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平 朱华：胡耀邦与川北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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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摘要〕胡耀邦主政川北期间，为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公立川北大学的合并与扩建、专业设置与教学改革、师生思想改造等诸方面，不仅亲自领导制定了专门政策，而且深入学校，关注教育政策,胡耀邦与川北区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历史


胡耀邦与川北区高等教育


王安平 朱华
2012年11月09日13:5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胡耀邦主政川北期间，为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公立川北大学的合并与扩建、专业设置与教学改革、师生思想改造等诸方面，不仅亲自领导制定了专门政策，而且深入学校，关注教育政策的实施。胡耀邦在川北期间对高等教育所作的努力与实践，不仅推进了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于今天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耀邦；川北大学；思想改造；高等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5-0085-08
Hu Yaobang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ern Sichuan
Wang Anping & Zhu Hua
Abstract: Hu Yaobang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ern Sichuan when he was in charge of this area. Under his personal leadership special policies were formulat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Northern Sichuan University through merger and its expansion, its curriculum,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urthermore, he went to the schools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depth to see that these educational policies were carried out in earnest. Hu Yaobang’s efforts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ern Sichuan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at area, but also have much we can draw on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oday.
近年来对胡耀邦的研究逐渐引起不少学者的大力关注，特别是在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以后日趋升温。学界对胡耀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党建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人格风范等方面的研究（参见仲海涛：《近年来胡耀邦研究述评》，《燕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苗卫东：《近二十年来胡耀邦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本文则根据大量文献材料，对胡耀邦在川北区（川北区是建国初在四川北部设立的过渡性省级行政区，它是同川东、川南、川西区同受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省级行政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共35个县和1个直辖市。）高等教育改造和发展中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进行系统考察。
一
1949年冬，胡耀邦率部进军川北，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区人民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行署”）主任，时年35岁，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解放初的川北历经战火沧桑，百废待兴，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胡耀邦迅速转变思路，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安定社会、巩固新政的执政方针，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初兴和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0年6月28日，川北区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确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川北政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这是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在贯彻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基础之上结合川北实际作出的决策。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胡耀邦据此认为，当时川北文教工作面临的迫切任务在于“革除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教育，提倡切合人民需要的教育”（《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川北政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高等教育十分薄弱的情况，川北区党委和行署特别制定了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早在1949年底，胡耀邦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川北区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公立川北大学，“拟于南充下年创办公立川北大学”（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私立川北大学呈请增设水利工程系等的复函》（1949年12月23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0－125。），即“以川北大学为基础，办好大学1所”（《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川北政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
公立川北大学是在原三台私立川北大学和南充私立川北文学院合并基础之上组建的。私立川北大学创办于1946年，前身为1937年内迁至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川北高等教育，即将有中断之虞，因集众议，乃由川北三十六县十盐场及各界人士，合力筹组川北农工学院”（私立川北大学：《川北大学概况书》（1950年4月18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0－126。）。1946年5月16日，部分东北大学的南方籍教师和川籍教师创办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9年5月，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改为私立川北大学。南充私立川北文学院成立于1946年6月1日，前身是由著名墨学家伍非百先生于1943年创办的西山书院，校址设在南充市西山赛云台。在川北行署成立一个月后，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行署立即着手公立川北大学的组建工作。在整个合并过程中，胡耀邦亲自参与并悉心指导，所有工作事无巨细，在组织和思想等方面为公立川北大学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组织领导方面，胡耀邦积极派员到校接管，保证学校正常教学。1950年1月2日（三台解放后第四天），川北行署立即“派代表驻校领导一切，拟定改为公（省立）”（私立川北大学：《川北大学概况书》（1950年4月18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0－126。），随即派黄天祥为行署驻校代表，教职工照常办公，学校经费及教职工工资由政府发放，“学生学费暂维现状”（私立川北大学：《关于川北行署秦主任电学生学费暂维现状的牌告》（1950年2月15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33。）。1月9日，学校复课。7月3日，胡耀邦任命贾子群等6人为校务委员，“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代表行署进行接管，在未进行接管前，所有本期校务仍望负责推进，教职工盼各守岗位，不得离校”（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派贾子群等6人为川北大学组成校务委员会代表行署进行接管的电》（1950年7月3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2－38。）。与此同时，在南充解放后一个月（1950年1月9日），胡耀邦派出以孙福田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私立川北文学院，任命伍非百为院长，继续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四川师范学院院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页。）。胡耀邦提前派驻代表接管学校的决策，不仅稳定了师生情绪，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而且为实现旧大学向新大学的平稳过渡创造了积极条件。
