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蔡翔《革命／叙述……》指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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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年春季的一天，在饭桌上，一位在我们这里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年轻朋友对我说：“蔡翔出了一本书，歌颂‘十七年文学’，很受学生追捧，你一定要看一看，发表一点看法！”我听出来了，她对这书持否定态度。但我当时未置可否。几天后，我的信箱里，有了蔡翔先生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下面简称《革命》）。我明白，这位年轻朋友怕我不肯去买，买来送我了。这本书，2010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不辜负这位年轻人的好意，去年夏天，我用好几个整天，一字一句地读了这本《革命》，边读，边做些批注。读完之后，的确有许多话想说。但一直找不到空闲来说这想说的话。现在，年刚过完，而新学期尚未开始，趁这空当，把想说的话挑一些说一说，就教于蔡翔先生，也就教于这本书的追捧者。
　　我把所谓“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把话写通的人，另一类是话常常不通的人。这种区分的标准，是纯技术性的，与政治观念、政治派别、政治立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把话写通不容易。所谓能把话写通，当然不意味着绝对不写不通的话，而是说，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明显文理不通之语。至于话常常不通的教授、学者，那可是大有人在，有的还俨然权威。蔡翔先生过去的著述我没有十分留意，至于这本专著《革命》，首先在论述语言上就让我大为失望。文理不通的现象相当严重；整段整段的论述语无伦次，也并不少见。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我对这本《革命》的第一个看法。下面我会举例说明。
　　我对这本《革命》的另一种感觉，是常识性错误很多。写东西时犯点知识性错误，不一定就值得一提。是否值得一提，要看是什么人犯什么错误。如果这种知识，并不是你研究领域的常识，即便错了，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如果是你所研究的那小小领域里的常识，你错了，那别人就有义务向你指出来。蔡翔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博导。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小小的领域，是蔡翔先生赖以为生的地方。这个领域的常识如果有错，那就是值得一提的。
　　这本《革命》的研究方法、论述策略，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绕”。三绕四绕，把一个伪问题绕成真问题；五绕六绕，把一个小问题绕成大问题；七绕八绕，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绕成一个全新的问题，仿佛是自己第一次提出似的。在绕来绕去中，显得高深莫测。这种方法、策略，首创者和集大成者，都不是蔡翔先生。蔡翔先生只是为数不少的仿效者之一，仿效得颇有几分成功。
　　也许有人会说，这本《革命》中的理论、观点，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这问题，要多说几句。我以为，一篇文章，一本书，如果文理常常不通，甚至常常是整段整段地语无伦次，那是不必认真对待它的理论、观点的，它不具备要求别人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这样的五音不全者，没有要求他人将我视作歌唱比赛之对手的权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在理论、观点上，我与蔡翔先生并不具有“平等”地说话的权利。“平等”，这是蔡翔先生最神往的人际状态。“平等”，也是这本《革命》的关键词之一。然而，今天，在关于“平等”这一话题进行对话、争议时，意见双方是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利的。在这本《革命》的“结束语”中，蔡翔先生说，近十年来，有“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大辩论”（第365页），这是并不符合实际的。小小的辩论的确有，但“大辩论”则没有。一方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则只能小心翼翼地、有选择地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辩论离“大”还差得远。这几年，蔡翔先生，还有身份暧昧的李陀先生，都呼唤“让争论浮出水面”。这是一种以非学术的力量为后盾的思想搦战，是很不道义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完全不理会这本《革命》中的理论、观点。我会说一些看起来还能说的话。毕竟，与蔡翔先生进行理论争辩，并不需要有怎样的“本事”。
　　下面举例说明。抄录《革命》中原话时，只注明页码。
　　
二
　　先说文理不通的问题。前面说过，文理不通是一种常见现象，偶有个别句子的不通，也不值得惊讶。但是，如果整段整段的论述语无伦次，而且在一本书中这种整段整段地语无伦次又是常常可见的，那就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了。这本《革命》中个别单句的不通，是大量存在的，我没有很在意这种不通，只是在若干处做了记号，下面聊举几例。
　　例如：“那么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然提出治理模式的挑战”（第8页）。蔡翔先生是想说，要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治理模式，但“提出治理模式的挑战”明显不通。这句话正确的表达是：“那么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然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例如：“终其黑凤一生，也不会认识……中的绝大多数。”（第60页）这句话带点文言的意味，但蔡翔先生并不懂得“其”在这里的功能。正确的说法是，要么“黑凤终其一生”，要么“终黑凤一生”。“终其黑凤一生”，就等于把两个“黑凤”连用。这么简单的句子都出错，或许恰恰说明在写作时的思维混乱。
　　例如：“小说对政治的配合，已经是文学史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惯常的批评模式。”（第89页）虽然是一个单句，但不通却不只一处，接近语无伦次了。蔡翔先生是想说，研究文学史的人，在阐释“这一时期的文学”时，都强调这时期的小说对政治的配合，这已经成为一种研究模式。这意思并不复杂，可却让蔡翔先生说得这么别扭。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小说对政治的配合”成了“批评模式”，就真是主客都不分了。
　　个别句子不通的例子，举不胜举，下面谈及其他问题时再顺便指出一些。我们还是来看看整段话的语无伦次。下面也举些例子。
