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电影的春天和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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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春天和冬天

文｜ 沈容

1960年，我調到文化部電影局。我當慣了「馴服工具」，盡管我已經對新聞紀錄電影有了興趣，但還是服從組織到了電影局。而且，我還慶幸能在電影界老前輩夏衍、陳荒煤主管下工作，認為這是給我一個學習電影的好機會。

建國以來，歷次運動遭難的少不了知識分子，文藝界尤甚。從《武訓傳》開始，反胡風、反丁（玲）陳（企霞）、反右……這些運動，我大多數時間在「新影」。新聞紀錄片似乎介於新聞和文藝之間，運動一來，廠裡當然要搞一搞，但是因為大部分人都忙於拍片，所以運動大都是走過場。記得反胡風集團時，我們看到報上登的胡風言論，確實認為胡風真反動，那時並不知道發表的胡風那些信是斷章取義編出來的。但是，在廠裡找不到胡風分子，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青年編劇因仰慕胡風曾經給胡風寫過一封信，胡風並沒有回信。這就夠了，拿他來批鬥。批來鬥去，這位青年只交代他和食堂的一位炊事員有同性戀關係。他就作為胡風分子、壞分子開除出廠。廠裡也就算完成了任務。

因此，我對文藝界這潭水到底有多深，有多複雜，有多兇險一無所知，美不滋滋地到了文化部電影局。以後，在我離開電影局一年多，到珠江電影制片廠當了一陣副廠長之後，又到文化部電影局工作了一年多。這大概是在1963年到1964年。這次在電影局事情就多了，江青時不時到電影局來調影片看。接著就展開了對夏衍、陳荒煤的批判。今天這部影片被定為毒草，明天那部影片又定為毒草。與此同時，戲劇改革也開始了，康生也跳出來說東說西。這一切，實際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即將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鋪墊。可是我渾然不知，只是漸漸覺得跟不上形勢。

我還得從頭說起。

我初到文化部電影局時，文化部的部長是茅盾。他是大作家，著名小說《子夜》的作者。像我那樣年齡的人，年輕時大都讀過他的小說。他當文化部部長以後再沒有發表什麼東西，似乎銷聲匿跡了。他住在文化部後面宿舍區一個單獨的小院裡，從不到文化部來上班。偶爾到電影局來看電影，總是和他夫人一起來，看完就走了，也不提任何意見。

前些時候報刊登了幾篇文章，談到1957年的「毛羅對話」，即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和文化界人士聚會，羅稷南問毛澤東：如果魯迅還活著會怎樣？毛澤東回答：「以我的可能，（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在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著名影星黃宗英在場，寫了一篇長文描寫了當時的情景，並且找出了當時新華社發表的照片。這樣說來，茅盾大概屬於「識大體」一類，當了文化部部長後就「不作聲」了。他的秘書是從新影調去的，我認識他。我曾以為他當茅盾這個大作家的秘書，一定會在文學方面學到不少東西，因此問他：你當茅盾的秘書做些什麼事啊？他嘆了一口氣說：事情可多了，買蜂窩煤、堆蜂窩煤、買東西，總之，都是家務活。

夏衍是文化部的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副部長還有錢俊瑞、李琦、徐光宵等人。電影局的局長是王蘭西，副局長有陳荒煤、司徒慧敏、季紅、王棟等。王蘭西是河南人，號稱河南三才子之一，但是沒見他寫過文章，對電影也不熟悉。因此，他對電影業務插不上手，編輯、導演們也從不找他。副局長中，司徒慧敏是科班出身，抗戰前，黨組織派他去美國學電影，他學的是攝影。他有一個心病，就是他去美國前已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孩子，到美國後又和人結了婚，這一位妻子在中聯部工作。原來的妻子不願離婚，說司徒在幹地下工作的時候，他們開會，總是她守門望風。司徒去了美國，又是她一人把孩子拉扯大，所以司徒成了忘恩負義的「陳世美」，她堅決不離。司徒說，他在美國結婚是奉組織之命，並且也已有孩子，這位妻子也堅決不離。原來的妻子常來電影局鬧，部黨組對這一公案也不好辦。幾經商量，最後決定司徒的薪水除留三十元給自己，其餘的全部給原來的妻子。當初黨組織派司徒去美，是因為司徒的父親在美國。司徒告訴我，他父親是以二十元大洋賣「豬仔」把自己賣到美國去當勞工的。這樣的勞工規定勞力二十年後可獲得自由。但是，因為他們的勞力強度特別大，絕大多數勞工做不到二十年就累死了。司徒的父親設法逃到別的州，撿了一條命。他開始做小工，後來開了一家飯館。他燒的魚很有名，叫「司徒魚」。司徒慧敏曾給我看過一封美國朋友寫給他的信，其中就提到「司徒魚」。

