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风暴历程》(连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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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风暴历程》（连载1）

本书将忠实地记录一支全球人数最庞大的武装集团，在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骤雨肆虐大地时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记录她曾经的功绩，曾经的荣耀，曾经的失误，曾经的挫折。

——《风暴历程》题记


第一章1965：风暴前夕


第一节军事体制【1】

1965年，解放军实行的是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中共中央军委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通过三总部对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等实施领导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名义上隶属国务院，实际虚设，具体工作由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分别处理。

在这一体制之下，1965年初【2】的高级军事领率机关简况如下。

一、中央军委

1965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这一全称，以后逐渐演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共建国初的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1954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取代前者。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委员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即免去了彭德怀、黄克诚【3】在军队中的职务。

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等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林彪【4】、贺龙【5】、聂荣臻【6】任副主席，罗瑞卿【7】任秘书长，苏振华【8】、萧向荣【9】任副秘书长。由毛泽东等1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9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由罗瑞卿、谭政【10】、杨成武【11】、萧华【12】、邱会作【13】、萧向荣等组成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同时增补萧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0年5月，又增补张爱萍【14】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



神秘的三座门——1960年代军委办公厅驻在地

至1965年初，因军委常委中罗荣桓元帅1963年已病故，谭政大将已于1961年被撤销原职务，降任总政副主任【15】，常委还有11人即除毛、林、贺、聂外，另元帅5人：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大将1人即罗瑞卿，另外，特殊的非军籍1人——毛泽东属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军委常委。委员中陈赓大将1961年已病故，还有18人，除常委均为委员外，尚有大将4人：粟裕、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上将3人：萧华、刘亚楼、苏振华。从实际作用来说，委员并无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重要。事实上，军委常委、委员均为资格和名份的象征，真正的实权为毛泽东——林彪——罗瑞卿所掌控。

军委办公厅为军委办事机构，同时对外兼国防部办公厅【16】。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将，副主任王兴纲少将、黎化南少将及潘振武少将。军委办公厅党委归总参党委领导，书记萧向荣（同时为总参党委委员），副书记王兴纲。



三座门内

二、总部机关

1949年10月，解放军总部机关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50年9月以后陆续增设了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从1957年5月至1958年12月，1950年9月以后增设的5个总部先后撤销，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改称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

至1965年初，三总部名义上并列，惟从其首长在军委中的地位及军衔级别即可看出，总参的地位高于总政、总后，总政在谭政被撤职、罗荣桓病故后地位明显下降，总后的地位低于总参、总政。



旃檀寺一号大院远眺

（一）总参谋部

所属工作机构：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军训部、军务部、动员部、装备计划部（简称装备部）、军事交通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出版局和管理局。【17】所属军级以上单位：技术工程学院、外国语文学院、测绘学院和解放军体育学院。【18】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彭绍辉上将、张爱萍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19】总参党委书记罗瑞卿，副书记杨成武、张爱萍。委员【20】张宗逊、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萧向荣、王尚荣中将（作战部部长）、刘少文中将（情报部部长）、彭富九少将（三部部长）、苏静中将（军务部部长）、傅秋涛上将（动员部部长）、江文少将（通信兵部主任）、叶运高少将（政治部主任）。



旃檀寺一号总参办公大楼

（二）总政治部

所属工作机构：秘书部门（正副秘书长）、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兼公安部武装保卫局）、文化部、青年部、群众工作部、联络部、军事审判庭、军事检察院、国防科学工作部【21】和直属政治部。所属军级以上单位：解放军报社、政治学校【22】、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军艺术学院。【23】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副主任傅钟上将、刘志坚中将、徐立清中将、梁必业中将、谭政大将【24】。总政党委第二书记萧华（原第一书记罗荣桓已病故），委员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渭汉中将（干部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保卫部部长）。

（三）总后勤部

所属工作机构：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25】、营房部、第一物资计划部【26】、第二物资计划部【27】、工厂管理部【28】、军马部和管理局。所属军级以上单位：白城办事处、大同办事处、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青藏办事处、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第七军医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兽医大学、后勤工程学院、后勤学校、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第三十一训练基地【29】、五三研究院。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政委李聚奎上将，副部长张令彬中将、饶正锡中将、张贤约中将、周玉成中将、汤平中将、张池明中将、韩振纪中将、张天云中将，副政委李耀中将、李雪三中将、彭嘉庆中将。总后党委第一书记邱会作，第二书记李聚奎，副书记张令彬，常委饶正锡、张贤约、汤平、张池明、卢南樵少将（总后政治部主任）、汪易少将（总后司令部参谋长）。

三、军区领率机关

1955年4-5月间，将全国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1956年7月，增设福州军区。各大军区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以及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

