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伟坡：我的“家庭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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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伟坡：我的“家庭成分”问题
　　2016-03-23 09:12:29
　　来源：《温故》十一　作者：祝伟坡

　　摘要
　　而在“文革”中，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更是不加区别对待，凡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都打入了“黑五类”，谁管你出身是恶霸大地主还是破产地主，反正词根都是“地主”，正如摘帽“右派”的词根还是“右派”一样。
　　河北魏县漳河南边的秦庄村，是我生长的家乡，1947年秋解放。解放初期，我的家乡一度划为平原省漳南县。在土地制度改革(简称“土改”)中，我家被划为破产地主。后来，我对照有关政策规定，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属于错划，曾数次提出申诉，要求改正。

　　解放前后我的家境
　　按照划分阶级成分的观点，据说我的高曾祖辈应是地主家庭，但其具体经济状况，我已无法知晓。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祖父不满四十岁即病故，家境开始走下坡路。到父亲和叔父这一代，坐吃山空，很快败落下来。1938年农历九月，我弟弟出生不久，母亲因乳房长疮(后来发展为乳腺癌)多年，卧床不起，无法喂养弟弟，只好送到奶母家抚养。1940年初，父亲患急病，才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不满五周岁。同年，叔叔与我分了家。若干现种地，归我奶奶以养老。我分了十几间旧房和六七十亩地根，没有一亩现种地。所谓地根，就是典当地，也叫小卖地，在典当期内，有钱时还可再赎回来，到期没钱赎回时，可以再大卖一次，叫做卖地根，即永远不能再赎回。分家后，病弱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和弟弟)，吃穿费用，请医买药，就靠卖地根或房子，艰难度日，很快就把地根和房子都基本上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两间房。当时住的三间东屋，属于我叔叔。分家单据规定，待我长到十五岁(即1950年)，我们必须搬出去。
　　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小时候，我和当时北方任何一家的贫苦孩子一样，下地剜野菜，上树捋树叶，当地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我都吃过，诸如锯齿菜、马神菜、醋酸菜、灰灰菜、柳芽、榆叶、榆钱、槐树叶、洋槐花，等等，红白萝卜叶子在那时就是好菜了。即使这样，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从十岁左右开始，就经常抬水、拾柴、推磨、推碾子。家里烧火做饭和取暖的能源，主要是靠我拾的柴禾，麦天铲一垛麦茬，秋天拾一垛玉米秸茬根，刮风下雨跑出去捡树枝，冬天用筢子搂树叶和干野草，去地里拾大雁屎。我家一度穷困到讨饭的边缘。有一次，我们村东头有一家办喜事，宴请亲友摆酒席，母亲和姐姐不好意思出面去讨要，就想叫我这个男孩子去。因为嫌丢人，我也不愿去。当时母子、姐弟僵持了好一会儿，那种无奈难过的心情，难以名状。最后，我还是坚持不去讨要。那时我还跟着大孩子卖过烟卷，和小伙伴们一起卖过甜瓜。
　　解放前夕，母亲把地根悉数卖掉，赎回十四亩典当地。此时全家四口人，母亲病弱，大姐已出嫁，二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家中无劳动力，就让邻居代耕，收获了粮食对半分。那时产量很低，还要纳税捐，生活仍然相当艰苦。母亲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望我和弟弟快些长大成人。
　　1947年秋，家乡解放，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农会、妇女会、姐妹团、儿童团。那年我十二岁，参加了儿童团。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
　　一九四七年，成立儿童团，
　　站岗放哨，盒子(枪)手里掂……
　　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开展“土改”运动。1949年春季，村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同时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当时，我不满十四岁，正在离我村八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就成了我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我家不但没有被斗受损，反而还得到益处。按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屋的政策，还分得两间房、一亩多地。全家四口人，四间房，十五亩多地，生活开始逐渐好转。
　　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
　　家乡解放后，我在本村上初小，读新课本，学算术，同时，老师还教我们读《孟子》，学《尺牍》，背诵《古文观止》。
　　解放后和建国初期，小学是四二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简称初小和高小。如果一个学校既有初小又有高小，称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1949年春节后，我考上县立回隆镇高小的插班生，跳过一年级，直接到第一班读二年级。严格意义上，这是我上了正式的新学校，国文、算术、地理、自然等课程，都由专职老师讲授，住校过集体生活，唱革命歌曲。在班内，我年龄小，学习较好，备受老师和大同学的关心照顾，我感到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呼吸着解放后的新鲜空气。在回隆读高小的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我健康地成长着。
　　1950年初，我领取了高小“毕业证书”，面临升学考试。我本想去安阳考中学，可是路远，约一百里地，还要交生活费和学杂费，只好去上师范。我本不想学师范，当地人有“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师)”的说法，可是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而魏县师范吃饭不要钱，不交学杂费，离家又近(五六十里地)，最后还是决定去考师范。
　　1950年农历正月十五，我“金榜题名”，考上魏县初级师范学校。魏县师范于1949年夏建校，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属于第二届，每届只有一个班，共一百名左右学生。入学时，我不满十五周岁，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魏县师范三年，我吃的是公家饭(比家里生活还好)，受党的教育，学习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身体也长成中等偏高的个子。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申济舟，是参加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时任魏县副县长，兼任魏县师范校长(后为名誉校长)，给我们班讲过中国历史课。他对我说：“你这三年长高了一头，这一头高是吃公家饭长的，你要为公家办事，为人民服务!”他的话对我教育很大，印象很深，至今未忘。
