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 (19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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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一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
　　
经济研究所《红旗》兵团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铲除了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大隐患，沉重地打击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次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会议。
　　
　　张闻天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个集团的反党阴谋被粉碎以后，张闻天玩弄他一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做了一些检讨，实际上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支持和包庇下，向党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
　　
　　(一)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是深藏在他体内的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虐疾原虫”的一次恶性大发作。他是一个老而又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他混入党内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国外和王明相勾结，组成篡党宗派集团，并在这个集团中以理论家自居。以后，这个宗派集团乘反对立三路线的机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张闻天一跃而成为王明路线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他忠实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和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转折点。会议刚刚结束，张闻天就同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彭德怀勾结起来，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在红军长征的紧急关头，几乎导致党和军队的分裂。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大会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犯罪行为。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以备在时机成熟时篡党篡政篡军，策动了一批叛徒变节自首，叛卖革命。张闻天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竟狗胆包天，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擅自同意和支持中国赫鲁晓夫策动叛党的决定和活动。不仅如此，他还长期隐瞒了这个事实，包庇中国赫鲁晓夫的罪恶活动，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叛徒嘴脸。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又跳了出来，大肆宣扬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他叫嚷要“提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巩固它的领导地位”，“使国民党成为上千万党员的代表全国人民的大党”，并且肉麻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全国最高统帅”。
　　
　　张闻天就是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老牌机会主义分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就给他下了“狭、高、空、怯、私”五个字的评语，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他的丑恶灵魂。
　　
　　虽然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的批判，但是，张闻天贼心不死。一九四五年他到了东北，又和高岗勾结在一起，结成反党宗派集团，阴谋篡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张闻天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却怎么样也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张闻天就参与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彭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后，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包庇下，张闻天作了一个假检讨，滑了过来。
　　
　　张闻天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抑制不住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仇恨的。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达到了顶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创造了条件。
　　
　　(二)
　　
　　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阶级敌人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通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庇护下，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从党内特别是党中央内部发动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们选定为进攻的最好时机。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活动，完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实现其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在庐山会议以前，他们就四出活动，收集攻击三面红旗的材料，准备进攻。解放后窃据外交工作重要领导职务，忠实推行中国赫鲁晓夫“三和一少”、“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与苏修勾勾搭搭，里通外国的张闻天，这时也积极起来，大肆搜集向党进攻的炮弹。在去庐山途中，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分析形势，进一步密谋策划，胡说什么中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这次可出轨了，翻车了”，反党气焰极其嚣张。到了庐山，他们疯狂地叫嚣：“中央领导同志都不行了”，“当权的没有几个明白人。”他们还组成了所谓“班子”，妄想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取而代之。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以彭德怀的名义抛出了所谓《意见书》。
　　
　　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全面否定三面红旗的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他诬蔑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浮夸风”，“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把党领导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彭德怀抛出《意见书》后，立即告诉张闻天说：在《意见书》里“我安了几根刺，要刺一下毛主席”。张闻天同彭德怀密切配合，跟着就在会上作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全面支持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说什么《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本意是很好的”，“应该考虑”；同时进一步发挥了《意见书》的内容，猖狂攻击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
　　
　　张闻天恶毒攻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主观主义”，是“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是“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他污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头脑发胀”，“不讲条件”，多快好省是“欲速不达”，“弄巧成拙”。他完全附和彭德怀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无耻谰言。
　　
　　他根本否定大跃进，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自己吹”，“随便吹”。胡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全面“紧张”，“劳动生产率降低”，“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水平下降”，甚至恶毒咒骂大跃进是“破釜沉舟”。
　　