　　例一：这一叙事上的“多质性”固然有其复杂的构成因素，但同时也可能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中国革命不仅深深地根植在乡村之中，因此对乡土理想常取一种尊重或妥协的姿态。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质（比如，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尽管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权力诉求，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诉求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想象。因此……（第27-28页）这段话很长，我不能全抄，已经抄录的部分，就很说明问题。这一番话中，“不仅”、“因此”、“同时”、“由于”、“尽管”、“但”、“也”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前面那个还立足未稳，后面的就上来要把它挤走。刚刚以为语意要转折了，却又掉头回来了；刚刚以为语意要回来了，却又原地不动了；刚刚以为语意要原地不动了，却又急转直下了。这样地语无伦次，我认为不完全是语文水平的问题，更显示了写作时思维的“手忙脚乱”，也显示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这番话中还涉及一个知识性问题。这本《革命》中所谓的“中国革命”，特指中共领导的革命。用“民族革命／阶级革命”来表示中共革命的阶段性，就并不准确。这里的“民族革命”如果指推翻满清的革命，那与中共无关。当然，也可理解成抗日战争，那顺序就应该是“阶级革命／民族革命”。不过，这也同样有问题。在“民族革命”之后，中共又搞起了“阶级革命”，甚至在“民族革命”的同时，“阶级革命”也并没有停止，所谓“阶段性”并不分明。
　　例二：如果说，《林海雪原》还残留着古代侠义小说的痕迹，因此，在叙事中不可避免地会突出英雄，并无意识地流露出对群众的轻视。可是，在其他作品中，我们却同样看到了类似的人物关系的配置，比如《山乡巨变》。（第92页）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对虚词的运用，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语文水平，而蔡翔先生总是把虚词用得一塌糊涂。这段话中，“如果说”、“因此”、“可是”的连用，让语意十分混乱。既然用了“如果说”，后面一定要有“那么”，不然话就只说了一半。当我们读到“如果说”，就像是深夜里听到楼上人脱下了一只鞋子，我们等着另一只鞋子的扔下，可等到天亮也没等到。
　　例三：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围绕“集体劳动”的辩论乃是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核心的思想冲突之一，这一冲突导致了1980年代这一“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终结，并经由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而在文学叙述上，则是所谓“现实主义”的激烈论战。（第256页）这也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表达的意思让人难以捉摸。“围绕‘集体劳动’的辩论”如何成为“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核心的思想冲突”？既然1980年代初，这一“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就“终结”了，那此后近三十年的“当代文学”，怎么还让这种“思想冲突”来“贯穿”？更滑稽的是，“集体劳动”这种生产方式在1980年代的“终结”，难道是由“文学”中的“思想冲突”所导致的？莫非蔡翔先生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那18个农民，是因为读了某篇小说，才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土地秘密分了？莫非蔡翔先生认为，是当时的一场文学辩论，让最高决策层做出在全国范围内终结“集体劳动”的决策？“并经由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改革”———“经由”总要有一个主体，是什么东西完成了这样一种“经由”？从前文看，是“思想冲突”，“思想冲突”是“经由”的主语。原来，“文学”中的“思想冲突”先是在“乡村”使得“集体劳动”终结，然后再“经由”乡村导致了全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这是否有点像醉语梦呓？“而在文学叙述上，则是所谓‘现实主义’的激烈论战”，这话也不通，少了一个介词。蔡翔先生要么把副词用得太滥，让一连串的副词把语意搅成浑水一团，要么，把副词用得很吝啬，该用的地方也不肯用。这最后一句，“现实主义”前面，应该有一个介词“关于”。当然，问题仍然存在：“文学叙述上”是“激烈论战”，这是什么意思？
　　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例子，就举这些。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三
　　这本《革命》中，知识性错误，也是时常见到的。在谈论知识性错误之前，我想指出这本《革命》中一件不妨视作是纯技术性问题的怪事。第337-338页：“1940年4月第6期的《共产党人》发表了谢觉哉的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这一政治社会显然并不等同于查特吉基于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这是一个长长的自然段，省略号是我加的，总共有36行。而这36行，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372-373页。学术专著中，个别句子的重复，是很正常的。但这样一种长达数十行、一千几百字的原原本本的重复，却是令人瞠目的。当然，重复出现的地方，是《结束语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部分。在想要谈论这“危机”和“努力”时，如此重复前面章节中的话，是否说明，关于这“危机”和“努力”，蔡翔先生其实没有多少话可说？
　　现在我们来看看《革命》中的知识性错误。仍然只能聊举数例。
　　例一，关于“暴力”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如同其他所有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总是会程度不等地伴随着血腥和暴力。我想，没有谁会赞美“暴力”，问题只在于，如何研究这样一种“暴力”。（第8页）
　　“中国革命……程度不等地……”其实不通，是一个病句，不做分析了。我要反驳的是“没有谁会赞美‘暴力’”这一论断。一个人文学者做出这样的论断，是没法让人不惊讶的。古往今来，多少流氓恶棍，多少英雄豪杰，都“赞美”过“暴力”。《水浒传》不就是一曲暴力的颂歌吗？“爷爷生在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这不是阮小七们天天挂在嘴上唱着的吗？“文革”中的“红卫兵”，不就是唱着“你不打他就不倒”一类暴力赞歌而对老人动拳、对老师动脚吗？如果真如蔡翔先生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人赞美暴力，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中，都决不会有那样多的苦难、血腥。至于并不“伴随血腥和暴力”的“革命”，的确是可能的，现实中已经发生过，蔡翔先生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例二，关于“比喻”、“隐喻”在我的叙述框架中，“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第4页）实际上，我的叙述重点并不完全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之后”……当然，这也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第10页）如果我们将“统一战线”处理成一个隐喻，那么这个隐喻实际包含的可能就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某种“妥协”……（第11页）上面举了三个例句。在这本《革命》中，蔡翔先生将一大堆名词、术语、概念用得随意而混乱，让人时常生出扑朔迷离之感。