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现代政治名人的孙辈写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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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有感


　　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山西农民。他确实有过不寻常的政治经历，仅从他的孙女陈春梅法官编写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这部书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但这只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这位“史无前例”的国务院副总理。相信也将后无来者。毕竟把一位只有治理村庄或县域经历的人，一下子提到7亿人口大国“宰相”的位置上，“试验”的风险太大！不过说句老实话，这位“农民政治明星”比起同期提拔起来的其他“火箭式”的中央领导干部，如北京钻床工人倪志福、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辽宁女售货员李素文、天津工人孙健都耀眼得多。不论是在中央工作时间有限的吴桂贤、李素文和孙健，还是从政颇久，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影响都不如他大。


　　据《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以下简称“陈著”）的作者说，其写作得益于国务院前总理华国锋、前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秀莲、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等人的支持，也得益于奶奶（陈永贵后妻宋玉林）、父亲陈明珠以及陈家兄弟姐妹的帮助。不过细读之下，发现书中故事多源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读物如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编写组编写的《大寨妇女》等以及1990年代前后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只是在细节上更丰富了，这个“丰富”很可能是作者身边亲人的功劳。除了丰富细节，作者对相关的故事很下了些裁剪工夫。惟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看，主人公的故事中出现了不少失真的地方，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随手举几例说说。


　　一、谁是大寨第一个建立互助组的人？


　　这本来不是个问题。大寨氮肥厂干部、十分熟悉陈永贵早期历史的秦怀录所著《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以下简称“秦著”，陈著主要参考书目中列有此书，许多故事情节也采自此书）曾明确说：“在大寨，最早组织互助组的人就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秦著，第18页）。经山西省委批准立项，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组织编写，李静萍撰写的《陈永贵传》也认定“贾进才率先在大寨成立了互助组”（该书第3章，以下简称“李著”）。但陈著却说1946年春耕时，“大批青壮年被抽调支援前线，只有妇女和老汉们留在村里”（第28页），在区里干部的号召下，陈永贵带着村里的妇女和老汉们变工互助，把各家的地都播下了种。后来贾进才任组长的“好汉组”则把陈永贵“一开始组织”的那个互助组“拆散了”（陈著，第33-34页），把其中几个好劳力拉到自己组内。这就怪了，难道在大寨第一个建立互助组的人不是贾进才，而是陈永贵？


　　要搞清楚这一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贾进才与陈永贵商量建互助组是在哪一年？二是陈著中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贾进才与陈永贵商量建立互助组应当在1946年春节期间。持这一看法的有吴思：“1946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第16页，以下简称“吴著”）；秦怀录虽然没有明确说，从其前后叙述顺序看，也当在1946年（秦著，第20-25页）。其实陈著同样赞成1946年之说。请看它的描述，“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著，第33页），参加了窜村舞狮子后的陈永贵，听到贾承让说自己互助组的人被“好汉组”拉去的消息。这个春节是哪一年春节？在昔阳县，“解放”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该年9月1日中共昔东、昔西县委和县政府在昔阳城东门底联合召开4万人参加的庆祝全县解放大会，宣布昔东、昔西县委合并为中共昔阳县委员会(称为政治处)，陈洁任县委书记(称政委)；昔东、昔西县政府合并为昔阳县人民政府，陈子万任县长（《昔阳县志o大事记》）。其后昔阳再也未被国民党军占领过，政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所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只能是1946年春节。


　　陈著中关于陈永贵率领妇女、老汉变工互助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情节经不起推敲。理由是：陈著既然认定1946年春天“好汉组”与“老少组”相继成立并互相竞赛，那么在此之前就不可能有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存在。昔阳最早在1945年秋冬才可能搞土改分田地，村里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多时，自然就不需要组织互助组。陈著说因为支前，村里只剩下老汉与妇女。就连年仅16岁，“个子还没有工具高，说技术吧，连放牛放羊也不会”（第37页）的梁便良也支前去了，独独身体强壮、正当出力之年的陈永贵一个人与老幼妇女们留在村里，为什么？故事中说，支前民兵不放心家里的地，派贾来恒、梁便良两名代表回来播种（陈著，第28页）。梁人小、个子矮，又不会农业技术，为什么非派他回来种地？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在村里民兵支前、家中无人春播的特殊背景下，组织老汉和妇女们搞变工互助也只是战时的临时措施，与1949年以后为了搞农业生产成立日常性的互助组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二、“好汉组”与“老少组”竞赛的性质是什么？


　　秦怀录认为，1946年春节期间，按照区里的有关指示和同一家族的贾承富、贾承录等人的要求，大寨未公开党员身份的村政治主任贾进才与担任村生产主任，但不是中共党员的陈永贵商量互助组的事。当时陈永贵刚与秧歌队串村后回到大寨，一口答应参加，贾进才当了互助组的组长（秦著，第18-21页）。而按照陈著的说法，则是“头戴瓜皮帽”的贾寿元组织了15户好劳力成立互助组，人称“好汉组”，贾进才被选为组长（第34页）。这个说法其实沿袭了陈永贵登上政坛之后，把“好汉组”与“老少组”生产竞赛的故事上升为两条道路斗争的调子。陈本人在1973年10月5日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明确说：“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于是贾寿元成了“好汉组”的发起人，他是“戴瓜皮帽”的，是富裕户，与“扎白毛巾”的贫下中农不是一个阶级。陈永贵参加过“好汉组”一事，陈著一句不提，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其实大寨人原先并没有回避陈永贵参加过“好汉组”。1991年8月28日吴思采访郭凤莲时，郭说过：“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没有“入”哪来的“退”！她还说，忠厚老实的贾进才“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度贾进才的妻子宋立英（大寨党支部委员）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纲了”。“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我心里的话”（吴著，第19-20页）。多年之后，这个绝不是“心里话”的斗争故事被剔除了“路线斗争”字眼和贾进才名字后，还是以“两军对阵”的笔法写进了书里。可当时党组织和政府却没有把“好汉组”当成阶级敌人，它在全区全县范围内“也是个先进组。上级几次发奖，两个组都是区里县里的模范”（秦著，第24页）。这些情况陈著没有说。