　　他大肆攻击人民公社，把建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刮共产风”，“偏向很大”，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杀鸡宰猪，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他污蔑人民公社化运动违反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胡说这“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不愧是这个反党集团的“理论家”。他反对三面红旗，是打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帜，打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旗帜进行的。他把攻击三面红旗的矛头，集中指向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认为由于我们党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因此必然要“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大家知道，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亿万人民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才能使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多快好省地胜利前进。张闻天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
　　
　　张闻天口口声声要我们党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他所说的客观经济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苏联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他咒骂我们党“骄傲自满”，“对苏联的经验不重视”，要我们党“谦虚一点”，“倾听一下”赫鲁晓夫的“不同意见”，甚至狂妄地要我们党对苏修承认错误，“进行一些自我批评”。他叫嚷说，我们应当实行“拿来主义”，也就是全盘搬用苏修的“经验”，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办事。以后，他自己曾经招供：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强调按劳取酬，物质刺激，先进技术，厂长负责制普逼规律这些方面，……是以苏联的做法为蓝本而稍加改良的”。
　　
　　庐山会议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较量，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在庐山会议上别有用心地提出“讨论未充分展开”，“缺点要讲透”的口号，煽动彭德怀等人发动进攻。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阴谋败露后，他继续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庐山会议击退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次大进攻，彻底粉碎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罢了他们的官，撤了他们的职。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胜利前进。
　　
　　(三)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情况正是这样，庐山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并没有放下屠刀，而是在中国赫鲁晓夫支持下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妄图翻庐山会议的案，卷土重来。
　　
　　一九六〇年，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精心安排下，张闻天以“特约研究员”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他自称，“在经济问题上栽了跟斗，还要在经济问题上爬起来”。他决心要从理论上论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对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一到经济研究所就叫嚷庐山会议“反右”“过偏”，胡说自己的“错误只是强调革命阶段论多了一些，强调不断革命论少了一些，强调按劳分配的稳定性多了一些，强调向按需分配过渡少了一些”，全盘否定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作出的他们的错误“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的正确结论。翻案之心昭然若揭！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赫鲁晓夫也以总结建设经验为名，提出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他在布置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时反复强调：“教科书是党纲的理论根据”，“理论解释”，其目的就是要编写一本为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党的党纲提供“理论根据”和“理论解释”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窃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立即领旨，伙同“特约研究员”张闻天，着手编写一部定名为《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部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是直接从中国赫鲁晓夫那里来的。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一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定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提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他多次宣扬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以最小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报酬”的原则，胡说“这个原则永远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张闻天、孙冶方全盘接受了这个指导思想，明目张胆地把这个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红线”，这实际上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张闻天正是完全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调子，大唱社会主义国家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也已经消灭了”，“以后的问题，已经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而是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的问题了”。他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论断，胡说什么“这不是根本矛盾，是局部性的矛盾”，并且把“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张闻天把阶级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张闻天把政治挂帅说成是“从全面观点来管理经济”，是“解决经济的问题”，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他甚至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空头政治”，“空谈，说大话”，“卖空买空”。真是恶毒透顶！
　　
　　张闻天要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贯彻“似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效果”的黑线，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他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这个荒谬前提出发，鼓吹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都是“一致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是实行专政的国家”，“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全体人民服务”。他的口吻，同苏联赫鲁晓夫和中国赫鲁晓夫贩卖的“全民国家论”一模一样。
　　
　　所谓“以最少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少花钱多赚钱的资本主义利润原则，也就是苏联赫鲁晓夫和中国赫鲁晓夫所主张的物质刺激原则。张闻天把这个原则作为贯穿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指导思想，明目张胆地攻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胡说这个原理“不妥”。他公开叫嚷：“我们要大胆一些”，不要“回避”利润和剩余价值率。他还竭力鼓吹物质刺激，胡说物质刺激“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张闻天不仅把资本主义利润原则搬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而且把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搬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在他看来，和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共同性”，因此“资本主义的许多经济概念和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他举例说：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率、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等等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范畴，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可以适用”。他甚至宣称：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的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没有价值规律，“根本就说不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http://www.wengewang.org
