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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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
　　
　　（一）·1959年庐山会议·
　　
　　为了纠正造成此等险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
　　”的错误，1959年7月2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开始的议题是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定调“成绩伟大，问题
　　不少，前途光明”。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态并不这么乐观。有材料反
　　映，很多省市的中层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
　　报的结果；“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粮食、副食供应紧
　　张，就是根本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先天不
　　足的“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强台风刮进去的”；“
　　公社是空架子，是金字招牌”，“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所有这些事实都充份说明，“三面红旗”违反了客观必然性，破坏了
　　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成了盲目发展，冒进了”。
　　
　　这样，不少与会者在小组发言或私下交谈中，也大体反映出广大干部
　　群众的呼声和自己相类似的见解，希望党中央能够迅速消除这种不利
　　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面。如此自由漫谈，畅抒己见，人们称为“神仙会”。
　　
　　可是，柯庆施、康生之流却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他们对自己在
　　1958年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打着保卫“总
　　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号，要将“神仙会”变成“护神会”。于是
　　，会上突然出现了某种并无文字规定或领导明言的压力，加上“反右
　　”的阴影，使得一些人甚怕某句话说得不妥当或太尖锐而遭遇不测，
　　因此名义上是响应“成绩说够，缺点说透”的号召，但真正说到缺点
　　时，只能蜻蜓点水，到皮不到肉。
　　
　　一贯艰苦朴素、关心人民疾苦的彭德怀元帅，面对会场上的这种消极
　　气氛，心里有点憋得慌，觉得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海瑞。尽管
　　他在西北小组会上已作过７次发言，甚至已谈到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
　　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而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
　　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并且他还特别指出：“‘浮夸风’、‘小高炉
　　’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
　　根源。”但比起下面的实情来，他仍觉得言犹未尽。他觉得，如果那
　　些“左”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
　　在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请毛主
　　席出面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纠正
　　。于是他决心给毛主席写一封只供主席个人参考的信。
　　
　　这封信写得很委婉，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列举了工农业增
　　长数字与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多
　　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中的问题，经过
　　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虽多办了
　　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
　　有得”的。至于“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有这样一些字
　　句：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
　　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
　　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
　　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
　　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
　　受重大损失。（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
　　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
　　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
　　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
　　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
　　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
　　验所证明了的。”
　　
　　这封信于7月14日下午呈送毛泽东。
　　
　　应该说，无论动机与内容，此信是无可指责的，何况他也检讨了自己。
　　
　　但是，毛泽东却对彭德怀在中央会议上直言批评“缺乏民主、个人崇
　　拜”等等耿耿于怀，遂把这封供他个人参考的信，于7月16日标为《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延长会期，把
　　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等人也召上了庐山。
　　
　　这时大家还不理解毛泽东让大伙讨论彭总的信是何用意，更没想到这
　　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六天的讨论中，大多数同
　　志都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还说了许多相似的事例。就是在华东组，
　　也只有柯庆施等个别人阴阳怪气地说，就某一部份来说是有失，但就
　　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
　　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像有些人谈的，紧张得那么了不得。但接下来，也
　　许由于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小会得了风气之先，柯庆施等人再
　　在小组会上讨论彭总的信时，就突然声色俱厉地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
　　对毛主席的，是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这时会上又突然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中央书记处的半数成员都
　　被拉过去了，还说彭老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他虽然同意会上印发的《议
　　定纪录》草案所说，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他认为
　　不能以说到此处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找原因。他说；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
　　，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大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
　　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
　　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
　　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
　　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
　　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
　　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
　　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也和彭老总的那封信一样，表明了真正的共产
　　党人的光明磊落，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但
　　是，他们都被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严重挑战。7月23日早晨，大家突然
　　接到大会通知，听毛主席讲话。根据李锐同志的记录，这次带有家长
　　风度的毛主席一上来就没好气。他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
　　把钟头，可不可以？”他说，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
　　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
　　，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
　　我说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
　　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
　　一点，不那么多。去年（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查岈山公社党委书记
　　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3个月30多万人。
　　听说（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其中多是县
　　、社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
　　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
　　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吧？
　　
　　在大讲了一通有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又批“
　　有失有得”的说法。他说把“失”放在前面，那是仔细斟酌了的。如
　　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
　　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他说这些“右起来的”人重复了1956下半年和1957上半年犯错误的同
　　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
　　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
　　
　　他说关于要快这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
　　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
　　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
　　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马克思也有啊！
　　
　　人们一听就明白，这一席讲话，主要是对准彭老总信中“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与“有失有得”的字眼来的，甚至认定把“失”放在前面也
　　是别有用心的，而不问写信的动机与信的整个精神。同时，毛泽东还
　　说，他青少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这就是“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
　　他现在也不放弃。谈到责任问题时，他说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
