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毛泽东的传记和毛泽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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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21世纪的视角——毛泽东的传记和毛泽东的影响

作者： 文章来源：《湘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7年04月20日

本文是应魏格林教授（Prof. Mag.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邀请，为出席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院汉学系举办“从多维度探讨毛泽东传记编纂法”的学术讨论会准备的。承魏格林教授不弃，让我在会议上发言。2月3日的邀请函让我从21世纪看毛泽东做一个发言，4月29日发来的新邀请函，让我就有关传记书写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做发言。前后两个题目有区别也有联系，我索性就糅合在一起，做一个发言。

我不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也就是说，我在研究毛泽东方面不是专门家。但是，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1949年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前，都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影响下的中国工作和生活，我难以拒绝魏格林教授给我出的题目。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实际上没有能力完成这个题目。我试着讲一些看法，请各位行家批评指正！

对几本毛泽东传记的简评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已逝专家施拉姆说过：“现代中国政治全部都是有关毛泽东的。”毛泽东的巨大影响遍及20世纪中叶差不多四十年时间里，他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也相当程度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展。在20世纪中叶的四十年里，中国几乎无日不谈毛泽东，无事不提毛泽东。在国际社会里，各国政治家们很难避开毛泽东的名字。

作为一个世界离不开的历史人物，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兴趣是浓厚的。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很多。

我大略看过其中很少一部分：施拉姆著《毛泽东》，1987年，红旗出版社； 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19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潘佐夫著《毛泽东传》，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另有张戎、哈利戴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香港开放出版社。中外学术界一般认为，张戎、哈利戴合著的书，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这里不做讨论。

以上四种毛泽东传记，从学术上讲都是有贡献的。施拉姆教授（Stuat R.Schram）的《毛泽东》出版时，毛泽东还在世。他利用他当时能找到的资料，对毛泽东一生到“文革”初期的历史理出了一个线索，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分成四个阶段，对毛泽东的革命历史和毛泽东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判断。尽管他获得的资料不是很丰富，他做出的基本判断不少是很可贵的。我这里不多加引述，只引用他的几句话。作者在序言中说：“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它应有的地位……”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①]我想这些总体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施拉姆《毛泽东》第十章是最后一章，叙述了1949年后毛泽东在内政外交的各种举措，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演变。他把这一章题目定为：探索一条中国式道路，这是很有眼光的，尽管作者在行文中没有对探索一条中国式道路进行任何论述，不是用有说服力的事实逻辑论证得出的结论，表明作者的思考尚未成熟，但是作者的提法是有启发意义的。

施拉姆著《毛泽东》出版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作者还不大可能看到更多的情报资料，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一些分析和判断。他认为，毛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他觉得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17年的国家里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他认为，“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又显然是与毛过去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否定过去，甚至是背叛了过去”。[②]施拉姆判断，“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党内在辩论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设想辩论的中心问题是1958年以来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经济政策一定是一个主要问题。”[③]有的评论文章对施拉姆的这一分析概括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辩论。”[④]这个评述当然体现了评述人的理解，大体上说出了施拉姆未能明确说出的意思。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可以说，施拉姆这里的叙述，补充了他在第十章中未能明言的话题，所谓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欧美学者，对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道路有这样的判断，是很不错的，甚至是有天才眼光的。

过了20年，美国学者特里尔(Ross Terrill)著的《毛泽东传》出版，1990年有了中文译本。与施拉姆不同，特里尔的书是在毛泽东去世10年后出版的，作者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料。的确如此，这本毛泽东传广泛运用了中文文献以外的西文文献，特别是访问过毛泽东的各国政府领导人、学者、记者等所撰写的回忆，海外学者编选的毛泽东文集，港台情报人员编辑的资料，以及流落到海外的北京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中文文献的使用还是有限的。似乎可以指出，访问记、回忆录多半体现了访问者、回忆者本人的心理体验和某些猜测，涉及毛泽东本人可能并不准确。港台情报人员编辑的资料，往往有失实的部分。例如根据《香港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林豆豆在广州附近被枪击死亡，显然是无稽之谈。