司徒慧敏由於有這一段故事，誰也不敢得罪。遇到運動，還要對我和覃珍打招呼，要我們包涵包涵，為他說兩句好話。

我在電影局制片處當副處長，另一位副處長是覃珍。她也是從新影調來的，是我的好朋友。我們處裡沒有處長，下面有兩個兵，一位叫徐莊，一位叫馬林。覃珍的婚姻很不幸。她早年去延安，在延安中學任教。解放後任國務院某部部長的賈某某在延安時看上了她，三天兩頭找她談話，要她匯報思想。覃珍一氣之下就匆匆忙忙和孫泱結了婚。孫泱當時正患肺病。覃珍告訴我，如果不是賈某某，她不會這樣匆忙和孫泱結婚的。孫泱是著名導演孫維世的哥哥，曾任朱德的秘書，進城以後移情別戀，和覃珍離了婚，留下一個孩子給她帶。有一天，我和覃珍去一家飯店開會，剛要上樓，從樓上走下一個人來，覃珍馬上把我拉到一邊，我莫名其妙。覃珍告訴我，就是這個賈某某害了她，然後講了上面這段故事。我和覃珍情同姐妹，出出進進都在一起。文化部的人常戲稱我們倆是「雙妹牌花露水」。她在生活上很能幹。我在蘇聯拍片時，她也在蘇聯拍片。她會買一塊料子自己縫制一件漂亮的布拉吉，個把鐘頭就能用縫紉機給我的孩子軋一條裙子。而我在生活上馬馬虎虎，不是衣服上掉了扣子，就是襪子穿反了。覃珍總說我懶，說我懶人自有懶人福。

電影局除制片處外，還有幻燈處、計劃財務處等等。幻燈處的處長叫唐瑜，是有名的「二流堂」的堂主。我剛到電影局時，誰也沒提什麼「二流堂」，誰也不知道有個「二流堂」。到搞運動，整夏衍，「二流堂」才出名。原來在重慶那時候，唐瑜有一所房子，還有點錢。夏衍、吳祖光、丁聰、郭沫若這些文化人常在那裡聚會，吃吃喝喝，實際上是黨借這個地方和黨外進步人士聯繫。那時延安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剛傳到重慶。這部秧歌劇批評不幹活的人，用陜北話把這種人叫作「二流子」。郭沫若在唐瑜家吃喝，開玩笑說：這裡就叫「二流堂」吧。這本來是一句開玩笑的話，後來在運動中竟成了羅織罪名的代名詞，涉及的人極廣。我的女婿杜高等一夥年輕人和吳祖光往來較多，就成為「二流堂」中的「小家族」，通通被打成右派。半個世紀以後，杜高在一次聚會上見到了唐瑜，杜高說：受了二十年的罪，今天第一次拜見堂主！

我到電影局時，正好全國各制片廠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攝制了一批好片。在1960年時，有的片子還沒有完工。我看了不少好片。這一批片子都是夏衍、陳荒煤從劇本到拍攝花大力氣幫助才完成的，如《青春之歌》、《甲午風雲》、《五朵金花》等等。

看了這些影片，我對故事片又產生了興趣，更慶幸我遇到了兩位好主管、好老師。我記得有一次夏衍做報告，鼓勵大家努力學習業務。他說，他剛到文化部的時候，有人說他不懂京戲，他下決心把所有有關京劇的書都看了，所有的戲也看了，並不是不能搞懂的。這對我是很大的啟發和鼓舞。我暗暗下決心要在這新的崗位上努力學習業務。

那時，由於「三面紅旗」、「大躍進」，全國人民都在餓肚子。也許是這個緣故，上面對文藝界似乎一時顧不上。196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討論和制定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周恩來在會上批判了文藝工作中「左」的傾向，說不能動不動就給人戴帽子、打棍子。這對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鼓舞。首都的電影創作人員也在香山舉行了一次聚會。周恩來參加了。我和覃珍也去了。參加這次聚會的還有周恩來的乾女兒孫維世。周恩來和很多電影明星熟悉，他愛喝茅台酒，大家都去給他敬酒。盡管周恩來是海量，結果還是喝得酩酊大醉。