　　老实了一辈子的大寨“老英雄”贾进才无法改变充当反面角色的命运，就连他干的大好事--推荐陈永贵当书记的“让贤”故事也变了样儿。据记载，在两个互助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贾进才并没有对陈永贵反感，反倒是热情推荐陈永贵这个人才，几次上区里找区委书记张怀英、组织科长张永顺推荐陈永贵当大寨党支部书记，这才有后来陈永贵一路扶摇直上的显赫政治生涯（秦著，第27-28页）。这事儿在陈著中只剩下贾进才提议让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于是大寨党支部重新选举，一致同意爷爷（陈永贵）担任这一情节。“让贤”的字眼不见了。孙女忘记了，爷爷辈的叶剑英元帅却清楚记得。1977年9月他到大寨参观，路过贾进才家门口时，有人介绍这是老英雄贾进才的家。叶剑英两次说“让贤”，可见他对距此10多年前报刊上宣传的贾进才让贤故事印象极深（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25页，以下简称“冯著”）。


　　三、陈永贵怎样看待科学知识和尊重人才？


　　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40多岁了才参加扫盲班识字。所以他的书本知识很少，主要是靠经验得来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他在农业科学技术上颇有创造，比如修建大寨式的“海绵田”，在太行山地形条件下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创造“三浅变三深”、“四不专种三不空”的种植经验等，这些大都是在多年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摸索积累起来的。但说到现代科学知识，他就不太懂了。长期驻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件事：1971年秋，陈永贵接待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时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种。”确实不懂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这个植物学上的普通常识（冯著，第3页）。秦怀录也讲过一个故事：大寨科技负责人高玉良从北京农业科研人员那里学习到一项农业新技术，于是三九天带人耙麦，这样可以割断麦地土壤毛细孔，既保持水分，又能使地温上升。陈永贵没见过，说“地温长起腿来了”？后来见耙过的麦子长势不错，这才信了（秦著，第173-174页）。陈永贵缺乏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又太相信经验，非要眼见为实才肯信，这种观念在很多时候害了他。


　　陈著以“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为标题，讲陈永贵求贤的故事，说看到“臭老九”被批斗游街，下放农村劳动，关进牛棚，就邀请专家教授们到大寨去，为他们提供好房子、细粮蛋肉、科研设备及文化办公用具，专家们都记他的好。书中介绍北大中文系华炎卿教授下放去喂猪，老陈一家人对他好，作者的父亲陈明珠悄悄给他送吃的（陈著，第203页）。但按照其他人的说法，陈永贵在文革中盛行的“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思潮影响下，对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份子还是很有偏见的。冯东书讲，陈永贵曾对他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冯东书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陈永贵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冯东书说：“你们社员从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要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冯著，第6页）


　　这些来到大寨的贤才究竟搞出哪些科研成果？陈著没有说。真实情况是，专家们的试验田产量，竟然从未超过大寨平均亩产量（此事涉及大寨土地面积瞒报问题，此处不准备细说），专家们的科研成果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往往抵不上陈永贵的一句话。冯东书讲过几个故事：1969年，冯东书写了篇大寨连续8年稳产高产的稿子，中间提到大寨年均降雨量为500-600毫米。他请太谷农学院的王老师审查一下。王老师说：“是四百毫米。”冯说：“气象站测量的记录是五六百毫米。”王老师说：“这可是老陈说的。”他怕冯写的与陈永贵说的口径不对，主张还是按陈永贵说的去写好（冯著，第322页）。1971年，中国农科院、山西省农科院和太谷农学院的专家们帮着在虎头山上种了一亩多水稻。专家们认真，秋收后称了稻谷，产量为1270斤。这一亩多稻田分为21块，测量面积十分费事儿。冯记者准备报亩产1000斤以上。陈永贵不干了，非要报亩产1270斤不可。大寨干部要专家和记者去量地，用皮尺不行，非用木尺不可，结果量了4次，最后硬把水田面积从1.1亩量成0.9亩(冯著，第271-273页)。1977年，陈永贵陪汪东兴参观昔阳西水东调工地。工地的控制性工程是穿越沾岭山的34里长隧道。陈永贵当场问工程副总指挥说：“你说世界上有这么长的洞吗？”副总指挥知道些世界上的事儿，却不能驳陈永贵的面子，红着脸僵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没听说过。”后来冯东书告诉县新闻报道组的赵联民，在核对清楚资料前，不要把这个洞写成世界上最长的洞。赵面有难色地说：“这是老陈说的。”（冯著，第321页）陈著本身的例子也可说明陈永贵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拿华炎卿来说吧，他是中文系教授，搞农业科研当然不行，但做点文字或教育工作总可以吧？况且大寨正需要此类人才，每每遇到写材料时，总要“拉壮丁”，叫驻大寨的新闻记者放下手头工作去帮他们，搞得双方很不愉快。陈永贵当时在大寨，在昔阳说一句话，谁敢不一路小跑去落实？但陈没有说这句话，只在生活上关心，所以华炎卿仍然在喂猪。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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