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霞：周信芳与戴不凡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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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与戴不凡的交往
                  
作者     戴霞  

    在京剧界，周信芳创立的“麒派”艺术享誉海内外。周先生祖籍浙江慈溪，1895年1月14日生于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父母都是春仙班的演员。在他虚龄七岁时，以“小童串”登台，使观众大为惊叹，遂取艺名七龄童，后改为麒麟童。他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演员了。在艺术上，他善于融会贯通，去粗取精。他学谭鑫培，同时吸收王鸿寿的身段气度和唱法做工，又学习孙菊仙的唱腔、念法等，并博采南北众家之所长。经过长时间的刻苦钻研和磨炼，终于使自己的演技日益精湛。他敢于突破前人的条条框框，根据自身嗓音略带沙哑而又苍劲浑厚的特点细心揣摩，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技艺，终于形成了刚劲质朴、特点鲜明的麒派艺术。周先生一生演过600多出戏，被称之为谭鑫培之后最优秀的老生演员之一。其代表性剧目有《打渔杀家》、《坐楼杀惜》、《乌龙院》、《四进士》、《义责王魁》、《追韩信》、《文天祥》、《徐策跑城》、《清风亭》、《澶渊之盟》、《海瑞上疏》等。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他还演过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可谓生旦净丑，无所不通。他的表演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周信芳不但精通表演，也能编、导。多年来，他创造出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体现了百姓的情感，倾吐了大众的心声。用著名画家刘海粟的话说，就是“年轻人爱他的强烈，中年人爱他的生动，老年人爱他的深沉”。认识周信芳的人，都知道他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戏曲。
    笔者的父亲戴不凡先生和著名剧作家陈西汀先生生前都与周信芳先生合作过，深知周先生所创造的每一个成功角色，都是经他反复琢磨、推敲、修改，又听取他人建议的结果。即使是保留剧目，也是在不断地进行完善。　　　　
                                  愉快合作亦师亦友　　　　
    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父亲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演活动，负责编辑会演肯定的32个剧目。以前在杭州，父亲看过许多麒派老生戏，很是喜欢，但就是一直没有机会观看周先生本人的演出。在会演中，父亲第一次观看了周先生的演出，并有幸认识了他。演出大会期间进行了评奖活动，周先生演出的《徐策跑城》获一致好评，故他与梅兰芳等7名艺术家一起获“荣誉奖”。虽如此，但艺术局副局长张光年以及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部分戏曲工作者都认为剧中的“叫家院带过了马能行”这句话不通，必须改。　　
    一天，周先生去我父亲办公室，两人谈起这件事，周先生也觉得这句唱词不通，可对父亲所拟的方案，他却无法接受。因为它不仅牵扯到唱腔，而且在唱“马能行”三个字时，有一个紧锣密鼓配合的大幅度撩袍上马的动作，如果改了“马能行”唱词，强烈的舞台气氛就出不来了，真可谓“动一发而牵全身”，但始终也想不出一个可以替代的词来。　　
    1954年3月，父亲去上海参加周信芳先生演出剧目的整理、审定、出版工作。作为华东戏曲研究院的院长，周先生白天的日常工作与晚上的演出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父亲到上海的一个多月之中，周先生每天下班后都要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去，询问父亲整理剧本的情况。　　
    我父亲热衷于麒派艺术，佩服周老“苦用功”的精神，欣赏他的现实主义表演，更敬佩他的人品。早在解放前，父亲在报社工作编国内新闻的时候，上海戏曲界进步人士曾发起反内战、争自由宣言的签名运动，反对政府强令把演艺界的编导、演员与妓女、舞女列在一起发卡登记，他对当时走在“反对艺员登记”前列的周信芳就很佩服。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先生编演了借古喻今、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等新剧，轰动一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解放前夕，周先生没有随国民党撤退去台湾。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与梅兰芳、盖叫天、杨宝森合作演出，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周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行为深深感动着我父亲。除谈整理剧本以外，周先生还向父亲谈论一些梨园界的往事及对艺术的见解。