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武训传》批判中的胡乔木、丁玲与周扬、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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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夏衍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胡乔木、丁玲与周扬关系微妙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其中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胡乔木直接推荐下出版的。对此，丁玲对胡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意见时，胡乔木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创作，与胡乔木的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当时的领导人有胡乔木、周扬和任文艺处处长的丁玲，却由丁玲担任“北京文艺界整风委员会主任”，周扬仅担任副主任。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张光年：《回忆周扬》，载王蒙等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页）

　　 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也有同样的看法：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第8页）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大概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也不甚满意。张光年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第8页）

　　 周扬挨了批评后，1952年秋，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张光年的回忆里说，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是1953年初，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周扬是在1952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被毛泽东批评，显然应在此前。

　　 周扬参加土改后，文艺界整风的工作完全由胡乔木来领导，而丁玲直接来负责文协的工作了。

　　 而上海的夏衍，处境比周扬也好不了多少。
　　
丁玲与夏衍“双城记”
　　
　　 1949年5月28日，陈毅从赵祖康代市长手里接过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在四大接管系统中，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工作虽然相对于军事、政务、财经来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并不是说文管会的工作就不重要，相反，当时的上海是各类知识分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周恩来对此有一个估计：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正因为如此，陈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自己担任了上海文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则由韦悫、夏衍、范长江、钱俊瑞担任。但是，范、钱二人此时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韦悫是党外人士，许多事情不便插手，而陈毅又日理万机难以顾及，所以，接管的重担就落在了夏衍身上了。夏衍后来回忆说：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到同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月，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除文管会副主任之外，我还当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又当了常务委员，分管文教工作，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大会小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和对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传部长，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09-610页）

　　 可是，夏衍在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的工作，并不十分顺利。夏衍一直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为人随和，加之身为作家，按理说，他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题材选择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但是，在除旧布新的伊始，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主流意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而夏衍实在难以适应。尤其在文艺问题上，他几乎一进上海就招致了批评。

　　 在围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论战中，夏衍就遭到了点名的批评。

　　 上海的是文艺界人才荟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谓诸多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解放了，要求他们放弃早已写惯了题材而去写工农兵，当然不现实。所以，当这场争论正酣的时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听听夏衍的意见。夏衍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明确表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写？当然可以写。他还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据，进一步解释说：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说道，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而这第四种人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和我们合作的”。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夏衍对这场争论不置一词，而是积极去组织文艺作品。他对上海两家私营电影厂“昆仑”和“文华”采取扶植态度，鼓励他们拍出电影：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励下，“文华”将《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关连长》拍成电影，而“昆仑”则将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拍成电影。虽然公映以后群众反响很好，但是，北京的文艺界却传来了批评的声音。有人批评《关连长》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丁玲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不但“枪毙”了《我们夫妇之间》，甚至也差不多“消灭”了作者肖也牧。（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在《文艺报》上对这些作品提出粗暴批评的批评家，自然也不会放过上海的夏衍。批评的文章中说，夏衍在上海不提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却“提倡”什么“白开水”。因为批评是粗暴的，所以也就上纲上线了：上海文艺界领导“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即使以今天的舆论标准来看，对夏衍这样一位中央局和上海市的领导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也是需要组织批准的，但是，当年主编《文艺报》的丁玲却无所顾忌。这种勇气至今令我辈钦佩——当然，如果这种批评有道理而又不是带有个人情绪的话。

　　 可惜，这种批评的背后，确实掩藏着另外一种东西。

　　 文艺界的分歧背后，往往有着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与政治上的某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自然也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周扬与夏衍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是，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四条汉子”时就捆绑在一起，此后尽管一个去延安，一个留在国统区，多年未见面，但两人那份情意却并未被岁月的阻隔而淡漠。1949年后，两人又一南一北地执掌文艺界大旗。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也并未被丁玲等人放在眼里。
　　
丁玲呼风唤雨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文艺整风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1951年的文艺整风，周扬同志参加土改去了，主要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的工作。当时文艺处只有我、默涵、严文井三人。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66页）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并没有应有的尊重的概念。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室内告诉了陈企霞、肖殷，说他们二人是副主编，陈企霞当时说，“主编就主编，有什么副的，正的。”我没有立刻批评他，觉得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说他不好，同时也因为我想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评他。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周良沛：《丁玲传》，第48页）

　　 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带有当时的特点。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的做法，显然是“先斩后奏”的办法。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两个事例，前一件是发生在文艺整风期间，而后一件则在整风之前。这两件都为张光年那句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步作了很好的注解。周扬如此，夏衍的命运能好到何处？——何况夏衍本身也有辫子抓在人手里：文艺作品怎能不时时处处考虑政治因素呢？
　　
夏衍书生作吏
　　
　　 当然，《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虽然引起了他的不快，但是，陈毅却支持他。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陈毅公开表示：上海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经过常委会批准讨论，所以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在北京的周恩来也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陈坚、陈抗：《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492页）

　　 有陈毅和周恩来的支持，夏衍那点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是，在随后而来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夏衍却不得不作出检讨。

　　 其实，《武训传》虽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摄之前就明确表态，“武训不足训”，因而并不赞成拍摄计划立项。后来，片子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还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周扬也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粗暴的批评。

　　 夏衍的检讨，是周扬敦促他写的。那时，夏衍刚刚出访回国：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有点感情冲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写的。……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夏衍回到上海后，在文艺界作了检讨，并把发言整理成《〈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寄给了周扬，周扬即送毛泽东看，毛泽东又亲笔待改并加写了一段话，还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让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夏衍的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细读夏衍的文章，实际上落脚在“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这一点上。这自然是围绕此前《文艺报》对他的批评而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周扬让夏衍检讨，虽含有“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的因素，但是，重要的一点多半是让夏衍就《文艺报》的批评作检讨，否则，夏衍以前在上海的那些言论，这次又会被拿出来批判一番。

　　 文艺界宗派对立情绪的存在，在解放前即是不争的事实，解放后的这一两年，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周扬自然明白这一点。他让夏衍这样检讨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武训传》事件后，夏衍被免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夏衍是书生作吏，但所经历的“背时”，也不得不长点经验。在文艺界整风，只好谨小慎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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