　　社，大跃进的发明权在我。我要搞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
　　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
　　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
　　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
　　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
　　天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
　　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很多人认为，彭老总泛指1958年的“大跃进”等等的急躁冒进，是有
　　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是形容、比喻而已，何罪之有
　　？再说，一位同志在一篇文字、一席讲话中就算有个别字眼不那么妥
　　帖，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么？如果说，个别词语不妥就是犯了天条，
　　那么毛泽东在以上讲话中说马克思也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该
　　当何论？
　　
　　何况，说党内一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发明权，并非彭老总
　　而恰恰就是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就这样说：“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他当年这样说，全党没有任何一位同志有过
　　异议，而彭老总时隔六年借用一下就成了罪过，显然是因为这次触及
　　到了“神”的面子和尊严。
　　
　　所以，他叫大伙“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并宣布散会而去睡觉之
　　后，聆听讲话的很多人好像挨了晴天霹雳，不知所措。从此，本来想
　　在某种程度上纠“左”的庐山会议，立刻转化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
　　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
　　示：“对事也要对人”；而不再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对事
　　不对人”，于是批判的语调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上纲上线，其高度令
　　人不寒而栗。
　　
　　7月31日和8月1日，在彭真、彭德怀等人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毛泽东对着彭老总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你说
　　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
　　织队伍。
　　
　　在又一次讲话中，他竟把彭老总的问题提高到“敌对”的程度：“彭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
　　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
　　主义的对立面”；“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
　　世界”，“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我同你历史关系
　　，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我66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言为心声，你就
　　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份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
　　产阶级的旗帜”；“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
　　天，满足操娘，操够”。
　　
　　在这次常委会上，林彪也讲了话并在毛主席讲话时多次插话。他声色
　　俱厉地斥责彭老总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旧军
　　阀”，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8月2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说，现在有一种分裂倾
　　向，“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
　　，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
　　义猖狂进攻的问题”。
　　
　　8月4日晚，林彪向晚上山的人传达常委会的情况，主旨是说彭德怀反
　　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说彭德怀的信埋伏着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
　　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彭所说要提倡勇敢说话，就是要提倡赫鲁晓
　　夫攻击斯大林的精神，并把他在常委会上当面对彭老总的责骂——非
　　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非常嚣张，野心很大，总想作一
　　个大英雄、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
　　百世，等等，重复了一遍。
　　
　　这个所谓的通气会，林彪在约两个小时的讲话中，没有称呼一声“彭
　　德怀同志”，而全部以“他”字代替。
　　
　　按照毛泽东和林彪的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内容远不止彭总的那封信，而
　　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清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
　　争中的所谓“路线错误”；另方面，严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
　　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发表过同意彭总言论的人。这正像孔老夫子早说
　　过的那样：“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
　　便辟（即善于逢迎谄媚），友善柔，友便佞（即善以言辞取媚于人）
　　，损矣。”毛泽东恰恰很欣赏这“损者三友”和违心认错，使党内高
　　层的民主生活和原则空气又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
　　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
　　的错误的决议》、《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
　　争的决议》。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全场鸦雀无
　　声，气氛异常紧张。毛泽东亲自念完这个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没有人应声，也没让大家举手，就宣布通过了。当时许多久经革命
　　斗争考验的领导人，似乎都还受到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树立和维
　　护革命领袖的权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紧跟党的领袖才能保持党的团结。”于是大家都“顾全大局”，只好
　　随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了。
　　
　　大获全胜的毛泽东跟着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
　　功，要彭黄张周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如要讲个人独
　　裁的话，如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
　　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
　　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
　　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8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还开了中央工作会
　　议，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林彪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定为中央军委第一
　　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意味深长的是，刘少奇在讲话中似乎忘了他三年前在“八大”一次会
　　议做的政治报告中赞扬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的内涵，而大谈反个
　　人崇拜是错误的。他居然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
　　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
　　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
　　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
　　，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他还说：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
　　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
　　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
　　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
　　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
　　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
　　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这样的讲话，无异于为中国的进一步运动增加了热度，也为他本
　　人后来的大不幸埋下了隐根。

　（二）全国饿死几千万，超过八年抗战
　　
　　庐山会议后，全党不但停止了纠“左”，而且立即展开了一场不亚于
　　“反右派”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全国继
　　续进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给“左”倾狂热火上浇油。“阶级斗
　　争”也随之升了级——全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多达
　　三百几十万人，超过1957年“右派分子”总数的五、六倍之多，这又
　　一次扼杀全党和全国民主生活的结果是，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讲“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
　　突出。
　　
　　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吹牛说大话、蒙骗全国与全世界的所谓“
　　向世界宣战”的新闻连连飞出。8月28日——庐山会后第十二天，新
　　华社就吹牛说，全国人民公社健全发展，稳如泰山，二万四千多个公
　　社全部巩固，参加公社的农户达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99％
　　以上，不久，广西日报仍然发表该报记者与新华社记者的报导，说什
　　么又出现了亩产13万斤粮的“高产卫星”。这些都想“证明”人民公
　　社有着无穷而强大的生命力。
　　
　　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继续发动群众掀起
　　更大高潮，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这表明农民手头的粮食已
　　经很少了，收购任务很难完成了。12月20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马村
　　公社社员高保先和徐冠卿，创造的从玉米穗包皮中提取淀粉已成功。
　　这说明农民们已无粮果腹，只得从谷皮、包米穗皮上榨出些“油水”
　　来维持生命了。据后来查明，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
　　比1958年实产的4000亿斤少了600亿斤，仅为一再向下调整的产粮计
