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1966年中央高层拥护文革的态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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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1966年中央高层拥护文革的态度原因

　　
　　 文革运动之兴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号令天下、颠倒众生的权力意志，除此之外，中央高层的配合认同与拥护支持，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因素。当初如果不是包括大多数常委在内的政治局的集体认同，表决通过《五一六通知》，让毛泽东名正而言顺，文革未必会如此轻易地得以兴起，甫一兴起就势如燎原，席卷全国。那么，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对文革持拥护态度，是否他们没有意识到文革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者仅仅是因为运动所谓反修防修的“政治正确”？

　　 《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按照毛泽东旨意而制定，1966年5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革就是因此而得以正式兴起的。我们不妨由此说起。
　　
　　 按照一般政治常识，《五一六通知》既为政治局讨论通过，自是体现了政治局成员的集体意志，反映了他们全部或大多数的政治意愿，他们对于开展文革运动的赞同态度。但，就像当下人们所言，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政治亦是如此。中国政治尤其是文革政治，不循常理，逸出常规，与常识往往大相径庭。《五一六通知》表面看来是政治局大多数意愿的外在反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毛泽东1967年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毫不掩饰地提到这一点，他说：“我在中央主持了 5月16日通知，……当时大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尽管大多数人实际不同意，还是通过了。”（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0页）从毛泽东此番谈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权力意志，更是中央政治一言堂所导致的一个严重现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关乎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政治决策时，与会党政大员违背意愿而集体背书。

　　 这一现象与文革前夕日趋严重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有关。自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重磅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意识形态领域新一轮大批判，中央政治明显出现某种诡谲变化，重大人事变故与震荡接二连三，杨尚昆被贬放广东，罗瑞卿上海遭整肃，彭真与陆定一亦因抵制姚文元文章，出台《二月提纲》，随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而停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背景下召开。彭、罗、陆、杨以“反党集团”被捆绑推出，受到与会人员众口一词地严厉批判。朱德是唯一的例外。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被指为反党，朱德心存疑惑，对是次会议做法，朱德同样态度消极，持有不同意见。但朱德的迟疑与不同意见没有引起会议的应有反思，反而受到批评而被迫检讨（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7-90页）。
　　
　　 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一边倒的激烈批判，没有不同的意见表达，没有质疑与辩驳，即便位高德劭、睿智忠诚如朱德者也不被允许出现不合时宜的想法，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党的决议与政策制定就轻易成为领袖权力意志的单边反映，集体决议多半是一种集体意志告假缺席下的集体表态与背书。
　　
　　 所以，《五一六通知》的得以通过，表面看起来似乎体现了政治局成员的集体意志，反映了他们对于开展文革运动的赞同态度，实质却是一群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一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决策时的集体背书与不由自主。
　　
　　 那么，党内高层为什么会选择集体背书？是什么原因在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使得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在内心并不认同的情况下，仍举手同意通过《五一六通知》，一起助力毛泽东推开文革大门？
　　
　　 参加5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一群位高权重而非同寻常的政治人。政治人与一般人的最大不同，乃是政治人为理性的权力人。按照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目的，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这种假设定义，即政治人在政治活动中以讲究政治利益为最大考量。所谓政治利益，乃指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政治需要及其满足，以追求和维护权力为主要表现特征，包括权利、权威、声誉等等（见百度文库）。这就意味着，影响政治人政治行为选择的最大因素是以权力为导向的政治利益因素。（人们对此或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群曾出生入死而具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理想才是他们的最大追求。不错，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理想，这主要表现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而一旦夺取政权，情形即刻发生变化。革命者成了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遵循一般政治人的现实政治行为原理，在政治活动中以追求政治利益为最大考量。这是时代变化与身份地位变化使然。）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双重，既有打倒刘少奇的权力重组，又有反修防修的社会重构。对党内高层来说，反修防修为宏大叙事，是《红旗》文章，政治正确自不待说；而打倒刘少奇以重组中央权力的人事清洗与变动，才是惹人注目之处，是牵动他们神经的关键所在。建国以来，党以运动治国，各种名目的运动接二连三，迭出不休，但多是针对党外和基层，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但是次文革除了指向党外，更有针对党内高层，这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运动的特别之处。
　　
　　 《五一六通知》对此有明确表述：运动指向两类人，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一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就前者而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政党题中应有之义。49年以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64年以来的文艺界整顿，乃至批《海瑞罢官》，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学术权威一直是党所坚持反对与批判的，因此这不是问题。问题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派的所指，对与会人员而言，这才是触动他们最厉害、令其心神不安、踌躇不决的地方。因为它指向党内，而党内斗争历来残酷无情且变化无端，彭、罗、陆、扬殷鉴在前，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彭、罗、陆、扬。因此，从内心深处人们自是不会接受一场可能指向、危及自身的运动。
　　
　　 但由于运动反修防修的“政治正确”，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也由于毛泽东巨大的权威所在，加上彭、罗、陆、扬的教训，人们提不出或不敢提出反对的正当理由，唯有心怀忐忑与侥幸，希望运动指向党内与打击的面向不要过宽，涉及到自己，走资派的头衔不要落在自己头上，则万事大吉，仅此而已。可是否被打成走资派，成为下一个彭、罗、陆、扬，只有最高领袖毛泽东才握有发言权。如此，出于政治人政治利益的理性考量，也就是为确保自身的安稳现状，不被打入走资派之列，免蹈彭、罗、陆、扬之覆辙，就必须站稳立场，表示态度，在行动上证明自己，紧跟领袖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所言“尽管大多数人实际不同意，还是通过了”的原因，也就是与会党政大员不由自主而集体表态背书的实质。
　　
　　 周恩来5月21日会上讲话提出“保持晚节问题”，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周恩来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在其他场合周亦多次谈及这一问题，并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改动一字为“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成为广为人知的名言。可以说它是周恩来文革思想的高度概括与真实反映。建国之后周恩来的党内地位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直稳如泰山。因工作“保守”与“右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与指责，１９５８年６月上旬，周恩来甚至因此向中央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可见其地位的危殆。64年3月和65年5月毛泽东两次将自己从未发表的批驳王明路线的五万言长文传给党内同志阅看，（参见《毛泽东年谱》1964年3月25日条）此文写于延安时期，用词尖锐辛辣，其中涉及到周恩来，虽说传阅时毛删掉了周的名字，但敲打之意不言而喻。周十分清楚自己在毛眼中“任而不信”的角色定位。故此，毛甫一发动文革，周随之提出“保持晚节”。“保持晚节”本为毛泽东首先提出，1963年针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毛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周恩来就此接过话语，借以发挥，既表白勉励自己，也告诫规劝他人。所谓晚节，即晚年节操。就周恩来而言，其节操自然体现为马列主义的坚定立场与信念，也表现在作为一国总理的地位、名声和荣誉，而后者恐怕更为直观与鲜明。按照一般世俗看法，一个人一旦失去了地位、名声和荣誉，其名节随之而丧失。彭、罗、陆、杨，被打倒下台，撤销职务，晚节自是不保。因此，保晚节，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保地位、保名声、保荣誉，而要保住地位名声与荣誉，就必须要

