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涛 史客儿：关于翦伯赞之死的两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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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翦伯赞之死的两种叙述

王渊涛 史客儿

◆　王渊涛：我亲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我是１９６４年从福建考入北大历史系，到校后新生体检复查时，发现得了肺结核病必需休学，第二年经复查可以复学，这样就转入６５级。

　　６４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呆了一个多月，因此对６４级的同学已多认识，对当时的系领导和教师也有所了解，知道当时历史系有一正两付系主任，翦先生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景仰的学者。

　　在６５年的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翦先生，不记得他是否给我们这些新生什么教诲，以后就再没见过他。１９６６年春节过后，历史系到昌平县的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在太平庄的一个后来既当食堂又当资料室还当会议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举行了一个动员会，到会有邓拓，三个多月后他就自杀身亡，有陆平和彭佩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没记住他讲了什么，会后他就走了，长驻太平庄的是张芝联先生，他还给我们一年级的八个人上法语，而此前教历史和国政两系十六个学生法语的是刘自强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丈夫梅祖彦当时在清华任教。

　　在６５级学生入学前后，中国的文史哲经、文学艺术各界已是山雨欲来。对翦先生的史学观点的批判其实已经开始。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被毛泽东主席加封为三大权威之一的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十三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长文，矛头直指翦伯赞，锋芒毕露批判先生所讲过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作为刚上大学的我们，只当是学术讨论，并没有闻出其间浓烈的火药味。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在太平庄半工半读和高年级还在搞四清的历史系师生，都返回校内，在运动爆发后高潮期的各种斗争会上，我从未参加过对翦先生的各种批斗会，也从末参加过他的专案组或监视过他。这样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后的１９６８年秋。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因本人不写日记，具体日期回忆不起来了，后文除了有确切日期，其余都是大约），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李杰（他当时负责对历史系员工的专案工作，后来听说以泄露审查对象的案情向审查对象索取财物，在审查他时自杀身亡，不由感慨进驻北大管大学害了他）。突然把我和６４级的胡敬梁召到他设在３８斋一楼的办公室，说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要我们两人配合他们工作。叫我们马上到小东门去等他们，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李杰）汇报。至于我们是否以翦伯赞专案组名义话动，根本就没有涉及。此时离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已四个月，他们已完全掌控了北大文革的所有活动，根本就不是有些资料所说的是私自组成的什么专案组，人员也始终就是两个。

　　我俩马上赶往小东门（现已不存，当年去清华都从这门进出），不久来了一部小轿车，在门卫那里下来个军人，自我介绍是刘王专案组的，名巫中。我们告诉他是系工宣队让我们配合他们工作，就上车开往燕南园。车上并无交谈，当时正逢中央要对刘少奇做政治结论，刘王专案组的名气让我们十分拘紧。车上除了司机，他们只有两人。巫中很显然是负责人。他年龄约４５左右，身体不高但壮实，很有军人的肃杀决伐气概。

　　这是我第一次到翦家，后来知道是燕南园６４号，走廊进门，外间是护工住房（有很多材料说护工姓杜），护工不管来人谈什么，只负责登记来访者的单位、名字和到访的时间起讫。里间是翦先生夫妇寝室。谈话基本上都是在里间进行，也基本上是在巫中和翦先生之间进行。巫中倒也没有声嘶力竭，更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把手抢掏出拍桌子。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翦参予的为国共双方进行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连的一些人物。尽管我是历史系的学生，但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只记得问到谌小岑，吕振羽几个名字，我们根本插不上话，整个过程只有听的份了。根据后来有些资料所说，这一天应该是十一月廿二日下午。这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先生守口如瓶，审问呈胶着状态，每次巫中来时，会通知我和胡二人前往翦宅，巫中不来，我们根本不会去单独审问，因为对发生在西事变之前这段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历史，当时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到。

　　大约到十二月初，巫中要我们去查看翦的档案，想从中寻找突破。有天下午，我和胡到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翦的档案已摊开在一张大桌子上，份数挺多，也很零乱，我不知是否先前有人来翻阅过。突然有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我注意。信是５０年代肃反时写给北大的，没有了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要点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在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黑很粗糙……
发现了这封信，我仔细看了两遍，当时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一是这女子写信的动机何为？二是以翦的身份，档案中居然有这么个定时炸弹装在里面十多年。三是凭直觉，我对信中所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怀疑。尽管这段历史我在几十年后才有了解，曾养甫的名字当时也根本没有听过。几十年后我才看到有关资料，知道这一段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是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就开始的，一直到１９３６年９月，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处长兼新路建设委员长，受陈立夫密令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曾养甫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中央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翌年夏他以国民党方面代表的身份在南京相继同中共代表周小舟、张子华进行初步会谈。