　　划的62％；但根据下面灾难性的浮夸虚报产量而确定的收购量，却比
　　上年增加了14.7％，这就使已陷入饥饿的全国农民雪上加霜。然而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中，仍说中国人
　　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里，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不
　　再说“三年超英”了），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1月7日－17日，
　　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仍然估计，1960年将比1959年更好
　　的大跃进，仍然制定计划产钢1840万吨的高指标，并提出八年完成人
　　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
　　
　　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不顾人民死活的胡思狂想，使得1960年的农业继
　　续减产，工农业总产值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
　　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即总产降至2870亿斤，轻工业总产值也比上
　　年进一步下降了。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连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
　　就已挖空了粮食库存，全国实行口粮低标准和“瓜菜代”，主要商品
　　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浮肿者普遍可
　　见。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的查岈山
　　公社——全国第一个公社、放过许多“高产卫星”的先进公社，也难
　　得吃口好饭了。同样被他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北保定地区徐水县
　　——就是要在全国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模范县，第一书记张国忠也被
　　逮捕了，说他欺骗了毛主席。
　　
　　然而对中央的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号召，谁敢懈怠？吹牛
　　说大话、谎报产量图虚名升官捞权的无耻之徒们，固然要施展其全身
　　解数，就是没干过那些害民误国勾当的党员干部为保自身不被拔“白
　　旗”、打“右倾”，也只好去尽量搜刮农民家里的少得可怜的口粮了。
　　
　　在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一百多天没下雨，除了地区专员、地委副书
　　记张树藩一人外，地委书记路宪文和其他七名地委常委都说这一年的
　　粮食产量是72亿斤，是比56亿斤的1958年还要丰收的特大丰收年，仍
　　要征购16亿斤，而真实产量只有20亿斤。所以秋收刚完，很多所谓的
　　“共产主义大食堂”就断炊了，社员们只得偷偷地在家煮红薯叶和野
　　菜度命。干部们发现了，就把他们的锅碗砸碎，迫使许多人只得逃荒
　　要饭。地委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在各地路口设岗阻拦，并
　　认为社员们将“特大丰收”的粮食隐藏起来而“反征购”，遂在全地
　　区开展“反瞒产”运动。许多群众向河南省委写信诉苦，有的写信人
　　被逮捕法办，是党员的被开除党籍。许多人因营养严重匮乏得了浮肿
　　病去找医生治疗，医生们也不敢说这是饿出来的而只能说染上了“瘟
　　疫”；有的医生说了真话，说“这病有两碗粥就能治好”，马上就被
　　干部们扣上“恶意挑拨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的政治帽子而被逮捕。
　　为了不让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实情，地委让各县邮局“把关”，在一
　　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扣压了12000多封信。一个村的党支部23名党员
　　饿死了20人，侥幸活着的三位党员给省委写了封血书，偷偷地跑到许
　　昌地区去邮寄，央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人民群众，被省委秘书长戴
　　苏理扣下，并下令查处。接着就在整个地区查找“隐瞒未报”的粮食
　　，有些地方挖地三尺；实在查不到，就对群众捆绑吊打，施以种种酷
　　刑。结果就是，查岈山公社饿死4000多人，占全公社人口的十分之一
　　；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约占全区人口四分之一；整个河南省饿
　　死200多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上演的著名话剧《谎祸
　　》，就历史地再现了信阳地区人民这种悲惨境地。
　　
　　在甘肃省，在庐山会议上大批特批彭老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指
　　挥下，也在全省展开了“反瞒产”运动。单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有
　　文字档案记载的刑罚，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４０多种，与解放
　　前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牢房里残害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
　　生的残忍程度几乎无二致。群众的点粒口粮被掳掠一空，导致全县27
　　万人饿死或远逃他乡的达12万人。不但荒野饿殍被皮包骨头命在旦夕
　　的人争相啖食，就是一个还能挑两小铁皮筒水的十岁上下的小男孩，
　　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杀死下了锅，说是为救活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
　　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结果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一把细白骨之后，
　　其母、其妹与其父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在革命圣地陕北，1942年第一个唱起《东方红》而载入史册的名歌手
　　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儿媳也四出逃荒
　　乞讨。许多饿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社员实在没辙，一听说哪儿刚
　　刚埋了死人，就纷纷去掘坟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来，打成
　　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里去卖钱换粮，活一天是一天。
　　
　　如果说，这毕竟是在经济滞后、地旷人稀的黄土高原地带，那么在长
　　江沿岸人口稠密的鱼米之乡，也同遭这大不幸的恶运。比如苏北扬州
　　地区宝应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根据地柳堡，就是著名电影《
　　柳堡的故事》——几乎大家都会唱的“九九艳阳天”的那个柳堡，那
　　个“风车转呀转”的美好境界，也饿死了414人，占当时全大队总人
　　口的五分之一，超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死于日本强盗和蒋介石
　　军队的屠刀和枪弹下的总人数。整个宝应县境内也新坟累累，哭声不
　　绝于耳。
　　
　　同样，在鱼米之乡的安徽省，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荒。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近年在《百年潮》发表的文
　　章说：大灾荒时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三四百万，接近于人们
　　传说的四百多万。
　　
　　就是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1961年秋冬之际，邓小平、彭真各指挥
　　一个工作组，深入北京郊区怀柔县农村调查灾情，彭真小组下属的北
　　京市公安局分组王金锐等人发现：所调查的几个村庄都有饿死人现象
　　，平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这个分组原计划按常规到农民家吃派饭
　　，给粮票给钱，但目睹各农户男女老幼都黄瘦如枯槁，根本无米可炊
　　，只好各自从原单位搬来炊事员和粮菜自炊。此情在后来的七千人大
　　会上也有所反映，成为“文革”打倒邓小平、彭真的“罪状”之一。
　　
　　从1959年到1961年，神州大地究竟饿死和被折磨死了多少人，几十年
　　来一直是个谜。
　　
　　按说，既然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执政党，就应该向人民说真话、讲实情。可是，在“人民的大
　　救星”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类事历来都是谜，人们只能私下众说
　　纷纭。有的说死了3000多万，有的说死了4000多万，不亚于八年抗战
　　死于日本侵略者枪弹、炮弹、炸弹和刺刀下的中国军民总数。就是按
　　拨乱反正后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的“犹抱琵琶半掩面”的统计，
　　1960年包括新出生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还减少了1100多万人，1961
　　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多人。
　　
　　其间，党内许多有识之士作了农村实地调查，证明1960、1961年间的
　　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耕地面积、牲畜、肥料和口粮，等等，与公
　　社化前的1957年相比，甚至与初级合作化前的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
　　下降；农业生产力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都下降到1952年
　　以前；1960年的农村劳动力，少于刚建国的1949年。这充份说明，急
　　冲冲地背弃了新民主主义而想一步登天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跃进
　　”，实际上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并导致数千万人民的大死亡！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强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大衰退大饥荒中，饿
　　死了500万到800万人，约占当时苏联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中国三年大
　　饥荒中死了3000多万到4000万人，也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真是旷古未有而又不谋而合的人间惨剧！
　　
　　对这样一场千古大祸，不可能指望作为“首”的毛泽东会下“罪己诏
　　”；其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公仆领袖们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公
　　开站出来拍拍胸脯承担责任引咎谢罪！而多少年来，在我们称做帝国
　　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时，有关负
　　责人引咎辞职、向人民谢罪或被法办者屡有报导，如几年前韩国汉城
　　汉江大桥坍塌就是一例。甚至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死伤众多，
　　两名市政官员感到自己失职、对不起国家和人民而自杀。1999年8月
　　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造成万余人死伤，土耳其报纸在指责政府时还
　　引用了神户这两位官员的范例。应该说这些官员才真正是对国家与人
　　民负责的。而我们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相反，一些人却绞尽脑
　　汁地掩盖真相蒙骗人民，连篇累牍地宣传说这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
　　
　　其中新华社在1960年12月28日发出的消息就说：我国农业生产遭受特
　　大天灾，一半以上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灾害，其中三至四亿亩遭重灾。
　　而根据20多年后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所述，1959—1961恰恰是
　　比较风调雨顺的三年，而粮食总产却由1958年的4000亿斤，依次锐减
　　为3400亿斤、2870亿斤、2950亿斤。这更进一步证明，经过想一步登
