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

tuffy05

“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
萧喜东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事件。不过这也是本文和主流文革史
学所能同意的唯一一点。对文革这一重大复杂事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官方
文革史学和大部分国内、海外文革文献都作了一个极端概念化、简单化的回答。这
类概念化、简单化地评价文革的作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不如说
是有意压制历史的丰富信息、掩盖历史的主流，如同把一颗根深叶茂的历史大树，
削砍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树杈。在这种霸权语言的支配下，会发生这
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使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把那些“十年浩劫”之类的
空洞词句倒背如流。公众对文革的历史知道得越来越少，对文革的成见却越来越深
。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无所了解的人，也能对文革大加议论一番，还会议论得
“很深刻”、“很有道理”，拿来和那些官方权威的讲法相比，也一定八九不离十
。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国民党在台湾几十年中对共产党的宣传，一概用“青面獠牙
、无恶不作”以蔽之，以致使很多从未接触过共产党的台湾人，对共产党的那些“
专制暴政”也能说的头头是道。而在大陆官方观点赞助下形成的、以“伤痕文学”
为中心的控诉文革话语之下，人们对文革的态度不正有些类似吗？

　　对“文革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这种语言用“全面内战、全面动乱”来
一笔勾销，进而很是方便地将一切黑暗的、丑恶的东西，都塞给文革，文革这个替
罪羊和黑箱也被撑大到了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不知不觉中，“什么是文革？”
的答案也被偷换了。和“文革是什么？”这一问题相比，“什么是文革？”，或者
说，“文革是指什么？”这一问题，更少有人提出质询和争议。正说明在这个问题
上，带着强大惯性的正统语言能够横行霸道，却不为人们所知觉。不少读者读到这
里，也许会说，这还成为问题吗？文革不是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间的十年动
乱吗？本文的主要论点就是：作为真正史无前例的事件——文革运动，发生在一九
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这两年间。将文革错误地定义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
六年的十年，是出于政治操纵的目的，从片面的角度对历史的改写。

　　这里牵涉到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历史中的人一方面创造历史，同时另一方面对
自身历史进行解说，而这两方面又互相交错干涉、互相制约推动的错综复杂过程。
毫无疑问，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政治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操纵与反操纵。这里
，笔者无意将“两年文革”的定义说成是比“十年文革”的定义更客观、更合理—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存在一个客观中立的“真实”定义；这里只不过想说明，从历
史舞台上另一派别、另一种角色的观点出发，从官方史学所维护的利益集团的反面
出发，就会面对一个多么不同的文革历史。

　　　　　　　　　　　　　　　文革的起点和终点

　　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文革的起始和终止历程。大多数文革史学将它的起源
上溯到反右、大跃进，更有人将它和延安整风甚至瑞金时代的肃反相联系。这些也
许都有道理，但无限往回搜寻起因的方法，又会产生其它的问题和疑问；文革毕竟
是一场前所未有、具有独特的自身内在逻辑的事件。文革在很多方面和反右、大跃
进大异其趣，将另撰文论述。文革最直接的导因，一般都从一九六五年底开展的文
化批评算起，而一九六六年的《二月提纲》则是第一个正式的文革文件。三个月后
的《五一六通知》，否定了《二月提纲》所规定的文革运动的模式，提出了党内激
进派的文革纲领，发起对“黑线专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全面攻击
。然而纲领在实际执行上，被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所操纵，执行了五十多天的形“左
”实右的路线。一九六六年八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的发表开始，才
真正进入了文革所特有的运作方式，即党的组织对群众运动失去了控制，四大武器
被群众所全面运用，党组织之外的群众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全国。