作为著名演员，周先生从不摆名角架子，而且经常“不耻下问”，向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还是小青年的父亲虚心求教一些历史和文学方面的问题，并对父亲的解答十分佩服。正因为如此，二人才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周先生会的戏极多，经常演出的代表剧目也有数十种。由于这些剧目产生的背景所致，其思想的倾向性不可能不打上当时社会的烙印。而这部分内容，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戏改中被“整改”的对象。如何更好地整理这部分剧目？父亲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从最困难的《坐楼杀惜》开始。这出戏是周先生的拿手戏，自从被批评之后，周先生就没敢再演，但他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父亲与周先生仔细分析了该戏原本存在的问题，并谈了对这个戏的修改意见。父亲说，宋江杀惜是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斗争，戏的基本情节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应丑化宋江，不应强调嫖客趣味。周先生听后十分赞同，认为这一观点很有见识。二人又经过反复探讨，后来周先生回家关起门来，按照父亲提出的具体修改方案，苦苦琢磨了四五天，最后终于把这个戏修改出来。随后，周先生带着这个戏去扬州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由于周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使父亲提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父亲和周老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往往是一拍即合，如1958年底，在为周信芳举行的怎样记录周信芳舞台艺术经验的会议上，周老对父亲提出的应先记录有哪些戏（这些剧目由周本人决定），再谈舞台生活历史；在分别记录剧目表演艺术经验之时，既要谈内心动作，也要谈外形动作；既要谈现在如何演，也要谈过去如何演等意见极为赞成。从此，周先生与父亲经常联系，他们见面的时候，也还是忘不了那匹“马能行”。　　
    父亲对麒派艺术十分痴迷，也被周先生刻苦认真、努力钻研的精神所感动，并从周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1961年文化部举办了纪念“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父亲撰写了《六十年的战斗》一文，从政治和艺术的角度，评价了周信芳六十年所走过的历程，文章经田汉伯伯修改后以《戏剧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周先生性格内向，讷于言词，生活中的他不抽烟、不嗜酒，衣着随便但却非常整齐，其业余爱好就是买书读书。无论是从车上下来，还是下后台，总是手不释卷。父亲曾在他的书房里，看到藏书满架的情景，令同样嗜书的父亲兴奋不已。这些藏书为周先生深入理解剧情起了很大的作用。　　　　
                            晚年力作《澶渊之盟》　　　　
    1960年，戏剧界开展关于历史剧的讨论，当时我父亲正在撰写研究岳飞的文章。为了追溯靖康之祸的根子，他翻了许多有关澶渊之盟方面的史料。翻过之后，觉得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很好看的戏。我父亲一度曾萌生自己动手来编写关于这段历史戏的想法。他认为，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是个硬骨头；澶渊之盟的寇准也是个刚强的硬骨头。旧戏中寇准这一形象，给人的印象总是很窝囊，如果把历史上寇准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1961年初，剧作家陈西汀伯伯从上海来信了解北京戏剧界的动态。父亲回信说，领导正在抓历史剧的创作。他又来信问父亲“《澶渊之盟》尚可一试否？”原来，早在1955年，陈伯伯到北京参加第一期全国戏曲编剧讲习会时，分在我父亲负责的小组里，当时他有个《澶渊之盟》的剧本请我父亲看过。虽然陈伯伯在全国戏曲编剧中很有才华，而且写了很多剧本，但由于我父亲的要求甚高，所以那个《澶渊之盟》的剧本没有继续搞下去。于是父亲即去信，谈了自己对《澶渊之盟》的种种想法，指出，这个戏一定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剧。父亲在与周信芳的交往中，感觉他是一个集正直、善良于一身的人，而且个人的艺术修养相当高，而剧中的寇准也是个诗人兼政治家，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是演不好这个人物的。再者，这个戏必须在舞台艺术各方面都尝试创新，周先生恰恰不是墨守成规的演员。鉴于此，周先生应该是扮演寇准最理想的人选……陈伯伯回信时竭力希望我父亲帮助他编好这个戏，并把有关的资料寄去；并说他收到我父亲的信后，立即去找了周信芳院长，谈到父亲的建议。周先生听后大感兴趣，于是将《澶渊之盟》列入到1961年上海京剧院的创作计划中。为演好这个戏，周先生自己也钻到《宋史》中找“感觉”去了。父亲藏有《明刊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文革”后期，父亲曾回忆道：“书甚有用。余为老牌（即周信芳）、汀兄搞《澶渊之盟》，据此本处甚多。”他将书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材料均抄寄给了陈伯伯。　　　　