　　魏县师范毕业后，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县立郝村完小任教。当时我不满十八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我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全村干部集体给我家拜年，说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我和全家人都很高兴。
　　我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我个人得到了益处，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我感到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夏至1956年夏一年的“肃反”工作，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前夕，按七大党章规定，我没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家庭出身的包袱越来越重
　　弟弟的故事
　　自从弟弟祝俊坡被错误开除团籍，被迫回乡劳动，我开始感觉到了“家庭出身”的包袱。
　　我弟弟在魏县初中学习时，曾任少先队大队长，1956年初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A，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省立邯郸中学(后为邯郸第四中学)。反“右派”后，1958年，弟弟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喻小诗，其中写道：“他姗姗来迟，走向队伍，真像阅兵的军官一样……”学校团委书记看了，对号入座，认为这是讽刺他的。于是借整团之机，说我弟弟俊坡出身地主，思想反动，并诬陷其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小组”，将俊坡开除团籍。所谓“反革命小组”的实际情况是，学校的一名老师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让我弟弟参加，学习小组尚未成立，那名教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于是这个未成立的学习小组，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小组”。1959年弟弟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后看考试分数。政审时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弟弟被迫回农村劳动。在那个年代，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思想不合格”而“不宜录取”的青年学生不知道有多少。
　　1962年，邯郸第四中学给俊坡来信说，经审查，参加所谓“反革命小组”问题是不存在的，是错案，予以甄别平反，恢复团籍。“文革”后，恢复高考，在农村劳动了将近二十年的弟弟，于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出人意料，全县两千多名考生中，他竟是第八名，达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本科录取线。我考虑到他年龄大，家庭困难，为及早就业，就请邯郸师专录取了他。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错误开除团籍，当年他就有很大可能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某一方面会做出较大贡献的。
　　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和谁斗呢?外斗帝修反，内斗封资修，还有地富反坏右，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时批判臭老九。在这一系列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实际上都被打入了另册。我的家庭包袱也就随之越来越沉重。
　　在土改时，对不同的地主富农，如恶霸地主与非恶霸地主，汉奸地主与抗日地主、开明地主，大、中、小地主与破产地主，地主与富农，反动富农与一般富农，政策上是区别对待的。而且规定，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劳动三年，不再剥削别人，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中农或贫雇农)。但实际上，即使已劳动改造了二三十年的地主富农，也罕闻有改变成分的。而在“文革”中，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更是不加区别对待，凡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都打入了“黑五类”，谁管你出身是恶霸大地主还是破产地主，反正词根都是“地主”，正如摘帽“右派”的词根还是“右派”一样。
　　“文革”初期，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资格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开会发言先报出身，取消了发言权后，只能靠边站。动不动就查阶级出身和阶级根源，就连陆定一也不例外。陆定一是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党员，担任中宣部部长达二十二年，在打倒他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把他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其中一条罪状，就说陆定一“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陆定一说：“成分论、血统论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以上两句引文，均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2-6页，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可见当时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

　　我也受到怀疑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祝伟坡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更刺痛心灵的，是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这种阶级偏见，给我留下一道难忘的伤痕。当时我心想，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童年时代受的苦可能比你还多，我入党十多年，受党的教育也不比你少，我的亲身经历，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就不可能上大学，当大学教师，怎么能怀疑我对党的思想感情呢?
