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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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

丁凯文


贺龙在“文革”前是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名第五的元帅，在军内享有盛誉。然而贺龙却在“文革”期间被打倒，被批为“保皇派”、“大土匪”、“大军阀”，1967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操作下，贺龙被隔离审查，1969年6月9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发生三年后贺龙才被中共中央恢复名誉。长久起来，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的迫害。如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该《决定》说：“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贺龙的倒台是“文革”期间解放军内部发生的最严重的一场内斗，贺龙因此身陷囹圄，最终含恨去世。剖析贺龙案对我们认识军队与“文革”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一、贺龙倒台的前奏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参加会议者共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负责人等。为了解决罗瑞卿一个人的问题，会议如此兴师动众且规格之高乃前所未有之事，足见毛泽东对此事件的重视，也只有毛泽东动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才能做到。
罗瑞卿事件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一场内斗，以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一众老帅和军内一些将领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重老帅，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紧张、不睦。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公办主任、人大常委委员等，位高权重，不免滋生霸气，颐指气使。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尖锐，乃至恶化，军内遂形成一股强大的倒罗力量。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成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决罗瑞卿问题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前毫无所闻。而军内其他老帅和将领们都被叶剑英打了招呼，对上海会议的召开心中有数。这一点，参与上海会议的邱会作、李作鹏都有详细的回忆。叶剑英受毛泽东的委托不仅向除贺龙外的老帅们打招呼，其他军内将领还包括吴法宪、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人，目的就是提醒这些人不要陷入罗瑞卿、贺龙的小圈子里，为在军内解决罗瑞卿问题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贺龙在飞往上海开会的飞机上还问刘伯承会议所为何来，却未得到任何准确的信息。上海会议的召开打了贺龙一个措手不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本就不想让贺龙与闻此事，理由只有一个，毛认为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而非林彪，解决罗瑞卿问题很可能会牵涉到贺龙。但是，这次上海会议并没有涉及到贺龙。显然，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事件时还是有自己的分寸的，并不想一下子牵连太广。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注1）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会前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批罗的准备和部署，得到毛的批准。邓小平、彭真、叶剑英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角，具体工作由叶剑英、杨成武负责，叶剑英在会议最后作了总结发言。4月8日会议结束，起草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此报告随后送达毛泽东及中央常委审阅。军内如此重要的会议，贺龙却根本没有参与，而是被毛泽东委派去中国的西南地区视察钢铁基地攀枝花。4月9日，贺龙回到北京，此时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在前一天结束了。
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此时的贺龙已然失宠于毛泽东。虽然，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都没有牵扯到贺龙，但是随着罗瑞卿的倒台，贺龙再也无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时的贺龙实际上被毛打入了“冷宫”。罗瑞卿的倒台实际上成为贺龙倒台的前奏。

二、毛泽东对贺龙的戒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那么毛泽东是何时下决心倒刘的呢？毛泽东自己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问毛：“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说：“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注2）从1965年伊始，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进行部署。
文的方面，在毛泽东的授意下，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组织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得到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3月到11月数次易稿。周恩来在1967年曾说：“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注3）
武的方面，毛泽东开始南下各省，对各地军政大员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说得最多的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1965年5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再次畅游了长江。毛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事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块当初割据走武装斗争的革命摇篮，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故地重游，但实际上却是以此激发自己的战斗豪情，准备开始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战斗。
然而，毛泽东在发动一场针对刘少奇的斗争时，最关心的还是军权是否牢牢在握，是否会被自己的对手抄了后路。毕竟苏联发生的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对毛泽东有深深的刺激。1964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了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却发生了一幕令人惊诧的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当着众人的面，向贺龙说“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苏共中央事后也对中国代表团道了歉，但是中国代表团却认为马里诺夫斯基是酒后吐真言，是苏联人的真实想法。
苏联发生的“宫廷政变”和马里诺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尤其是对军权的高度警惕。此后的毛泽东一再提出要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1965年10年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证军权绝对掌握在毛泽东自己的手中，军队中拿下罗瑞卿是第一步，罗瑞卿背后的贺龙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正如邱会作回忆所说：“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注4）

