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关于毛泽东和两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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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和两次文化革命

老田

看了曹征路教授的两个文化革命文章后，很受启发，也产生了一些感想，拉拉杂杂写了一些。感到毛时代在文化上，除了对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进行超越之外，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微观的心智结构建设：毛主席基于革命时代的精神变革，着眼点在创造积极互动的干部关系或者有机知识分子，同时，微观的心智结构变革也很受重视。

区分一下文化的宏观状况和微观状况，然后就可以在微观方面进行观察，去切合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对于文化的深入挖掘。

五四之后，人们普遍相信旧文化不行了，需要引入新的，传统儒学和新来的西学，是两个重要的文化要素，这总体上属于宏观的文化因素——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文字表达且到处传播。毛泽东和文革的考察，肯定牵涉到这两者，但微观的心智结构变革还不限于此。

历史地看，毛泽东对于文化有两个方面较为彻底地走出了宏观文化，一是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间，发现了组织起来形成新的政治优势并夺取观念权力，才足以对经济上占优势的旧统治阶级进行革命，这近似于一种博弈结构：如何从政治与文化维度入手，创造新的形势去压倒旧统治阶级的经济优势和统治地位。

在另外一个方面，是三湾改编确立的官兵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这相当于是革新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由此，开启了基于认同的效率追求方向，走出了传统的对于权力强制性的生产功能定位。后来的鞍钢宪法，是接续了三湾改编的各项原则，是三湾改编诸原则在工厂环境中间的翻新应用。

外部的社会革命，需要创新政治、文化相对于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在内部的管理中间，则需要确立新的官兵平等的社会关系总和，这些相对于宏观文化而言是一种人内心的选择，几乎在每一件事之先人们内心的比较选择，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人内心的博弈结构才是毛泽东重新和关注的重点，其他人也关注，但是没有毛泽东那样具体和深入，文革期间的著名口号“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是指代在微观文化内部的状况。

在微观文化中间，内在于个人内心的心智结构，每时每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下一步选择，这样的文化品类，与宏观的文字表达的文化有重大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稳定的，如同人们常识所说的，一个人有时表现好，有时表现不好。

在博弈的心智选择中间，毛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和不均衡是：基层单位内部都经历过较为彻底的民主革命洗礼（农村的土改，城市的民主改革和五反），输入了一些新的革命性的精神遗产。但是，共产党官场的上层反而没有改造那么深（延安整风的深度远不如农村和工厂里的革命深度），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机会主义状况。在官场中间普遍流行的策略是：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

今天回顾，是高层官场及其普遍化的机会主义，最终破坏和终结了单位制内部的民主革命成果，并恢复了雇佣劳动制，期间与官场联手的也是话语权份额最高的反动学术权威。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所在，社会主义在上层建筑中间出现了否定性的、结构性的自我复制的力量，这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力量，平时主要活动场所是教育、文艺等流域，体现为党阀与学阀结合的方式。宏观文化与微观的巨大落差，成为问题意识的起点，批驳苏联的论战，大量地涉及到宏观文化的变形及其与革命精神的落差。

毛泽东还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样的认识论也主要是在面对面的管理层级发生作用，借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干部获取管理信息和知识，只能够借助于与群众的积极互动并从群众的体验和观察中间，得出决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这样的干部和管理过程才是合乎革命精神的。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国家机关改革，我只要求一条：干部要联系群众。这个要求，当然也是针对了官场尤其是高层官场“唯上不唯实”的普遍表现而言的，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无机化趋势，而且是愈演愈烈的一种趋势。

文革群众造反一起来，干部的无机化趋势迅速得到遏止。这是对政治场域的机会主义进行群众化治理，当权派的机会主义引导保守派的机会主义，成为文革期间群众运动起来之后的关键问题，而群众组织起来的批判和揭露则是初期的治理方法，这接近于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题。其中，干部联系群众一条，在文革期间最短期内就见到了成效，只要有造反派组织起来展开批判，当权派就空前感到有必要组织起强大保守派的必要，开始了与保守派的主动结合，如果造反派力量不小或者批判犀利，会逼迫当权派实现被动与群众结合。在官场中间，普遍觉得此后不能够随便得罪群众或者权力不公正使用了，这会被群众记一笔，这是内在的心智结构转换。

官场普遍的机会主义顽症，实际上就是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在顽固地自我表现。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有高层发起“共产主义试点”时期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而且，今天回顾，毛时代有三大决策都称为总路线，每一个总路线执行过程中间，都出现了机会主义狂潮：三大改造到了1955年年底-1956年年初的时候，出现一哄而起的“高级社化”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8年的总路线执行过程中间，一线的高层领导夹带了一个快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私活”还得到官场的优先执行，文革期间各级党政干部和军头都不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这些状况，普遍揭示出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存在的强度和状况。

这样的官场惯习存在，会助长和鼓励机会主义，最后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心智结构，文革的保守派中间，有一批可以称为“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这群人较为精准地体现了官场机会主义对民间的渗透，也较为具体地改变了培养或者引导青年人成长的教育。

在公开表达的宏观文化因素之外，毛泽东和毛时代较为重要的文化现象特别是文革，还往往重视人们日常的心智结构和非机会主义选择，培养健康和积极的政治生活，回归革命时代干部和群众积极互动的那种由三湾改编确立的毛式公共领域。

文革十六条的第一条中间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段话中间，涉及到了宏观文化与微观文化的不一致——上层建筑反对经济基础的状况，同时更重要的重点落在“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方面，这是指代一种引导人们去投机仅仅关注个人利害关系的机会主义方式，手段是发挥“四旧”的影响，这明显是关注微观的心智结构和选择方面。

所以，文革所谈到的文化、世界观，主要落脚在心智结构这样的实用主义层面上，当然，这种实用主义层面上的文化，是最为顽固的，最难以改变。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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