这里对“比喻”、“隐喻”这两个语言学常用术语的运用，就颇为莫名其妙。所谓“比喻”，一定要有两种东西同时出现，其中一种东西被用来说明、解释、描绘另一种东西，也即要有本体和喻体。当“革命中国”和“革命之后”只是一个“比喻”时，我们就要问：本体是什么？喻体是什么？“革命中国”和“革命之后”是本体还是喻体？如果是本体，喻体何在？如果是喻体，本体在哪？换句话说：您把什么比喻成什么？在《革命》中，这并不是只言片语的错误问题，否则我就是在小题大做。“革命中国”、“革命之后”，是《革命》这本书的关键词，是蔡翔先生亲切地凝视、轻柔地抚摸、深情地研究的对象。如果这个对象并不是一个实体，如果这个对象不过是一种幻影，或干脆是一种幻觉，那让我们如何理解您那些言之凿凿的论述？把“统一战线”说成是“隐喻”，也是匪夷所思的。这里同样有本体和喻体的问题。在您的心目中，“统一战线”是本体还是喻体？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为《共产党人》写发刊词，其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后来，“三大法宝”成为“政治常识”，出现在各种学习材料和政治考试中。居于中共三大法宝之首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实在的东西，在您哪里，怎么就成了一个“隐喻”？
　　例三，关于“社会主义”我同时愿意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即“革命之后”）进行一种空间化的处理，即把它解释为一个“场域”……在一种悲观的甚至是宿命的意义上，也许，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一国”之内的胜利，可能已经决定了相关激进的社会实践的失败。当然，暂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失败。（第12-13页）
　　先说一下，省略号后面的话其实不通，用了“也许”，就不能再用“可能”。这种单句的不通，太多了，不能细究。蔡翔先生是想说，20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一国”取得了胜利，因而其“失败”也是不难理解的。这种观点，后面又数次出现。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理解错了。反复领会，觉得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这让我困惑不已。难道蔡翔先生从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叫“苏联”？难道苏联不曾经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后面跟着一串小弟弟，其中一个叫“中国”？如果蔡翔先生认为，当初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些国家，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等，都不是“真”的社会主义，只有1980年代以前三十年间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我就不知蔡翔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了。我更愿相信蔡翔先生别有深意，但并没有把这深意说清楚。
　　例四，关于鲁迅……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地方”或由“地方”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比如宗教、迷信、政治结构乃至生产方式，等等）往往会被视之为实现现代化的空间障碍。这种心态，在鲁迅的早期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或者《祝福》中，多少都有所流露。（第24页）“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一被《青春之歌》反复引用的茅盾名言，显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某种写作特征……（第156页）以上两例，都与鲁迅有关。先说《狂人日记》和《祝福》。蔡翔先生称这两篇为鲁迅的“早期小说”，让人生出怪异之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鲁迅研究界，从来未闻“鲁迅早期小说”这种说法。谈到鲁迅小说，约定俗成，就指《呐喊》和《彷徨》，晚年出版的《故事新编》，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看待。《革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术专著，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家。关于鲁迅，也早已形成一系列共识，这是谈论鲁迅的前提。鲁迅研究界并未对鲁迅小说做早晚期之分，没有说明、解释，突然出现“鲁迅的早期小说”，别人就一时不知你指的是什么。此其一。其二，说这两篇小说表达了对“地方性知识”的批判，也太牵强。如果硬要把《祝福》往“地方”上靠，还能勉强自圆其说。但《狂人日记》是无论如何也与“地方性知识”靠不上的。
　　再说所谓“茅盾名言”。1935年3月出版的《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刊登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论莫洛亚及其他》一文（黎烈文译，原文标题是《最后的拜占庭人》）。爱伦堡文章中，有“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之语。《译文》出版的同月，鲁迅为田军（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其中三次引用了爱伦堡的这句话，遂使此语广为流传。到了《青春之歌》中，这句话衍变成“一边是神圣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所以，这句话版权属于爱伦堡，流播之功则归于鲁迅，与茅盾没有关系。其实，只要对茅盾有基本的了解，就知道这种话不可能是他说的。那么温谦、明智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激烈的话？
　　
四
　　既然有青年学生追捧这本《革命》，为了对他们负责，书中的知识性错误应该多谈一点。再举几例。
　　例五，“民族主义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与注释问题
　　……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是这一混乱不堪的官方民族主义文学即遭到鲁迅和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同时这一斗争也始终贯穿在左翼文学内部，比如“国防文学”和“人民大众的战争文学”的冲突，即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第31页）蔡翔先生对“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的注释是：“旷新年：《民族主义、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上海文论》2007年第2期。”
　　“提倡……运动”属文理不通，顺便指出。这一番话，问题也很严重。