康生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給人很深的印象。他裝模作樣地說：為什麼「三小戲」不能演！「三小戲」就是小生、小旦、小醜的戲，解放後，這些戲的情調被認為不健康，都在禁演之列。他還提出一些劇目，說像《花田錯》、《十八扯》這些戲都可以演嘛。這些戲，我們很多人聽也沒聽說過。又說：「你們怕什麼？怕掉下萬丈深淵嗎？不要怕嘛，掉下去，我把你們拉上來就是了。」他的講話被整理成文，作為學習的文件。

1961年秋天，在上海召開了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康生以上講話作為會議的參閱文件，發給與會的每一個人。參加會議的人都興高采烈，認為電影的春天要到來了。很多人提出電影的題材應當多樣化，不能老寫工農兵等等。我和覃珍每天把各小組討論的意見綜合起來，編寫簡報，當晚付印，第二天發給各組。工作很緊張，但心情也和與會者一樣愉快。真以為電影的春天要來到了！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從3月3日到3月26日，文化部在廣州舉行了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高度評價知識分子在三年困難時期的作用，認為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陳毅在會上也說了類似的話，並且說：「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這好像給文藝界又刮來了一陣春風。

這之後，我調到廣東珠江電影制片廠。一年多以後，1963年，我又調回文化部電影局。這時，電影的春天不僅沒有到來，接著來的卻是更加寒冷的冬天。

嚴冬的寒風首先吹向「鬼戲」的問題。早在1961年，孟超改編的昆劇《李慧娘》刊登在《劇本》雜誌上。同年8月3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無害論》肯定此戲。演出以後，康生大加讚賞，還宴請作者和演員。1963年5月6日，《文匯報》發表了江青組織的圍剿《李慧娘》的文章，從此在戲劇界開始大批「鬼戲」。1964年，康生搖身一變，把《李慧娘》說成壞戲的典型，號召大家批判。他批判孟超，批判廖沫沙，說他們是「用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

1963年，毛澤東在中宣部編印的一份關於上海文藝活動的材料上批示：「各種文藝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部門，問題就更大。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這是一顆重磅炸彈，又像一陣刺骨的寒風，不僅吹走了電影界盼望的春天，還涉及其他文藝部門，吹得整個文藝界鬼哭神號。

1964年在北京舉行京劇匯演，又是那個提倡「三小戲」的康生在會上大批「三小戲」、舊戲。一年多前，不是這個康生鼓勵大家演鬼戲、演舊戲，叫他們不要怕，說掉下萬丈深淵，他會拉他們起來嗎？這時，他不但沒拉，反而落井下石。康生不愧是個善於看風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師。

我沒有去參加京劇匯演，電影局有人參加了。他們一回來，沒去的人都問，康生檢討了沒有？聽的人說：「他會檢討？還大批舊戲。」司徒慧敏到電影局來，他說1961年電影創作會議的檔案材料千萬不能拿出來！看不得！大家心裡都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那裡面有康生提倡演舊戲、「三小戲」的講話。奇怪的是我們大家，包括司徒在內，雖然都清清楚楚看到康生兩面派的嘴臉，但是竟沒有一個人敢於把他過去的那些話拿出來問他一問！

這時的電影局也一天一天緊張起來。電影的春天沒有蹤跡，嚴冬卻已經來臨。三天兩頭中宣部來電話，說某部影片是毒草。我們一方面向部裡匯報，同時就要馬上通知電影發行公司停止發行。這種電話大都打到制片處，所以，電話鈴聲一響，我們就心驚膽戰，不知道又是哪一部影片要遭殃。有的影片剛出廠的時候，被認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過了一陣，又說不是「毒草」了。我們說這同烙餅一樣，正面烙，反面烙，烙來烙去還是這張餅，香花「毒草」全憑上面一句話。那時候我們最怕接電話。電話鈴聲一響，都推三推四：你接，你接。

有一次，中宣部剛批評電影沒有現代題材，《北國江南》出籠了。司徒慧敏高高興興跑到制片處來說：總算來了一部現代題材的影片，你們制片處趕快寫一篇文章宣傳宣傳。馬林自告奮勇願擔任這個任務。文章剛發表，當時的中宣部電話又來了：《北國江南》是「毒草」！