　　天、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大折腾，社会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
　　侥幸活命的人由于食不果腹、无力从事繁重的劳动和无力抗拒少量的
　　天灾，才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大家更吃不饱饭，全国才也陷
　　入恶性循环之中！

　（三）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拍案而起，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
　　
　　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惨痛教训，该不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总
　　结，以图复兴？按说完全应该。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第
　　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就是说
　　，到了1961年，应该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也许由于“八大”
　　之后这五年是个多事之秋，党内外积怨纷纷，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利
　　于党的最高领导，所以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会议扩大到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及许多厂
　　矿企业的党委负责人共约七千多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济济一堂的大会上，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话，
　　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
　　。人们都还清晰地记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最后还是盛赞
　　“三面红旗”和高度赞扬毛主席的领导绝对正确，并说对毛主席的个
　　人崇拜是必要的，对把彭老总等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也是举
　　了手的；但他毕竟还是既有党性又有人性的人，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
　　混乱倒退和人民群众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也不禁感到十分内疚，故在讲
　　话中强调造成这种灾难性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同时认为彭德怀等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建议、反映实情，不
　　能被认为是反党。
　　
　　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
　　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
　　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很显然，这样的讲话都是针对毛泽东主席而发的。所以，尽管1962年
　　元旦，人民日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仍是“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在党
　　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勇前进！”但到会的大多数人在刘少奇、
　　周恩来等同志的这种启发带动下，终于能够面对现实讲真话，而冲破
　　了所谓的“集中统一”的桎梏，纷纷指责这几年“左”倾冒险主义对
　　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祸害，要求为历次运动中被打击迫害
　　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并有人提出给农民包产到户和经营副业的完全
　　自由，以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力，切实克服大饥饿、大死亡的凄惨局面。
　　
　　尽管林彪、柯庆施、康生等极少数“左”派人物又在会上施展了各种
　　招数，为毛大力解围，但面对会上的群情激愤，毛泽东在1月30日的
　　讲话中也不得不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
　　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
　　当众进行了一点儿自我批评。他承认这些年“作了一些蠢事”，承认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然而他话锋一转，又不无牢骚地用他的老话“劝告”那些
　　“左”派人物说，对大家的批评“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把话说
　　完，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说话，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请陈云出山，主持计划经济管理工作。
　　不管毛泽东此刻的真实思想如何，七千人大会确实在多灾多难的神州
　　大地上吹起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探讨从根
　　本上铲除“左”倾毒素的途径。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
　　会，将七千人大会没有涉及或尚未充份展开讨论的经济问题作了深入
　　分析，尤其对经济困难局面作了充份估计。他尖锐地指出：“中央工
　　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
　　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
　　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
　　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
　　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2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
　　棍子”的口号再度出现；各机关所办的学习班又开始各抒己见，有什
　　么牢骚也可以发；农村中“包产到户”和“副业自由”等逐渐出现，
　　对“右倾分子”和“右派”的平反甄别工作也着手进行了。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甘心于七千人大会后出现的宽松、
　　民主、自由新气象的人们，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沉默忍耐，就开始进
　　行反击了。据近年杨明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
　　、曹英的《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及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在
　　当年8月6日于北戴河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竟和在庐山会议
　　上一样，撇开会议通知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粮食问题、商
　　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国家支援农业这四个议题，大讲“阶级、形势
　　、矛盾”问题，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
　　的论述。他首先提问：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
　　阶级？他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
　　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
　　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接着他问：对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样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
　　还是有点光明？他认为：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
　　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
　　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
　　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最后他问：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他自
　　己解答说：一类是敌我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
　　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
　　。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
　　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
　　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份农民闹单干。
　　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
　　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资产阶
　　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
　　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这么一说，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
　　这三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他们不得不迅速思考，也没有
　　人敢于不认真地思考。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
　　个问题，而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大家越听越感觉到，这矛头所向，
　　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一股“黑暗
　　风”，就是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一股“单
　　干风”，就是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行动是一股
　　“翻案风”。这就使会议重点成了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原定议题
　　成了无关紧要的配角。
　　
　　经过北戴河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的这种“思想准备”后，9月
　　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正式就阶级、
　　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了话。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
　　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
　　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
　　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同时，他再次批
　　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9月29日，人民日报在
　　最醒目的位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公报》，写入了毛泽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基本观点，指出“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
　　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从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但响遍全国，而且要“年
　　年讲，月月讲”，还加了一个“天天讲”，并且要坚决打退“单干风
　　”、“翻案风”、“黑暗风”。这样，毛泽东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绝对