　　其一，国民党官方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瞿秋白等对之抨击、讽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常识的问题，任何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要写到这问题，本可以不做注释。如果要做，也应该注出鲁迅、瞿秋白的原文。可蔡翔先生的知识来源，却是旷新年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这也就意味着，在读旷新年文章前，蔡翔先生并不知道此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博导，这实在说不过去。说到注释，这本《革命》问题是很多的。第32页，引用了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如此名文，本也可不做注释，要做，就应该注出较为正经的出处，但蔡翔先生做的注是：“收入钱伯诚主编《古文观止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也是很不“规范”的。
　　其二，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与之相对，鲁迅等人提出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蔡翔先生所谓的“人民大众的战争文学”，是他的杜撰。这当然也是现代文学的常识。既然不知道，就应该查一下。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出错？
　　例六，关于《红灯记》：……李杨显然注意到了《红灯记》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模型：“构成这一‘家庭’的基本关系其实根本不是现实的血缘与亲缘关系，而是抽象的‘阶级’关系，三位主人公并非世俗的母子和父女，而是革命的‘战友’……”，而“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革命的时代，建立在血缘、亲缘之上的‘骨肉情’成了‘抽象’的概念，而‘阶级情’变成了具体的感受，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这一结构模式的出现，说明了“在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京剧《红灯记》这样的作品中，‘阶级’本质已经被建构起来，它不再需要借助于亲情与爱情的力量，相反，亲情与爱情都成了‘阶级情’的他者，成为了革命的对象。由此可见革命的迅猛发展导致的自我革命的力量”。但是，在《红灯记》中，“除了‘阶级认同’与‘血缘认同’的对立，还凸现着另一种更高意义的现代性对立，那就是‘阶级认同’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超越”。应该说，李杨的这一观察和叙述还是非常准确的。（第71页）蔡翔先生对引文所做注释是：“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235-240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在这里也只能简略说说。
　　首先，李杨先生对《红灯记》的评说并不新鲜。从这本《革命》看，蔡翔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并不熟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也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就是对“十七年文学”，也只是作品读得较多，至于这期间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也不是很清楚的。这些因素，使得蔡翔先生的学术判断常常失误。蔡翔先生认为的“杰出论文”，或许不过是当初报纸上频频出现的言论。李杨先生对《红灯记》的解读，被蔡翔先生认为“非常准确”，但这也是《红灯记》研究中的老生常谈。在“样板戏”中，《红灯记》是首先走红的。公演后，吹捧之文如潮，歌颂之声震天。而有些人也正是从“阶级情”与“骨肉情”、“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角度赞美该剧的。以郭小川为例。在《戏剧报》1965年第6期上，郭小川发表了万字长文《〈红灯记〉与文化革命》，文章主要是歌颂《红灯记》中“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阶级斗争”对“民族斗争”的超越。郭小川说：“这个戏，表现的虽是民族斗争，但也只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它、反映它，才能把握住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改编演出的同志倾注全力描写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这一家人，并不是血统构成的一家，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姓陈，只因为共同的阶级命运和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为一家，这一家三代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是无产阶级的深情厚谊，绝不是封建传统中的‘纲常伦理’或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母子之爱’所可比拟的。”郭小川进而强调：“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握住人物的阶级性，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就会犯‘人性论’的错误，就不可能描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我之所以介绍郭小川的观点，是因为他很著名，其实他的观点还不算典型。再举些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刘厚生在《略评〈红灯记〉》一文中说：“《红灯记》的情节是一场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斗争。但是如果单纯突出这一点，李玉和和他的母亲、女儿很可能只给人一个民族英雄的印象。然而现在我们却感到李玉和一家三代同鸠山之间，不止是民族矛盾，根本上更是阶级矛盾……他们不止是民族英雄，而且是阶级战士。”这意味着，在那时候，单纯的“民族英雄”已经没有什么价值。鸠山不仅是侵略者，更是“阶级敌人”，而李玉和一家与鸠山的矛盾，更应该是阶级矛盾。———“民族”就这样被超越了。
　　蔡翔先生引用的李杨先生那段话中，说“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也有商榷的余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十分复杂的。如果说，把“亲情”、“骨肉情”置于价值系统的顶端是一种传统，那么，把“江湖情”、把“江湖兄弟”的情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同样是一种传统。而后来的“阶级情”，其实就是“江湖情”的变种。民国学者萨孟武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过论述。萨孟武指出，在中国古代，绅士阶级和流氓阶级（游民阶级）的伦理观念是不同的。绅士阶级的道德观念是“忠孝”。“忠”指对国家、对君王而言；“孝”则是指对父母而言。“孝”又必然带出“悌”，带出对所有骨肉亲人的爱。所以，重视“亲情”，将“骨肉情”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本来只是“绅士阶级”的价值取向。而流氓阶级、或者说游民阶级的最高道德，是“义”。“义”，就是对血缘关系以外的人而言了。骨肉兄弟之间的情谊，不能用“义”来说明，只有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江湖兄弟”、“异姓兄弟”之间，才谈得到“义”。萨孟武说：“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重友而不重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这些“江湖好汉”，对在江湖上结识的“兄弟”，那是绝对讲义气的，为“兄弟”两胁插刀，毫不含糊。对骨肉亲人淡漠而与江湖兄弟情深似海，也是一种强大的传统。所以，“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表现的“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与其说是颠覆了某种传统，毋宁说是继承了某种传统。
