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 (锋凡)：对一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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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风帆

文革开始后，在党的号召下，在红卫兵运动的宣传鼓动下，文革的真正动力——五颜六色的造反势力在全国范围里争相崛起，纷纷登场。我们从这些造反势力首先发难的人群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人大抵是属于以下范围之内的；流氓——具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些人作为这个伟大革命的动力而首当其冲地揭竿而起呢？
要理解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当时一定的环境里去认识，去考察它基本的历史联系。
根据文革前夕的具体社会状况，我们把当时的人群（除未进入社会的在校学生外）大致分为六个部分，以便逐一来分析（简略地）这六个部分的人群在文革初期特定环境下的处境和政治态度。

干部——这一阶层在文革兴起后随即就感到风雨飘摇，人人自危，成为承受文革浪潮冲击的漫长堤岸。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干部，已成为官僚主义的代表，是文革的对象，是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走资派”的主要构成。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作为就是怎样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减少运动造成的伤害。

社会名流——在文革开始之前，文艺、教育、科技等领域已经开始非难他们，文革开始后他们最先受到猛烈的挞伐，是“黑帮”的主要构成。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情感是愤懑或惆怅、痛苦和失望。

“既得利益者”——
1．党团骨干、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他们对突然爆发的文革不能理解，从感情上来说一时难以接受许多激进的思想和现实。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品质及利益观念（着重是政治地位）使他们后来成为“保皇派”的主要构成。这就是这些人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
2．一些经济上比较富裕或经济生活正处于“蒸蒸日上”者。他们极其厌恶政治运动，担心会有损于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需要在安定的环境里来递增自己的财富。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品质及利益观念（着重是经济地位）使他们后来成为“逍遥派”的主要构成。这就是这些人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

敌对阶层——已经确定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以及与之有种种牵连、依附的人等。地、富、反、坏、右，他们从解放后以来就陆续成为专政对象，文革开始后再加上资本家和黑帮，总共称之为“黑七类”，他们在任何时期都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条件和力量。

其他民众——这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是从一般的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阶层的状况。
1．社会状态的稳定总是社会变革的惰力。从既定的协调关系到循规蹈矩的社会风尚；从保守习气的遗传到事物的相对静止，社会一旦要经历巨大的跳跃，就必然在一般群众的思想和心理上有一个相适应的过程。
2．在文革前夕，从整体上来说，广大群众与社会发展并没有突出的利害冲突。文革在这儿找不到它想要代表的利益诉求，只能是竭力诉诸于精神的力量，由此使得广大群众在文革初期很难焕发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
3．没有什么比文革的特殊内容和形式更能使广大群众困惑不安的了。文革的宣传发动有个渗透期；人们的认识有个适应期；思想转变有个过程，这些都不能不使广大群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时陷入某种迟疑和无所适从的境地。
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品质等诸因素，比如人们的阶级感情；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等，这些都对文革形势的发展起着缓冲和迟滞的作用。
从以上四点联系起来看，我们认为其他民众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观望。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大致分析以上五个部分的人群在文革初期的处境、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可以看出属于以上范围的人（除了从其中析出的部分人外）是不可能在文革初期带头起来造反的。
基于这样的结论，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不得不由第六部分的人群来进行文革实质性启动的“第一冲程”。他们是自发的，这种自发性缘于他们的特性与时代需求的巧合，又形成了历史的必然性。
流氓——具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六部分人。他们的来源是：前两者主要从上述的“其他民众”中析出；后者则主要从上述的“干部”中析出。
接着我们来大致分析一下这第六部分人的状况，从而为上述的看法提供依据。

流氓——由社会各方面的堕落分子所构成的“渣滓残屑和糟粕”，是一帮“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浪荡之徒”。这些人在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之前基本上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传统的习惯势力和腐朽的道德意识。他们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上都处于较下等的地位。他们极为强烈地表现出追求私利的欲望，一旦得势则会具有爆发户的那种特有的贪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大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性情放肆，浪荡不羁，愚昧无知，昏庸鄙俗，粗鲁莽撞，野蛮无赖。他们的具体表现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就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损人利己，假公济私，偷窃扒拿，投机倒把，吃喝嫖赌，行凶闹事等等。
具有流氓习气的——和以上情况相似，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轻微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向好坏两个方面转变的可能性都有。
政治流氓——在政治上耍弄流氓作风和手段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一定的知识和涵养，因而更加老练、奸诈。有一套混世的本领和做人的诀窍，品德之恶劣甚至超过一般的流氓，只是常常在温文而雅、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下。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破坏性很大。