　　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为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可见，关键时刻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殃及儿子
　　更加重我的家庭出身包袱的，是两个孩子也因此受到连累。
　　1968年7月，我妻子到妇产科医院生第二个儿子时，医院让填登记表，要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医生和护士一看是“富农”，就冷眼相待。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到派出所去上户口，那个工作人员在户口本上，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写成“地主”，把“破产”二字省略掉了。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十多年了，共产党员怎么能生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儿子?那个工作人员回答很干脆，而且理直气壮：
　　“不填写地主，以后还有地主吗?!”
　　我听了，当时就觉得很荒唐，也很生气，但又很无奈!按照她这种逻辑，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是“地主”了，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思想包袱。
　　“文革”期间，我的大儿子先后上了小学和初中，开始懂事了。同学们一说“黑五类”、“地主狗崽子”，他就低头不吭声了，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低人一等的阴影。他刚上初中时，有一次因一件事，我带着情绪批评他，他气冲冲地说：“你别来地主这一套作风!”我一听，情不自禁，怒火中烧，举手打了他一巴掌，他毫不示弱，动手反抗，在家里(仅一间屋)，父子武斗爆发了。幸亏他妈妈尽力劝阻，才制止了。事后我非常后悔，想想儿子在外边一定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和欺侮，忍着一肚子冤气，只好对我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场父子武斗的根源，就是因为我出身破产地主家庭。
　　“文革”中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或者说是一项新政策，即“可教子女”，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缩写或简称，是指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主要是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子女，自然也包括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当时我就想，我的孩子已被派出所注册为“地主家庭出身”，是否属于“可教子女”呢?组织上和别人怎样看待我的孩子呢?难道生下来就是不好的吗?所谓“可教子女”，它的前提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原来就是不好的，是坏的，但可以教育好。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唯成分论”、“血统论”的变相说法。有人说，称这部分人为“可教子女”，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污辱。

　　出身不好，找对象也难
　　2006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时评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因家庭出身不好，我弟弟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迫害，而且也找不上对象，这又是我的一个家庭思想包袱。他是正式高中毕业生，忠厚老实，长相和身体条件也不错，被迫回农村劳动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对方一打听家庭出身不好，就告吹了。直到“文革”后期，弟弟已经三十大几了，有人给他介绍本村一个贫农家的姑娘，那姑娘是个文盲，而且长得也不漂亮。论起来，弟弟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好得多，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女方就是不同意。后来，弟弟产生了过独身的想法。他曾对我说：“因家庭出身问题，我遭迫害，受歧视，何必结婚，生了孩子，让下一代再受歧视遭罪受呢!?”我听了，感到震惊，不禁一阵心酸难过。有句老话：“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父亲不幸中年病逝，我为兄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弟弟结婚成家，不然，他到晚年孤苦伶仃，怎么办?可是因家庭出身，又是一个无奈，只有叹息和不尽的忧虑。
　　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孩子找对象难，并非个例，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王某在某地师院任教，教学能力、思想表现和身体条件都比较好。老同学给他介绍一个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两人谈恋爱，差不多快成了，当女方了解到男方是出身富农家庭，就断然告吹了。至于那些出身不好的男孩子，在农村务农，又没什么文化和技术，找对象就更难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些人找不上对象，怎么办?于是逼出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换婚。我所知道的亲友中，就有这种情况，即甲方男性把妹妹嫁给乙方男性做妻子，换回乙方的妹妹做自己的妻子。有的地方，觉得两家直接对换女性，有诸多不便和不伦，就改为甲乙丙三家转圈换婚，即甲家女儿换到乙家，乙家女儿换到丙家，丙家女儿换到甲家。
　　换婚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有婚姻无爱情。父母为了儿子娶妻，传宗接代，强把女儿换出去，其丈夫有的年龄悬殊很大，有的是残疾人，甚至是精神病患者，毫无爱情幸福可言，一般又不能离婚，因婚前有约，如离婚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当然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建立了较好的家庭。(二)有的家庭只有男孩，没有女孩换婚，或者是男孩多，只有一个女孩能换婚，其余的男孩就得打光棍，当鳏夫。