五
　　《红灯记》一例，占的篇幅太多了，以致类似的错误之例不能再多举。下面举几个“绕”的例子。“绕”，是这本《革命》的基本写作方式。把老问题“绕”成新问题，把假问题“绕”成真问题；把小问题“绕”成大问题，基本如此。这种“绕”，往往也伴随着知识性错误，或者也可归入知识性错误之列。
　　例一，风景与场景
　　《革命》第一章，是《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第一章第一节，是：“‘地方’风景的叙述以及‘风景’再建的困惑”，是借助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理论，从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角度，谈论“国家”与“地方”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以为，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这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大问题。但蔡翔先生却要把它绕成一个既真且大的问题。绕来绕去，终于把“风景”与“场景”混为一谈。
　　下面关于“时间”的论述，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绕”的方法，不能不多抄录一点：
　　……我们怎样解释，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乡土社会，仍然普遍保留着另一种“日历”（时间观念），即所谓的“农历”（阴历）。这一“日历”方式，曾经统一了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只有到了现代，“农历”才退出“国家”时间，但却通过“地方”（乡村）这一空间形式获得另一种延续的可能，并在实际生活中，组织“地方”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尽管这一传统的“时间”经常会受到现代的“时间”的挑战，比如，在王汶石的《黑凤》中，黑凤就嘲笑她二叔：“惯于按照立春、惊蛰、芒种、白露等等四时八节的顺序，平平静静地做庄稼。”但是，这一传统的“时间”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时间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起源（出生时间），而且经常被用来组织乡村的社区生活，比如集市。而在“国家”（现代）和“地方”（传统）时间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个人”（自然）时间。可能因为乡村生活中钟表的普遍匮乏，人们仍然普遍地以“太阳／月亮”的自然升落来组织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在这时期的小说中，我们能经常接触到“晌午”、“傍晚”这一类的自然时间的概念。在一种粗略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人们用“国家”（现代）时间来组织自己的政治或者公众生活；用“地方”（传统）时间来组织自己的劳动或者日常生活；用“自然”（个人）时间来组织自己的家庭或者私人生活。这一时间的并置现象，或许可以表征“地方”或者“传统”的形式保留，也或许可以表征中国的乡土社会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现代生活。
　　这一时间的并置，固然妥协性地组织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生活形态，但是并不能消除时间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我们尚不能在1949-1966年的小说中，读到有关这一时间现象的更为深刻的叙述，但是，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则是“国家”（现代）时间进入乃至改造“地方”（传统）和“个人”（自然）时间的企图，而这一进入或者改造，通常又都以空间的形式展开。（第60-61页）上面所引蔡翔原文中，有两处注释。在“这一传统的‘时间’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处，注释道：“颇有意味的是，1949年以后，在乡土社会中，‘农历’只作用于月和日的计算，比如初一、十五等等，而‘年’的计算方式，一般都采用‘公历’（阳历）。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甚至几乎没有见到农民说甲子年或者丁亥年的。一种解释也即是，农民已经习惯于将‘年’纳入‘国家’（现代）时间，而将‘月／日’纳入‘地方’（传统）时间，并以此分别组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在“比如集市”处的注释是：“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地的集市即是用‘农历’计算，比如逢一逢五是小集，逢十则是大集，而每年的三月初三则是县里的‘骡马大会’，等等。”
　　这里对1949年后乡土社会中所谓“时间并置”的论述，正是把一个伪问题“绕”成一个真问题。所谓“时间并置”，并不是一种具有“学术含量”的现象，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形态”也一点儿都不“复杂”。首先要明白的是，这种现象并非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乡村所独有。公元纪年（又称西元纪年）本是基督教的纪年法，现在则成为国际社会通用的纪年方式，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只要与国际社会发生接触，就不能完全排斥公元纪年。但是，那些非基督教国家、地区、民族，又自有自身传统的纪年方式，这种传统的纪年方式一般也不会因为公元纪年的出现而被彻底抛弃，而是与公元纪年共存着，被“并置”地使用着。在学理的意义，这实在与“国家／地方”、“现代／传统”没有多少关系。如果说，只要保留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意味着没有“纯粹”的现代生活，那台北、香港的“现代生活”也一直不“纯粹”。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明治以后的日本小说中，当然也会有多种时间出现。如果说只要保留了传统的时间观念，生活就不够现代，那东京也一直没有“纯粹”的现代生活。
　　说1949年后的农民不再说“甲子”、“辛亥”，是非常缺乏常识的表现。干支纪年中对于“年”的称谓，是一种高雅、庄重的表达方式，就是在古代，也只是某一些人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它从来不是下层人民用来确认“年度”的方式。在古代，对“年度”的确认，通常采用帝王纪年，这是官方与民间都如此的。在日常生活中单独用干支表明“年度”，自古就很少见，匹夫匹妇则从来不会这样做。蔡翔先生说1949年以后的农民不再用干支确认“年度”，表明了农民将“年”“纳入了国家（现代）时间”，是很滑稽的说法。在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确认年度，已经形成习惯，即便底层农民亦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某些偏远地区，民国纪年的残留，仍然能在一些农民的嘴上听到。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民国纪年既然是国家法定的纪年方式，那也就与古代的帝王纪年无异。同样，1949年以后，既然法定的纪年方式是公元纪年，那百姓们自然也就以此种方式指称年份，这也与古代的帝王纪年无异。