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光：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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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2011．6．10.）

1970年5月，中央决定除“样板团”之外的北京各中央直属艺术团体、院校一律下放军队农场。下放前十天，5月9日，晚十一时许，周总理在中南海召见各单位军工宣传队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革委会”、“大联委”[“大连合委员会”] 负责人）和群众代表，约两百来人。

总理一落座，就提出音乐学院问题。没问几句，就说“得听听李春光的。”
我站起来。

总理说：“你到前面来嘛。”

（这里可能需要做一点解释：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凶神恶煞，不可一世， 动不动“毛主席派我们来……”。【当时发表“最新指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但是，没过多久，我同宣传队领导发生激烈冲突，一再逼我认错检讨，遭拒【我确实没有错——这是另一个故事，说来话长，有空再讲】，遂于次年【1969】三月一日晨把我抓进“黑帮劳改队”实行“专政”。我绝食抗议，到第四天，父亲急了，给总理写一短信【不足千字】，请求其单位军代表转呈，经几小时研究、请示后，答复说：宣传队由毛主席亲自派驻，我们不能插手，最好由你本人直送总理。当天傍晚，父亲把信送去，总理即要秘书打电话到音院，要求放人。工宣队长顶牛不放，说：死了人杀我的头。次日下午，文化部系统军宣队副总指挥【某野战军副政委】到音院，据说拍着桌子发了很大脾气。又到隔离室来看我，态度非常和气。我同他讨论区分 “两类矛盾” 问题，我说：如果一时分不清，就应该先作为内部矛盾处理，否则会使自己陷于被动——“捉人容易放人难”啊……他高兴地说：李春光同志，你思想水平很高嘛！【不久前发现，那谈话记录居然还在。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叫来一位军医，为我静脉注射葡萄糖并开车送我回家。几天后，我写了一篇《评“三一事件”》，批评宣传队“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文章底稿现也还在】。不久，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吴庆彤【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到音乐学院调查数日，也找了云德海【音院青年工人，群众组织 “北京公社” 头头之一】和我，长谈两三小时。数月后，一天下午，突然召开全院大会，音院军宣队长林世昌和文化部系统军宣队总指挥张光【某野战军军长】分别宣读两篇检讨，说“三一事件”犯了“方向性错误”。）

总理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是国务院参事李一平的儿子嘛 ——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父亲从抗战时期起同总理、董老等共产党人多有交往，1950年以“教育界特邀人士”出席首届政协，后任政务院 - 国务院参事。）总理问：“你今年多大了？”答：三十岁。总理反应非常之快，立刻说（没有片刻间隙。我当时就颇感吃惊）：“解放的时侯才上小学嘛。小学，中学，大学，你是‘两门干部’。不过，学校也可以算机关了，你也是‘三门干部’了。”（所谓“三门干部”，指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又问：“你学什么？声乐还是器乐？”答：学理论，总理说：“哦？你是理论家啰。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上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写过什么文章吗？”我说：写得很少，水平很低。总理又问：“下过乡吗？”我说：参加过四清。总理问在哪里四清，我说先在通县后在衡水 ——就是曾经发生地震你去过的那个地方。总理于是问起四清中的一些事，说到“（王光美）桃园经验”、“二十三条”，等等。

这时有人要求发言（大概觉得我对总理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太耽误时间），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同他多谈几句嘛。”其间不知怎样谈到“四条汉子”，总理问：“你知道‘四条汉子’是怎么回事吗？”“鲁迅那些文件你读过吗？”（他不说“文章”而说“文件”，我觉得新鲜，因而印象深刻记忆清晰。）我说读过。总理又问：“怎么读的呢？”我说：家里有一部《鲁迅全集》，从那里读的。总理说：“还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晓得。”后来再次谈到“四条汉子”，总理说：“比如李春光，今年三十岁，解放的时候才九岁嘛，他跟‘四条汉子’有什么关系呀？”（有批判会曾说我是四条汉子“孝子贤孙”。总理很可能从秘书调查中得知。不过，他此刻这样讲，无疑是说不要给年轻人乱扣帽子）又问：“你们（指“北京公社”）一共有多少人？”我说三十几个。总理问：“都没有‘下山’吗？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吗？”（当时号召“大联合”，宣传队主持建立了“大联委”，我们认为是以多数派吃少数派，拒绝参加。）我答：都没下山，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