在思想建设方面，胡耀邦加强对反动书籍的清理工作，尽力消除旧思想余毒，为合并奠定思想基础。要改造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思想，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明确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0年5月8日，川北行署下令对私立川北大学图书馆和川北文学院所藏书籍进行检查，凡涉及“宣扬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奴化思想及其他反动封建之书刊”（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令教字第十七号》（1950年5月8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22－55。）全部予以收缴并销毁。5月18日，私立川北大学“查出《党员必读》、《中国国民党史》”等书籍45本（私立川北大学：《关于已在本校图书馆查出反动封建书籍“党员必读”的函》（1950年5月18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22－54。）。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帮助师生提高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和思想觉悟，胡耀邦还及时指示川北文学院成立“政治学习指导小组”，组织师生集中学习《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
1950年7月15日，由贾子群任主任委员的公立川北大学校务整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私立川北大学和私立川北文学院两校合并工作的正式启动。对于此次合并，胡耀邦十分重视，特别作出三点批示：“一、要亲密地紧紧地团结起来；二、不看牌子只看货色；三、对两校师生同等看待，学生一律参加甄别考试。”（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9页。）7月底，校务整理委员会又分别组建清点接交委员会、迁校委员会和招生委员会，协调具体的搬迁工作（《四川师范学院院史》，第12页。）。8月底，两校搬迁合并顺利完成。9月24日，公立川北大学更名为川北大学，重新开学。11月6日，川北大学校管会成立，川北大学组建工作全部结束。
川北大学的成立标志着川北第一所初具规模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为川北地区及周边各县市的优秀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便利机会。同时，它适应了新时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级人才的时代要求，为人才培养开辟了广阔途径。在公立川北大学组建过程中，川北区党委和行署颁布的一系列文件以及胡耀邦作出的决策和批示，不仅为两校合并奠定了基础，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高等教育的初创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
川北大学成立后，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对学校发展进行了详尽规划，在管理机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学校做到“教员称职，学生充实，设备较完善，经费有保证”（《川北区当前施政方针》，《川北政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
对于学校的管理，成立专门的川北大学校管会，确立川北行署对高校的领导权。川北大学成立后不久，学校立即制定了《川北大学组织规则》，明确规定川北大学校管会在川北行署文教厅的领导下全面行使对学校的领导权。校管会的成立对于刚刚组建的川北大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体制上改变了过去私立川北大学由董事会领导的私立性质，确立了人民政府对高校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从经费和人才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为川北大学的各项改革调整提供了制度依据。胡耀邦指示：“学校行政要统一领导。各级文教行政部门，应与青年团、学联，取得密切联系形成统一领导。使学校行政、业务方针，在总的领导下，统一计划，集中起来，分头进行工作。学校应采取单一制，由校长负责。青年团、学生会代表，可参加校务委员会。”（《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同时，在校管会领导下，创设了一系列新的现代高校管理机构，校管会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废除各项压制学生的规章制度，撤销“训导处”，设立专门的学生管理机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
刚组建的川北大学亟须教师和干部。在教师选拔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 “德、才”标准，只要是人才，不“因系地主出身或年龄较大的，有所拒绝”。他强调“人民政府是要对每个人民负责的，我们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对落后思想要用友谊态度，去帮助进步。在学校中要提倡尊师爱生，师生要在统一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这充分体现了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原则，既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又扩大了高校教师的选拔范围，极大地解决了解放初川北高等教育急需人才的难题。胡耀邦还指示行署文教厅为川北大学招聘人才，选派优秀教师到省外高校进修。
在当时干部力量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胡耀邦专门从区党委和行署抽调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担任学校各级领导。时任学校行政领导中，有5人是行署委员，5人是区政协委员（《胡耀邦在川北》（内部资料），1989年，第117页。）。不仅如此，他还从专署、县党政领导中选派干部到川北大学任职，在当时地、县以上的37名党外人士干部中，有厅级干部9人参加学校管理工作，在第一届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中，有学校代表14名（《南充市文史资料》第2辑，1994年，第150页。）。
为进一步促进川北大学发展，在学校的院系调整上，胡耀邦提出了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科建设的办学理念。1950年7月6日，川北大学来函要求专业调整，胡耀邦对此作出指示：“关于你校召开校务委员会议决定，农田水利系仍应保留；理工学院之应增设水利工程学系等，尚属合理。”（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私立川北大学呈请增设水利工程系等的复函》（1949年12月23日），南充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3－40－125。）可见，对于即将成立的新川北大学的发展思路和专业设置等问题，胡耀邦予以了指导。川北大学成立后，胡耀邦指出学校要为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务必改变不合理的专业，设立一批新的实用型专业。原私立川北大学设3院9系，私立川北文学院设3系，多数专业师资力量欠缺，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陈腐落后，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胡耀邦指导下，校管会迅速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工作：统一改院设系，系以下设教学研究指导小组，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主要负责教师教学和科研等具体事务；废除旧专业，增设一批应用型专业。1951年，为亟待解决建设人才的需要，又增设水利、土木、化工、农机和采矿等5个速成专修班。
在课程改革方面，学校将课程分为共同必修课、各系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类。另外，为增强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川北大学实行学分制。经过专业调整和教学改革，川北大学专业设置渐趋合理，教学计划基本能适应新时期的人才培养要求，促进了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的转变。到1951年初，改革后的川北大学规模日渐壮大，“共有9系，学生767人”（贾子群：《一年来川北文化教育》，《川北政报》第2卷第1期（1951年1月）。）。
为加强对川北大学的日常管理，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开展，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先后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学校工作的指示和命令，如《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区党委关于执行西南局高等学校“三反”会议精神的计划》等，为学校秩序的整顿和恢复提供了政策依据，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制度和管理措施，有利于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和教学水平的改进。