《毛泽东思想万岁》据我所知是文革初期北京高校一些红卫兵编辑的，他们趁文革初期的混乱，趁红卫兵运动气势正盛，到全国各地（重点是北京）搜集散落在单位和个人手里的毛泽东讲话、文稿等。这些讲话、文稿，有一些是征求意见本，有的有多种版本，有些是个人纪录，差别甚大。我本人在1967年有过一套，大略翻阅过，有新奇感，但是在学术上觉得很难使用。

当然，特里尔教授对毛泽东的研究是严肃的，是学术研究。他说：“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⑤]我想这就是他研究毛泽东，为毛泽东立传的原因和动力。特里尔指出：毛泽东“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毛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⑥]这些总体评价，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特里尔提到毛泽东的非斯大林化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这与施拉姆所提到的探索一条中国式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妙。特里尔指出“从长征时起，毛就再也没有接受过莫斯科的指示，他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更是貌合神离。”[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走着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中国式的”，“延安岁月是毛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⑧]在特里尔看来，毛泽东的非斯大林化，1958年是一个标志。他说：“毛在1958年改变了行车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始--不久，莫斯科就认为毛狡猾、狂妄。”“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感到惊讶，这是正常的。大跃进像是毛的一份宣言书，他要从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他要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⑨]这些话，虽然有猜测的部分，但判断大体是不大离谱的。在我看来，特里尔的思路，大体上沿着施拉姆的思路在往前走，施拉姆没有想清楚、没有说清楚的话，特里尔讲得比较清楚了。

在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出版后10年，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毛泽东传》分成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两部分先后出版。这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和常务副主任金冲及主持的《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对毛泽东一生的认识，是官方出版品。参加撰写的都是很好的学者。金冲及是中国史学界代表性学者，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修养是为学术界称道的。

与前两本美国学者的书不同，逄、金主编的《毛泽东传》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保存的文献档案、会议记录，充分利用了毛泽东已刊、未刊各种文稿、电报及电报手稿、内部文件的批示、书信以及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文献，这是外国学者难以做到的，也是一般中国学者不易做到的。也引用了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回忆以及日记，参考了学者的研究成果。照杨奎松的说法，“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记性著述，还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撰的《毛泽东传》（也包括《毛泽东年谱》）。这里所说的权威，指的是编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实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⑩]比较而言，外文文献引用少一些，尤其是对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苏联、苏共和共产国际档案利用更少。

逄、金主编的《毛泽东传》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毛泽东的传记，1949年前部分加上1949年后部分，约200万字。这样一部巨著，用大量史实构筑了毛泽东从少年、青年成长为党和国家领袖的全过程，再现了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全过程，重现了他建党、建军、建国的贡献，以及他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全面深刻揭示和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叙述了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与联合国的关系，与不结盟国家的关系，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等。

与两位美国学者不同，逄、金主编的《毛泽东传》用历史事实阐明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背景、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途径，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环境下的突出贡献，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阐明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阐明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作者还总结说：“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11]

新民主主义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规定了的，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何时转变，转变的步骤，都需要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来决定。逄、金的毛传全面阐述了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和困难，以及转变为社会主义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取得的成就和失误。这个过程就是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它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文革”发生的趋势；另一个是为以后全党、全国的转变打下了基础。[12]

按照逄、金毛传的说法，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并对此进行历史性探索，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在他调查研究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后，开始创作《论十大关系》的时候。作者认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13]“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14] 毛泽东自己也说，以前是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以前学苏联，按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顺序安排建设计划，现在翻转过来，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安排建设计划。我以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又过了差不多10年，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А.В.Панцов）出版了卷帙浩大的《毛泽东传》，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简体字本。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说：他的毛传是依据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而写成的。作者认为，在该书利用这些档案写成出版以前，有关毛泽东生平研究的说法“都离真相很远”。[15]哈佛大学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评价：“这部传记的一大特点是，广泛地使用了新材料，特别是非常珍贵、卷帙浩繁的苏联史料。”[16]阅读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大量使用俄国收藏的苏共、共产国际历史档案和其他俄文文献。中国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学者杨奎松教授最近撰文评论了潘佐夫的这部著作，肯定了他在利用俄罗斯档案上做出的贡献，指出“直到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出版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毛泽东传记曾经系统地利用俄国哪怕是一个档案馆的这类档案资料。”[17]但是他也指出：“过于强调潘书的特色或价值在于作者大量发掘、利用和披露了俄国机密档案，很可能会令熟悉毛生平思想史的读者失望。”[18]杨奎松不否认潘书使用了不少新发现或者新开放的俄国档案，但是他认为，潘书在发掘、利用和披露俄国重要机密档案方面还差得很远。杨奎松举例说，潘书号称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大约25个卷宗，但在全书2000多条引文注释中直接引用该馆者只有120条左右。“真正首次为作者所利用或由作者首次披露于此书中者（有些未注明出处），数量十分有限。”[19]杨奎松认为，根据潘佐夫毛传英文本提供的参考文献和其他资料目录，“可知书中利用最多的，还是各种已经在中国和俄国出版的文献资料或年谱传记资料。”[20]