1965年，全国共设立13个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

（一）沈阳军区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旅大警备区及其所属外长山要塞区，陆军第十六、第二十三、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六、第五十、第六十四军，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赖传珠上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陈锡联上将（司令员），常委曾思玉中将（副司令员）、曾绍山中将（副司令员）、刘转连中将（副司令员）、唐子安少将（副司令员）、吴保山少将（副政委）、李震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拥辉少将（司令部参谋长）。【30】

（二）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九军，北京卫戍区，河北省、山西省军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勇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廖汉生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郑维山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韩伟中将（副司令员）、滕海清中将（副司令员）、吴先恩中将（副司令员）、张南生中将（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副政委）、萧文玖少将（司令部参谋长）、黄振棠少将（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任副政委）。

（三）济南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山东省军区，内长山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杨得志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袁升平中将（第二政委），常委王建安上将（副司令员）、陈庆先中将（副司令员）、范朝利中将（副司令员）、杨国夫中将（副司令员）、张仁初中将（副司令员）、刘昌毅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李耀文少将（政治部主任）、陈美藻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傅家选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四）南京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七、第六十军，舟嵊要塞区，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许世友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萧望东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杜平中将（第七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1】、张才千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郭化若中将（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副司令员）、林维先中将（副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鲍先志中将（副政委）、王蕴瑞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五）福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闽北指挥部，福建省、江西省军区，军区炮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叶飞（政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韩先楚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培善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皮定均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卢胜中将（副政委）、廖海光少将（副政委）、朱绍清少将（副司令员）、邓克明少将（副司令员）、周世忠少将（司令部参谋长）、严政少将（政治部主任）。

（六）广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五军，湖南省、广东省军区，广西军区、海南军区，万山要塞区、榆林要塞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步兵学校。

党委第一书记陶铸（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黄永胜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刘兴元中将（第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书记文年生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詹才芳中将（副司令员）、梁兴初中将（副司令员）、温玉成中将（副司令员）、晏福生中将（副政委）、萧元礼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阑西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邱国光少将（后勤部部长）、杨梅生中将（副司令员）、陶汉章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七）武汉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一军，湖北省、河南省军区，军区炮兵。

党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陈再道上将（司令员），第三书记钟汉华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张广才少将（副政委），常委李迎希少将（副司令员）、孔庆德中将（副司令员）、姚喆中将（副司令员）、毕占云中将（副司令员）、杨秀山中将（副司令员）、叶明少将（副政委）、闵学胜少将（司令部参谋长）、何敬之少将（后勤部政委）、颜金生少将（政治部主任）、韩东山少将（副司令员）。

（八）昆明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十三、第十四军，云南省、贵州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秦基伟中将（司令员），第三书记李成芳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陈康中将（副司令员），常委魯瑞林少将（副司令员）、陈鹤桥少将（副政委）、崔建功少将（司令部参谋长）、胡荣贵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德庆少将（后勤部部长）。

（九）成都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陆军第五十四军。

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书记郭林祥少将（第二政委）、黄新廷中将（司令员），副书记韦杰中将（副司令员），常委李文清少将（副司令员）、何正文少将（副司令员）、余洪远少将（副政委）、余述生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茹夫一少将（司令部参谋长）、孔骏彪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金世柏少将（后勤部政委）。

（十）兰州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军区，宁夏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冼恒汉中将（第二政委），第三书记张达志中将（司令员），常委杨嘉瑞少将（副司令员）、徐国珍少将（副司令员）、康健民少将（副司令员）、李书茂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庆生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曹龙少将（后勤部部长）。

（十一）新疆军区

所辖军级单位:南疆军区、伊犁军区。

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中将（司令员兼政委），第二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中将（副司令员），书记郭鹏中将（副司令员）、张希钦少将（副司令员）、左齐少将（副政委），常委曹达诺夫·扎伊尔少将（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熊晃少将（政治部主任）。

（十二）西藏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中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谭冠三中将（政委），副书记曾雍雅少将（副司令员）、陈明义少将（副司令员）、詹化雨少将（副政委）、任荣少将（副政委），常委王其梅少将（副政委）、王亢少将（副司令员）、邓少东少将（副司令员）、吕义山少将（副政委）、阴法唐大校（政治部主任）、张经武（第一政委，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兼）【32】、赵文进少将（副司令员）、廖步云少将（副政委）、王诚汉少将（副司令员）。

（十三）内蒙古军区

所辖无军级以上单位。

党委书记乌兰夫上将（司令员兼政委）【33】，副书记吴涛少将（副政委）、刘华香少将（副司令员）、萧应棠少将（副司令员）、廷懋少将（副政委），常委刘彬少将（副司令员）、孔飞少将（副司令员）、刘昌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厚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德贵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郄瑞卿大校（后勤部部长）。



四、军兵种领率机关

1965年初，解放军有海军、空军2个军种领率机关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6个兵种领率机关。其中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为1949年11月至1958年7月先后成立及列入大军区级权限。通信兵部及防化学兵部为1961年1-2月由总参通信兵部和总参防化学兵部改称，执行兵种领导机关职权，部长改称主任。