三、贺龙不批刘少奇

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向刘少奇摊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指责、批判刘少奇。周恩来随即配合毛泽东向军内将领们打招呼交底，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注5）贺龙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不可能不对贺龙有所关照。
然而，贺龙的表现却不能让毛泽东满意。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一直没有表态。换句话说，贺龙未曾向毛泽东及时表忠，没有与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曾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毛泽东没有再说话。会议期间，贺龙还向萧华发牢骚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贺龙不仅不批刘少奇，且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这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6）贺龙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决定了自己倒台的命运。
贺龙的这个态度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事实上，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与会者的实际表现和发言情况，以此决定下一步的行动。9月8日，毛泽东嘱贺龙与林彪等人谈一谈，目的还想再争取一下贺龙。9月10日，贺龙来到毛家湾拜会林彪。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注7）林彪与贺龙之间的谈话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贺龙走进大厅，林彪迎上前去。俩人握手寒暄后，林彪请客人落座，内勤送上茶水，宾主谈话开始，气氛平静如常。”（注8）
林彪这番话其实意在提醒贺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可是从贺龙的反应来看，贺龙不仅不买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林彪所言“贺龙的问题可大可小”，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掌握着贺龙的命运，毛可以将贺龙的问题压下来，“留中不发”，也可以对贺龙立案审查。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没有任何人敢于立案追究贺龙的问题。
贺龙与林彪谈话后，还去拜访了其他几位毛泽东提到的党内领导人。这几位领导人是谁，笔者无从所知，官史亦没有透露，但是可以肯定不会是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的人，应该是老帅一级的人物，下一级的官员如吴法宪等也不值得贺龙这位军委副主席纡尊降贵去拜访。据贺龙传记所言：“由于这些人都参加了林彪主持的谈贺龙问题的会议，所以对贺龙都很冷淡，贺龙便不多说话了，只是礼节性地访了一遍。”（注9）显然，事态在此时已经很清楚了。

四、贺龙与军内的矛盾

在中央批判罗瑞卿之时，将已经去世的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扯进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称：“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刘亚楼被当成罗瑞卿、杨尚昆的同伙受到批判。在空军中以副司令员刘震为首借机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发难。
1966年6月至9月召开了中共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据吴法宪回忆：“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注10）空军党委刘震等人在7月初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其中十条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针对吴法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吴法宪、余立金拿下。而这些人却得到了贺龙的支持。
贺龙是红二方面的旗帜，虽然在罗瑞卿事件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依然还是军委副主席。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到贺龙处汇报空军党委会的情况。他们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注11）
空军党委高层开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中央军委此时不得不介入。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不赞成空军内部以批评为手段搞夺权斗争。林彪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也表态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做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的意见也转给中共中央刘少奇处。7月19日，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军委常委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贺龙、聂荣臻、陈毅。刘少奇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7月20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7月21日，叶剑英到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注12）
空军党委会议后来因为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介入得到平息。林彪特地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对吴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常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一个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一封短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线贯穿其中，一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一条是贺龙为首的黑线。（注13）
吴法宪、余立金这样的报告有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问题，但是贺龙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就擅自对空军党委会表态，无疑有纵容刘震、成钧等人在空军中搞夺权活动之嫌。海军在此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夺权斗争，后亦因中央的介入而平息下来。