　　权威，轻而易举地再一次借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向前发展，阶级
　　斗争越尖锐化”的逻辑，把全党全国的有识之士又一次压了下去。虽
　　然过去，他历次讲话都是以党为核心而未以个人为核心，比如1956年
　　8月30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增强党的团结，
　　继承党的传统》讲话时说过，“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
　　”；1957年5月25日，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见当天闭幕的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时又说过：“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
　　业就不能胜利。”但是现在，他要以他个人为核心了。这使得很多人
　　陷入了深沉的愁思。
　　
　　果然，1963年2月金日成来访，毛泽东就对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
　　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
　　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
　　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
　　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
　　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所
　　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
　　、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
　　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
　　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此刻，高岗、彭德怀都早被打倒了。这里说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
　　内有些人”是些谁，那还不明明白白么？1967年2月，刘少奇被打倒
　　了，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我们党内
　　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7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就看出问
　　题来了，因此提出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他并且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
　　戌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好像中国真有
　　人要搞政变，要夺他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1964年11月，党中央就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
　　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其他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把“以
　　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以生产为中心”之前，被看作“以阶级斗争为
　　纲”可以压倒一切。这使党内外的有识之士无不十分焦虑地提着心：
　　这是图谋清除庐山会议以后尤其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暴露”出来的
　　、对毛泽东的观点持异议者的强烈信号，一场摧残中华民族的更大的
　　风暴必将来临……
　　
　　的确，那个被定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中！
　　
　　（五）为了，疯狂剿杀民族优秀文化与国家精英人才
　　
　　在这狂热崇拜和竭力歌颂声中，凡被认为无助于“大树特树毛泽东思
　　想绝对权威”、有碍于运动的文化人与作品，多被列为“牛鬼蛇
　　神”与“毒草”而统统打倒。其中先后遭难的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家杨献珍及其“合二为一”论，罪名是“
　　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对抗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
　　著名作家赵树理及文学评论家邵荃麟等人及其“中间人物”论，罪名
　　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对抗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长、后担任北大教授的冯定及其
　　哲学著作《平凡的真理》，罪名是“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大杂
　　烩”；
　　著名作家、《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被
　　骂成“戏剧界的祖师爷和反党分子”，剧本《谢瑶环》是“大毒草”
　　，另一剧本《关汉卿》是“反党反革命”，“戏剧理论为封资修服务
　　”；
　　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作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犯下了“反党罪行”
　　，其《上海屋檐下》是“反共卖国剧本”；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及其历史观“应当受到严厉批判”；
　　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及其作品和音乐理论，均“反党反社会主义”；
　　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文艺黑线总头目”，犯
　　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阳翰笙是“周扬死党”，“必须剥开他的画皮”；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
　　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是“社会主义建设
　　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著名作家秦牧、沙汀、王愿坚等人都“贩卖资产阶级货色”；
　　著名画家黄胄则是“驴贩子”；
　　原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齐燕铭是“封资修代表人物”；
　　南京大学校长和校党委第一书记匡亚明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
　　革命分子”；
　　著名工农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
　　本主义的黑碑”；
　　著名记者、作家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是“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
　　本”；
　　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
　　描写陶铸青年时代在厦门搞地下活动的《小城春秋》，也被说成是“
　　美化盲动主义路线的破烂”；
　　甚至在１９３６年就已作古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也被
　　拿出来批判，要从他的“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思想演变，看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至于“文革”前的优秀影片与戏剧，几乎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内：
　　
　　影片《林家铺子》是“美化资产阶级”，
　　《不夜城》是“歪曲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兵临城下》“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
　　《抓壮丁》“同阶级斗争唱反调”，
　　《舞台姐妹》是“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
　　《红日》“效忠于阶级敌人”，
　　《逆风千里》“为反革命复辟分子鸣锣开道”，
　　《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两家人》是“大毒草”，
　　《球迷》是“射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支毒箭，反党文艺黑藤结出的一
　　颗毒瓜”，
　　《怒潮》“为彭德怀翻案”，
　　《革命家庭》“宣扬革命盲动主义和革命悲观主义”，
　　《黑山阻击战》“诋毁人民战争”，
　　《五更寒》是“反动影片”，
　　连《战上海》和《东进序曲》也成了“诋毁人民战争的反动影片”，
　　甚至于，对解放前的《丽人行》、《万家灯火》等影片也进行了批判
　　，传统京剧《四郎探母》也成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
　　《三娘教子》是“教子读经的黑标本”……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人民日报接连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的《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的《应当重视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
　　文革”前不久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更进一步地掀起了对
　　古今各种文化名人和作品的批判高潮。
　　
　　这样，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又进入了一个禁书年代。从秦始
　　皇的焚书坑儒，明令民间禁藏《诗》、《书》、《礼》、《易》等经
　　典，违令者满门抄斩，到满清入主中华大地后对汉族书籍中一切有碍
　　满清统治的内容严加删削，甚至大兴文字狱——就是在所谓的“康雍
　　乾盛世”也文字狱不绝如缕，那些毕竟是封建王朝“孤家寡人”的独
　　裁专制特色；而我们是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人民最自由、
　　最民主、最幸福的社会，恰恰又重蹈了封建王朝的那种野蛮残酷的文
　　字狱等等的覆辙，全国人民能够阅读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几乎都被一
　　扫而光。不甘于被强制愚昧的年轻人只能偷偷地、十分小心地阅读“
　　除四旧”“除”出来的现、当代各家的小说、诗歌、科普读物，以及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作品。一旦被查出，少
　　年儿童还可能被“贵手高抬”，若是成年人，就会被扣以“四旧分子
　　”乃至“教唆犯”的大帽子，后果难料。这真是强把全国人民推向广
　　阔无垠的文化荒漠。
　　
　　在这文化荒漠中，人们能够公开欣赏的，几乎只有“文艺革命旗手江
　　青同志”“挂帅”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
　　团》、《沙家浜》、《红灯记》、《海港》、《杜鹃山》，“革命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沙
　　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了。这当中，前
　　八个节目被统称为“革命样板戏”，因此人们私下愤愤地说：“全国
　　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
　　
　　就这样，1970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吹捧江青的文章，其标题就
　　是《革命样板戏鼓舞我们奋勇前进》。同年５月，为纪念《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8周年，将反复上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样板戏又一
　　次全部轮流公演。由于人们早就看腻了，从1957年“反右”之后又一
　　直没有增长过分文工资，绝大多数人再也舍不得把艰难度命的钱往水
　　里扔，各单位为避免招来对“旗手”不恭的大难，只得花公款买票动
　　员大伙儿去剧场为本单位装装“门面”。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关怀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是一切心存善良
　　的知识分子的天性。可是，正当西方发达国家迅猛发展经济、发展科