　　再来看文革的终点。六八年八月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群众运动嘎然而止
，以本文观点，是文革运动的终点。一个月以后，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以
在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革委会，标志着建立新政权机构的过程的结束
。之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在很多地区又恢复到了类似六六
年“五十多天资反线”的恐怖时代。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对文革进行了
系统的总结，宣布文革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今后的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阶
段”。很多早期的文革史著以此刻作为文革的终点。七二年的林彪事件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转折点。作为文革收尾工作的“斗批改”运动至此不了了之。复员、复旧、
复出的潮流，也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蔓延。自然，党内激进派和务实派的斗争一
直在继续；毛泽东也一直在伺机再一次发动群众。从七二年到七六年的形势发展，
包括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国民经济整顿、反击右倾翻案等，就是这个斗争的反映
。然而斗争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对待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能否对文革翻案
的问题上展开的。七六年发生了十月政变。本文在否定“十年文革”说的同时，毫
不否认十月事件的重大意义。与其说它为一九六六年起的阶段打下句号，不如说是
一九四九年以来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九七七年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共十
一大一方面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又另一方面宣告“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文
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是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提出“十一年”
文革的说法，它明显带着为了政治目的对历史解说的任意操纵：出于对“继往开来
”建立威信的需要，一方面要以维护文革的合法性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号，另一方面
又急于将“抓纲治国”的新局面和以前激进派与务实派斗争胶着时期区别开来，才
需要多此一举地亲手“胜利结束”文革，也才有了这个独出心裁的“十一年文革”
的说法。过了短短四年，新的当局又出于新的政治需要，再一次修改了历史：八一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历时十年。其中微妙且具
有讽刺之处却在于：《决议》否定了华国锋所肯定的文革；而将文革结束时间提早
到十月政变（而不是华国锋“胜利结束文革”的七七年十一大），却又肯定、褒扬
了华国锋的“热月党人”的历史地位。把文革作为整整十年一起否定，自然是打着
自以为得意的政治算盘：在各种各样的复旧风、翻案风、平反风、昭雪风中，为一
切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不公正找到了一个容量巨大的替罪者——十年浩劫。

　　也有必要总结一下现有的文革史学对文革终点问题的处理。刘国凯所著的《文
化革命简析》①是最早一部叙述文革历史的著作，也是在极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写
作、出版的。尽管在一些行文措辞中受七十年代末非毛化风潮的影响（相信有些是
刘国凯先生在七九年修改时添加的），这部文革简史至今仍是最客观、最竭尽真实
地纪述这一历史事件的文革史学著作之一。《简析》中所明确记载的文革结束的时
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简析》成文于七六年以前，当时“十年文革”、“十年浩
劫”的语言尚未泛滥，作者是文革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和参加者，“两年文革”的看
法是作为历史亲历者对这个问题最明显、最直接的判断。在海外文革史学中，费正
清认为作为“超级大革命”的文革，发生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而
在费正清与麦克法克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革时期包括了从一
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几乎所有史著都同意六六年夏到六八年夏是文革
的核心阶段（包括《决议》，认为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阶段），而根据不同
的标准，文革的终点时刻则众说纷纭。成为官方标准的“十年文革”说，意图是在
全面否定四人帮集团——这个让老干部集团和党内务实派吃了苦头的政治集团、全
面否定他们推行的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因此将文革等同于这个精英集团和他们
的当政期。严家其所著的作为中国半官方文革史的《中国“文革”十年史》，更是
把“精英集团斗争代表一切”的治史方法发展到极致。