　　 “表忠心”，表服从，忠于领袖，服从毛泽东。服从毛泽东，就意味着需要放弃自我，委曲求全，迎合顺从毛的思想与意图。此一情形正如政治学者所指出的，“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第38页）
　
　　 一个鲜明的例证是批判、否定《二月提纲》。这是《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二月提纲》是经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自己在内的在京常委集体审阅通过的，无论程序还是内容都不会存在大的原则错误。可是，当毛泽东因《二月提纲》的出台客观上妨碍了倒刘部署的贯彻实施，从而决定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发动文革时，周恩来（刘、邓亦是）不得不随之改变态度，转换观点，同意支持《五一六通知》，将《二月提纲》指斥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用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以此来表明忠心，保持晚节。
　　
　　 邓小平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值得考究。虽说有关邓小平文革前夕活动的资料相对稀少，但我们仍可从两件事上看出其态度倾向。一是批判吴晗及其《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前夕的重大事件，文革由此而引发。当吴晗闻讯自己将挨批而惶恐不安时，邓小平照常邀其打牌，并宽慰说道：“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其对批吴态度的不以为然，于斯毕见。二是上海会议后中央决定由邓小平等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邓却批罗会议期间远飞西北，考察“三线”，而此前不久邓才从西南“三线”视察归来。在文革前夕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事震荡这一段最为紧张的时节，作为总揽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却两度离京远赴“三线”，时间前后长达两个月，固可解释为落实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指示，又何尝不是遁避政治漩涡的一种策略表现，曲折反映了其对政局变化与人事清洗的某种异议与不满（参见钟延麟：《文革前夕的邓小平》）。然而，在一种不允许表达自己真实看法，也就是上意不可妄议的高压环境下，“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值得信赖和对国王忠诚，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这种情形下，通权达变自为安身立命的首选，所以异议很快就会转变为默认，不满也就输出成顺从，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为求自保而不得不违心表态、拥护文革，在刘少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毛泽东就是为打倒刘少奇而发动的文革。《五一六通知》对此有一节尖锐而引人注目的文字表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以“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来喻指刘少奇，毛泽东曲折而又明确地传达出文革发动之倒刘意图。
　　
65年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党内高层已是公开的秘密。 66年5月的扩大会上已有与会人员从上述文字敏锐地读出其锋芒所指（《彭真年谱》1966年5月16日条；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当事人刘少奇更无可能蒙于不察，昧于不觉。然而，虽说察觉到了毛的意图，感到自己可能挨整，刘少奇却有苦难言，而别无办法。因为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宏大叙事，首先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制高点，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包括刘本人在内的全党的共识，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何况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刘少奇又岂能自己主动对号入座，惹火烧身！这就使得刘陷入非常尴尬与窘迫的境地，明知文革冲己而来，却又莫可奈何，既无法抗拒又不能躲避，剩下的只有怀抱幻想，心存侥幸，希求涉险过关。而要侥幸涉险过关，就不能不表示支持拥护的态度。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
　　
　　 这是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对文革的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刘少奇却在家中召集儿女，说出另一番语调截然不同、令其儿女“吃惊”的话来：“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黄铮：《王光美访谈录》pdf，第106页）毫无疑问，刘少奇洞悉文革残酷真相，做了最坏的心里打算，所以才有向家人做出最后的交待。
　　
　　 历史在此再清晰不过地向世人显示了巨大的荒谬与悲剧性：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高层在察觉毛泽东发动文革将危及或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与地位时，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与利益考量，躬身迎合毛泽东的权力意志，违心表态拥护文革，从而帮助毛泽东打开文革潘多拉盒盖，放出文革魔鬼，而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贻害自身更殃及全民。
　　
　　 党内高层认同文革，除了出于利益考量而但求自保，也还存在另一种因素，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升迁机会。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马列政党的性质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为外部对敌斗争的顽强，同样也反映在党内矛盾的激烈。自执政之后，因外部敌人的消灭，党内矛盾逐渐上升变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主要面对的斗争内容，而每次党内斗争的结果，是一些人被打倒下台，一些人取而代之，从而上位升迁。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以战功、军功建树为升迁，改革开放时代以GDP考量为升迁，那么，50——70年代的干部升迁相当程度上乃是以阶级斗争的行为表现为取舍。如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罗瑞卿接任黄克诚；又如65年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后，罗之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职务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取而代之。这几乎成为阶级斗争年代党内晋级升迁的一种重要模式。所以，对有些人而言，运动和斗争虽说残酷无情不可预测，需要不幸者为牺牲，但又未尝不是一次更上层楼的升迁机会。由于这是党的制度文化允许甚至鼓励下堂而皇之的升迁正道，不会让人感到任何道德压力与愧疚，这样的运动斗争人们自是愿意甚至乐而为之。文革之指向党内所带动中央权力的重组，自为少数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其实，不仅运动参与者怀抱这样的运动升迁的机会心理，作为一党领袖和运动发起与领导者，毛泽东对人性善恶更是洞若观火，又何尝不是将其作为组织动员的激励手段，而有意为之。他要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需要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而大多数的支持，除了随手可以亮出的反修防修这一凝聚共识的政治正确，还需要给予支持者实际的政治利益。如果说理念是政党的凝聚剂，那么利益无疑是政治的润滑油。将欲取之，必先予以，这是世道人心，千古不易。此中奥秘，我们可以从８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名单中窥得一二。史家称是次会议为文革的再发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后名录：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  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董必武  陈　毅　刘伯承　贺　龙　李先念　李井泉　谭震林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乌兰夫　薄一波　李雪峰★　谢富治★　宋任穷★
　　
以上名单，副主席原5人，现保留1人；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委员由17人增至21人；候补委员由6人减为5人。政治局总人数由23人增至26人，其中共有10人（13人次，带★者）获得提升，占全体人数的39%。