特里尔评论潘佐夫的毛传说：“在研究毛泽东的海外文献中，潘佐夫的这本书堪称迄今为止有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的最具权威性的文本。这本书还颠覆了西方汉学界流传已久的一个神话：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亚洲式道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关系。”[21]照特里尔的这个评论，似乎他在读过潘佐夫毛传后放弃了他“非斯大林化”的认识。潘佐夫教授的毛传对欧美学者有较大影响。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是毛泽东一个人，有人认为他是“非斯大林化”，有人认为他是“斯大林化”。这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做出有史料根据的论证。在我看来，潘佐夫的提法似乎论证不足。我认为：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特里尔提出的“非斯大林化”，也不是潘佐夫提出的“斯大林化”。毛泽东说过：“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2]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实行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因此，用“非斯大林化”和“斯大林化”来刻画毛泽东都不符合中国实际，都不符合毛泽东革命和思想的特点。

潘佐夫对于斯大林有着自己强烈的政治倾向，对斯大林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可以从中看出苏联解体以后，某些俄罗斯学者政治态度的剧烈转变。对于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否定斯大林出发，认为斯大林对中共实施了欺骗手段，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例，说明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欺骗。杨奎松指出，潘佐夫认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源自斯大林，根据就是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谈话，斯大林认为“现在不是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好时机”，要求中共“直到抗战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道路”。[23]潘佐夫说毛泽东事后即掌握了斯大林的这次谈话，杨奎松认为这是猜想，没有历史根据。潘佐夫解释斯大林要求中共在抗战后也要选择温和的民主道路，“有必要抛弃中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直接搞社会主义的老观念”。[24]杨奎松认为潘的这个解释是曲解，“与斯大林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25]实际上，斯大林说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不要考虑非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潘佐夫解释为战后也不考虑。[26]按照潘佐夫的说法，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动地接受“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的，是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因为，“遵循苏联模式并通过专政手段迅速完成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对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构成威胁。如能设法把毛的抱负限制在‘民主’的目标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茧自缚，并使中共的策略路线服从于他本人的政治行动路线。”[27]

杨奎松质疑潘佐夫未能以坚实的史料来证明他做出的这种判断。我认为，杨奎松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我完全赞成杨奎松的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从事革命，当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也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以及苏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接受了斯大林、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些是无可讳言的。列宁、斯大林以及苏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也有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中国革命历史实际证明，凡是教条主义执行列宁、斯大林以及苏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的，中国革命可能就出现问题；凡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中国社会和历史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灵活运用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中国革命就可能前进一步。

在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在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时候，毛泽东当然受到列宁、斯大林有关论述的影响，但是如果离开了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为什么毛泽东不是在1937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是在1940年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际为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实践，中共领导的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中共力量在抗战中发展为一个可以影响中国时局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自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以来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思考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敌人和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这就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历史背景。离开了这些历史背景，尽管有斯大林的指导意见，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难以提出的。

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走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道路，创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把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说成是“斯大林化”，把毛泽东说成是“斯大林化”，在学术上是不谨慎的，是建立在对苏联历史和中国历史不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不能说是研究毛泽东历史的严谨的学术概念。

撰写毛泽东传记，在学术上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极其重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走向胜利，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都很重要，对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何认识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同样很重要。对于我们认识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关系，尤其重要。

