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reading

周巍峙回忆周恩来

徐庆全



1964年10月，周恩来观看《东方红》演出后，祝贺演出成功


一、认识周恩来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周老，建国前您就是革命文化战线的战士，建国后先后担任过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代部长并兼任党组书记。建国后文化部门一直是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您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可以告诉世人。请问，您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周巍峙（以下简称“周”）：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7年8月。那一年，已经在上海搞了几年救亡活动的李公朴、柳湜等人和我，一起奔赴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到过即将失守的大同，后来驻在太原。我那时一边开办音乐训练班以推进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一边在我党领导下的全民通讯社任编辑和前线记者。

　　敌人在不断进攻，太原的上空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的袭扰。各机关驻地都修建了防空设施，以躲避空袭。当时我所住的太原国民师范院里也修了防空洞。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住在太原市成成中学，周恩来副主席和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住在这所中学里。在几天前，这个大院已遭到敌人的轰炸，落下的一颗炸弹，炸了一个大坑。有一天，我到西战团驻地教歌，顺便到办事处采访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最新消息，空袭警报又疯狂地响了起来，西战团的同志纷纷向防空洞跑。突然，我看见一个穿灰土布制服，留着大胡子的人仍然站在防空洞边上，招呼大家快躲起来。警报声叫得人心里直发慌，可那个穿灰布制服的大胡子仍然不厌其烦地关照那些动作慢的人。我进防空洞后，看见院子里那个人还在那里。我就问别人，那个人是谁？有人告诉，那是周副主席——周恩来。

　　徐：在随后的几年里，您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一直辗转于敌后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及华北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文艺活动。而那时周副主席在国统区工作，想来您再次与他相见应该在抗战胜利以后吧？

　　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就见到他了。那是1944年5月，我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就再次见到他了。那时他从重庆回来，似乎是准备参加“七大”会议。周副主席一直是非常关心文艺工作的，他来过鲁艺，听说西战团从前方回来，也知道了我这个搞文艺的人。当他在鲁艺讲话时说道：你们要写抗战前线的人，就要尊重前方回来的同志，认真听他们的意见，在座的周巍峙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经验很多的嘛。

　　徐：周总理工作的细致是有口皆碑的，他大概是在听别人汇报工作时听到有关您的情况的吧？

　　周：是的。稍后，当他找话剧《粮食》的作者陈荒煤等戏剧家谈他对剧本的意见时，也把我找去了。我看他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窑洞的矮凳子上翻看剧本。见到我们，他就站起来打招呼。我也与他打招呼。这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交谈。

　　徐：您的感受如何？

　　周：我发现他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不像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党中央副主席，在他的身边，感到亲切、自由。当时我对《粮食》这个剧本，也简单提了一点意见，如有些地方不生动、不感动人，没有多说话。他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他提意见时的商榷的口吻，亲切的态度，虚心听取意见，平等待人的精神，却给我很深的印象，似乎一下子就亲近起来了，好像见到了一位想念已久的老朋友。我的思绪早已离开那个正在讨论的剧本，而被他独特的风度所吸引。

二、周总理与文艺上的“中西关系”讨论

　　徐：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经常提到您在建国后与周总理的交往。这些事情既有工作中的交往，也有妙趣横生的生活琐事，看后使人感觉：一、您与周总理的接触是比较多的；二、您与他的接触，好像没有上下级那样严格的局限。

　　周：周总理极为平易近人。我给你说件小事：有一次，我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一道跟周总理谈戏剧改革和民间职业剧团的问题。碰巧的是，三个姓周的人聚在一起，没有旁人在座。周总理诙谐地说：我是老周，你是小周。周扬呢？就是大周吧。于是大周、小周和老周相视而笑。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像一个亲切的师长，一个让人受益匪浅的朋友。在我的心态中，对周总理也始终保持了亲切甚至亲近得就像“老周”、“小周”的称谓一样随意平常的关系。

　　徐：不过，作为周总理的部下，您尽管有这样的心态，但在一些有关业务的具体事情上，比方说，周总理的指示如果与您的具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您是否也以这种心态提出不同意见呢？

