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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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
　　
　　
　　前言
　　
　　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有着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由这个组织所主导的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本文以口述史资料为基础，从造反派的境遇和视角，来呈现文革的政治博弈内容——文革的支持力量（文革派）与反对力量（反文革派）之间的博弈内容与过程。
　　
　　从造反派的视角出发去呈现文革历史的优点，能够在造反派群体自身境遇的基础上，去呈现反对文革的力量组成及其策略选择集合，弥补已有的文革史中间的常见缺陷：未能恰当地区分文革中间相互对立的力量及其策略集，这一问题导致的重大疏漏是遮蔽和掩盖反文革派对文革进程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研究目的出发，武汉文革比北京和上海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上海文革进入1967年之后，反文革派的民间力量（保守派）被整合进造反派组织中间去了，使得上海后续文革博弈过程显得独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为不同。而北京的文革运动较为切近地处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干预之下，反文革的民间力量（保守派）一开始就发育不良，这也是有别于全国的特殊状况。在多数地方和多数情况下，反文革力量始终在组织和力量方面占据优势和上风，这才是全国文革的普遍状况。武汉文革进程，恰好是与这一状况相一致的。
　　
　　在本文中间，先从毛泽东介入或者干预文革进程的角度出发，简单梳理文革的演进过程。然后，以造反派的角度，去呈现反文革派的力量与策略选择，揭示出文革十年期间真正主导运动进程的力量。最后，从群众作为政治主体的角度，去对照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与解放政治的潜能。
　　
　　一、毛泽东对文革的有效干预与无效干预
　　
　　在官方文革史学中间，坚持文革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结论，这除了体现出一种以个人作用去解释历史和政治的方法论之外，较为具体的意图是掩盖反文革力量的优势地位及其表现。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文革过程走向，去检验毛泽东到底如何有效地干预了文革进程，以此去对照作为文革特色的造反派及其批判活动与毛泽东个人的关系。
　　
　　1、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
　　
　　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是试图通过学术批判活动来建设吻合新制度需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其中史学领域的学术批判最受他本人关注；在学术批判中间涉及到清官是否能够调处社会矛盾以及统治阶级是否有着采取让步政策的自愿，这两个主题都涉及到被统治阶级的政治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问题。但是，这个批判活动难于展开，毛泽东本人所欣赏的年青人如戚本禹、姚文元等所写的文章，往往难于发表和传播，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却受到官场强势人物的庇护，不仅中宣部周扬等人以权力介入学术批判去支持“权威们”，彭真为了保护吴晗甚至单独出台了一项政策——“二月提纲”，在这项政策中间，彭真为了实现庇护吴晗的目的，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要“有计划地造成一场混战”把郭沫若和范文澜拉出来陪斗；第二项策略是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很搞笑的是，彭真要批判的左派除了戚本禹等人之外，还包括写文章与吴晗商榷的邓拓）。而且，除了官场的阻力之外，作为学术批判对象的权威如吴晗、翦伯赞和罗尔纲等人，都不愿意认真回应学术批判。借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有关学术场域的分析，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的大资本（权威们），除了受到权力的过度庇护之外，还对真正的学术争论和交流不感兴趣，这与市场上垄断企业的行为模式有着高度一致性：首先关注的是市场垄断地位而不是技术进步。[对于最受到毛泽东重视的历史学术批判方面的详细考察，参阅老田文章：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 ... 6-05-13/113193.html]
　　
　　文革期间各种人物及其言说，在政治博弈中间进行相互塑造，名实脱节现象较为严重——口头上说的和心里想要做的差别很大。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为使其免遭批判单独出台政策，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词进行粉饰，实质要做的确实混战一场和掉头来批判批评者。在后文革时代的官方史学中间，重新翻转了对这一轮学术批判的估价，把小资本说成是具有投机心理并得到过过度扶持的“棍子”，比附为权力粗暴地干预学术自由；这样的定论在1965年3月3日邓小平就说过，依据这个看法，在毛时代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小资本拥有着过度的话语权和传播机会，能够非正当地威胁大资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以机会主义策略介入学术竞争还能够取得胜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显然是因为小资本得到权力的过度扶持而大资本得不到类似的支持，这恰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已有的事实都是相反的状况：按照毛泽东的观察，学术场域中间主要特点是党阀支持学阀，目前看到的证据都是权力支持大资本而不是小资本，这使得学术批判确立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努力无法持续下去。在各地省市委主持的学术批判中间，选定的批判对象往往是与高官们有着个人冲突或者不洽的学界人士，而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革方法无法持续下去。[同上]
　　
　　应该说，毛泽东对文革最初设计，是彻底失败了，这是1966年8月份之前的主要事实。
　　
2、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干预——支持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
　　
　　1966年6月上旬，各地依据刘少奇等人的安排，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除了选定各地高官们不喜欢的人作为揭发批判的对象之外，还在学生和教师中间进行分类排队，预备“抓右派”，这两个方面的安排，都受到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批评，在北京更发展为激烈的“驱赶工作组”的浪潮。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经过六天时间的考虑，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支持学生对于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的批判，然后，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于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之后次日在报章上公开发表。
　　
　　此后，依据毛泽东的要求，政府高官和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出面接见群众和讲话，支持群众的结社权和对于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批评权。1966年10月，依据文革小组与北京高校少数派座谈的结果，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这实际上是把文革早期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进行的政治行为模式（曾经被毛泽东本人定性为“方向路线错误”和“五十天白色恐怖”），宣布为彻底非法。在这样的支持之下，造反派从早期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打压的少数派，成长壮大并于1966年冬天在高校里成为占据优势的组织和力量。
　　
　　首长公开讲话，肯定符合政策和道德标准，都能够起到支持群众的有组织批判意识的作用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毛泽东对于文革进程的干预，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放弃了他对文革的最初设计，转而支持群众组织起来去批判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后，通过学术批判形成新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设计，被支持群众批判政治异化及其人格化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所代替，这是全新的运动模式。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重大干预，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对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有着明确批判意识的有组织群众力量，这股力量在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明确支持下，逐步壮大，成为整个文革期间反文革派的坚定对立面。
　　
　　文革小组的角色，近似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监督人和执行人，由此也受到反文革派的痛恨和针对。针对怀仁堂会议对文革小组的发难，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凌晨讲话指出：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这段话在两个方面都是很准确的，文革小组的职责就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及其通过的“十六条”，同时，官场中间反对文革小组的势力实质上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所有针对小组个人的反对策略都不过是掩饰。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左一）、江青、姚文元（左四）、戚本禹（右四）、王力（右三）、关锋（右二）、穆欣（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第二次干预的有效性体现在：民间对官场的批判性力量能够生存下来并成为参与政治博弈的一股力量。全部的反文革派力量及其采取的策略集合，都是针对着造反派组织力量及其策略的回应，为此，反文革派力量还确立了对支持造反派力量的具体策略，这成为整个文革政治博弈进程的基本特点。
　　
　　【未完待续】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