　　因家庭出身不好，找不上对象，而终身当光棍汉的，究竟有多少人，无人调查统计，无人知晓，也无人关注，这是社会的一个灰暗角落。这些人，实际上，无形中被剥夺了结婚生育权和人格尊严——这是基本人权之一。过去多年来，我们不承认人有自然属性，只承认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属性中，强调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人的阶级性是人的本性和本质，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权普遍性，而人权普遍性就含有结婚生育权和人格尊严。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1993年6月25日，我国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起草的《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此文件有四个方面明确表达了人权具有普遍性。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中国主张人权的普遍性的文章。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明确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参见李步云：《人权普遍性之我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第117页)。

　　申诉与改正
　　1964年10月至1965年7月，在河北赵县，我参加了第一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不久，此教育运动通称为农村四清运动。所谓“四清”，最早(1962年或1963年)是中共河北保定地委提出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二十三条》，提出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通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后期，有一项工作是复议农村阶级成分。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进行审查复议，如果确实划错的，要给予改正。
　　在四清工作队复议农村阶级成分时，我就对照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家解放前的经济状况，认识到把我家划成“破产地主”是不对的，属于错划。当时我就想，等到我县我村开展四清运动时，再提出申诉，要求改正家庭成分。可是等来了全国“文化大革命”，家庭出身包袱竟越来越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提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不仅要求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要纠正“文革”以前的，包括反右派和土改中的冤假错案。
　　在此形势下，1979年，我先后向本村、公社和县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过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要求改正我家“破产地主”成分的政策依据，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8月再行公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见《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中央文件规定，“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同上，第15页)什么是破产地主呢?中央文件规定：“在解放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有劳动力但仍不从事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叫做破产地主。”(同上，第33页)这就非常明确，构成破产地主成分，除了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劳动力仍不从事劳动;第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如果不具备上述这三个条件，就构不成破产地主成分。
　　我家解放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的家乡是1947年秋解放。解放前三年，即1944至1946年，我家四口人，地十四亩两分，房两间，占有的土地比一般中农户还少，早已完全失掉了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在劳动方面，父亲于1940年病故，母亲有病不能劳动，姐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十多亩地，因无劳动力而让邻居代耕，这不属于剥削;生活状况呢，确实比普通中农户低得多。构成破产地主的三个条件，我家没有一条是具备的。显然，把我家划为破产地主，属于错划。1979年夏，我首先向本村大队党支部提出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8月下旬，党支部召开了土改时期的村干部和贫农代表座谈会，对我的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复议。
　　自从1979年夏正式提出改正家庭成分的申诉后，我就盼星星、盼月亮、盼太阳似的，盼望着早一天改正我的家庭成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980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任教的河北师大马列教学部，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隋国佐同志代表教学部，当众宣读了《关于改正祝伟坡同志家庭成分问题的证明信》及魏县革委会的决定，将我家破产地主成分改为中农成分。我听了，内心感到非常轻松，多年的沉重家庭包袱终于放下了，无形的政治枷锁终于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