　　周：当然提了。提意见，一方面有你提到的这种心态的原因，另外还有的是，要对工作负责嘛。我给你说一件与民族音乐如何借鉴西方音乐相关的事吧。

　　徐：那是不是发生在1956年？那一年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之为“百花”年，上半年的时候，关于文艺的“中西关系”问题有很激烈争论。

　　周：当时，周总理认为，民族的东西一定要善加保护，不能轻易与别人融合，破坏民族特色。在音乐上，他不主张民歌独唱家学习西洋发声方法，学西洋唱法的也不要勉强他们民族化，搞得不中不西。当时确有轻视民族艺术的倾向，尤其在国画、民歌唱法等方面，有的则在吸收、融化当中搞得不够成熟，受到攻击，说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周总理强调民族艺术应受到重视和保护的基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我是土生土长的音乐工作者，当然也十分重视民族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我也为此做过大量的工作。不过，在具体工作中，我认为民族艺术，如民歌唱法也应提高，向西洋唱法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西洋音乐也应很好地介绍与借鉴，以发挥一些专家之所长。而且，我还有个考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作曲家和歌唱家，更应学习民族音乐，达到“民族化”，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因此，我曾建议学西洋唱法的歌唱家以及声乐教员都来学习民歌和曲艺，从中吸收营养。

　　1956年，我代表文化部与苏联舞蹈专家一起筹划建立北京舞蹈学校。有一次，在和平宾馆的一次会上，我向周总理汇报舞蹈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案时，提到一个“全面培养”的问题。周总理听了很生气，说，什么“全面培养”、“全面发展”？就是把民族的东西挤了、搅乱了、洋化了。他激动得拍了桌子。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座，赶快为我打圆场，说那是苏联专家的意思。钱俊瑞说得没有错，当时主要是由于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以及和欧洲芭蕾舞、民间舞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们提出“全面培养”的方针，要所有学生把芭蕾舞、外国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先共同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科学习，各有所专。事实上，我也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我主张根据学生考试情况及个人志愿，分到民族舞和芭蕾舞两个系。民族舞系以学习中国民间舞和古典舞为主，也学习一些芭蕾舞和外国民间舞。芭蕾舞系的学生，也学习一些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具体方案正在商定。我把这些情况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他听了后，气也消了。当时，周总理提出“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各自发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针。我当然遵照执行，以此作为组织上保证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必要措施，会后立即贯彻执行。我首先把自己领导的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演出团分成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的两个团，学习也分开，使两者都能按照自己的特色，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再后来，音乐学院分成两个院，也是根据这一精神实施的。作为一种措施，我是同意的，可是，在具体问题上，这样做也有“一刀切”的倾向。因此，事后我也仍然很坦白地对周总理说，有的作曲家用西洋的合唱形式唱了中国古诗《阳关三叠》，结合得很好，也很动人，已经“合”了。像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在创作群众歌曲、大合唱及器乐曲等方面更是创造了十分成功的经验。我虽然没有说“一刀切”之类的话，但是意思是明白的。

　　徐：周总理已经生气、拍桌子了，您还这样提意见，您不担心再次挨批评？

　　周：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知道，周总理绝不会因为艺术思想上的争论，而影响工作，更不会因为有分歧意见而牵涉到对人的看法。所以，我还是提出来了。周总理没有表示意见。但此后，有一次在政协礼堂举行鲁迅纪念会时，歌剧演唱家张权在台上唱了民歌，周总理在观众席中笑着说：“这是周巍峙派！”

　　徐：这当然暗含着对你的建议的鼓励了。

　　周：此后，我也继续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到1963年，随着许多新手法的尝试，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经过提高的民族化的音乐佳作；中西艺术技巧适当吸收、融化，又有了一些较成熟或成功的经验。这时，周总理的观点有些改变了，他看到，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之外，的确还有第三种样式。1963年10月，有一次，他在西花厅同齐燕铭、张致祥和我一起谈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时，他很有兴致地说：“看样子的确有第三种唱法，不是一般的民族唱法，跟西洋的也不同。有些西洋唱法的歌唱家，既有精湛的西洋演唱技巧，又能学习民族风格，咬字也清楚，唱中国创作歌曲很动人。有些民歌演唱家在唱现代创作歌曲时，也唱得很好。这叫什么唱法呢？可不可以叫‘现代歌曲唱法’？”接着他又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管的工作很杂。你是艺术局局长，工作也是包罗万象，是艺术总理，也姓周。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三、周总理与《东方红》