　　　　　　　　　　　　　　　史无前例的两年

　　本文的所提出的：文革实际发生在六六到六八年的两年间的看法，与刘国凯《
简析》的提法相一致。它的最根本理由是：唯有从六六年八月到六八年八月这段时
间内，政治运动具有可说是文革所独有的性质和特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全面开展了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
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
僚手中的工具。而在六六年八月以前和六八年八月以后，政治运动的操作方式都不
具有这些特点，而和文革前的十七年或七六年以后的作法大同小异。首先来看为什
么把八月《十六条》的发表，而不是《五一六通知》或《二月提纲》的产生时刻作
为文革的起点。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文件迥然不同的传达方式。《五一六
通知》和《二月提纲》的产生和传播方式，与文革前共产党开展运动的操作方式是
大致类似的：两个文件都是作为中央文件的方式（分别是中发（６６）２６７号和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过“内外有别”、等级
分明的党内传播渠道，一步步地传达给各级官员，然后再将其精神传达给党外群众
。尽管《五一六通知》全面阐述了党内激进派的文革纲领，但它又尊重、遵循旧的
办事程序，花了很多篇幅去具体纠正《二月提纲》的错误，还未提出“让群众自己
解放自己”的说法。中央文件对先前的文件作纠正，已经是司空见惯，比如四清运
动中《后十条》是对《前十条》的纠正，《二十三条》又是对《后十条》的纠正等
等。在文革爆发的前夜，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党内这个带等级特色的传播渠道已经
无法防止党内官僚惯性对群众政治的“引导”、限制和垄断，使政治运动一旦到了
基层，总变质为形“左”实右的“运动群众”，因而需要求助于党外的更直接的传
播渠道、和首都之外的传播媒介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任务。《五一六通知》向
下传达的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工作组被派驻到各基层单位，来“引导”、
控制群众自发的政治参与热情。即便是有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发表为群众
运动鼓劲，工作组形“左”实右的统治仍然笼罩基层单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发现了这种情况，愤愤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
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
？只有北洋军阀。”到了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破天荒地由北京院校的革命小将列
席会议，以及《十六条》以广播、报纸的方式发表，对旧有的内外有别、等级分明
的传播方式和办事方法的作了重大突破。也正是在这种重大突破之后，群众政治运
动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再来看文革运动的结束时间，这也是本文和其它文革史学差距最大的一个论点
。首先，不妨从创造历史者自身的解说中分析。毛泽东在运动最初期并没有一个精
确的日程表，只是估计文化革命大约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文革进入到中期（大约一
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曾根据形势的发展透露出他当时的估计②，即文革有“三
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布局，第二年是争取胜利，把临时权力
机构建立起来，搞思想革命化，第三年是收尾。”从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及毛泽
东的讲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革作为一次由下而上地全面发动群众、开门整
党的创造性实验已经结束，“今后还要搞许多次”。一九七四年，是毛泽东唯一一
次认真地考虑再一次发动群众开展第二次文革，也是六八年以来各地受压的造反派
对运动讯号做出积极响应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各地受压的造反派一直
在等待上一次的文革造反运动死灰复燃；那样的话，六六年发动的文革就会真的跨
越六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然而，这个希望破灭了：在文革造反派一代人心中
，文革成为六六年到六八年永恒的历史回忆。直到七七年以前，即华国锋那个意在
把水搅浑的“十一年文革”出笼以前，在人们正常的词汇使用中，文革毫无疑问地
指的是六六年到六八年的群众运动时代。③

　　然而，“两年文革”说最重要的根据，仍是在这两年中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
式。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
、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④这种形式和方式，
在文革中找到了，在两年间得到全面的运用。相比之下，从六八年九月开始的一系
列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
批孔、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教育整顿，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邓，无论是由上层激进派还是务实派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形
“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号召的作为“造反有理”的新提法
——“反潮流”，没有能够形成对这种形“左”实右复旧回潮的有力还击。

　　　　　　　　　　　　　斗争胶着、往来拉锯的八年

　　六六年到七六年这个时期在新中国历史上，自然有其特殊性。在本文和笔者其
它文中，将以“文革后时期”称呼六八年末到七六年末这个阶段。在这个时期内，
文革前后诞生的党内左倾纲领被部分地付诸实践或实验，如文艺革命、教育革命、
卫生革命、五七道路、大寨大庆道路、鞍钢宪法等等；同样在这个时期内，也有整
风、四个现代化、整顿等党内务实派的政策纲领的实施，有一九七五年的右倾翻案
，更有清队、清除五一六等清算文革造反派的运动。