五、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

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拒绝学生和群众组织在军内造反，军队的问题由军队自己处理。这一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此，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总参炮打杨成武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周立刻给杨成武打电话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注14）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并命其交代问题。
现在并无史料证明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有关，但是由于中央军委里林彪、叶剑英都强调军队的稳定，不能开展地方式的夺权斗争。联系到空军、海军因“文革”而发生的动荡事件，林彪必须要将军内夺权势头立刻压下，严厉处理王尚荣和雷英夫能起到杀鸡儆猴之效。由于在这次事件中，贺龙办公室的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贺龙本人难免被牵扯进来。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注15）
据贺龙传记记载，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了军队的稳定，制止了海空军发生的夺权斗争，这也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和批准。林彪对此亦指示，海空军现有的领导班子不动，但是贺龙对此却有异议，贺龙表态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注16）
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总参内部的斗争，都是在中共中央批判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前提下召开的，又与军内高层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相关联，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之中亦不免参杂了以往的“山头”或个人之间某些恩怨，而借着会议批判罗瑞卿之际爆发出来。“文革”初期，空军、海军和总参发生的事或多或少都牵涉到贺龙。贺龙身为军委副主席，对军队发生的事件发表看法作指示并无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军队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叶剑英，而杨成武又是毛泽东、林彪极为信任的军内人物，连周恩来都提醒杨成武有人要夺他的权。贺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在那个混乱的局势下更需谨言慎行，对军内的矛盾不轻易表态，不授他人以柄。此外，贺龙在表示自己的意见之前应与林彪、叶剑英作必要的沟通。军队不是地方政权，绝不可以发生任意夺权的事件。
总参“八二五事件”成了贺龙倒台的那根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六、毛林周决定拿下贺龙

在拿下贺龙之前，毛泽东特意在9月5日将贺龙请到中南海以示关怀，毛对贺龙褒扬了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9月9日晚，毛又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军委副主席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他与会者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
“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
“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
“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注17）
据邱会作回忆：“林彪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说身体不舒服退席了，叶剑英组织继续开会。军委常委们对贺龙进行了批评和批判，陈毅、聂荣致的发言非常尖锐，平日很少说话的刘伯承也说了不短的批评话。结束时，叶剑英交待会议内容绝不许外传。会后，还扩大了一些军兵种正职首长秘密地到叶剑英家里看过贺龙历史上通敌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注18）
另据黄永胜回忆：“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注19）
就在9月8日同一天，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就贺龙问题打招呼。据《贺龙年谱》记载，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成立贺龙专案组，并责成中央专案小组写出立案报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注20）
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已将贺龙推到敌对势力的一方，点名贺龙应为“八二五事件”负责。这一年，北京又发生了所谓的“二月兵变”。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该团刚来北京时一时没有合适的营房，曾联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未果。7月份被一些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的学生们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渲染夸大。而此事又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等人抓住不放，将贺龙与彭真等人一同牵扯进来，同时也牵连了不少贺龙一系的人马。8月14日贺龙的老部下、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大将被捕，后被专案组诬为“贺龙案的二号人物”，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1967年1月，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也因贺龙案受到牵连而被关押审查。据知情人透露，正是由于原红二方面军的人成钧、廖汉生等人的揭发，为中央专案组提供了“重磅”材料，从而作实了贺龙的“兵变阴谋”。邱会作回忆说：“贺龙是被认为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再加上他最亲信的部下有份量的‘揭发’，才加重了他的‘罪行’。”（注21）
有关贺龙被关押审查一事，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注22）
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记将这段过程作了加工美化，贺龙传记称：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贺龙谈了一次话，谈话时李富春也在座。周恩来说：“我这次谈话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组织的。本来江青同志也要来，她临时有事没来。”周还说“林副主席最近讲了很多你的问题，说你到处插手，插手空军、海军、通讯兵、装甲兵。说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夏曦、关向应、你都有责任，这些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不要说了，毛主席不是和你谈了嘛，他要保你，我呢，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接你回来。” 贺龙听了周恩来这番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注23）
周恩来口中所谓的“休息”云云不过就是关押审查的代名词，至于周恩来所言的“秋天去接贺回来”一语更是一个让人望梅止渴的遁词。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动手软禁了贺龙，亲手将贺龙送进了北京西郊的监管地。1月20日凌晨，贺龙与夫人薛明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部。