　　徐：您提到1963年，这使我想起了1964年诞生的那部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您当时是这部音乐舞蹈史诗演出和拍摄电影的总指挥之一，而这部作品是周总理倡议创作的。您能介绍一下关于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情况吗？

　　周：《东方红》创作是令我终生难忘，也是收益最大、最受教育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拿出那么大一台歌舞，除了责任以外，没有心情舒畅、大胆创造，那是不可能的。周总理对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也是倾注了许多心血的。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隆重庆祝建国十五周年。那时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国音协正在筹备“北京音乐节”，重点介绍亚、非、拉的民间音乐。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行这样大的演出而且涉及外国音乐节目的音乐节，除应当报外事部门批准外也应报请中宣部，但是，对外文委、文化部既没有向中宣部通气，也没有向周总理请示。1964年7月17日，周扬同志在中宣部检查这一工作时，对文化部和对外文委提出了意见，认为这类重大涉外的文化活动要慎重考虑处理。可能是周扬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在17日以后到7月底以前，周总理召集了中宣部、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音协等方面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连续开了几次会，也批评了文化部和对外文委。他认为，“北京音乐节”的安排考虑不周到，怕效果不好；周总理提出，在国庆时要演出表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歌舞节目。这些会我都参加了。

　　此前的1964年5月，我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曾经看过一部歌颂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看过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其他文艺团体也先后演出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另外，不论是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产生过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唱，把这些节目和有关历史资料，更好地进行选择和编排，加工提高，可以创作成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高质量的大歌舞。我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商量之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徐：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已经下发了，文艺界人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周：是的。那时，文艺界十分紧张，文化部已开始检查，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正在举行，江青、康生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批评和极“左”的要求，搅得中宣部和文化部难以正常工作。在这时候，周总理却决定搞这次大活动，我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周总理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说明这支文艺队伍在革命文艺工作和创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是可以信赖的，能够搞出一台意义重大的有较高水平的大歌舞，给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

　　事情定下来后，我经过和周扬同志以及部队领导等有关同志仔细研究，提出了抽调创作人员和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名单，并迅速拟出了创作方案和排练计划，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总理7月31日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成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领导小组，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此时，距国庆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全体人员完全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是8月12日，而进行彩排审查是9月15日，可见工作节奏是多么快了。

　　徐：《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所占的比重，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像这类问题，我想，您是要直接向周总理请示的。

　　周：是的。周总理自始至终都亲自领导着《东方红》的创作，说他是这部大歌舞的总导演一点也不过分。据我的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讨论《东方红》电影的拍摄方案等等。那时，我每天都要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总理汇报排演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向总理请示，或总理办公室的人通过我向剧组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历史事件怎么在大歌舞中表现出来，这是周恩来总理最关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现这几次历史事件，还要求艺术上的尽可能完美。那些日子，周总理晚上接见外宾或者参加晚宴后，只要稍微有点时间，准要到人民大会堂的《东方红》的创作现场，有时候是认真地看演员的排练，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创作集体的同志讨论问题。

　　在创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曙光”这一场时，剧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我就亲自跑到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终于找到了当时一首民歌的歌词，题目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兴冲冲地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后来，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的歌词谱了曲。周总理反复读了歌词后，又对舞台布景提出了建议。他说，在这场天幕的左侧，要出现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光芒四射的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这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当时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在红旗上加上他的头像。总理的这个建议，现在被完整地保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

　　徐：您的亲身经历和有关材料都表明，在这个大歌舞中，处处都有周总理的关心、建议、设计的心血，大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取舍，小到一个幻灯的绘制，都力争符合历史真实。

　　周：在《东方红》描写解放战争这一场里，我们没有看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只看到解放大军气势磅礴的渡江场面和占领南京时的欢乐场面，这也是根据周总理的建议设计的。