　　我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我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我们告诉他有这么一封信，他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拍了数份后再来北大，并给我们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先生了。这次巫中态度强硬，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写出材料交给我们。然后和我们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进行隔离监护。但是系工宣队也许是不买账，也许是怕麻烦，并没有采取监护措施。

　　第二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我们去翦家取交代材料，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二张多约有千把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翦先生的亲笔字，字写得很认真，但不漂亮，心里还想：大学者字不怎么样。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他仍然推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已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她结婚成家，就断了来往。我和胡敬梁看完材料就淮备带着材料离开，翦先生随我们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我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我们宽慰他：会的，毛主席在中央全会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根据后来有人查对了翦家的来访登记，这应该是１２月１６日下午的事。

　　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我们把翦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意，陪同他们又去翦家中，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可以证明翦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翦先生伸出手说：我的手就怎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很久，气氛紧张。１９日，系里就传出翦夫妇自杀的消息了。对他们后事的处理等等，我们都是后来听说的。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时间，系工宣队有一天上午通知我和胡敬梁去哲学楼某号房，我们遵命前往，大房间里坐了很多人，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开始传达中央关于翦先生自杀事件的会议精神，会议由汪东兴和谢富治主持，十分严厉批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训斥他要他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巫中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巳的过错，在会上居然想把责任推给我们，无中生有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和谢说，学生也要做检查。开完会我们回到３８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违心地承认没有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毛主席不忠云云，我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军宣队算过关了。１９７０年３月，我离开北大回南方工作，以后没人要我谈这段事，我也把它深藏在心里从不对人谈起，主要是因为涉及师长隐私。

　　这事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总会想起以前的种种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事，回忆文革绕不过翦先生之死，我总想，作为一个有十分丰富人生阅历又融通古今变故的学者，他已经挺过了三年多的磨难岁月，又得到最高权威的保护承诺，为何躲不过那劫？他在结束自已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样权衡利害而感到劫数难逃？今天大陆的主流媒体和影视文学作品，对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开始的那场长达１１个月的国共两党代表的会谈，己经给予十分正面的积极评价，被认为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作为参与者，难道那时真得认为罪不可赦？还是他自已年青时的个人隐私被泄露，让他感到无脸见人？凡此种种疑惑，经常在我脑中纠缠，引起思索。我想，这些问题，只有把它们置于文革那种惨烈的政治场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今年４月，一些北大同学聚会，我得知大学同班好友王复兴正在撰写他个人在北大文革的回忆录，其中要谈到翦伯赞夫妇在文革中双双含冤自杀的事，我把这段史实说给他们听，王复兴和在座的中文系学长马云龙都要我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把这一段从未披露过的史实记载下来，才让我下决心把这段史实写下来，也纠正多年耒一些不准确的说法。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完稿

□　本文曾以《我知道的翦伯赞之死》的标题全文刊发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６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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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客儿：震惊中南海：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之谜

　　翦伯赞（１８９８—１９６８），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１９６５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大学。

　　上午８时多，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工人匆匆忙忙地奔向哲学楼，当时这里已没有学生和教师，满楼是军人。北京大学两万多教职工当时的领导机关——“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老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三楼，到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说：“翦伯赞死了！”

　　指挥部总指挥、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交代？而且，总指挥部所在的某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指挥部的军人们立即会同“工宣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仍住在燕南园的单家小院里。他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

　　来到翦伯赞家，进门客厅是随时监视翦伯赞的那个工人的住所，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房中有两张床，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人们揭开被子，只见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崭新的衣服、崭新的鞋子。

　　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瓶子，一看里面还有安眠药的碎末，是吃安眠药致死的。哪里来的能使两人致死的安眠药呢？翦伯赞的一切食品，特别是药物是经过严格控制的，是谁给了他这么多安眠药呢？为了寻找线索，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何以有人能越过监控直接找到翦伯赞逼材料？从这两张纸条上可以看出，有人向翦伯赞要材料，翦伯赞受到了逼迫。这个人是谁呢？要他交代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接触到翦伯赞的呢？原来，“宣传队”指挥部做过明文规定，对翦伯赞的管理权力归“宣传队”指挥部，不论批斗、审讯等，都要经指挥部批准，外人一律不准接触翦伯赞。

