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读杜光《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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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站在历史高峰上审视五七风云
——读杜光《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中共中央党校杜光同志最近在香港出版了《１９５７年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读之甚感亲切，因为我和老杜既是战友（解放前他在北大我在清华读书，同时期参加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又是“难友”（都在1957年那场所谓“思想上政治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蒙难）。杜书所论诸点，我甚表赞同，而且我认为这是迄今能站在历史真理高峰上审视五七风云，使人顿开茅塞之作。它不是停留在叙说个人不幸的悲情之中，而是拨正长期被颠倒的理论是非的“史家绝唱”（鲁迅语）。可惜现今很多这类的好书却只能在香港出版。这也使我联想起，解放前我们偷偷阅读的一些不打引号的真正左派进步书刊也只能是来自香港（或冒充香港出版），不免感到某些困惑和可悲。

　　 所谓“五七风云”，是指1957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党整风运动，诱发知识界展开了一次批评监督执政党而“大鸣大放”的回应；随后毛泽东扭转乾坤，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把55万公民（一说3178470人，据解密档案）打成万劫不复的贱民、敌人。这两阶段的主体和性质是大有区别的。前者带有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后者则是这一民主运动的反动——为维护“党天下”和领袖专制而大规模镇压敢于挑战这种政治格局的爱国知识分子。

　　 近年来五七难友突破重重障碍和打压，撰写和出版了很多“山寨版”的五七文稿书刊，对揭示这段痛史的事实真相、蒙难者的悲惨遭遇、并留下始作俑者和助纣为虐者的历史罪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还原事实真相只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准确指出和评析事件的政治实质，给蒙难者扩大心胸视野，给后人留下深刻反思和借鉴的教训。

　　 我认为杜光同志此书就属于后一类。该书汇集了自２００７年（亦即反右五十周年）以来他所撰写的数十篇有关论述，其反复强调的主导思想就是：１９５７年“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实际上是一场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依宪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宪政民主运动。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老杜就是在做符合历史真实本质的“正名”功夫，把长期以来被颠倒了的说辞纠正过来。

　　 一是左派与右派的颠倒——依照５４宪法，要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本应是属于民主派、改革派或左派，却被诬蔑为反动派、右派；而极力维护变相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某些余绪的人，本属于保守派、右派，却号称是革命派、左派。

　　 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颠倒——所谓“大鸣大放”本是公民行使监督执政者的宪法权利，而且是初步觉醒的知识界的一次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却被诬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活动；而不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踢开宪法，只是在执政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包办下，强行发动举国的“反右斗争”，剥夺数十万乃至几百万公民的政治权利、人格权利乃至人身自由，这种违反宪法的倒行逆施，倒被说成是一场所谓“思想上政治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

　　 杜老的这一番符合历史真实的正名功夫，不但使人们跳出了将五七风云只是当作有待彻底平反的一桩大冤案对待的局限，而是明确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人民第一次争取和维护民主的宪政运动。如作者所说，“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同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虽然它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却也体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特别是初步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宪政追求。

　　 杜光将他这本书命名为《1９５７年的革命与反革命》，使我联系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那是他评论１８４８年德国发生的革命事变。其中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我国１９５７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也有一定的社会要求为背景。

　　 导致1957年的大鸣大放，是由于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适、反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压抑，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

　　 人民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是知识分子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但还谈不上是“革命”，因为他们只限于要求实现体制内的改进或改革，即使有人批评 “党天下”，也限于希望恢复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的格局，并没有要改变现有政权的诉求。这里我想摘引我曾发表于《炎黄春秋》上的一篇评反右的文章（《追求与打压》）中论及“党天下”的一段（我在该刊2009年第2、4、8期连续发表了3篇）：

　　 “党天下”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社会是以群众为基础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支持的。这样从群众到阶级到政党，最后归结为几个领袖的“领导”。在别处他还毫不含糊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斯大林更发展为领袖个人的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时就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领袖专政的错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解放初期，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人士，并非一党的“天下”。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2页）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也不过是要求共产党遵守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党权高于一切，其旨意是隐含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邓小平在1941年对“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不过是另一种更尖锐的说法。对这类言论不予认同，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辩论、争鸣或批评，而不应通过政治权力以“反右”名义强行打压、惩罚。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一场“上当受骗”的悲剧。

　　 至于广大参与反右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数也是受蒙蔽或服从党的决策执行“任务”，一般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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