　　当时北京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烈场面十分感人，按原来的设计，这一场入城式就想落脚在北京。而周总理认为，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当时，蒋介石曾经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解放南京粉碎了蒋介石的梦想。而且这样的改动从整体上看，也照顾到了南方的城市，因为写北京还有末场中天安门广场盛大的各民族的聚会。这场戏按总理的建议改动了。

　　还有一件事，是总理说的一番话，最终决定了《游击队歌》的取舍。是否在《东方红》里唱《游击队歌》，当时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总理却认为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总理还说：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刚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在那短暂而紧张的两个月里，我不仅一次又一次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精辟见解，更加深深感受着总理的人格力量。总理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话是金科玉律，反而常说：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能没有感触，我也有看法，但不一定是对的。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的气氛。

　　徐：可以说，正是周总理这种民主的领导方式，造就了这部不朽史诗。

　　周：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就可以知道周总理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一次，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一起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演出的后台。我也陪同。参观中，松山树子提出了一个灯光设置上的技术问题，她以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陪同参观的技术人员回答了，可是没想到，周恩来总理随口就解答了她的问题。她很惊奇，一位总理怎么会了解这么细小的事情呢？当她知道，整个大歌舞都是在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关怀指导下完成的时，松山树子泪光闪闪，她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的确，能在周总理领导下做工作，我们真是幸福的。

四、周总理的领导作风

　　徐：我记得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领导和被领导的互不理解是很麻烦的，领导老怕底下出事，被领导的也老不知道上边有什么东西下来。……有人说在我领导下就没有这个顾虑。我当年在周总理面前也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周总理有话讲在当面，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被领导者就心中有数，大胆放手去干。我知道他会对一些事有意见，但是他从来不强迫人接受意见。周总理还有一个特点，是对艺术家比较宽容的，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十分严格的。”读这段话，我有这样的感受：一、周总理的工作作风的确给您很深的影响；二、这种影响也直接形成了您的那种在别人看来在您手下工作没有“顾虑”的感受。

　　周：你说的这段话，的确是我亲身的感受。谈到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或者说是工作方法，有很多话题。这里我只谈谈周总理给我三次来电话的事情。

　　第一个电话是在1963年。1963年，文化部组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团，准备赴日本访问演出，临行前照例要请周总理和其他有关领导审查节目，其他都顺利通过，只有曲艺演员杨乃珍的打扮出了点问题。她穿了一件大红旗袍，旗袍的门襟上还绣了只金光闪闪的凤凰，一条黑亮的大辫子搭在胸前，这打扮可说是端庄富丽。可是演出结束，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说一条大辫子是旧社会的女子发式，凤凰也有封建色彩，这么打扮合适吗？我当时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当时就说：我几次去云南就看到有些姑娘是一条大辫子，广东妇女也有这样梳辫子的，这是妇女们的审美趣味表现，谈不上什么封建不封建。可是杨乃珍经人家一说，虽然没有决定改妆、换服装，可心里却开始打鼓了，她害怕自己的打扮有损新中国的形象。带着这种忐忑的心情，杨乃珍随团出发了。

　　她们先到广州，然后由香港转道去日本。杨乃珍没有想到，她到广州的那天夜里，领队就向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告诉她要大方、端庄，说大辫子和凤凰是中国传统风格，不是旧社会的打扮。一下子，杨乃珍心里踏实了。可她哪里知道，为了传达这几句话，我却忙活了大半夜。

　　就在艺术团出发的当天夜里，我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审查节目的时候太匆忙，没有仔细谈他们的安全问题，林林同志对日本很熟悉，也有不少日本朋友，希望他多关心团员的安全，不要单个人出门。另外，有人给杨乃珍提了意见，恐怕她会有顾虑，也要做做工作，大辫子是中国的传统风格嘛。最后，他似乎还提到杨乃珍演唱评弹《晴雯之死》时，要强调晴雯的反抗精神。

　　接到总理的电话，我马上行动，先找广东省，再查广州市，曲曲折折，才找到艺术团的驻地，等我向林林同志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个电话是在1964年，也是夜里打来的。