时未设陆军军种总部，陆军司令部职责由总参谋部兼任。

（一）海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东海舰队及其所属舟山基地、福建基地、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南海舰队及其所属榆林基地、南海舰队航空兵部，北海舰队及其所属旅顺基地、北海舰队航空兵部，海军航空兵部，海军训练基地，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政治学校、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国家海洋局【34】。

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海军大将（司令员），第二书记苏振华海军上将（政委），副书记王宏坤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李作鹏海军中将（副司令员）、杜义德海军中将（副政委）、刘道生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赵启民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周希汉海军中将（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张学思海军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二）空军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沈阳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六军，兰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九军，南京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四、第五军，广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七军、空军兴宁指挥所，武汉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降兵第十五军，福州军区空军及其所属空军第八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第一、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中国民用航空总局【35】。

党委书记刘亚楼空军上将（司令员），副书记吴法宪空军中将（政委）、王秉璋空军中将（副司令员）、成钧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委刘震空军上将（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常乾坤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中将（副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辉球空军中将（副政委）。

（三）炮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炮兵学院，炮兵技术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炮兵第五十一基地，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陈仁麒中将（政委），第二书记吴克华中将（司令员），常委匡裕民中将（副司令员）、吴信泉中将（副司令员）、苏进中将（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副司令员）、欧阳毅中将（副政委）、刘何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承志少将（司令部参谋长）。

（四）装甲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第一、第二坦克学校，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许光达大将（司令员），第二书记向仲华中将（政委），常委程世才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副司令员）、张文舟少将（副司令员）、钟人仿少将（副司令员）、邓家泰少将（司令部参谋长）、宋庆生少将（后勤部部长）、邱相田少将（政治部主任）。

（五）工程兵

所辖军级以上单位：工程兵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

党委第一书记陈士榘上将（司令员），第二书记黄志勇中将（政委），常委谭善和少将（司令部参谋长）、李良汉少将（政治部主任）、徐德操少将（副司令员）、谢明少将（副政委）、谭友林少将（副司令员）。

（六）铁道兵

所辖军级单位：铁道兵学院，铁道兵科学研究院。

党委第一书记吕正操（第一政委，铁道部党委书记兼），第二书记崔田民中将（第二政委），副书记李寿轩中将（司令员）、王集成少将（副政委）、刘金轩中将（副司令员）、罗华生少将（副司令员），常委王贵德少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维城少将（第二副司令员）、何辉燕少将（司令部参谋长）、邱子明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少将（政治部副主任）、别祖后少将（后勤部部长）。

（七）通信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通信兵学院，通信兵工程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黄文明少将（政委），第二书记江文少将（主任），副书记范阳春少将（副政委），常委黎东汉少将（副主任）、龙振彪少将（副主任）、周涌少将（副主任）、陈挽澜少将（副主任）。

（八）防化学兵部

所辖军级单位：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

党委书记曹广化少将（政委），副书记张迺更少将（主任），常委裴宗澄少将（副主任）、毕庆堂少将（副主任）、王绍南少将（副主任）、蓝文兆少将（司令部参谋长）、桂生芳少将（政治部主任）、阎廷泰大校（后勤部部长）。

五、军委直属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

1965年初，直属中央军委的大军区级院校有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大军区级军事科学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领导机构有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

（一）高等军事学院

党委书记李志民上将（政委），副书记陈伯钧上将（院长），常委刘忠中将（副院长）、王宗槐中将（副政委）、解方少将（副院长）、林浩少将（副政委）。

（二）军事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王平上将（政委），第二书记张震中将（院长），常委张藩中将（副院长）、萧新春少将（政治部主任）、胡秉权少将（副教育长）、董超少将（政治部副主任）、王子修少将（院务部部长）、吴华夺少将（教育长）、张献奎少将（训练部部长）。

（三）政治学院

党委书记莫文骅中将（院长），副书记孔石泉中将（副院长）、邓逸凡中将（副院长），常委李丙令少将（政治部主任）、余潜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杨世荣少将（政治部副主任）、魏泽南大校（学术研究部部长）。

（四）军事科学院

党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院长兼政委），第二书记粟裕大将（副院长），第三书记王树声大将（副院长），第一副书记宋时轮上将（副院长），第二副书记钟期光上将（副政委），常委阎揆要中将（副院长）。

（五）国防科委

1965年，国防科委的全称是“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关，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列入军队序列。至1965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方成立党委。

1965年3月所属军级以上单位：军事工程学院【36】，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第二十、第二十一训练基地。

党委书记聂荣臻（主任），副书记张爱萍（副主任）、钟赤兵（副主任）、罗舜初（副主任）、唐延杰（副主任），常委安东（副主任）、路扬（副主任）、张震寰（副主任）、朱卿云（政治部主任）、范子瑜（后勤部部长，因病未到职）。