　　学文化、向信息高速公路大踏步迈进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却说“
　　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在打
　　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时候，他又说：“华佗念了几年书？李时珍
　　念了几年书？念三年书就可以当医生。医生不要留在城市里！”正是
　　由于这些“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著名报刊先后发表了《
　　藐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文化阵地》、《撕
　　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在使用中
　　改造技术人员》等社论和文章。1971年4月15日至7月21日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会议纪要，更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
　　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
　　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样，在知识分子中，除了“紧跟”而得宠飞黄腾达或甘当奴才驯服
　　卖力者外，绝大多数都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
　　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不论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许多有真
　　才实学和有实践真本领的，在人前人后都显得邋里邋遢灰溜溜的，连
　　已对我国核武器试制成功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此时都
　　去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上身穿件破棉袄，腰间系一根草绳。
　　
　　同样，正该向科学文化高峰作冲刺的数以千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在伟
　　大领袖的“上山下乡”的口令下，纷纷去“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宣传队进大学领导大学，以实现“
　　工人阶级占领一切上层建筑”，并说什么“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是划
　　时代的大事”。
　　
　　在这种没文化教育有文化、低文化领导高文化愚昧倒退的鼓噪声中，
　　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都关闭了一些医院，连世界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
　　的医生护士也被“精简下放”了。其中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呼吸道
　　疾病防治高手罗慰慈先生，也被“下放”到大西北的山沟沟里，接受
　　公社卫生院的“三红”卫生员领导。过去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
　　龄等人瞧病的著名医学家张孝骞等人虽被留在协和，然而更遭罪：张
　　孝骞被造反分子没日没夜地迫跪抽打批斗，打碎了眼镜片，额头血迹
　　斑斑，又被迫令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楼道擦玻璃窗
　　。他们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感天旋地转、景物模糊，刘士豪没
　　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一声摔了下来，直跌得内脏出血
　　并跌伤了腿骨，躺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杖缓步。给党和国家几乎所
　　有的领导人看过病的国内外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改革开放后是世
　　界卫生组织顾问），虽然没有遭受多少皮肉之苦，但也被迫与刚出茅
　　庐的小伙子大姑娘们一样“包片一对红”地成了“住院大夫”：为病
　　人打饭、理床、送药、打点滴、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
　　去Ｘ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
　　
　　上海的一些文化人被组成“牛鬼蛇神队”，去郊区工厂劳动改造。当
　　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文化人傅东华也身在“劳改”之列。他们夜晚回
　　家，全被“勒令”乘电车时不得入座，而只能伸手够着横拉杆一直站
　　着；尽管夜晚乘车人少，很多座位空着，他们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地死撑苦站着——“不知地狱里的青面獠牙们对新来的鬼有没有这
　　种‘勒令’”，其中有人在内心里这样嘀咕着。
　　
　　在对古今优秀文化的这种大围剿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对社会和历史作
　　出过杰出奉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
　　界专家名士的残酷迫害，使之遗恨无穷地走上了人生绝途。
　　
　　在1966年4月16日至5月14日这一月之中，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光明
　　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高炬、何明
　　、姚文元、林杰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并诋毁邓拓的《燕山夜话》、
　　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猛攻与邓拓关系密切的《前线》
　　杂志和《北京日报》，大骂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黑线”，邓拓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在中央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当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报等报
　　刊上辱骂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是一个叛徒”。这位秉
　　性刚正，1930年18岁入党的老党员，在5月17日夜晚悲愤地写了《致
　　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于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为
　　那段黑暗岁月的第一位以死抗争的殉道者，终年仅５４岁。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杀了！他1948年8月担
　　任毛的秘书，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
　　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由于多年的亲闻目睹，他对毛泽东
　　的独断专行、出尔反尔、理论脱离实际等作风实在看不惯，为此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就受到冲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当年秋天的八届
　　十中全会上更遭到毛泽东的猜忌与冷落，严厉地批评他的“包产到户
　　”建议与活动，还声斥“田家英把持政研室”。1966年5月22日下午
　　，“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到中南海“勒令”他停职反省，交出
　　全部文件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便悬梁而死，终年仅44岁！
　　
　　跟着，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也
　　是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参加田家英率领的湖南调查组，积极反
　　映湖南农村在三年大饥荒大死亡的实情，受到毛的冷落，“文革”一
　　来就遭到猛批猛斗而愤然自戕。
　　
　　接着，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被中宣部造反派批斗时，并非中宣部工作
　　人员的康生秘书特地跑来参加批斗，胡说姚溱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
　　“特务”。姚溱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诽谤与污辱，当晚悬梁自尽。
　　
　　6月20日，历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这位190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学者，
　　1946年39岁时与马叙伦、许广平等著名人士筹组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
　　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文革”前夕即遭围
　　攻与迫害，运动开始后自杀身亡。
　　
　　8月24日，国内外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
　　，因不堪批斗迫害，极为悲愤地投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溺
　　而亡。
　　
　　同日，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
　　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陈笑雨——笔名马铁丁，因不甘
　　屈辱于残酷批斗，投入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段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自缢身亡。他是著名诗人闻一
　　多、徐志摩的学生，1927年16岁时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诗集，为新
　　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期相继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从事学术研究，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和《考古通讯》杂志副总编辑
　　，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并有颇多创先之作。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身亡。她是京剧
　　大师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
　　学校副校长。“文革”开始后，迭遭批斗殴打，精神肉体均受到深巨
　　伤害，自杀前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终年47岁。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受教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70岁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
　　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身亡。
　　
　　闫红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
　　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
　　队第一政委，因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服
　　安眠药身亡。死前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
　　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终年58岁。
　　
　　李立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
　　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夏天，在两个月中遭
　　受14次残酷批斗殴打之后，于6月22日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
　　“致主席”书，终年68岁。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名门贵族之
　　家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