对于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以何种方式确认年份，是并不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确认月与日，因为月与日与自己的生活安排，与农业耕作，关系极其密切。蔡翔先生在安徽农村“插队”四年，我则生长于安徽农村。我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所谓“阳历”（公元纪年）对于农民，是一种十分外在的东西。蔡翔先生说，那时候的农民用“阳历”来“组织自己的政治生活”，这里的“组织”一词十分不当。那时的农民，决不会主动“组织”什么“政治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都是被“组织”的。“国家”按照“阳历”“组织”着农民的“政治生活”，农民只不过是一种被动地应付。至于农民在组织、安排自己的生活时，是完全依据所谓“阴历”的。那时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晌午”、“傍晚”一类“自然时间”，这也成了一个“问题”，蔡翔先生对其原因的解释是“钟表的普遍匮乏”。然而，难道今天的小说，难道今天写城市生活的小说，里面没有大量的“上午”、“中午”、“晚上”一类“自然时间”？难道钟表不再匮乏以后，小说叙述就一定都要依据“钟表时间”？“他6点整起床”、“她17：30到了菜场”、“他与她22：15分手”……难道人腕一表后，小说就都应该这样写？难道钟表普及后，所有的小说都要写成侦探小说？
　　
六
　　“绕”的例子，再举几个。
　　例二，关于“动员”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献中，“动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同时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构成了“动员——改造”的小说叙事结构。一个政治概念，如此大面积地进入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固然可以据此说明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互动的纠缠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动员”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止是政治生活，19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还开始向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移动，并且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组织形态。（第73页）
　　这是第二章《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开场白，下面整整一章，就是围绕“动员”这一所谓的“概念”绕来绕去。
　　现代汉语中的“动员”一词，原本是一个日文词。“动员”首先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才在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和“革命之后”，演变成政治术语和日常用语。这样的例子很多。而政治用语进入“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十分普遍的，“动员”决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期间的文学，是高度政治化的，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附庸，有大量的政治术语、政治概念进入文学，是正常不过的事。
　　“动员”作为一个军事术语在中国社会流行，始于抗战。国民政府决定全民抗战后，对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动员”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动员”一语频频出现在各种文章、演讲中。蔡翔先生说，“动员”这一用语是1950年以后才进入文学、进入日常生活，才向“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移动”，这是并不准确的。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军队里，在延安和中共各敌后根据地，“动员”就向各方面渗透了。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就写到了在中共的冀中根据地，“动员”一词是如何流行的。当取灯（小说人物）要当脱产干部时，时令问她：“你要脱产了，怎么就想不到‘动员’我一样东西？……”而“取灯对时令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她隐约听说，八路军时兴互相动员东西：一顶军帽，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条皮带，甚至手枪、子弹。互相动员东西是八路军革命情意的互相表达，但取灯还不曾想到从时令身上动员东西。也许，‘动员’是抗日队伍里的一种时尚，你懂得了‘动员’，便是真正的脱产干部了。”《笨花》虽然是小说，但这里却是在写实。
　　例三，“盖棉袍”与“吮疽”
　　在《革命》第二章第三节“干部”中，蔡翔先生从小说《战斗的青春》中一个细节入手，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战斗的青春》中，有区小队野外宿营时，几个“干部”为睡着了的士兵盖棉袍的细节。蔡翔先生说：“‘盖棉袍’这一细节似乎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相似的细节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历史文献中”。蔡翔先生以毛泽东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一条规定为例：“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办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蔡翔先生把会议决议案中的条文说成是“细节”，属用词不当。这也不能细究。蔡翔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从政治想象到制度实践，再到小说虚构，这一细节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文学隐喻（引按又是“隐喻”）。当然，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细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一细节蕴含着的，是对干部，也即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管理者的某种想象。（第99-100页）这样的结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爱兵如子”，是中国传统的治军之道。不仅中国，哪个国家、民族，恐怕都有这种传统。要想让士兵死心塌地地为你效力，要想让士兵对你心怀感激从而在战场上报答你，你就要平时对他们好，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们。“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外国我不太了解。