（六）国防工业办公室

1961年12月，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其编制属于军队序列。国防工办负责协调和组织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日常工作，直接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1963年9月，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撤销，其任务合并到国防工办。1964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对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防工办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

国防工业党委第一书记罗瑞卿大将（国防工办主任），第二书记赵尔陆上将（国防工办副主任），常委郑汉涛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国防工办副主任）、袁成隆（国防工政副主任）、高德西（国防工政副主任）、罗舜初中将（国防工办副主任）、黄远（国防工政副主任）。

综上所述，（1）以上总部、军兵种与军委直属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党委主要负责人，基本上由各单位最高首长担任（铁道兵除外）。（2）惟大军区党委，据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认为“有必要继续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据此，至1965年初，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别由驻在地中央局第一书记兼任；济南、福州、武汉、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别由驻在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新疆、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分别由同时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担任；西藏军区的情况有点特别，其党委第一书记由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担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虽兼军区第一政委，但仅为军区党委常委【37】。（3）各大单位的军政领导班子成员，不一定是该单位的党委常委。如前述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周玉成，韩振纪、张天云，副政委李耀、李雪三、彭嘉庆，均不是总后党委常委。


注释

【1】本节主要资料来源自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以1965年1-2月为基线。个别单位在叙述时适当向前或向后稍作延伸。

【3】黄克诚，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4】林彪，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元帅。

【5】贺龙，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元帅。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1963年兼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3年9月撤销）主任。

【6】聂荣臻，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元帅。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7】罗瑞卿，时为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大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苏振华，时为中央军委委员，海军政委，海军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9】萧向荣，时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将。

【10】谭政，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大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1】杨成武，时为副总参谋长，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2】萧华，时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3】邱会作，时为总后勤部部长，中将。

【14】张爱萍，时为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11月又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5】详见本章第二节。

【16】1965年11月以后又兼总参办公厅。

【17】原属军委办公厅领导的外事局（对外称国防部外事局）1965年12月划归总参建制，对内称总参外事局。

【18】解放军体育学院由广州军区代管。

【19】行政首长按到任先后排列，下同。

【20】书记、副书记均为委员，从略。

【21】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成立国防科委政治部。

【22】政治学校由广州军区代管。

【23】电影制片局（对外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1965年11月起执行军级权限。

【24】谭政于1965年11月调任福建省副省长。

【25】1965年4月并入运输部。

【26】1965年10月改称物资部。

【27】1965年9月改建为国防科委后勤部，归国防科委建制。

【28】1965年3月由军需生产部和总后司令部工厂管理局合并组成。

【29】1965年5月划归国防科委建制。

【30】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的领导高于军政领导，故单位领导仅列出其核心成员即至党委常委一级，不以军政领导排列，下同。

【31】南京军区最多时共有7位政委，为全军设置政委最多的大军区。第三政委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兼，第五政委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兼，第六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兼，以上均非军区党委成员。原第四政委萧望东1963年12月接替唐亮上将升任第二政委。

【32】张经武常委的安排出人意表。以张第一政委的身份应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才对。1965年8月，张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3】1965年3月军区第四次党代会选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同。

【34】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海军代管。

【35】国务院直属局，业务、党政、干部人事工作等由空军负责管理。

【36】1961年起，军事工程学院的科研、规划、基建、专业训练和业务工作，改为国防科委负责。

【37】1965年8月，张经武调离西藏，张国华任新成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则理顺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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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林治军与毛林关系


一、林彪的治军理念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即根据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政治建军原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治军理念。

1960年1月，林彪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主席以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有了这三句话、八个字的作风，就会使我们的军队生龙活虎，朝气勃勃。”[1]上述三句话，八个字，随后被概括称之为“三八作风”。

1960年一二月间，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2月12日，毛泽东在广州白云山鸡颈坑听取了林彪等汇报会议情况。其后，林彪在会议上讲话时称：“军队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物质上的建设，一方面要进行精神上的建设。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和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搞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它能够使物质发挥作用。作风也不是物质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假如人人都养成了好作风，不仅平时，特别是到了战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作风问题，不只是个别有教养的人在那里起作用，而是所有的人都相互起作用，相互影响，融化熏陶，不知不觉都在那里起作用。”“关于作风问题，在上海曾向毛主席请示过，在广州又谈了一次。毛主席很同意在部队中提倡他在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这三句话、八个字，是我们部队的好作风。[2]

1960年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四个第一”：

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好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他仗就打不好。

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

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那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

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部队有什么问题，党中央有什么政策，国际形势如何，这是现成书本上没有的，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回答。……

……

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3]

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1960年5月6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4]给林彪并报毛泽东报告称：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1938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1939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指示，以求统一。毛泽东5月8日批示，用1939年的提法，并将其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句，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5]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称，“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6]1965年2月22日，毛泽东更称赞道，“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7]