在文革初期首先造反起事的人当中，流氓占一小部分，他们地位显赫；具有流氓习气的人占大部分，他们拥有实权；政治流氓占一小部分，他们地位稳固。以上这些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不得不跳出来干一番冒险的事业，他们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奥秘，只不过是他们的特性和爆发力恰好与文革初期的政治需求相吻合，使得各自都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
这些人得以在政治舞台上一蹴而就，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宠儿。因此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恶劣性；能尽情满足其追名逐利的欲望；能竭力发泄其对现实的不满（包括私人报复），他们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来。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把持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权力机构和组织，并且直接影响着文革的进程，这是历史的不幸。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他们成为身体力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信徒。
这帮势力先是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后是在夺权斗争中捷足先登，继而在全面内战中大打出手，再后来在批林批孔中反攻倒算等等。他们在扮演完本身的历史角色之后，逐步分化和改组，最后都归顺到了四人帮的麾下。“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然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注：引文见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流氓创业”，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某些先生发明或发现了以上的说法，并大肆张扬为普遍的规律。这就使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什么“流氓”，而是在于最终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此文写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刊载于十月十五日《鱼园》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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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问题的继续探讨

风帆

上次我们对文革初期造反势力的创始者的成分问题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这里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人在以后的时期里政治地位变迁的大体情况作一简要的表述。

一
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的流氓——有流氓习气的——政治流氓（以下用造反首创分子一词代表）当然地成为许多群众性造反组织的首要人物和中坚分子，因为是他们拉起了队伍，又能在斗争中异乎寻常地敢冲敢杀。这些造反组织在夺权斗争前大抵已是当地起主导作用的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派别和势力。
当时中央的文革派运用种种谋略正在全国各地物色和扶植可靠的、影响大的造反组织来左右当地的政治局势和走向，这是文革派把对文革的领导权具体化的一个战略步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首创分子把持的造反组织和势力纷纷投靠文革派，充当了文革派的御林军，在当地呼风唤雨以主宰者的面目出现。
当文革发展到夺权斗争的非常时期，各地造反的群众组织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包括武斗）倾轧，可称之为“全面内战”，此乃文革中最精彩的一幕。
许多受文革派支持、由造反首创分子把持的能量大的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中占了优势，他们板倒对手，联合附庸，逐步地在省、市、自治区一级控制了局势并实施了夺权。各地县市乃至各级基层的夺权斗争情况大致如上。当上上下下进行夺权斗争的大混战终成定局后，各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涌进了大量的造反首创分子。
整个的夺权斗争时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纵横捭阖的过程。在权力斗争中，帮派体系初步成型。围绕权力的再分配，在一定范围内的实力派一方面加紧网罗亲信，结党营私；一方面积极投靠上一级权威势力，以取得支持和默契。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使得文革派与地方上的造反首创分子把持的帮派势力结下了“天赐良缘”，地方上的帮派势力再往下一层一层地扎下根基。但好景不长，由于帮派势力本身的素质问题，很快就开启了连绵不断、纠缠不清的帮派斗争。
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的大量造反首创分子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早期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就被逐步淘汰，因为其本身的劣质性已不为形势所需要、不为处境所允许、不为当政者所容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争权夺利中因种种原因被排挤掉的一方。
2．与上级的权力意志相违背，独断专横，大闹派性，被从权力机构中解除出去。
3．在新形势下终因无知、无能而又无赖，有碍于临时政权的形象和最低维持水平，被从权力机构中剔除出去。
4．流氓习性不能自控，经常出错，甚至犯事，产生不良影响，被从权力机构中开除出去。

这是对造反首创分子的第一次清洗。当时刚刚夺取执政权的当权派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囊肿”进行必要的“外科切除手术”。
继续留在各级权力机构内的造反首创分子大都窃据了主要的行政要职。由于当时党组织停止了活动，故而行政全权领导一切。这一时期是造反首创分子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时期，他们在历史的好时机里得意忘形。
整党建党开始后，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其领导地位。造反首创分子趁机又向党权进军，凡不是党员的造反首创分子以当然入党的气派纷纷企图钻入党内，在“突击加工”和“越俎代庖”的方式下，大批造反首创分子取得了党票。但由于此等“新鲜血液”毕竟在党员比例中占小部分，况且在恢复了的党组织领导中还是以原有的党员干部为主，所以造反首创分子在党内的活动能量仍然受到一定的遏制。
自“九大”以后，形势渐趋治理和稳定，尽管发展是缓慢的。在这以后的政治斗争中，造反首创分子基本上是以“革命委员会”为基地；以工会为“桥头堡”。在各级权力机构中参与执政的造反首创分子，他们的欲望、言行和命运在新形势下已经被一条战略性的路线连接成一个整体。尽管他们在意识上、习性上还具有各自的离间性，但他们的社会活动已不再是仅仅表现为狭隘集团的种种欲望和利益，而是体现了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影响。

二
林彪势力垮台后，一九七二年，随着批修（林）整风的全面展开，社会各方面在整顿问题上反映强烈，从而在局势上形成整顿的重大转折。许多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开端，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清洗的干部获得了解放，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到了原来的权位或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这些人与挤进领导层的造反首创分子相处，双方在思想、文化、作风、修养、经历和感情上都大相径庭，因而总是显得矛盾重重。造反首创分子中的不同派别和被解放、结合的老干部之间，形成了这一时期权力机构中“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的政治局面。
在冬去春来、万象复苏的整顿形势下，权力机构中又有部分造反首创分子受到了清洗。这是第二次对造反首创分子的清洗，其对象仍然是上述第一次清洗的范围内的人等，只是这一次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其一，预示着权力机构由临时性向正式性作实质上的转变。
其二，预示着造反首创分子在政治地位上开始实质性衰退。
其三，预示着整顿的形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以上三点的基本特征是：“旧事物”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恢复。