七、历史问题置贺龙于死地

毛泽东打倒贺龙仅仅以现实材料似嫌不够，那些毕竟还仅仅是党内矛盾或军内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贺龙还需要从历史问题上寻找突破口。贺龙被毛泽东立案审查后，贺龙有下列几个问题被突出出来：（1）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2）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3）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
关于段德昌被害一事，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结果，也是当年中共党内执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贺龙作为当时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有相当的责任。惟所谓的贺龙“通敌”事件起到了中央专案组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重要作用，从李仲公的揭发一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从事专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与贺龙的交往始于1927年的北伐战争。当时李仲公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贺龙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李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李曾被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生智、贺龙完成，后李被保释出来。这也是李与贺之间唯一一次个人之间的恩怨，在当时也是各为其主。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李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李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1949年7月，李仲公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政权。1950年7月周安排李担任政务院参事。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李仲公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注24）从历史上来看，李仲公与贺龙之间过往仅仅是一般性的交往，也谈不上有什么很深的个人恩怨。
1967年初贺龙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李仲公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也多次开会，要求参事们写材料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威逼李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甚至公然威胁对李实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说：“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注25）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李仲公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夫妇经过几天的思量，最后决定交由周恩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也认为周是很了解李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李仲公将贺龙信托人送交周恩来后，很快就得到周的答复，周恩来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李家，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注26）从周恩来的答复来看，周恩来对此是欣慰的，对能发掘出这么重磅的揭发贺龙的炮弹是满意的。这两封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铁证”。　
历史上贺龙是否写过这样的信是史学家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两封信都是真的，那也不过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严酷斗争环境中通常会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在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因此判定贺龙真有叛变共产党或投奔国民党之意，亦不影响贺龙对中共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其实，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了对贺龙的审查。据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萧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萧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叶剑英对军队干部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这些材料大都来自贺龙比较亲信的部下的揭发材料，仅有一份是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贺龙写给其一位国民政府任职的旧交。（注27）李作鹏对此也有回忆，李说：“1966年深秋的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京西宾馆集合，有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大家到齐后，由杨成武、萧华带领，随即乘大轿车到西山叶帅家里，在叶帅家会议室内摆了不少揭发贺龙的材料。叶帅当时说，这次看贺龙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指示而进行的，并要大家看材料。”李作鹏当时即感到“可能中央很快就要公开揭发批判贺龙了。”（注28）

八、周恩来主持贺龙专案组

国内有关贺龙的传记都将贺龙受到迫害归结为林彪、江青和康生身上，完全回避了周恩来这个中央专案组组长的责任。
据杨成武的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注29）
另据王力回忆：“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注30）
中央专案组的组成后来随着形势的改变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作为专案组的总负责却一直未变。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负责专案的呢？据邱会作回忆：“重要的专案周恩来直接管理。对受审查的人，有个不成文的划分方法在实行，即按职务等级划分。周恩来亲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和曾任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干部，由周亲自管。还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但在国内外影响大的人物，如廖承志等，还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等，有了问题也要报告总理办公室处理。”“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负责的包括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有亲属探望等，非常细致周密。1967年4月我去解放军总医院有事，偶然看到第十四病室有中央警卫团的人把守，颇感奇怪。总医院政委对我说，是周总理直接把他叫去安排罗瑞卿住院的，特别交代，来人须经过中央警卫团和办案人员允许方可入内，有事直接报告他（周），不得扩散。总医院政委强调说，‘那的事都是总理办公室直接联系的，因为总理有交代，我们（总医院）没有向邱部长报告’。”（注31）
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掉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掉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注32）
现在官方的舆论工具反复强调贺龙在关押期间在生活和医疗方面受到迫害，而直接的责任人却是林彪和江青。但是，林彪从未主管过中央专案，也未见林彪就中央专案下达过具体的指示。贺龙专案组一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责。如果说贺龙在此期间医疗、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么最大的责任人就是周恩来。当时中央“二办”的负责人是杨成武，任何人的揭发材料都必须经过专案组调查、筛选、采纳后上报周恩来、林彪和毛泽东。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专案组是背着周恩来“蓄意陷害”贺龙。这些人有这个胆量吗？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周恩来派其办公室工作人员感谢李仲公交来了贺龙的“变节信”。专案组工作人员又怎么敢在生活和医疗上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故意置贺龙于死地呢?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记组组长高文谦说：“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时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至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注33）