                      林彪元帅视察海军旅顺基地岸炮部队

二、确立林彪治军理念地位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以加强政治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心议题。10月7日，毛泽东听取了林彪、贺龙、罗瑞卿汇报会议的情况。[8]会议最后一天，10月20日，对有关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林彪作了如下阐述：“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要以为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事情总是由几个方面合成的，缺了一样就不行。军事和政治比较，那个重要？当然是政治重要。政治是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政治起主帅作用，军事要为政治服务。可是时间，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文化更应该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9]

军委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12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了经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后批示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称：“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萧[10]、刘志坚）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11]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12]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13]



          林彪元帅视察海军旅顺基地快艇部队

经陈伯达、田家英修改并经毛泽东审阅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称：“会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批判和纠正了以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我军的政治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林彪同志提出的这四个关系问题，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这四个关系是：第一，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第二，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第三，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第四，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当紧紧掌握这个方向。”[14]

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转发时的批语全文称：

中央看到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决议也写得很好。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十一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决议阐述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强调指出在政治工作中要着重抓思想工作，而在思想工作中又要着重抓活的思想，指出在军队中贯彻“三八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把根子扎在基层的重要性。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读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15]

三、对谭政等人的批评和处理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还称，“正如林彪同志和到会的同志们所指出的，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个时期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会议认为，谭政对“总政治部工作方向上发生的偏差”“ 应负主要的政治责任”， 并因此作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

早于9月12日，林彪即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批评谭政称：

政治工作有毛病，不是别的，就是工作重点摆得不对头。不是政治路线，而是工作重点不对头。这主要是指总政没有摆好重点，全军只好照着它规定的任务去执行。总政摆过来，底下也会自觉的摆过来。总政这个领导就是谭主任了，谭主任是这样的。我们开会期间，中央也在开会，开始讨论别的问题，毛主席每次开会差不多都问到我们这个会议的情况。中央同志的看法，我们的看法，谭主任哪！缺乏干劲，缺乏朝气，缺乏热情，思想上概括能力差，创造性、主动性差，就是说靠他不能吃饭的，带不起头的。总政应该搞个党委领导，党委书记不能让他当，但是还继续要他工作。他这人的毛病这次检讨要进步，罗总长说他三个方面，八个字。“三八”，又碰到个三八了啊，我看是有道理的。我对他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革命的朝气、锐气、革命的热情……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本来决议上写上他的名字，后来考虑写上名字不好，不要写名字。后来中央也同意不写名字的意见。另外再写个决议。现在起草了个决议的稿子，下午在这个会上要念，但是我同谭政同志讲过的，万物可以变，人也可以变，坏人还可以变好人，好人也可以变坏人，说不能变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条是可以变的。他的工作，这八年和彭、黄比较起来，还是好的，所以我在上海说他好，那时我对他不太很清楚。后来他表现不太好，因此就说坏。但是估计是可以变的，将来还准备说他好。所以，我就说他好，不好，再好。[16]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政治部从10月25日到翌年1月25日进行了整风。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向毛泽东、中央、军委作出《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称：

总政治部的整风，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在中央、主席、军委、林彪同志和各位元帅的关怀和指导下，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三个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整风，除了揭发批判甘泗淇同志[17]和傅钟同志[18]的错误外，着重揭发批判了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通过对谭政等同志错误的批判，端正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方向，进一步肃清了彭黄影响；使广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就是我军建设的方向；这次整风对犯错误的同志和参加整风的全体干部，都是一次十分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是此次整风的最重要的收获。

这次总政整风的胜利，也是全军全党的胜利。

谭政同志的错误性质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荒谬地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系统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排除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谭政同志几年来在总政工作中，对上封锁中央，对下不传达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他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他包庇恶霸地主家庭，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谭政同志的作风也极其恶劣，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谭政同志在大量事实面前和大家严肃批判和诚恳帮助下，已经承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并作了检讨，但还不彻底。

甘泗淇同志的错误也是反党性质的。他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上都是站在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又积极执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意下，反对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贺龙同志。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对彭德怀、高岗向他所散布的许多反党言论，不向中央报告，并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到总政工作后，积极充当彭德怀的打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借口检查总政文化部的工作，打击总政领导，直接攻击毛主席。甘泗淇同志公开反对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侦察工作方针，并说中国要出贝利亚。甘泗淇同志品质恶劣，有个人野心，善于投机取巧。他对彭的反党活动，从来不作揭发。甘泗淇同志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整风中，对大家的批评，一直是顽强拒绝，现在虽然作了检讨，有了进步，但还很不深刻。

傅钟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在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和张国焘一起猖狂反党、反中央，诋毁和辱骂毛主席，成为张国焘反党反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但他对自己历史上的严重错误，一直不作自我揭发，长期拒不检讨，发展到近几年来斗志衰退，傅钟同志对自己错误现已作了检讨，基本上还好。

1月25日，萧华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时称，“谭政同志和他的几个亲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父子关系。他们对谭政同志唯命是从，谭政同志对他们则是言听计从。”“彭[19]骂人训人，谭也训人顶撞人，谭骄横跋扈，唯我独尊，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元帅们极不尊重。”