    在京剧界，周信芳创立的“麒派”艺术享誉海内外。周先生祖籍浙江慈溪，1895年1月14日生于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父母都是春仙班的演员。在他虚龄七岁时，以“小童串”登台，使观众大为惊叹，遂取艺名七龄童，后改为麒麟童。他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演员了。在艺术上，他善于融会贯通，去粗取精。他学谭鑫培，同时吸收王鸿寿的身段气度和唱法做工，又学习孙菊仙的唱腔、念法等，并博采南北众家之所长。经过长时间的刻苦钻研和磨炼，终于使自己的演技日益精湛。他敢于突破前人的条条框框，根据自身嗓音略带沙哑而又苍劲浑厚的特点细心揣摩，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技艺，终于形成了刚劲质朴、特点鲜明的麒派艺术。周先生一生演过600多出戏，被称之为谭鑫培之后最优秀的老生演员之一。其代表性剧目有《打渔杀家》、《坐楼杀惜》、《乌龙院》、《四进士》、《义责王魁》、《追韩信》、《文天祥》、《徐策跑城》、《清风亭》、《澶渊之盟》、《海瑞上疏》等。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他还演过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可谓生旦净丑，无所不通。他的表演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周信芳不但精通表演，也能编、导。多年来，他创造出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体现了百姓的情感，倾吐了大众的心声。用著名画家刘海粟的话说，就是“年轻人爱他的强烈，中年人爱他的生动，老年人爱他的深沉”。认识周信芳的人，都知道他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戏曲。笔者的父亲戴不凡先生和著名剧作家陈西汀先生生前都与周信芳先生合作过，深知周先生所创造的每一个成功角色，都是经他反复琢磨、推敲、修改，又听取他人建议的结果。即使是保留剧目，也是在不断地进行完善。　　　　
    1961年，是已66岁的周先生最为忙碌的一年。除参加演出外，他口述的《周信芳舞台艺术》一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他还参加拍摄彩色影片《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包括《徐策跑城》和《乌龙院》两出戏。2月，他参加了由上海剧协举办的麒派表演艺术座谈会。“五一”节，他为毛主席演出，并受到亲切接见。6月，参加了上海市京昆传统剧目会串，与俞振飞合作演出《群英会》、《打侄上坟》等戏，并在报刊上撰文悼念梅兰芳先生。12月，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在北京的纪念活动中，他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四进士》、《义责王魁》、《海瑞上疏》等戏，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接见。尽管周先生在纪念演出期间十分繁忙，还收了弟子，但他见我父亲到其下榻的新侨饭店去看望时，顿感十分高兴。他告诉父亲，《澶渊之盟》已编好，剧本也带来了，要父亲立刻就看，趁他在北京时给提提意见。其实，周先生已功成名就了，他完全可以像别的演员那样，编剧怎么编，他就怎么演，根本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戴上老花镜去读什么《宋史》，去收集古籍中有关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材料，又与编剧反复分析研究探讨相关细节。这些，均显示了周先生对戏曲艺术事业不断探索、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的大家风范。　　
    为了演好《澶渊之盟》，周先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一天夜里演出结束，他不顾疲劳就去看望陈伯伯，见其还在伏案疾书，于是便约出去吃夜宵。他们一边吃，一边谈论着如何修改剧本，包括怎样处理剧情、更好体现剧中人物性格等。陈伯伯表示一定要把剧本改好，不负周院长的厚望。按照周先生的要求，他几易其稿，使剧本日臻完善。1962年，《澶渊之盟》终于脱稿。５月，周先生以67岁的高龄在汉口人民剧场先行试演了由他担任导演、主演的《澶渊之盟》。不久，又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这个戏集合了当时上海京剧院的赵晓岚、汪正华、纪玉良、刘斌昆、王正屏、李仲林、黄正勤、孙正阳等最著名的一些京剧演员。这是周信芳晚年演出的最后一部大型历史剧，在剧中，他出色地塑造了深谋远虑、忠贞果敢的宋代政治家寇准这一艺术形象，他那精湛的表演与富于魅力的麒派唱腔，使在场的观众如醉如痴，既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又充分享受到了麒派表演的艺术魅力。演出之后，引起观众的普遍好评，大家一致公认，该剧是麒派艺术晚期的杰出代表作。为此，我父亲特撰写《为演员写戏———谈麒派新戏〈澶渊之盟〉》一文，并将《澶渊之盟》剧本推荐给《剧本》月刊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又将该剧出了单行本，特以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所画周信芳饰演的寇准形象作为该书封面。　　　　
                                广陵曲散麒派尚存　　　　