九、贺龙之死

据贺龙传记记载，贺龙从1969年5月起病情开始恶化，6月8日早上贺龙吃过早饭后连续呕吐，并出现上腹痛。6月9日病情加剧，北京卫戍区将贺龙送往解放军三Ｏ一医院，贺龙于当日去世。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员会组织和邀请地方医务专家对贺龙从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进行分析，在专家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结论部分如是说：
“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愈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愈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注34）
1980年3月24日联合调查组作了结案报告，该报告说：“贺龙同志完全是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然而，邱会作回忆说：“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注35）可以说，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根本不存在“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贺龙不幸去世的责任绝不能归结到三○一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显然，联合调查组的这份报告也是调查为政治服务，完全隐匿了了周恩来的责任。
贺龙的医疗一直由周恩来主管，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责。邱会作说：“周恩来把贺龙放在国务院战备指挥所里，交待自己的卫士长杨德中负责贺的医疗起居，要说贺龙受到那样的虐待，不是在指责周恩来吗？真要如此，周恩来不仅无地自容，就是灵魂也不安了。”有关贺龙的医疗问题，邱会作说：“贺龙是“三副”以上人物，受审期间大事小事由周恩来管，按专案组规定，看病由公安医院或北京军区医院负责。贺龙几次去那儿看病，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陪同，事后我才知道。贺龙的最后抢救是送往其它医院的途中，临时改送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到了已经快不行了。贺龙的死讯是周恩来用电话亲自对我说的。当时消息封得很严，只有在京的几名政治局委员知道。”（注36）
但是要说周恩来蓄意害死了贺龙应也非事实，相比较其他中共高层政治犯，贺龙的处境多少要好过彭真、陆定一、安子文等人，那些人被关进秦城监狱，待遇更加不堪。周恩来对贺龙之死的直接责任是没有管理好贺龙的医疗和生活，让贺龙过早地去世了。这一点周恩来心里是很清楚的，于是就有了1975年夏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对贺龙遗孀薛明的一番话：“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并对贺龙遗像七鞠躬，算是对贺龙的道歉和对家属的安慰。

几点总结

第一，贺龙倒台的最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把贺龙当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表，毛泽东文革初期所防范的“军事政变”其实也是针对贺龙而来。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无兵权，调不动一兵一卒，罗瑞卿在1965年的年底就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在罗瑞卿倒台后还多次讲“如果北京发生兵变，你们怎么办？”并让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防修正主义政变”，同时成立首都工作组调兵遣将，在北京全面部署强大军事力量。这支军队不仅仅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其对贺龙的防范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贺龙的亲信手下的揭发材料，毛泽东遂下决心拿下贺龙。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贺龙下手，更何谈关押审查！而真正置贺龙于死地的材料恰恰是贺龙自己的亲信所提供的，以至于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而“篡军反党”正是当初罗瑞卿的罪名，罗瑞卿与贺龙的结局何其相似乃耳！

第二，贺龙的倒台实际上是军内继罗瑞卿倒台后又一次“军内路线斗争”，是罗瑞卿事件的延续。在倒罗的过程中，实际上一些人的揭发已牵连到贺龙，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将斗争马上扩大到贺龙身上，故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均未涉及贺龙。罗瑞卿事件后，贺龙虽然还是军委副主席，但是毛泽东实际上已将其投闲置散，不让贺龙再管军队事宜，换上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军队里已经没有贺龙什么事了。贺龙经此一役所受打击可想而知。“文革”初起时受各地造反夺权的影响，军内也不平静，1966年夏空军、海军的党委会上的斗争，以及总参内部的斗争可见其端倪，而这些斗争中都可看到军内不同派系之间的较劲，而此时的贺龙却未能审时度势，反而轻易表态发话，授人以柄。毛泽东在1966年8月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之际，毛泽东必须确保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换句话说就是要掌握在林彪的手中。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不仅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没有坚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划清界限作斗争，反而陷入与林彪权力的争夺当中，毛泽东怎么放心军中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存在？在贺龙与林彪的矛盾中，毛泽东对林彪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贺龙实际上是军内与林彪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者。