         谭政大将（前右1）、甘泗淇上将（前右2）视察部队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总政党委扩大会议整风工作的报告和萧华在这个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此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罗荣桓重任总政主任，增加徐立清、梁必业为副主任。总政党委组成人员为：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萧华，委员罗、萧、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泗淇、甘渭汉、蔡顺礼。谭政由总政主任降为副主任，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职务[20]。傅钟、甘泗淇虽保留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成员职务，但排名改在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之后。总政党委决定，给刘其人、姜思毅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部长降为副部长。给白文华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故。翌年9月，萧华继任总政主任。萧华对林彪是绝对服从的。

四、1960年代前期的毛、林关系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与军队、与林彪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甚为融洽的。

这种密切、融洽关系，首先表现在军队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评价、大力宣扬上。《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首项，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决议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这是一个由军队首倡的全新的提法。1963年3月27日由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条例总则中重复了上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

1961年8月2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称，“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即请指示，如无指示，即由总政出版了。”毛泽东当时即将报告批告其秘书田家英称：“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21]1964年，又编印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



        林彪元帅视察海军旅顺基地，右2林立果，右下角背向镜头者林立衡。

1965年8月1日，总政治部再版了1964年5月初版的《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我们党的理论，最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其次，这种密切、融洽关系，表现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支持、倚重以及林彪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上。

林彪在中共建政后即称病，公开场合甚少露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除必要场合仍旧如此，但借养病之机下部队调查是常有的事。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告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称，“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22]连续两句“是为至要”，凸显了毛对林的关切之情。

1961年1月，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学习毛著的“三十字方针”。党内军内高层中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提出要“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责“三十字方针”为“实用主义”“庸俗化”。毛泽东支持了林彪。早在196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修改批文时所加的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23]就是支持林彪、批评谭政等人的。事实上，1960年代，军队尤其是军队干部，文化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林彪提出的“三十字方针”，应是符合实际的。



         刘华清在向林彪和陈锡联（前右）、杜平（后右）汇报部队部署

投桃报李，1962年1月，在毛泽东最困难之际，林彪代表军队坚定地支持了毛。1月29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称，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24]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高兴，十分重视。2月24日，他批示给邓小平道：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3月20日，毛在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后又批示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5]

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3月，贺龙代病中的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26]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对林彪的持续倚重。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称，“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毛对林的身体状况甚为关心，在信的末尾，毛称，“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27]

1964年，处在中央二线的毛泽东与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此一分歧在这年年底至翌年1月甚至在党内高层呈公开化，浮出了水面。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月5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28]

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形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期刘少奇指导社教运动时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遵从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据《毛泽东传》称：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29]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30]



        油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正当毛泽东对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极大的不满与不信任情绪之际，林彪及时出现！1965年1月，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共3枚的纪念邮票。图案分别是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总政下属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彭彬，根据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中突出了（实为虚构）毛泽东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同时间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登了这幅油画。



        1965年1月发行的邮票纪109 3-3 预言了“刘下林上”


这一幅油画，将毛、林在一起“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它与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同时出现，似乎不像是一个巧合。它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

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任命林彪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与6年前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不同的是，林彪此际取代了陈云，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陈云退居为次，邓小平则名列第三。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其实早在1965年已显露端倪。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4年，页221-22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23-224。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05-208。

[4] 谭政（1906-0988），湖南湘乡人。政工干部出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历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暨四野第三政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页177。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455。

[7]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1965年2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8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59。

[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213-214。

[10] 罗，指罗瑞卿；萧，指萧华。

[11] 尚昆，即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2] 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田家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3。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50-153。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页149-150。

[16]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1987年8月，页281-282。

[17] 甘泗淇，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4年2月5日病故。

[18] 傅钟，时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

[19] 彭，指彭德怀。

[20] 谭政1962年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65年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与黄克诚同时降为行政六级，又调离军队任福建省副省长。1967年起被关押八年，1975年解除监禁并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544。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87。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85。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63-64。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53、62。

[26] 关于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未见有中央或军委的正式文件通知。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起始及终止时间，也有多种不同说法。惟此后军委的重大问题，仍须向林彪报告，依林彪的意见行事。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49-450。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375-1379。

[29] 薄一波，时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83。薄一波回忆又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页1169-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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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一、毛泽东令从上至下都学解放军

自1963年后，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解放军，力图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应用到地方，以促进地方的“革命化”建设。

1963年12月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数次提及要学习解放军。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他的关于企业思想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给薄一波称，“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1]

三天之后，12月14日，毛泽东又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登载的《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去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称：“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2]

又过两天，毛泽东就薄一波12月15日给他的信[3]致函林彪等称：“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4]

毛泽东这一封信在文革中广为流传。尤其是信中最后几句话，更被认定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赞扬和肯定。其实，当时学习解放军最积极的是薄一波。