　　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不然她为什
　　么要离开那样富贵的家庭而参加穷苦人的共产党？”1967年11月19日
　　，她从11层楼上跳楼自杀，终年才48岁。
　　
　　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雷雨》中成功饰演蘩漪而闻名。
　　“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份不好而屡遭批
　　斗，又因曾在解放前的电影《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
　　反派的嘲弄与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终年56岁。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
　　，与杨益言合作写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红岩》，“文革”伊始就
　　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时仅43岁。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而闻名天下。“
　　文革”一开始就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
　　，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肚子里还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
　　发报机”而屡遭批斗，于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年仅37岁，死后
　　还被剖尸检查那无中生有的“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著名乒乓球高手。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多次获世界
　　冠军称号，为祖国赢得了美誉，“文革”中却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
　　”和“‘三名三高’的尖子”受到了批斗。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对
　　国家体委领导人贺龙元帅和荣高棠的侮辱人格的批斗大会后，在龙潭
　　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而死，年仅31岁！
　　
　　著名作家杨朔，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八路军总部派往晋察冀战场的记者
　　和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
　　平大会党组常委，写过《荔枝蜜》等传世范文。“文革”开始后，他
　　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书
　　毛主席和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严厉拒绝，在绝望中于当年8月3日服安
　　眠药自杀，年59岁。
　　
　　以所谓“党天下”被定为“右派”的储安平，解放前主持《观察》杂
　　志，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丧权辱国作过猛烈抨击，解放
　　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7年被定
　　为“右派”后，“文革”中再次成为被折磨的对象，造反分子们对他
　　任意打骂与人身侮辱无所不用其极。他不忍屈辱，于1968年8月投河
　　自尽，年59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
　　，著译等身。他在1957年3月应邀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
　　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录音，兴奋地对人
　　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但在紧接着的“
　　反右派”运动中却被打成“右派”。1968年8月30日开始，造反派上
　　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又被揪到大门口站长凳戴高帽批
　　斗，遭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著行世。
　　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越南胡志明主席在广西边境落入
　　国民党军警之手，他遵照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示，通过冯玉祥与李
　　宗仁对蒋介石的游说，将胡志明营救出狱。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
　　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革”中横遭批斗，1968年
　　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曾在解放前的《乌鸦与麻雀》和解放后的《
　　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因不堪迫害于1968年跳楼自杀，时年48
　　岁。
　　
　　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前曾主编《申报·自由谈》和《礼拜六》等，
　　发表过鲁迅先生的许多文章，自己也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系
　　“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
　　跳井自杀。
　　
　　著名作家李广田，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
　　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任武汉大学中
　　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
　　书，“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被毛泽东选作“文革”第一个突破口、被姚文元们连篇累牍地批判而
　　遭到残酷批斗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解放前28岁时就被云南大学聘为
　　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
　　市副市长。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陆续写出《论海
　　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作品，没想到这却被毛
　　泽东认作是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
　　亡，终年60岁！
　　
　　著名电影艺术家顾而已，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和《天仙配》等影片
　　，因30年代与当时艺名为蓝萍的江青有过交往，了解江青那一段丑恶
　　历史，在“文革”中就备受迫害，于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
　　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年55岁！
　　
　　著名记者和新闻学家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达陕北
　　，向全国报导了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引起巨大反
　　响。1938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为国家的民主自由而斗争；同年发起和创办
　　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193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人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
　　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转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苏
　　皖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社长；
　　国共和谈时，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中任新华总社总编
　　辑；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
　　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
　　杀，年61岁。
　　
　　著名记者、作家和诗人闻捷（原名赵文节），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
　　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新华总社文教编辑、中国作
　　协驻会作家。其诗作《吐鲁番情歌》获广大读者赞扬，“文革”一开
　　始即遭批斗，又因人际交往问题横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
　　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正式委任为上
　　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闻捷不堪迫害，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
　　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和敦煌学家王重民，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
　　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
　　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在目睹引发全民族深重灾难的“文革”浩
　　劫无休无止，在极度忧痛中于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极端悲愤绝望中自杀身亡者难计
　　其数，单是在我们新华社的总社大院内，就有十多位老记者自杀，占
　　总社当时新闻业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强。其中有驻外记者许复己夫
　　妇、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夫妇、先后任国际部第一副主任和外事部主
　　任的李炳泉：许复己解放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共地下
　　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新华社九兵团分社记者，曾随九兵团首先入朝
　　参战；朝战结束后调任总社国际部编辑，不久被派驻国外。“文革”
　　开始横抓“叛徒特务”时，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也被诬为“叛徒特
　　务”而被残酷批斗。他不甘屈辱，夫妇双双吞安眠药自杀。
　　
　　陈正青在抗战伊始就投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后来著名于世的作
　　曲家周巍峙为同窗挚友。建国前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从事摄影报导，
　　拍过大量珍贵历史镜头。“文革”伊始，不堪凌辱，也是夫妻双双服
　　安眠药自杀。
　　
　　李炳泉于抗战中期即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奉命打
　　入傅作义的报纸《平民日报》任采编主任。他的一位兄长是傅作义部
　　队的高级军官，故李炳泉与傅作义的来往密切。1948年冬北平被解放
　　军铁桶般围困时，李炳泉的兄长劝说傅作义“要深识大局，尽快与解
　　放军谈判和平起义，定能成功”。傅作义再三追问这“成功”有何把
　　握时，这位兄长才透露自己的弟弟李炳泉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傅
　　将军和平起义的意图就是李炳泉奉地下党之命，请他这位做哥哥的转
　　告傅将军的。傅作义听罢大为感叹：“没想到踏破我们家门槛的炳泉
　　先生竟是共产党！”当李炳泉以中共党员身份与傅作义面谈，傅作义
　　再次发出上述感叹时，李炳泉笑着说：“您的女儿傅冬也是我们党的
　　一位忠实可靠的同志哩！”傅作义一听更为感叹与震惊。随后，李炳
　　泉带着傅作义的一位贴心代表，出了北平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
　　联系谈判事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后，他就
　　进新华社任国际部副主任，后又改任外事部主任。“文革”开始，新