撰写毛泽东传记，需要把握几个要点。首先，需要排除个人强烈的政治倾向，需要以学术的冷静和求实的精神，以坚实的史料来论证毛泽东的一生，无论功过，都要凭史料说话。第二，撰写毛泽东传记，需要把握毛泽东以及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特点，思考在那时的社会上中国何以出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何以会出现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奋斗和牺牲，何以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撰写毛泽东传记，需要利用中外各种历史文献，需要利用各国档案资料。既要掌握尽可能丰富的档案史料，又不能囿于细枝末节而丢弃反应事物本质的史料。第四，要注意吸收几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研究的积极成果，在撰写中反映这些成果。

当然，正如这次学术会议主题所标示的，多维度探讨毛泽东传记编纂方法也是有意义的。所谓多维度编纂方法，是指不局限于某种方法。我想这要看编撰者的目的，譬如，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文化、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探讨毛泽东，甚至可以从诗歌、书法、书信等各方面探讨毛泽东的性格与个性。但是，如果要综合地看出毛泽东这个特殊的人，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他的思想特色，单独从某个方面去写毛泽东，都可能是难以周全的。

从以上认识来说，探讨毛泽东传记的编纂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在现有毛泽东传记基础上，撰写和修订新的毛泽东传记，是很有必要的。

站在21世纪看毛泽东的影响

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里说：“三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28]这是很有眼光的观察。套用这句话，站在21世纪的今天，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仍可以看到建设新中国的设计者们的卓越贡献。

站在21世纪看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今日中国治国理政问题。需要研究今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的问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了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宪法以后经过多次修订，现行宪法是2004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与1954年宪法是相通的。它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宪法体制。这个宪法精神，贯穿了毛泽东的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是在1949年前就形成的。1954年宪法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务院是最高执行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国体，最高行政机构代表政体。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全世界有多种民主形式，判断某种民主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我看主要是看这种民主形式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否给该国人民带来福祉，是否对世界和平带来保障。

中国是由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国家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这种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今日中国的各民族共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和谐的时期。中国没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和制度，避免了因民族矛盾造成分裂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层出不穷，民族问题是那些地方难于处理的问题。

宪法规定的中国经济制度，60多年来有很大发展，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国家放弃了比较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实行比较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写入宪法，但宪法也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的制度没有改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29]这一思想写入到宪法中。

与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区别，在形式上是国家的对外开放。这是时代的发展所致。从史料来看，毛泽东并不反对对外开放。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0]1949年6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31]在同一篇文章里，毛泽东甚至还在考虑不仅做生意，还要向英美国家的资本家借钱。[32]这里所说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所说借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后来只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才被迫只得与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开放。1956年2月，毛泽东主持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调查研究，当谈到工业发展问题时，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33]这就是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法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决心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生产技术的思想准备是充足的。197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特别提到：“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34]1974-1975年间，还在“文革”末期，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陆续投入生产。可见，只要条件允许，对外开放是不成问题的。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对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际上、学术界有各种评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绝然不同。这个评论，未必真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

1978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与1949-1976年间的中国历史，其连续性是很显然的。当然，其间的区别也不容讳言。主要的区别在于，1976年以前的十多年，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错误严重，所谓“抓革命，促生产”，重点在于政治运动，在于阶级斗争。1978年以后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就是邓小平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的。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表明了1978年后的中国与1976年前的中国连续性的基本面。这就是说，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影响完完整整地体现在四项基本原则里了。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后人不能守着前人的步伐寸步不离。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35]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和一般中国人确实也打破了对毛泽东的迷信。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把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前进的基本观点和内容概括进去了，把毛泽东的功与过很客观地写进去了，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定性了，把历史转折的方向写明确了。[36]无论是毛泽东的功绩还是毛泽东的错误，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点，都将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近40年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

由于毛泽东晚年在发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今天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对毛泽东的评价发生了分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的认识还是客观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正确方面是继承的，对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方面是警惕的，是引以为戒的。

我个人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从21世纪的今天来看毛泽东，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毛泽东是一个历史伟人，他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毛泽东，要把毛泽东放到适当的历史背景里，要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中叶的世界背景和中国背景来认识他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要从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贡献，比较他与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起的不同的历史作用。

第三，要从中国历史纵深和世界历史纵深来看毛泽东的历史作用。

第四，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贡献。

我以为，从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国家解放来看，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贡献为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石。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毛泽东拒绝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政和中国主权的干涉，拒绝了“有限主权论”，坚决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在当时“世界革命”的氛围下，这样的态度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从1920年接受《共产党宣言》，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俄国的经验，放弃攻打大城市，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最后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经验与俄罗斯不同。