12月19日，薄一波又就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称，“根据你12月11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最后报告称：“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三百名到五百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毛泽东对此批示道：“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5]

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军队各部门那敢怠慢！据有关资料称，次月，即1964年1月9日，“中央决定，在中央、大区两级的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普遍建立政治机构。并决定第一批从军队抽调205名师以上各级政治领导干部，分别去工业交通、财贸、农林部门的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所调干部的条件必须是，政治思想好，干劲大，有比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以内。”[6]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从军队选调10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完成情况的报告》。总政治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报告》中反映，1962年11月3日到1963年9月，共选调和接收了军队转业军官85000多人到商业部门工作。总政和财贸办公室报告说：准备在1964年再选调3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1963年转业到商业部门的军官，绝大多数分配到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其中有70%以上的干部担任了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这批干部的质量是好的，都经过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有一部分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商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是一批很好的力量。中共中央批示：商业部门必须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要千方百计地把几百万商业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要象人民解放军那样，认真在商业部门贯彻执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象军队抓“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那样，抓好“五好”企业“六好”职工工作。[7]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开头即称：“一个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已经成为新的战斗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而且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结果，也是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长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解放军长期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8]

自此，“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起，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经典口号。



          宣传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1964年2月6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国防工业部门抽调干部和训练干部问题的通知》，遵照毛泽东关于从军队抽调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和军队院校为工业部门训练干部的指示，总政治部决定抽调2048名干部到国防工业政治部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工作，并为上述工业部门训练4315名党政干部。[9]

1964年2月13日，春节。下午3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与党内外人士16人“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10]

二、地方各部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

1964年三四月间，全国工业、交通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工业交通部门政治机关的性质，政治工作机构的建立，政工人员的配置，政治工作的方法和作风问题，政治机关同有关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研究和规定。另据报道，工业交通系统15个部和两个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其中除铁道部等建立较早外，其余大都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建立的。[11]

196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从军队抽调五千三百名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工作的通知》称，“中央批准从解放军抽调五千五百名连以上干部到地方政治机构和企业、事业政治机构工作。除去前已抽调分配的师职以上干部二百余名以外，还应抽调五千三百名（其中：师级干部七十九名，团级干部一百七十四名，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五千名）。”“这五千三百名干部，确定分配给中央工交、财贸、农林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二千三百三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五十七名，团级干部一百三十一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事业政治机构的主任、副主任；营级干部四十七名，连级干部二千一百名，他们可担任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分配给各中央局的二千九百六十五名，其中：师级干部二十二名，团级干部四十三名，他们可担任十一个大城市（天津、沈阳、鞍山、旅大、抚顺、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十六个重要省辖市（唐山、太原、包头、本溪、吉林、济南、青岛、南京、无锡、杭州、洛阳、黄石、长沙、成都、昆明、兰州）工交、财贸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连队干部二千九百名，他们可担任地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车间的支部（总支）正副书记或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所调干部一律办理转业手续，并直接办理调动手续（随军家属可以随干部一同前往）。其中师级干部由各军区报解放军总政治部备案。”[12]



        宣传画：《学习解放军，实现革命化》

1964年五六月间，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另据新华社报道，商业部、粮食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财政部税务总局都已陆续建立了政治部。6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在国防工业系统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罗瑞卿建议：设置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国防工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国防工业各部设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部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国防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凡职工在1000人以上者设政治部，1000人以下500人以上者设政治处，500人以下者设政治教导员、协理员或政治指导员；成立国防工业党委，在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对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13]

1965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称：

（一）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

（二）为了加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工作机关建立起来，并且逐步地建立起一套由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适合工业交通部门情况的政治工作制度。

（1）中央设置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委托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管理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2）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党委，设置政治部。它在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和各部党委的领导下，管理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

（3）各中央局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它在中央局和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的领导下，管理本地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入其它大、中工业城市的党委，设置工业交通政治部。它在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业交通政治机关的领导下，管理本地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省、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可视工作需要，设政治工作机关。

（5）小城市和专区、县的党委是否设置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机关，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决定。

（6）工业交通企业（包括托拉斯）、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

……

在生产班组，设置不脱离生产的政治宣传员，协助政治指导员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4]

以上，亦即为各部门、各地方设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范式。

自1964年初至1966年*****前夕，中央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基本建设政治部，以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局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据不完全统计，被选调至上述部门政治部任职主要领导的少将以上者有：

中将1人：

谢有法，原军事工程学院政委，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后于1966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主任。

少将24人：

李人林，北京军区炮兵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邓东哲，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秦化龙，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杨树根，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

黄远，第十研究院政委，部院合并后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高德西，陆军第四十六军政委，调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李桂林，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副主任；

王屏，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

孙正，工程兵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政委，调任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

