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迪：对朱甲西《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一文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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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甲西先生《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一文的质疑

陈永迪

尊敬的编辑：

　　贵刊《华夏文摘增刊第一０八九期》刊登朱甲西先生的文章《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见本刊ｚｋ９７０８ａ——编注），有关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的过程及相关内容严重失实。

　　笔者当年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以下简称北地东方红），亲历抓彭总的全过程，并在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发表《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一文，对“揪彭行动”有详细的描述。对于揪彭行动，阎长贵和王大宾在《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见本刊ｚｋ１４０７ｄ——编注）一文中，表达了当年参与揪彭学生共同的忏悔心情：“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把彭总从四川揪回北京的过程在很多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章中，都有一致说法。现在，冒出一个朱甲西先生，编造荒诞离奇情节，宣称他才是彭总的真正保护者。对此，笔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对朱文的谎言进行批驳，以下对朱甲西先生的文章简称“朱文”。

　　朱文：“我１２月２３日赶到成都永兴巷，正赶上四川大学的红卫兵要揪斗彭，景希珍和警卫战士护住彭不让红卫兵抓他上车。”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真相，笔者作为亲历者对事件简要回顾如下：１２月１７日王大宾在重庆接到中央文革揪彭指示，１８立即赶到成都听取成都联络站同学汇报，此后几天到永兴巷见了彭总并和他交谈，认为彭总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刘少奇，于是不同意揪彭，还派了两人回京向中央汇报不揪彭的理由。１２月２２日北地东方红总部派人来向王大宾传达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与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护送彭回京。当天下午，王大宾派谭保华到成都军区联系，成都军区有关负责人回话：“军区已经接到周总理指示：‘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２３曰凌晨，发现彭总巳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北地东方红仗着人多势众赶到成都地院从北航红卫兵的手里接管彭总，将彭总送到四川省地质局局长的办公室休息，当时天寒地冻我们专门给彭总的房间端来火盆取暖。

　　从２３日至２５日下午５点之前，这段时间彭总一直没有离开过省地质局，２５日５点彭总乘３４次特快离开成都回京，笔者参与全过程。２３日彭总到省地质局后，成都军区立即派部队在办公楼警卫，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其间川大８２６红卫兵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也不可能见到，因为他们对彭总在何处一无所知。顺便提一句，也没有见到朱甲西先生的影子，当时守在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警卫参谋景希珍一人。

　　朱甲西先生冒充彭总的保护者，朱文：“我看双方虽然紧张对峙，但学生们并不是义愤填赝，好多人拥挤着要看彭德怀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他们８？２６兵团的头头江海云在场，我向她说批斗彭德怀可以，我要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你们将人带走，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卫要跟了去，你们组织还得给我们打张条子，健康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必须安全的送回来。她竟然被唬住了，几个人商量一阵就带领红卫兵撤走了。”

　　２３日彭总根本不在永兴巷。朱先生是和风车作战的唐吉柯德式的勇士，还谎称见到了江海云，依江海云的见识和造反风格，你哪儿有本事唬住她！

　　朱文：“第二天是２４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拿着中央文革的批示，来到永兴巷三线指挥部，要抓彭回到北京批斗。”

　　我们来看看王大宾是怎样说的，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和王大宾写的文章（原载《同舟共进》２０１４年第０７期）《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写道：“２３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

　　如果朱甲西先生对以上佐证质疑：你的引证都是北地东方红一家之言，不可信！最有说服力的是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在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景希珍《在彭总身边》、沈国凡《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等书中都有记载，以下是信的原文：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１２月２２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２３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２７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总在信中明确说明他是２２日晚先被北航红卫兵抓走，２３日转北地红卫兵，２７日被押解到北京。若朱文的说法成立，那就是彭总有分身术，同一个彭总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显然朱先生是谎言制造者。

　　朱甲西先生撒谎不止一处，朱文：“８月６日成都后宰门体育场，彭德怀第一次登台挨斗，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后陪斗。”（成都没有“后宰门体育场”，成都市体育场在后子门）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是四川历史大事记最权威的书籍。查遍全书，根本没有１９６６年８月６日在市体育场批斗彭总的记载。各种版本的四川文革史、全国文革史，各种版本的文革大事记均未见记载。巧的是那一段时间笔者正在成都，如果真有对彭总的批斗会，大字报、小传单满天飞的成都早已传遍全城。对此不仅我一无所知，我的老师唐指导也闻所未闻。笔者高中时参加过成都市体委举办的无线电收发报培训班，唐指导是我的教练，他就住在后子门体育场东门的市体委宿舍内，唐指导还是志愿军６０军的报务员，参加朝鲜战争后转业到成都市体委。那一段时间我常去唐指导家做客，如果在唐指导家门口批斗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为志愿军复转军人的他一定会将此重大新闻告诉我，事实是一切都没有发生。

　　回顾历史，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８月５日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对准李井泉的后台刘、邓。李井泉正在焦头烂额之际，成都各大专院校又掀起了反工作组高潮，“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标语铺天盖地，李井泉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那有心思开什么批斗彭德怀的大会，朱甲西先生当“陪斗”英雄纯属子虚乌有。

　　朱文：“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１９５４年调干参军”，“文革结束后，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没给任何处分，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３２０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６年之后的１９６５年，彭德怀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１０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改任彭的技术秘书。”

　　三线建委是省、军级单位，局长相当于师级干部，只有老红军或老八路才有资格担任。朱甲西先生既没有扛过枪（参加建国前的革命战争），也没有跨过江（参加朝鲜战争），一个５４年才参军的学生，档案中还记有“彭德怀小爪牙”的黑材料，不被打入冷宫已是万幸，何德何能从南昌飞机厂小小的车间主任（此级别在三线建委只能当办事员）连跳三级摇身一变成了“三线建委规划局代理局长”，后来又高就三机部部属国营大厂川西机器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可信度几何？

　　鉴于朱甲西先生的诚信严重缺失，我对朱文描写的其它情节以及他和彭总的交往、对话的真实性均表示怀疑，在此不一一批驳。

　　最后一点，在描写彭总文革时期的各种书籍中，没有一本书记载彭总身边有一位秘书叫朱甲西。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的日子》中记载，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秘书綦魁英、警卫景希珍、司机赵凤池。

　　朱甲西先生的身份非常可疑。

　　原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６６届学生陈永迪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星期四于成都

http://hx.cnd.org/2017/10/01/%E3 ... %EF%BC%9A%E9%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