　　但我知道，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细节”举不胜举。这里只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吴起的一个“细节”：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为哭？”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的这种“取得群众”的伎俩，先秦时的一个民妇都能看穿，今天的蔡翔先生难道真看不明白？先秦就有的这种“爱兵如子”的传统，后来代代相传。现代将帅里，冯玉祥是把这种传统继承得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古已有之的东西，怎么到了蔡翔先生的话语体系里，就成了“新型”的什么“想象”呢？怎么任何陈腐、肮脏、邪恶、残暴的东西，一被贴上某种政治标签，就变得新鲜、圣洁、正当、仁善，并且放射着耀眼的“现代性”呢？
　　例四，关于“工分”问题当然，原因并不仅于此，比如说，我们怎样看待“工分”问题。“工分”使得分配形式抽象化，但是这一抽象化并不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只是一种有待年终实物（粮食）兑现的数字化结算模式。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数字化的管理方式的介入，才真正导致了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并使得“深埋”的记忆有可能复活并被反复生产。（第262页）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说的也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人民公社”时代，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民出工每日由生产队记“工分”。但粮食兑现并不总是等到年终。什么粮食收上来了，就分配什么粮食。小麦收获了，分小麦；水稻收获了，分水稻；红薯收获了，分红薯，现收现分，这怎么是“数字化结算模式”？
　　类似于记“工分”的“数字化方式”，也并不绝对新鲜。这只是集体化劳动的一种计酬方式。把这种表面的、枝节的问题说成是导致“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的原因，真让人难以思议。集体化劳动，实际上就已经把每一个具体的农民与土地分离了。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总体上仍然依存于土地，但具体到每一个农民，土地又是外在于自身、与自身没有多少关系的。每一个具体的农民，都失去了对土地的监护权，用文学化的说法，失去了对土地的“疼爱权”、“抚养权”。种田高手，总是年岁较大的老农。而那时候的队长，却又总是根正苗红的年轻人。这些队长，自己没经验，一般也不屑于向老人讨教。全队的人，都听队长的号令，怎么可能不与土地“情感疏离”？当然，导致这种“情感疏离”的根本原因，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那种以结果平等为目的的分配原则。只要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哪怕每天实物兑现一次，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也必然会“疏离”，这个道理简单至极。
　　
七
　　这篇“杂论”，真是又杂又长了。但还有些话想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里，上海滩上，冒出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所谓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高瞻远瞩，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尽收眼底；他们纵横捭阖，子曰诗云、声光化电，无所不论。……其中有的人，是我过去很熟悉的，可谓知根知底。看到他们一夜之间膨化成这样，我往往目瞪口呆。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
　　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应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种对外国理论生搬硬套的研究方式。面对文学作品，他们并不能独立地发表见解，并不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他们必须先找到一种外在的理论，然后用当代文学作品去套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是文学的，但常常是非文学的。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人类学理论、哲学理论，甚至经济学理论，都能成为他们研究当代文学的工具。这些理论都是外来的，都是翻译过来并且时髦一时。他们永远依赖时髦的外来理论、概念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八十年代的文章，一定与八十年代的时髦理论相对应；他们九十年代的文章，一定套用的是九十年代的时髦话语。他们以后会写出怎样的文章，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这取决于以后有怎样的理论被翻译过来并且时髦。
　　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我读蔡翔先生这本《革命》时想到的，那说明蔡翔先生与两方面都有点关系，虽然在这两方面，蔡翔先生都不能说是典型代表。《革命》就兼具这两方面的特征。《革命》以“十七年文学”为研究对象，但谈论的远不只是文学问题。《革命》的“结束语”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可谓卒章显其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危机”、“克服危机”，这是何等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一个一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忽然就有资格一本正经地谈论起这个问题，这当然就使自己成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派”的一员了。然而，把前面章节中的36行、一千几百个字，在“结束语”中原原本本地再说一遍，又分明让人感到论述这个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当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在登高能赋、手挥目送的同时，是病句连篇，是语无伦次，是漏洞百出，是概念混乱，是常识性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一种特色，也为《革命》所具有。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著作，对时髦理论的套用，也是《革命》的特征，对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照虎画猫，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现代性”这个概念。“现代性”这个概念在蔡翔先生那里，成了法力无边的东西。其实，当人们想要用“现代性”来解释一切问题时，它就什么问题也解释不了。在中国的学术界，“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概念，它像一块肮脏的抹布，好像什么地方都可用它来擦拭，但它又只能把什么地方都越擦越脏。