吕清，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调任林业部政治部主任；

江学彬，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调任水产部政治部主任；

胡立声，外长山要塞区政委，调任冶金部政治部主任；

张向善，陆军第二十军副政委，调任化工部政治部主任；

刘鹤孔，空军第五军副政委，调任一机部政治部主任；

萧友明，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调任三机部政治部主任；

黄忠学，海军北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六机部政治部主任；

张家洛，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任水电部政治部主任；

赵承丰，总政副秘书长，调任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

朱致平，陆军第一军副政委，调任纺织部政治部主任；

梅盛伟，空军第二军政委，调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

朱春和，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调任邮电部政治部主任；

颜金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耿道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主任；

此外，陕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牛书申少将已于1963年4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64年后兼二机部政治部主任。

三、调萧望东主持国务院文化部日常工作

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文化艺术工作多有严厉批评。著名者如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5]1964年6月27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6]

以上两个批示，可见于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中所披露的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主管部门——文化部的批评，更无情面可言：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称：“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17]

接着，就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的问题，毛泽东稍带敲打了周恩来：“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18]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文艺界在1963–1964年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风。整风后期，调整文化部的领导班子，已是势在必行。随后采取的调整措施如下：

1964年12月，调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文化部副部长。

1965年1月，趁三届全国人大召开、国务院组成人员重新任命之机，由陆定一直接长文化部，以取代挂名多年的党外人士沈雁冰（茅盾）。

1965年2月1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请示：与罗瑞卿、安子文[19]商后，拟商调萧望东[20]、赵辛初[21]等到文化部任副部长，石西民已到职，任文化部副部长。[22]

1965年2月24日，彭真同意中宣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中宣部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23]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24]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25]

1965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文化部党组改为中共文化部委员会，萧望东任书记[26]。

无论是党组或党委书记，萧实际上是主持文化部日常工作的一把手。未知他是否达到毛泽东所称“头脑清醒”的要求，而选调军队领导到地方机构主政这种办法，实为*****中军管形式的滥觞，更贴切地说，是开创了向地方机构派驻军代表的先河。[27]

有关是谁又是如何选中萧望东到文化部的，**结束后有多种说法。其实，1967年1月周恩来对文化部领导班子改组的过程已有过解释：“改组文化部，这是毛主席的主张，我支持。当时考虑，文化部仍由解放军来搞为好！但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改良主义，没有象现在采取革命办法。文化部实际上没有必要，除了电影局和一些业务局外，其他的由政治机关领导就行了。当时改组，调解放军的同志，陆定一通过中央组织部，向解放军要人，找到萧望东，这个人政治上不太强，担任文化部长，实际上不够条件。我问陈毅同志，他也说不太行。因为解放军支持，就调来了。这里陆定一是否和安子文、罗瑞卿有什么默契，不知道。现在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不是适当人选。他的几个助手也不行，如石西民，上海市委、华东来的，也不行。从华东第一任调夏衍，夏衍是三十年代人物，调他离开上海，打破他那一伙，始终让他担任党组书记。后来调徐平羽，也不行。石西民也不行，在柯庆施领导下，可干些工作，但到文化部不行。赵辛初是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做农村工作有些见解，但是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也不行。班子不强，调来一个一军的政委，后来当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两年前搞机关革命，推荐他来的。搞军队机关革命有些经验，但到文化部不合适，这个班子是陆定一组织的，不是强班子。”[28]

当时，周恩来认为是选错了人。又把选错人的责任，推到了陆定一的头上。而按彭真1965年2月13日的请示函，人选应是彭真、罗瑞卿与安子文三人商定的，且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同意。

综上所述，“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使军队政治工作中一整套带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自然亦使全社会具备了高度“革命化”、 军事化的表征，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 准备了条件。



        林彪1965年7月26日题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 特种邮票

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1965年8月1日，适逢建军38周年，邮电部特地发行了一套8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并专门请林彪为发行这套邮票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邮票发行和林彪题词，无疑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加大了些许热度。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2。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2。

[3] 薄一波在信中说：你12月11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13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6。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4-455。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7-458。

[6]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页239。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8]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日。

[9]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0。

[10] 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页92。

[11]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页242。

[12]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087-1088。

[13]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244-245。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页1146-1149。

[15] 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36-437。

[16] 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        

一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91。

[17] 参见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页1090。

[18]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页1090。齐燕铭为周恩来所重用，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秘书厅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 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20] 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21] 赵辛初，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2]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397。

[23] 颜金生，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关押。1970年回军队后历任陕西省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纪委副书记。

[24] 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25]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01。

[26] 萧望东后于1966年5月任文化部代部长。文革中被关押9年。1975年8月复出回军队后历任济南军区政委、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三、第一书记。

[27] 此处未将中共建国前后新解放区的军事管制形式考虑在内。原因为彼时的军管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渡，而非类似文革中以军管的形式接管共产党自己的政权。

[28] 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参加文化部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联络站代表和部分四清工作队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1月11日。载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1967年1月份（第二集），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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