林彪事件所产生的真正的正面社会效果都显示在72—73年间的批修整风阶段，实质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清算。就在这个时期，权力机构中的造反首创分子已完全被纳入“老造反”这一政治归属的概念。他们在整顿的浪潮袭来时，明显感受到了文革初期“走资派”所感受的那种氛围。他们一方面显得内心惶恐；一方面则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在整顿形势下，正统势力逐步抬头，但广大人民对此还没有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这时的四人帮势力已成为独立的权力结构左右着局势的走向。他们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对72—73年间的整顿予以反击，并以此捍卫他们理念中的文革“成果”。在权力问题上，四人帮势力认为：
1．在文革期间尚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没有夺到真正的革命派手中（或者说没有彻底夺到）。
2．许多当时已经夺过来的权力后来又被右派夺了回去。（也就是张春桥因此而提出的“得而复失论”）
根据以上两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下的权力机构又须经历一番动荡、分化和改组。一方面是正统派的循序而退；一方面是老造反的卷土重来。权力机构得势的帮派势力拟定了之前受到压制和打击的老造反的名单予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重新配套使用，封以高官厚爵，或者再次突击提干，突击入党。而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罪的老造反，则酌情从轻处理，不在话下。对前一时期一度得势的正统势力和异己力量则进行反清算斗争，予以打击报复。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复杂的派系斗争重又死灰复燃，情况激烈，方兴未艾，直至武力相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体系在权力机构中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工会在运动中扮演了“冲锋队”的角色，公然向以正统派为主的党组织挑战。运动之前的整顿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整顿的势头半途而废，这就是四人帮势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战略意图和目的。
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的帮派权力体系的政治危机得以度过，四人帮的权力基础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加强。四人帮与老造反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一致和组织路线上的勾结，完全是由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思想本质所决定的。在同权力机构中的正统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以老造反为核心的帮派体系日趋成熟，更加丰富了他们进行权力斗争的经验。
如果说在文革夺权后权力机构为大批造反首创分子所把持还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批林批孔期间老造反势力再次勃发则只能是具有腐朽、没落的意义了。而再到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帮派势力再度上升，则是一种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的表现。
权力机构中的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低能；在工作业务上无能；在作风品质上恶劣，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和全部的政治活动就是奉行四人帮的路线同一切以正统派为主的变革、整顿势力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局面势必造成社会长期陷入动乱状态，建设搞不好，经济上不去，社会风气在富丽堂皇的意识形态躯壳下每况愈下。面对如此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阴暗面，四人帮总是以“形势一片大好”一言以蔽之。

三
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第二个整顿的转机出现。形势发展更加深沉，更加凝重，整顿的最大障碍和阻力依然是四人帮势力。由此反映到下面的矛盾则是整顿势力与各级权力机构中帮派体系的矛盾。邓小平作为这次整顿的导演，在上与四人帮作明争暗斗；对下则要求各级整顿势力“敢”字当头，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再次向以老造反为主的帮派势力开刀。形势发展至此，帮派势力在地方上造成的矛盾，影响大的由中央一级直接干预解决；影响小的由各级整顿势力进行处置。一时间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上对“反潮流”猖狂的帮派分子采取挂职下放、调离、降职等措施，直至撤职查办、逮捕法办。
四人帮面对邓小平整顿的局势痛心疾首。四人帮与各级权力机构中的帮派势力是一个战斗的整体，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种紧密的组织关系是四人帮推行其政治路线的关键。一旦这种组织关系被切断和摧毁，就必然会危及四人帮势力的政治命运，并最终导致其彻底完蛋。四人帮势力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场性命悠关的斗争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与被称之为“还乡团”的整顿势力决一死战。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展开，各地各方面受到压制的帮派势力纷纷开始反扑，打击整顿势力；恢复昔日权势。他们从受压中解放出来；从牢狱中重回社会舞台，作为四人帮势力的别动队和在各地各级的代理人，为了挽救自己这个集团的破败残局，焕发出了极大的战斗热情。
在有些地方，如上海，帮派势力比较稳固，受邓小平整顿的形势影响较小，因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局势动荡不大。
粉碎四人帮后，其帮派势力也随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树倒猢狲散”，各级权利机构对帮派势力进行了第三次清洗，也是最后一次清洗，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从根本上被彻底铲除。
造反首创分子——老造反——帮派势力，这些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的沉渣，曾经威赫赫不可一世；中途惶惶然命运多舛；最终凄惨惨昙花一现，当然地被淘汰和消灭。
历史能够让一些人从地上升到天上，也能让他们从天上回落到地上，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无情而又伟大之处。


此文拟写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修改于一九八0年一月，刊载于一九八0年五月《同学》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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