　　指挥部立即展开调查。首先找到了历史系的造反派，发现这里有一个“翦伯赞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成立，专案组从来没有打过报告，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历史系的这个“翦伯赞专案组”大约两三个月前就成立了。它的成立，以及它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接待一个人，使这个人能够直接与翦伯赞接触。

　　“专案组”第一次接待这个人，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旬。这之前，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说：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７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有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４０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女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小卧车从中南海开出，静静地驶进北大校园。从车上走出一个穿军衣的人。四十左右年龄，中等身材，健壮微胖，派头十足。

　　此人名叫巫中。他不像一般外面来办事的人先到哲学楼找“宣传队”指挥部，而是径直向历史系走去。这是一个神秘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实际上是由江青一手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副组长。

　　且说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

　　历史系这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对这个“专案组”来说，也许是一种疏忽。假使没有这个疏忽，翦伯赞就可能是另一种命运。

　　这样分析形势不是没有依据。当时全党、全国大乱，全军也是大乱，军内派别林立。各种政治势力都选择军事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中央对一些重要的地方选派“军管”时，是有斗争的。北京大学在１９６８年陆军某军“军管”之前，已有过两届军管，这两届“军管”，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当时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意图，支持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在校园内残酷批斗陆平、彭佩云等领导干部和翦伯赞、冯友兰等学术权威，在全北京以至全国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全力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１９６８年春，周恩来亲自向毛主席提议，点名要陆军某军进京“军管”北大等单位。周恩来在召见这个军的领导时，又反复说：“我相信你们、信任你们”，并具体叮嘱“要与聂元梓保持距离，不要坐到她那一边”。

　　其实，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没有再分管军队，历史上也与这个军没有过直接关系，为什么如此信任这个军？原来，１９６６年以来，这个军有两件事使周恩来特别满意。一是１９６６年初邢台地震时，周恩来在邢台指挥救灾，是这个军的一个师，卓越地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二是１９６７年，某市两派群众进京谈判，当时作为谈判中的军代表的该军军长，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面，坚持实事求是，多次与江青争论，直截了当地对江青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不是这样”，气得“女皇”脸色发青而又无可奈何。

　　这个军在北大是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行事的。他们与聂元梓“保持了距离”，同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保护，如对翦伯赞、冯友兰等人明确了管理权限，不准乱批乱斗，把他们的生活费提到每月１００元。这些举动，使聂元梓、迟群、谢富治等人大为不满。

　　巫中受命向翦伯赞要的是刘少奇罪证材料。巫中所以避开校指挥部，始终没与解放军驻校人员见面，除了狂妄之外，就是因为观点上有明显的距离。

　　巫中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伯赞家。

　　翦伯赞已７０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半个多世纪精深的学术造诣使他举世瞩目。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巫中讲了刘少奇历史上一次当“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

　　翦伯赞还是一声不吭。

　　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２０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三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三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三天中，翦伯赞仔细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翦伯赞与刘少奇，两个湖南人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有过多次的交往和共事。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哪一次有过叛变行为。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了两三个小时才愤愤地离去，并留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真的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他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

　　两方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巫中依仗强权非捞个口供不可。

　　翦伯赞说不出违心的话，以死抗争连续几天，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又没有监护翦伯赞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１２月１８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了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

　　见翦伯赞不做声，旁人又说：“你说了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说：“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没有人对这个话引起警觉。

　　１２月１９日晚，天气极为寒冷。翦伯赞夫妇双双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过后分析，服药时间应在深夜１２时左右。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宣传队”指挥部得知翦伯赞自杀，深感事情重大，于是尽快调查上报。１２月２０日查清了大致情况，当晚一边整理一边打印。

　　２１日上午８时，指挥部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按规定，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会，市革委会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号字铅印送毛泽东和林彪。

　　就在北大指挥部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看了看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一声不响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进京军管的这个军负总责的副军长，谢富治劈头盖脑一顿臭骂：“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废物！”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这个军也被调往外地。

　　翦伯赞自杀与毛泽东发出给他出路的指示相隔仅两个月。这不仅令人震惊，更令人思索：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个人有多大权威，也是靠不住的！

□　摘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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