接着问起音乐学院一些事，非常仔细、准确，没有弄错一件事情，没有说错一个名字，我当时就很惊讶。总理指着我对大家说：“他们给我送来很多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我都认真看过。”（抬起左臂，两手掌心相向，相距尺许。后由国务院办公室整理下发的谈话记录稿【题为《总理五九指示》，八开白纸小字复写，约十来页】中记为“摞起来有尺把高”。）总理说：“‘S、F、S、W’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事情上报“S、F、S、W”？记不清了。总理还就音乐学院另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也记不准确了，故从略。）又谈到宣传队问题，云德海要求发言，激动地说驻音院宣传队犯了许多错误却拒不检查。总理皱起眉头，抬头看看云，说：“怎么没有检查呢？他们两篇检查稿子我都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是，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总是经验多一点嘛。领导当然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问一位工宣队员：“你今年多大了？”回答说四十六岁，“是党员吗？” 回答 “是” 。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得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硬锵锵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届三中全会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嘛，那是多么慈祥。”又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也是这样的嘛。”

我在总理跟前站了半个多小时（吴庆彤给我搬去一把椅子，我没坐），谈音乐学院的事情大约二十几分钟，最后，总理问：“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说：总理的话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一定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摇摇头，说：“不要说‘指示’。我只是建议。我也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又要贴大字报了。”随后示意我坐下。

其间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三次进来，把一些文件放在总理面前，一句话不说，站在总理背后，待总理看完，韩拿起文件离开。前两次约十几分钟。第三次，总理看了几分钟，抬起头对大家说：“我进去看点东西。这么晚了，你们也休息一下。”这时大概深夜两三点钟了，有的人不惯熬夜，就靠在椅子上睡起觉来。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吴庆彤对大家说：“总理一整天没有休息，上午九点还有一个外事活动。我有个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紧急的事情，等一会儿总理出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好不好？请大家考虑。”

总理出来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人吭声。总理说：“还谈吗？这么晚了。”仍旧没人说话。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得清楚了。当时延安演秧歌剧《兄妹开荒》，里头有个‘二流子’，吴祖光、黄苗子几个人，当时都在重庆，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被叫做‘二流子’。‘二流堂’的称呼是这样来的。这几个人后来都成右派了。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嘛，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这几年陆续读到吴、黄诸人有关回忆文章，从中可知郭沫若为“二流堂”取名，此外并无更多关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要案，主要成员吴祖光、黄苗子等，当年在重庆同总理有来往。有人（主要是中央美院）搞“二流堂专案”，企图证实总理是这些“坏人”的“后台”。我们（音院“北京公社”）建立了一个调查“二流堂专案组”的专案组，想方设法（包括深夜翻墙撬锁偷窃）搞到许多借此攻击总理的“黑材料”，陆续多次报送总理（照例同时送江青、陈伯达、康生。江青对我们不满，严厉点名批评“‘北京公社’受坏人操纵”，也许同这类材料有关？） 。我至今记得一份黄苗子的亲笔“交代”，记述他们当年聊天闲扯的内容，字写得很漂亮，但是内容多半十分无聊，有些“荤故事”，即使现在看来也非常下流。

之后，总理又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仍旧不吭气，总理于是翻阅一份名单，主动提问。先问中央歌舞团（或东方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位同志讲了五六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开始 “清队-深挖五一六”，许多人被隔离审查。）好像回答 “七十几个”。总理问：“材料比较确实的有多少？”又答了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哦，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不可能的嘛。”其间不知怎样谈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六一六”（一个专门反周、公开提出“打倒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总理说：“那天见‘六一六’，就在这里，有几个人口才真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所记，自信一个字都不会错。

后来总理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提问，问得非常仔细。又说：“文艺界复杂，难管，没有人愿意管，就让我管。我哪里管得了呢？只好把你们送到部队去。这可能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今天把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刘贤权，时任铁道兵司令、政委）也找来了。我说了些什么，以后他也可以证明一下子。把你们送下去，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写信来嘛。”还有些话，记不准确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干农活，开头会腰酸背痛，要慢慢适应，不要一下子干得太猛，把身体搞坏了，不要晒得漆黑，以后回来，跳舞的还得跳舞，演戏的还得演戏啊……

约莫早晨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前后大约八个小时。
这件事竟已过去整整四十一年了！这么多年来，总理的声音，语调，表情，手势……他的热情，敏锐，细致，宽容，耐心……都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记忆里，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接连七八个小时，总理始终毫无倦容，应对敏捷。他两次进出会议厅，步伐很快，腰杆笔直，真所谓“步履矫健”。还有一个印象：几小时里，总理多次皱眉，但是始终没有笑，微笑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而今，反毛已成时尚。亦祸及周。诽谤污蔑，无所不至。泼皮瘪三扯淡骂街，倒也算了；竟有略具名声之所谓 “学人”、“先辈”者流，亦争相唱和，

唯恐落伍。罔顾历史，不讲道德，光怪陆离，叹观止矣……

（李春光修改定稿。 2011. 12.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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