    1954年5月，周信芳先生邀我父亲去扬州。除看戏外，他要亲自陪我父亲和编剧吕仲先生游扬州瘦西湖。父亲考虑到当时周先生已年近六旬，又有繁重的演出任务，便婉言谢绝。但周先生执意相邀，并让夫人也陪同一块去，让幼女来为大家照相。他的夫人裘丽琳是一位气质高雅又非常贤惠的妇女，原本是一位富家小姐。还是少女的时候，由于经常看周信芳的戏，渐渐地爱上了他，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于是从家里逃了出来，和周信芳结了婚。为此，裘丽琳的家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和她脱离关系。她与周先生结婚以后相濡以沫，对戏班的管理、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是周先生的贤内助。　　
    在游湖过程中，父亲见周先生经常认真观察所到之处的一景一物。他在入神地观察了渔夫如何撒网打鱼后，对父亲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恩把肩上的网，一把朝前扔进河里，那是撒不开的，怎么能网得起鱼呢？原来，周先生总是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与演戏联系起来。5月的扬州，绿柳花红，春意正浓，周信芳夫妇与自己的两位合作者谈笑风生，不知不觉，来到了著名的风景胜地平山堂蜀岗前。位于扬州瘦西湖畔的蜀岗之下，曾有一座隋炀帝命人修起的宫院，中心有一座房子叫“迷楼”。据说，楼中建筑豪华，室中美女珍宝无奇不有，人进去之后就会着迷，因此而得名。蜀岗下的右侧，便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笔下所描述过的“平山堂”，左侧山上是一座观音寺，寺里有一座特大的南北楼房式的建筑，很高。据说，这是在原迷楼遗址上重盖的。大家听着父亲讲隋炀帝、论欧阳修，一路上无拘无束，轻松愉快。　　
    1976年春，父亲整理自己藏书时，四种明刊本唐人选唐诗一下跃入眼帘。他抚书良久，追思往事，不禁怆然。事后，他随手记下这样几行文字：　　
    1954年春，因审完老牌剧目，而彼赴扬州演出，遂携吕仲老有扬州之行。于飞絮满天中，与演员同往绿扬旅馆，都十日。曾由老牌携其老伴暨幼女并吕仲老同舟泛瘦西湖，登平山堂，游观音寺，访迷楼旧址，复在虹桥附近由其幼女摄影。除数去招待所与彼海阔天空闲聊以外，夜则与仲老看戏，昼则余一人遍游市街。盖余卧则打鼾，又有早起习惯，仲不胜我扰，白天恒补足其睡眠也。于扬州城中穷访数日，仅见书肆一家，无甚好书，只得残烂不堪之竹坡梅册一、黄石牧《堂集续编》残本一而已。另于马路旁一私营杂货糖果之旧书店阁楼上，发现古书数堆，遍阅之，得此三册以归。价均奇廉。忆挟此而归时，正值与主要演员同去附近一包饭之茶馆就晚膳。团坐一桌，佳肴满席。余失却日来共饭时之谈笑风生，细翻此古本。晓岚素颇沉默，亦不禁笑我为真是书呆子。忆此一叹！……二十余祀矣！广陵曲散，牌、仲复于前去两秋九月物化，抚卷忆昔，慨莫能已。丙辰春日记。　　
    周信芳早年有程毓章、高百岁等十大弟子，1959年又收沈金波、童祥苓等人为弟子。1961年他赴京参加“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时又收李少春、李和曾等人为弟子，他无私地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下一辈。父亲十分看好麒派的前景，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和《戏剧报》等撰文，介绍周信芳，宣传麒派艺术，他因此曾被人戏称为“麒派评论家”。　　
    “文革”中，周信芳先生被诬陷为“反党分子”、“反动资本家”等，受尽残酷迫害，他的夫人想方设法保护周先生，自己却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悲惨地死去；他的儿子少麟因为说了不满“文革”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刑；他的孙女目睹家中的遭遇，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打击，以致被逼疯。张春桥曾几次说，“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1974年秋天，79岁的周信芳被“宽大”了，上海市革委会对周信芳作出了“开除党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处理决定，但周信芳坚决不予接受。受尽迫害、重病缠身的周先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75年3月8日含冤去逝。在弥留之际，他说道，我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没有共产党毛主席，也就没有我这旧社会戏子的地位，我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呢！　　
    周信芳夫妇被迫害致死，《澶渊之盟》上演不久就遭到摧残，“麒派”艺术今后会怎样呢？想到这些，父亲悲从中来，禁不住潸然泪下。“文革”终于结束了，1978年8月16日，在上海为周信芳先生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巴金致了悼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血海冤仇终需报，且看来早与来迟。” 　　
   这是周先生在《徐策跑城》中脍炙人口的唱词，也可以说是对“四人帮”下场的真实写照。父亲终于等来了为这位京剧艺术大师彻底昭雪的一天，人民给予了这位海派京剧代表人物所应有的地位。　　　　
                                 
责任编辑 张建安      
原载《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