　　这里，有必要指出建立在“政治集团兴衰”基础上的“十年文革”论的不合理
性。“十年文革”论的思路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是利用六六年到六八年
两年中的造反运动之乱，通过打倒老干部篡权而崛起的，而他们从上台到倒台前后
共十年，因此，文革是“十年动乱”。这里且不去评论其中缺少严密逻辑的联想式
推理，也不去分析渗透其中的“精英史观”，只是着重指出：只有通过对历史记录
有意筛选来歪曲史实，才会得出“四人帮”横行了十年、是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的
结论，进而推出文革是“十年动乱”的结论。

　　文革造反运动和夺权运动的结果，是使周恩来为首的党内务实派集团得到加强
，而不是削弱。这主要是因为：大批受冲击的干部官僚人员投靠到务实派这边来，
得到保护，使务实派的人事资源大大扩充。自然，经过文革运动，务实派的政治立
场被迫向左移动，但同样也应承认，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的立场原本就要比掌管
党务的刘邓保守派灵活得多。文革运动后另一个被大大加强的集团是地方军人，比
如分别以黄永胜、韦国清为首的广州军区和广西省军区。“十年”的后八年中，更
有大批的被造反运动轰下台的旧官僚被恢复、晋升。在很长一段时间，由务实派周
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制订了不少局部否定文革的政策。“十年”中
的后八年，正如同七六年到八一年之间的五年，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
胶着、往来拉锯的八年。两年文革造反运动沉重打击了官僚体制，而为修复这个体
制所进行的复员、复旧和复归活动，直至对文革的否定、清算，是从六十年代末就
开始的趋势，只不过愈演愈烈，在八一年达到高潮。这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十年浩
劫”淬然而止的神秘时刻。

　　这里，不妨作一些具体的比较，来说明六六到六八年的两年才真正是新中国历
史上史无前例的时期：首先来看充满着复旧和复出气氛的七二年，把它和“文革两
年”比较，再把它和同样充满恢复和复旧气氛的六二年相比，就会发现七二年更象
六二年，而完全不象文革的两年；同样，七二年清除五一六的运动，也更让人想起
八二年清除“三种人”的运动。相反，被排除在“文革十年”之外的七九年和八九
年，倒更象所谓“全面动乱”的两年——无疑七九年和八九年的事件和文革是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的。总之，“十年浩劫”说法中的“十年”和“浩劫”无法两得其全
：是十年，那就不是浩劫；假如是“浩劫”，那就不是十年——或者不够十年，或
者是超过十年。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反共人士心目中，不恰是认为大陆一直到今天
都是在浩劫之中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对文革的历史和关系越疏远，对文革的认识也就越概念
化、空洞化。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文革”这个词汇的理
解一直是“六六到六八年的文革”；亲身参加过文革的人在今天也大多是这样理解
。在文革之后长大的一代，以及对文革历史了解甚少的人群中，更多的是先入为主
接受了“十年文革”的官方口径。滑稽的是，从更疏远的观点看，比如对在海外只
能从反共反华宣传中得到有关中国大陆信息的人来说，到底有多少年浩劫并不清楚
，反正大陆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和动乱；比如，现在共产党又在搞反自由化运动了，
那不是还在搞文革吗？在国民党一贯的反共宣传中，是不分“毛匪”、“江匪”、
“华匪”或“邓匪”的，把他们一概当做是“摧残中国文化”的文革派。假如中国
有朝一日新的一轮政府上台，宣布那一天才彻底结束文革，并把以前的几十年，都
当做“××年文革”来否定，那岂不是很荒唐吗？

注释：

①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特２期。

②《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大约１９６７年８月。

③“文革”一词的歧义性：文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作为
新阶段的文革是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长期的斗争，有别于在操作上的“
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具体动员过程。一九八一年中国
官方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否定，在一定意义上取消了这个“新阶段”。

④《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６７年３月。

□　转载自《四大广场》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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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网址：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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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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