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关于“70年代中國”的发言：“文革新政”和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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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傾向於把“文革”分成兩個階段：1966～1968年，這一時期或許可以稱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則是所謂的“文革新政”時期，這一時期以全國“革命委員會”的陸續建立為標誌，不僅開始全面恢復社會秩序，而且以一種更加激進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國家治理模式。這一新政時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腳醫生”制度等等）不乏積極意義，但是總體看，卻暴露出更多的問題，社會原有的導致“早期文革”爆發的某些矛盾狀況（比如官僚特權、幹群矛盾，等等）不僅沒有被消除，反而進一步激化。同時，“文革新政”自身也開始産生新的矛盾，這些重疊的矛盾累積導致中國的社會主義開始以危機化的狀況呈現出來。當然，在當時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情緒或者社會無意識，儘管這一社會情緒或者社會無意識在80年代獲得了某種“命名”，可是在1976年，卻順利地幫助了國家的某種轉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這一所謂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問題，以供大家討論。

　　第一，階級鬥爭擴大化導致的泛政治化傾向。“文革新政”時期的階級鬥爭特點之一是它的下層化傾向。如果説以往的階級鬥爭對象常常是所謂的“上層”（官僚、高級知識分子等等），以此識別並重新鞏固執政基礎，那麼，以“清理階級隊伍”為核心的運動方式則將鬥爭目標移向下層，這在中共歷史上是少見的。後果之一是造成群眾內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發，人人自危。不僅指向每個人的舊有歷史，同時對“階級異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導致權力的空前膨脹。而所謂“思想罪”、“言論罪”也開始流行，不僅導致群眾逐漸疏離政治，也是後來“公共 / 私人領域”的理論能夠流行的歷史前提之一。我並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討論的是政治究竟應該如何並且以何種方式進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這一泛政治化的激進的國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時期遭遇了種種挑戰，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問題是，在我們討論社會主義的危機化過程中，應該注意一些非意識形態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問題。1949年以後的城市化過程産生了自身的種種問題並要求政治的回應方式，比如：個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漸向慾望化方向發展（由此帶來的計劃經濟的危機）、娛樂（其中包括在同時性中尋求非同時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時尚塑造，等等。我曾經強調社會主義也在生産自己的中産階級（城市市民），那麼這一階層的要求如何潛在地對抗“文革新政”就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三，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是新的技術和媒介的出現。農村問題這裡可以暫時擱置（實際上無法擱置， 70年代中期，縣辦化肥廠的興起、水稻雜交技術的成熟等等，導致糧食産量提高，但是豐産為何不能緩解農村的貧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産到戶？）。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工業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業的興起，化纖産品導致的服裝革命，傳統的艱苦樸素遭遇到什麼樣的技術挑戰，新的審美觀該怎樣回應，等等。生活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可能是重要的，它會要求相應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創新是不夠的。這個問題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視，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領域中的號召力，它的力量就會相應變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現的另一個可能重要的問題（當然是對我個人的專業而言），是審美領域事實上開始疏離政治，個人開始通過非主流的審美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化追求。這裡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中國革命曾經有效地利用了種種審美形式，並成功地將政治情感化和審美化，那麼，在70年代，是什麼原因阻止了政治的這一審美化的轉換過程？如果將審美活動處理成個人的情感領域（施米特語），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當時的政治無法再度進入個人的情感領域，而審美領域的相對獨立實際上推動了80年代的另一種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開始大批量地生産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知識青年，怎麼解釋這一群體的存在和特性？），這一群體和取消高考制度有關，事實上的人才積壓。一方面是新的社會分層（特權、開後門等等），另一方面是強行抹平這一分層現象，從而導致階層間的流動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討論70年代的階層分化，仍然是一個有意思的研究領域（比如經過“早期文革”，官僚階層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進一步加強甚至固化），引申出來的問題則是，什麼是可以容忍的階層差別，以及在這一可容忍的階層差別之間，形成良性的流動，而不是根本的否認，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否認，又恰恰為制度上的分層提供了階層固化的可能。這是一個曾經出現過的歷史的悖論現象。

　　第六，應該承認，“文革新政”仍然處於現代化的進程之中（當然，何種現代化仍然存在衝突），一個問題是，中美關係解凍帶來的思想衝擊，中美、中蘇、中美蘇關係，在這一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中，國家利益被凸現出來，兩個傳統的世界性視野逐漸淡出：國際主義和第三世界。而在這些問題背後，則是對“天下”的倫理承擔。離開這兩個視野，離開對“天下”的倫理承擔，現代化才可能轉化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即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只有通過和發達國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馬語），而這一現代化理論導致的結果則是“內面的人”的建構（檳谷行人語）。

　　第七，在“文革新政”時期，“早期文革”的精神並沒有完全消失（造反、懷疑精神、獨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點之一，是毛澤東和群眾的直接結合，由此導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種迷信狀態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學理論”運動，通過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閱讀，造成的實際的思想結果，其中一點，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被打破，個人開始爭奪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並開始産生對現實的質疑和對未來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這一“異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現出什麼樣的特點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異同（從楊小凱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討論和研究，而這關係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學運動的研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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