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列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以共产主义作为指引，他的努力成功了。这个经验与俄罗斯不同，与欧洲革命的经验不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毛泽东正确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扩大了团结面，减少了敌对面。毛泽东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的。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和平转变的方针。这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不同的。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有了新的创造。这就是《论十大关系》所说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安排。苏联的重、轻、农安排，至今仍在影响着俄国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安排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农业、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所述，呈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中国的特点。1978年后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这里。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些都需要做出学术上的总结和探讨。

特里尔说：“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而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杆子只是一种工具。”[37]特里尔的这个认识是极为可贵的。毛泽东一生的社会改造实践，从未停止过思考，不仅是方法的思考，而且是理论的思考。他一生思考的重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历史实际、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系列理论性或者带有理论性思考的文章，都不是书斋里的理论，不是根据哲学文献分析做出的探讨，而是来自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从这些理论总结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社会实际、历史实际、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如何创造这些理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认为，这些影响是永恒的。今后的年代，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包括中国未来的青年和其中产生的领导人。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总结看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

从1840年起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存在两大历史主题。一个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是通过反帝反封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是谋划中国的现代化，大大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把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富强的国家。毛泽东在实现两大历史主题的奋斗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主题是发展生产力，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在这个历史主题面前，毛泽东的思考有时走偏了方向，特别是1962年以后。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但是他又以“阶级斗争为纲”遮盖了现代化的发展视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推动“文革”的爆发。如果像1966年以前那样坚持抓经济建设，坚持抓四个现代化，就不会让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上冲到中国的前面。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情况，但是国家已经空前强大，工业基础已经建立，政权已经巩固，把四个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就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斗争，中国在提升生产力方面的速度要快得多，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也要快得多。

毛泽东的第二个失误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上。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如何达到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能探索。那时候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分成阶段的，只有一步一步走完了各个阶段，才能接近共产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急于达到共产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晚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对八级工资制的批判，都有空想的成分。欲速则不达，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急于到达共产主义，反而达不到目的。这些方面，表现毛泽东晚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可惜的。

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要抓四个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一步一步走。毛泽东晚年的认识出现偏颇，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不管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都难免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今人也会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人类就是在不断克服历史和时代局限的过程中前行的。

认识毛泽东，要有这样的胸襟。

张海鹏

2016年6月23日，

7月10日再修订


后记：我的英文、俄文阅读能力有限，本文引用的外文书，均根据中文译本。如果中文译本个别地方不完全符合英文、俄文作者原意，本文加以引用，发生对原书作者误会之处，我在此表示歉意。

张海鹏


注释：

[①]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序言》，红旗出版社，1987年。

[②] 斯图尔特·施拉姆著前引书，第298-300页。

[③] 斯图尔特·施拉姆前引书，第293、295页。

[④] 石仲泉、张宁、杨德：《值得一读的毛泽东政治传记—施拉姆著〈毛泽东〉编译后评述》，载施拉姆：《毛泽东》附录，第321页。

[⑤] 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中文版序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 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3页。

[⑦] 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247页。

[⑧] 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197页。

[⑨] 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第341、342、343页。

[⑩]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11]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5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2] 这个说法是胡绳最先提出的，那是1991年2月，胡绳在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初稿修改意见时说：“探索的发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为‘文革’做了准备，一个是是为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做了准备。”参见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胡绳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权威学者，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正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1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册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册第483页。

[15]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上册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16]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下册封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17]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18]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页。

[19]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页。

[20] 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9页。

[21]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下册封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23]潘佐夫《毛泽东传》，第466-467页。这里引用的语句与潘书不完全相同，据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4页。据杨奎松声明，他的引文参照了潘佐夫毛传的英文本和中文本。

[24]潘佐夫《毛泽东传》，第476页。

[25]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4页。

[26] 特里尔评论说：“在延安，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后的目标。”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见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98页。

[27]潘佐夫《毛泽东传》，第536页。

[28] 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50页。

[2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3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6页。

[3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8页。

[3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9页。

[33] 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册第476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六卷，第4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5]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76页。

[36]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88-84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37] 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34页。

http://jds.cssn.cn/ztlm/mkszyysxyj/201706/t20170630_35660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