　　
　　由此可见，张闻天所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他在这本书中，按资本主义的模样绘制了“社会主义”的蓝图，要求我们党按照这个“蓝图”去建设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张闻天就是这样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为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党的党纲提供“理论根据”和“理论解释”的。
　　
　　张闻天十分“积极”地领导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也为的是以“理论著作”的形式根本推翻庐山会议的历史铁案，企图“证明”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在许多场合，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是“为所欲为”，“轻举妄动”，“唯意志论”，井疯狂地叫嚷要揭发“伪马列主义者”。尤其险恶的是，他竟然攻击庐山会议上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诬蔑说这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所造成的，一再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十分明显，张闻天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其他数十万字的文章笔记，就是用经济学语言写出来的《海瑞罢官》！
　　
　　(四)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趁机发动了猖狂进攻。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蠢动，一时黑云翻滚。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机不可失，与国内外牛鬼蛇神紧密配合，进行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国赫鲁晓夫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否定三面红旗，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弃。他胡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他甚至号召，“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可以翻案”。张闻天听后感激涕零地说，他“完全拥护”这个报告。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于同年六月抛出了八万言的翻案书。紧接着，张闻天就在七月份抛出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与彭德怀相呼应，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张闻天的这个反党意见书，是直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炮制出来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国赫鲁晓夫曾在一次会上叫嚷，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办法”，他明确提出，“要把市场放在第一位”，并且多次叫嚷自由市场“要搞下去”，“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张闻天心领神会，立即抓住市场这个问题，并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安排下，跑了许多省市，大肆搜集“材料”，写出这个意见书，向他的黑主子献功。
　　
　　在这个意见书中，张甫天继续坚持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立场，再次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形势描绘成一片黑暗，仿佛神州就要陆沉，社会主义大势已去，要由资产阶级司令部来收拾残局，他也可以东山再起了。他跃跃欲试，在意见书中提出了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张闻天反对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他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国家对集市贸易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使集市贸易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使这种自由市场无限扩大，吞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成为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让私商买卖活动，“畅通无阻”，形成全国统一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他反对打击投机倒把，主张放任自流，让投机倒把合法化。他胡说，“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不妥当的。”他反对“管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主张“在‘谁把生意作得更好’的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他借口“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反对社会主义计划价格制度，主张资本主义自由价格制度。他攻击我们党的价格制度“僵化和被动”，主张按“市场上行情的变化来决定价格”，让“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主张粮食自由买卖。他要让农民“有权”把一切农副产品(包括粮贪、油料、棉花)“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并自由选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张闻天以上这一整套主张归纳到一点，就是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的力量是以“商品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势力头上的一道“紧箍咒”。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任凭资产阶级实行自由贸易，让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蜕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那么，各方面的资本主义势力就必定会凭借着这个市场迅速泛滥起来，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张闻天抓住市场问题大做文章，疯狂叫嚷贸易自由，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从市场这个缺口突破，实现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我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
　　
　　张闻天在抛出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以后，紧接着又拟制了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提纲》，攻击农村人民公社是“勉强的集体生产”，胡说“从集体生产退到包产到户”，“不失为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有“推动作用”，“有积极的一面”，并且叫嚣“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是扩大的趋势”，无法扭转，“扭的结果，反而扩大”，妄图瓦解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这样，张闻天就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中国赫鲁晓夫提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为他拟定了一套完整的政策措施，妄图使我国改变颜色，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充分暴露出他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狗头军师”的可耻角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张闻天的全部罪恶历史，完全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定律。在庐山会议被罢了官以后，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翻案复辟的活动。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包庇和纵容下，他的罪恶活动一直没有得到清算。一九六四年，旧中宣部大阎王陆定一、周扬秉承他们的黑司令的意旨，在经济研究所搞了一次假四清，继续包庇张闻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广大群众把张闻天揪了出来，彻底清算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张闻天斗倒斗臭，批深批透，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原载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编辑组主编之《斗私批修》，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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