第三，中央专案组是“文革”时期一个最为黑暗的组织，这些专案组成员都由党组织精心挑选，办案秉承上意，且权力不受限制，调查过程和手段更是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也负责、插手一些专案，但是，这个组织的总负责人却是周恩来。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周恩来完全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中央里的干部何人要被关押软禁，何人要送进秦城监狱监禁，何人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或保护，这一切都在周恩来的掌控之下。历史事实说明，中央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具体领导下工作的，专案组成员们在办案时也是秉持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精神。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专案组办案是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贺龙一案亦不例外。日后官方平反的大量冤案却全都回避了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第四，林彪是被毛泽东当作发动文革时军内的主心骨。以林彪过往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信任林彪掌握军队大权。贺龙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既有军队内部山头派系之争，但更多的体现为军队到底跟谁走。林彪掌握军权，毛泽东放心，而贺龙与刘少奇的密切关系使得毛担心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站到刘少奇一边。毛泽东有自己的权力斗争计划和整体战略部署。岂是他人可以左右得了的？在贺龙被整肃过程中，林彪亦有牵涉，附和了毛泽东的决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过程与罗瑞卿倒台一事颇为相似。若干年后轮到了林彪倒台，毛泽东、周恩来将过往的污水趁机全部泼到林彪身上。难怪有网友不平地说：“其实要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在贺龙的一案的真正态度和作用也不难，只要把他们在贺龙案卷上的批语公布出来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大概不会是为了掩盖林彪的罪行吧！……林彪就是这样，将这个政党的一切丑恶担当了个干净，某些作恶的人至今还是伟人、圣人。如此历史，怎叫人不激愤！”（注37）

第五，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清洗林彪派系的人马，并安抚其他军内将领，毛泽东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关押审查的军队干部，同时也将这些人的愤懑转嫁到林彪头上。毛泽东1973年2月发话要给贺龙平反，但是直到1974年9月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举办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毛死后的1982年10月，中共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归结到林彪和江青身上。纵观这段历史，贺龙倒台的罪名当属无稽之谈，就如同“文革”期间所有被打倒的老干部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之后，贺龙被平反昭雪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中共当局在拨乱反正之后，却不愿正视贺龙与林彪在军队内部事务上存在的矛盾，而将这一复杂的矛盾斗争简化为贺龙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英勇斗争，并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作用淡化，甚至隐匿。邓小平实际上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衣钵，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此政治说教也就无所谓真实与客观了。

第六，贺龙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军队最高级将领之一，贺龙案亦是中共众多冤案中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它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不仅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共整个体制的责任。这种一党专制的体系从建国后就没有停止过迫害异己，“文革”期间则是达到了高潮。如果中共不能从根本上放弃这种专制，在体制上做彻底的转换，那么“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仍然还会重演。

注释：
（注1）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注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
（注3）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注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注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页。
（注6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07页。
（注7）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2页。
（注8）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注9） 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86页。
（注10）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78-579页。
（注11）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590页。
（注12）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注1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90页。
（注14）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注1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注16）《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页。
（注17）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党史资料研究》1992年第6期。
（注1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注19）黄正《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页。
（注20）李烈主编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1页。
（注21）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注2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页。
（注23）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还见总参《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注24）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注25）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注26）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注27）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884-885页。
（注28）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68-569页。
（注29）杨成武《我所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
（注30）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726页。
（注31）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
（注3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8-699页。
（注3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注34）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注35）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886页。
（注3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343页。
（注37）佚名《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华夏文摘增刊》，第747期，2010年4月19日。

原载《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吴称谋主编，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