　　华社的造反派硬说他是“叛徒特务”，“与国民党军队有着不可告人
　　的干系”。他多方说明解释也无济于事反而遭到更加凶残的迫害，遂
　　在宿舍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悄悄服安眠药自杀，两天后才被人发现。
　　
　　悲愤绝望而自戕者如此之多，而被迫害或抑郁难释致死者就更多了！
　　其中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有（其后括号内年月日为死亡日期）：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1966
　　年8月24日），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1966年），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
　　文学评论家、《革命家庭》作者陶然（1966年），
　　小说家孔厥（1966年），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同年12月16日），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6年），
　　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南汉宸（1967年1月
　　），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1967年），
　　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1967年），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1967年），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7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1967年），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1967年），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1967年），
　　新闻界著名人士、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
　　对江青30年代的丑闻知根知底的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
　　席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
　　革命戏剧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
　　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1968年12月10日），
　　原24军政治部主任、小说家、后被诬为“胡风分子”的彭柏山（1968
　　年），
　　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1969年），
　　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交通部长、“右派分子”
　　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年6月
　　9日），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年11月30日），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张学思（1970年），
　　著名作家赵树理（1970年），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年），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年），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年），
　　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年），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年），
　　彭德怀元帅（1974年11月29日），
　　著名作曲家马可（1976年7月27日），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1976年10月18日），
　　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的作曲者郑律成（1976年12月7日），
　　以及德高年劭、我们大家都敬爱的朱总司令（1976年７月6日）、
　　张闻天同志（1976年7月1日）和周小舟同志（1966年），等等，等
　　等。
　　
　　至于浩劫中落难的人数更多得惊人而难以统计，其中单是因“刘少奇
　　案”受株连被判刑的就多达两万八千余人！
　　
　　在这里，应特别写一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之死——
　　
　　1969年秋，在林彪战备的“一号命令”下，中央各机关的“不可靠”
　　分子纷纷被遣送去外省市农村的“五七干校”，各劳改单位的“劳改
　　就业”人员家在京津沪三大城市者，也被押送到山西等地的劳改场所
　　，家在其他省市的则被押回原籍“消化”。在当年10月17日，生命垂
　　危的刘少奇也被“疏散”出首都，但不让他回其故土湖南省宁乡县花
　　明楼石炭子冲，而把他押送到河南开封，负责看守的中央办公厅负责
　　人汪东兴等人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不到一个月，即11
　　月12日凌晨４时，少奇同志即停止呼吸，终年71岁。“病历”上写道
　　：“该犯除患有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和轻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
　　肺炎。”14日，少奇的遗体被放在木板车上拉向火葬场，一双瘦骨嶙
　　峋的光脚还露在破毯子外面，以“烈性传染病死者”被秘密火化，火
　　化单上填写的姓名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骨灰盒上的姓名
　　也是“刘卫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副主
　　席，近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竟被摧残得饮恨长眠时连自己的
　　真实姓名也被篡改了！好在他临终时留下一句大彻大悟、颠扑不破的
　　箴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彭老总，自从七千人大会结束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书石沉大海之后，就
　　继续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８号吴家花园小院内种菜种老玉米。1965
　　年11月，他奉毛泽东之命到西南“大三线”搞战备，但万万想不到：
　　一个名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也正奉毛泽东之命加紧审查他的
　　“罪行”。因此就在他泼出老命地跋山涉水到处巡视大三线的厂矿工
　　地时，《五·一六通知》下达了；不久，他就被北京来的“红卫兵”
　　揪回北京批斗，常常被一根麻绳套着脖颈并背缚着双手，还被紧拉着
　　脖颈后的绳头，强令他低头曲背地站在批斗台上，任人打骂凌辱。有
　　时还与张闻天同志一道被绑在大卡车上在长安街上游街示众，而且这
　　种残酷虐待的批斗接二连三，一个月内多达20多次！1967年11月1日
　　，他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已于（67年9月）27日（被）押
　　回北京，现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
　　
　　当然，毛泽东根本无需他这位已成阶下囚的昔日战友、同志与老乡的
　　敬礼，而不予理睬。1974年11月29日，这位开国元勋因不堪长期的精
　　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在解放军总医院被严密看守的病房中含恨离开了人世！
　　
　　张闻天，在庐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
　　团成员”两顶大帽子之后，尽管仍被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桂冠，但看
　　不到中央文件，更不准参加中央任何会议，什么工作也不让做。经他
　　自己的努力争取，才获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做
　　了个“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批斗囚禁了一年半。
　　
　　1969年，也是在林彪备战的“一号命令”下，他被“疏散”到广东肇
　　庆，“勒令”其不许使用“张闻天”的真名，而被化名为“张普”，
　　存款也被冻结，不能取用。但他有多年的心脏病，全身浮肿，面色灰
　　白，多次上书争取回老家上海而一直未能获准，直到1975年8月才让
　　去无锡定居。1976年4月，张闻天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
　　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惨遭镇压的新闻时，心脏病突然复
　　发，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对夫人刘英说：“……别的倒没
　　什么，只是（庐山会议之后）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
　　他并一再叮嘱：“我死后，请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
　　给党，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下午7点30分，张闻
　　天与世长辞。中共江苏省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中央派员主持丧葬事
　　宜，同时提出这样的建议，“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追悼会”
　　，而且还报送了一份追悼会讲话稿，其大意是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
　　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对这样的报告，尽管还说张闻天是“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作
　　为党的总书记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延误到张闻天逝世后的第八
　　天，中央才给江苏省委作了复示，否定了江苏省委的召开追悼会的方
　　案，只让省委和无锡市委各派一名负责人及少数工作人员向遗体告别
　　，然后将遗体火化，骨灰盒放在无锡市公墓，由江苏《新华日报》发
　　这样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
　　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
　　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3岁”，如此而已。
　　
　　当年7月9日，张闻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凄凉的氛围中草草进行。与张
　　闻天风雨同舟数十载的伴侣刘英敬献的花圈上，按照“上面”的指示
　　连张的全名都不许写，而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7月13日，《新
　　华日报》在第三版右下角、读者们几乎都不会注意到的位置以“本报
　　讯”登了那条新闻，中央各报刊一概保持缄默，只当没有这回事！不
　　过这比起“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庐山反党集团首领”彭老总
　　来，也算是伟大领袖的“网开半面”了！！
　　
　　周小舟同志，1931年（19岁）“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日寇魔爪已伸向华北的时候
　　，他担任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工作，参与发动了“一二九
　　”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转到冀中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
　　。建国后，历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中共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党委常委等职。
　　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后，一直没有
　　承认所谓的“反党错误”。1966年“文革”一来，他就被迫害致死，
　　终年54岁。

　　〖本文节选自戴煌：“‘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

http://bbs.tianya.cn/post-no01-1627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