　　  67年1-2月间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可从反向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在这一事件中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公开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此事件距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拥护文革不过数月，而文革态度陡然急转直下，出现一百八十度改变。何也？原因乃是，文革烈火发展迅猛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老干们不同程度地受到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的冲击，火苗烧到了他们自己头上，他们面临着受整的危险，当然要表示不满和反对了。但这种反对并不是通过从理论上反思而获得的文革批判，当时的中央没人达到这种认识高度与水平，仅是从自身受到冲击而境况恶化这种现实利益受损的角度考量表示反对。此一情形恰好表明：“正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项讲究实际的买卖，其中不仅即刻的政治回报以及持续地握有权力比长期的目标更为重要，而且，意识形态的价值几乎缺失。”（约翰.格莱德希尔：《权力及其伪装》，赵东旭译，第184页）

　　 综上，我们得出这一判断：1966年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高层，所以表现出对文革的拥护态度，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尽管内心不满于运动锋芒之指向党内，有的甚至担忧可能危及自身，但在文革前夕党内激烈斗争以及毛泽东巨大权威的高压下，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策略考量，或为自保而委曲求全，或图侥幸而躬身迎合，在决定性的会议上选择集体背书，与少数具有运动升迁机会因而积极拥护的人一道，帮助毛泽东打开文革大门。

　　
本文为“1966年他们为什么拥护文革”之一节

　　 写于2016年2月

　　 改于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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