　　一一指出我所认为的这本《革命》的乖舛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数倍于原书的篇幅。但是，书中的“革命中国”这个概念，我还想再谈一谈。书中这样界定了这个“概念”：在我的叙述框架中，“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使用这一说法，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必要的边界，尽管，这一边界在许多时候或者许多地方都会显得模糊不清。所谓“传统中国”，我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第4页）“革命中国”是蔡翔先生为写作《革命》而特意创造的一个概念。上面的这番话中，连用几个“比喻”。这种对一个语言学常用术语的随意使用，怎么能把一个自创的概念界定清楚？而“整个20世纪”的说法，也让人猜不透究竟有怎样的微言大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过了五分之一，才在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此前的20年，可不是寻常的20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两大事件就不说了。“光复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成立，“三民主义”的提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国民党的成立，袁世凯的复辟，护法运动，南北议和，军阀混战……可都发生在这20年。如此波谲云诡也波澜壮阔的20年，蔡翔先生以什么理由将其一笔勾销，或者说，以什么名义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之下的“革命中国”中去？
　　1949年以后，被蔡翔先生命名为“革命之后”，因此，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存在于1949年以前。在蔡翔先生看来，1949年前，有着两个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是“革命中国”，那么，另外就有一个作为“革命中国”之“革命”对象的中国，那只能称之为“反革命中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和“反革命”原本都是国民党的政治用语，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一直认为中共是“反革命”的。为了不至于引起混乱，我觉得，应将“革命中国”换一种说法，命名为“共产中国”。
　　当然，名目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的是怎样去理解、把握、捉摸蔡翔先生所定义的这个“革命中国”。其实，我很体谅蔡翔先生将这“革命中国”说成是一个“比喻”的苦衷。因为这个“革命中国”，是虚虚实实、真真幻幻，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中共党史，或者说中共革命史。
　　中共党史的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27年。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十几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余名党员。至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30多名代表，代表全国420名党员。这一年成绩稍为好一些，比上一年多发展了数十人。1921年至1923年，是中共党史第一阶段的前期。实际上，中共一成立，列宁和共产国际就将让中共融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一起进行蔡翔先生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桂林拜访孙中山，在桂林盘桓了九天，与孙中山三次长谈。在马林与孙中山谈话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做出了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领导下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的决定。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中共成立刚刚一年、全国党员不到两百人的时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问题，马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大多数委员对共产国际的命令不能理解，会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少数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这一点应该再强调一下：1922年的时候，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就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7月，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到中国。越飞与孙中山谈得更投机。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共同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的内容，值得关心“革命中国”的人注意一下。“宣言”共四条，第一条就强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在决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同时，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请求苏联派得力人员来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苏联当然很乐意“承包”这一政治工程。1923年9月，鲍罗廷受命来到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对鲍罗廷十分信任。鲍罗廷的正式身份是“顾问”，并且有一个顾问团。鲍罗廷名曰“帮助”孙中山“整党”，实际上大权独揽，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在改造国民党。在鲍罗廷来华前的192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了广州。鲍罗廷到广州后，主持国民党的改组，同时当然成了共产党的太上皇。如果说，鲍罗廷这时候是在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改造”已有暮气的国民党，那他同时又在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在塑造新生的共产党。国共两党，实际上都为鲍罗廷所掌控。鲍罗廷左手捏着共产党、右手握着国民党，改造着、塑造着，有时又将双手合拢，揉面一般将两党合在一起搓揉着。
　　按照蔡翔先生的说法，国民党代表的是“现代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革命中国”。然而，国共“合作”期间的两个中国如何进行确认？如何把共产党的“革命中国”从国民党的“现代中国”上剥离下来？
　　
八
　　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是真幻难辨的。借用蔡翔先生十分喜爱的“想象”一词，这个“革命中国”只能在“想象”中存在，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当然，我的“想象”与蔡翔先生也一定不同，因为想象的资源不同。至于被蔡翔先生作为“革命中国”之对立面的“现代中国”，也是子虚乌有的。
　　“百科全书”式的宏论可以休矣。语无伦次、绕来绕去和生吞活剥式的文学研究可以休矣。依据某些不可靠的“知识”对中国现代史说三道四，可以休矣。


《文学报》2012-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