這時，江青除了插手戲劇，也開始插手電影。她時不時來電影局看影片。她要看的影片，大都是沒有完成的。先由中宣部文藝處袁水拍打電話到制片處，我們給她從廠裡調片。有的影片要從上海或長春調來。那時候江青還沒有後來那種威風，她來看片的時候，部裡、局裡的主管沒有一個人出來陪同，只好由制片處、由覃珍或我來陪。覃珍常因要管孩子的事，就推給我。我的事就多了。先要通知保衛處晚上留人守衛，要通知鍋爐房把放映室的溫度燒到二十四度，這是江青規定要求的溫度，還要通知放映員檢查影片等等。到時候，我必須到大門口等。江青來時必帶上袁水拍，還有一個隨員。江青總是穿一件長到腳背的鬥篷。看片時，袁水拍坐在江青的旁邊，隨員坐在最後一排。我坐在江青的後一排，以便聽她的意見。影片放到一半，那個隨員總給江青送上一粒藥，一杯水。看完影片，江青當場並不表示意見。我問她，她說要回去請示。江青那時在中宣部文藝處掛了一個名，但是誰都知道，她回去請示的並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澤東。

1964年3月，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開始整風。

文化部的整風，從批判夏衍和陳荒煤開始。這次批判實際上是要批周揚，奇怪的是從批夏衍、陳荒煤開始；更奇怪的是這個批判又要叫周揚來主管。周揚那時是中宣部的副部長，主管文藝，夏衍很多事都請示周揚的。周揚來主管這場批判，我們都感到他自己也十分緊張。

在電影局，最緊張的是制片處，因為夏、陳二人管電影最多，制片處又是了解情況最多的處。在制片處，人們的目光又集中在覃珍和我身上。

這次批判先在各局開小組會，任務主要是揭發，一定時間才開一次全部的大會批判。每當開小組會，我和覃珍就如坐針氈。大家看著我們，等我們揭發，而我們實在揭不出什麼來，因為我們不知道夏、陳究竟錯在哪裡。有一位不懂業務、整人卻很內行的副局長直截了當地質問我們：你們為什麼不揭發？弄得我和覃珍連排隊買飯時，也覺得好像所有的眼光都在盯著我們。到了晚上，我們兩人就在一起商量哪些可以揭發，偶爾想到一兩句話，似乎可以揭發，就記下來。這樣好不容易拼湊了三四條，然後分工：明天你揭這一條，後天我揭那一條。我們不能把辛辛苦苦想出來的幾條一下子抖出來，否則，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所以，批判夏、陳，好像在批判我和覃珍。那一陣我們兩人的日子真不好過。

副部長李琦有一天跑到電影局來說：你們注意，重點是30年代。我們問他，30年代是什麼事？他也說不出來。這個重點，我們就更抓瞎了。

不久，覃珍被借調到中宣部文藝處。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她也在文藝處）要覃珍到北京圖書館去借夏衍30年代寫的劇本，並幫她一起看。覃珍晚上帶一些回來給我看。我看了一本夏衍寫的《芳草天涯》。這是一本寫小知識分子想革命、又不堅決的劇本。覃珍說胡喬木對這書曾經有一個評語：「欲斬馬謖，揮淚躑躅。」意思是說夏衍想批判知識分子革命不堅決，但是又對知識分子充滿了同情。我和覃珍商量，這個劇本也許可以批一批，因為它同情小產階級知識分子。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批判稿，由我在全部大會上發言。我們當時並不了解夏公寫這劇本時的時代背景，只按解放後的標準，特別是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來批判夏公這個劇本。這是我對夏公欠下的一筆債。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和老伴李普多次去夏公家看望他。他對老朋友、老部下總在臥室裡接見，只是一些不常去的客人才在臥室外的客廳裡請坐。我記得他的床上總是整齊地鋪著藍條條的床單。靠窗有兩個小沙發和一張茶幾。窗台上堆滿了書。夏公坐在小沙發上。小保姆總忘不了抱了一只大黃貓塞在夏公懷裡，或放在床上。貓是夏公的寵物。李普討厭貓，說貓太無情，你家窮了它就跑了。夏公說貓好，他母親是很喜歡貓的。我幾次想起我在文化部大會上對他的批判，想向他道歉。但是，當我看到他在「文革」中受傷後裝的假腳，我就不忍心再提往事。那時，夏公雖然不出門，但是對國內外大事仍然了如指掌。我們談天說地，毫無顧忌，就是沒提過電影。

那次文化部整風後，我離開了文化部，調到了在廣州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藝處。

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電影，經過那次整風，以及以後的「文革」，直到粉碎「四人幫」，就只剩下三部影片可以上演，人稱「三戰」：《南征北戰》、《地道戰》、《地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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