　　这一年，海政话剧团排演了一部反映非洲人民革命的话剧《赤道战鼓》。我陪同周总理看了这出话剧。可能是总理看过话剧的第二天的夜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落下的头痛病又发作了，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十分难受，忽然电话铃响了，我知道这么晚来电话准是找我的，极有可能是周总理。可我实在一下子起不来，就让我的夫人王昆先接一下电话，果然，是周总理。我强打精神接过电话，总理说：“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

　　放下电话，我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周恩来一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同意“革命输出”，他觉得如果黑人是在革命前学习《毛选》，就有一种“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革命中的相互借鉴就另当别论了。

　　接到这个电话，我不顾疼痛，赶忙连夜找人查询，连夜给周总理回电话。

　　徐：您病成那样，不能第二天再找人询问吗？

　　周：总理交代下来的事，我从来都要马上去办，而且一定做好。我有个感受是，对于他交办的事情做不好，就觉得对不起他。你可能不理解，这不光是一种工作关系，更是一种感情的联系，这就是我常说的“情系周公”。其实，并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很多艺术家同周总理之间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情联系，那是一种相知、相融、相通的感情联系，为了这种感情，很多人会愿意为周总理赴汤蹈火，而周总理，也时时关怀着每一个人。周总理对曹禺的关心，就让我感触良深。

　　话剧《文成公主》演出之后，有一次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个宴会，宴会上自然而然又谈到了民族关系问题。曹禺自告奋勇地说，他想写一个《王昭君》。周恩来兴奋地说：“家宝，写好它。”

　　过了段时间，周恩来想起了这件事，他知道我和曹禺的关系比较好，就找到我说：“你去看看家宝写到什么程度了，去看看就行，别催他，家宝是慢工出细活。主要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不要因为赶写戏把身体累坏啦。”

　　我不动声色地去“侦察”了一下曹禺的写作进度，表达了总理对他的关心。周总理的细致，对艺术家深刻的了解。

　　周总理给我打的第三个电话，也是像朋友那样请我去关心一下另一位艺术家。那是在1965年。

　　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我和王昆是一个住在和平里东方歌舞团，一个住在文化部宿舍，只有星期六才共谋一聚。那个星期六，我到王昆住处那里，碰巧又让煤矿文工团的同志撞上，非拉着我到团里排演厅去帮着审查节目，因为那时所有中央领导审查节目，我常常是陪审的，所以许多文工团的节目都愿意在中央领导审查之前，先让我过目，提提意见。节目开始没多久，忽然有人来叫，说总理来电话找周巍峙。

　　这次电话是为舞蹈家白淑湘。总理对我说，前几天白淑湘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江青，江青一直不依不饶，说她的立场有问题，还牵扯上家庭出身问题，白淑湘感到压力很大。周总理让我告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让他找白淑湘谈谈，给她做做工作，说如有缺点改了就是，家庭问题和她无关，如不信任她，就不会让她首演《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的主角了。总理还让我给芭蕾舞团打招呼，不要扯她的家庭历史问题，去掉她的压力。

　　我用最快的速度分别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又到芭蕾舞团了解情况。原来，前几天在江青拍《红色娘子军》剧照时，白淑湘并没有什么错处，而是江青突然变脸，不高兴，有意找茬儿。我又把了解的情况侧面向总理作了汇报。

　　徐：1965年，江青已经开始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了。

周：转过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也成为“黑线人物”了。我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最后见到总理，竟是去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我清楚地记得，遗体就停放在北京医院一间并不宽敞的告别室里，瞻仰遗容的人很多，队排得很长，我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最后见到总理遗容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黑又瘦，这还是他吗？我的心脏急遽地跳起来，感到腿软了，眼前金星也乱迸，只能对自己说，坚持着，坚持着。我忘记了是如何走出那狭小的灵堂的，而总理黑瘦的脸庞和连成片的老人斑，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那天，我的夫人王昆和二儿子（大儿子那时不在北京）一定要一起去。他们一直在医院门前等着，企求进去，给他们再看一眼总理的机会，可是没有得到允许。我出来后，向她们描述了总理最后的样子，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久久不能停止。

http://www.yhcqw.com/50/8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