世界日报》，参见：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gb/2003/3/29/205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