在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和行署的具体指导下，川北大学在教学组织、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所旧的、建制不完整的私立大学，成长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到1952年9月改为四川师范学院前，川北大学教职工由建校初的184人增加到231人（《四川师范学院院史》，第301页。），本、专科学生达1000多人（《胡耀邦在川北》（内部资料），第118页。），两年共培养毕业生270人（《四川师范学院院史》，第303页。）。这不仅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培养了急需的人才，更为此后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对于通过合并旧大学而组建的川北大学而言，肃清广大师生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树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是一项异常艰巨的重要工作。因此，在完成组建工作之后，川北大学校管会在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和行署的指示下，开始在校内贯彻执行以改造师生思想为主的政治教育方针，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旨在树立新的学习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解放初的川北“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而有些则是很严重的复杂不纯的情况”，如“学校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未能予以肃清，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未能进行有计划的批判，对于教职员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未作系统的清理。”（《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1952年，第245页。）有鉴于此，1952年1月4日，胡耀邦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结合川北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川北区党委关于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计划》，部署全区所属学校的思想改造和清理工作，规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集中南充市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工作，由胡耀邦同志负责领导，张永青同志协助，并吸收一部分党内外文教行政干部组织大、中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47页。）。胡耀邦亲自领导川北大学教职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并按照动员、学习会、思想检查等步骤分阶段进行。同时，胡耀邦还强调必须遵守“区别党内与党外”、“区别是非轻重，区别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等七大原则（《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45—248页。）。值得注意的是，川北大学特别设立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专门负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教育和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学习工作。
1952年2月5日，由川北行署文教厅主办的“川北区教育工作者寒假学习会”正式举行，川北大学143名教职工参加。胡耀邦非常重视此次学习会，亲自担任学习会主任委员。在学习会中，他提出“和风细雨”的口号，力求避免精神紧张和粗暴斗争。在进入思想检查阶段时，他要求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对历史问题，他要求“坦白从宽、既往不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仁至义尽、帮助到底”，将学习运动引向正确方向。在3月10日学习会结束时，胡耀邦亲自给每位学员颁发《人民教师合格证书》，并亲笔题词：“敬祝诸位为人民、为后辈服务中获得更大的功绩！”（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第55页。）
同年6月17日，为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发展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胡耀邦根据西南局高等学校“三反”会议的精神和川北大学教职员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川北区党委关于执行西南局高等学校“三反”会议精神的计划》（《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88—289页。）。随后，川北大学立即展开了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胡耀邦亲自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为确保学习运动取得成效，他提出“八条提倡”和“四条反对”的基本要求，即提倡精读深研、反复思考、大胆质疑、个别交谈、小组研究、放手争论、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反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乱扣帽子。参加学习的老师们深有感触地说：“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是那么亲切，那么贴心，既解决思想问题，又感到无比温暖。”（《南充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150、151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和时间，胡耀邦也非常关注。当时学校“给教职员规定了过多的政治学习时间，甚至把准备课程的时间和星期日休息的时间也给占去”（《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6页。）。有川北大学教师向胡耀邦反映：“早上要把全体教师集中起来听护士讲护理知识（时值抗美援朝，——作者注），讲授既无质量，又占去了很多宝贵时间”。对于教师反映的问题，胡耀邦认真对待，及时处理，他当即说：“是谁安排的？让大学教授听护士讲课，岂非笑话！”并立即作出规定，指示行署文教厅“以后给川北大学教工安排什么政治活动，一定要经区党委通过批准。不许任何人胡乱安排”。（《胡耀邦在川北》（内部资料），第125、126页。）为此，胡耀邦批示：“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活动时间至多可占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下，亦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川北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师生通过系列学习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为川北大学教学秩序的恢复和各项工作的日益推进奠定了有利基础。川北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绩，与胡耀邦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对于川北区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党中央予以了高度肯定，并将其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中央批示：川北区党委在寒假中集中大、中学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组织的经验很好，特转发你们。请你们考虑，在今年寒假期内，仿照川北办法，对中学教职员进行一次思想改造与清理组织的工作，并及早进行准备。”（《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3页。）与此同时，中共西南局也作出批示：“兹将川北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寒假集中大、中学教职员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组织的报告转发你们。他们的经验是成功的。”（《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3页。）偏处西南一隅的川北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能够得到党中央和西南局的肯定与好评，并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充分显示了胡耀邦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具有的独特个人风格与理念。
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北高等教育事业能取得快速发展，胡耀邦功不可没。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他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切实贯彻中共西南局的决策和指示的结果，又是他独当一面，结合川北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高等教育思想的体现。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严格执行中央决策，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
坚持党对于教育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是胡耀邦高等教育思想的一大亮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教育方针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领导。具体到川北大学而言，就是在人事任免、调动、思想改造等方面，坚持川北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绝对领导。川北大学成立后，胡耀邦立即作出指示：“党委必须迅速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定期检查学校工作”（《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48页。），“学校工作由文教厅统一领导布置，无论任何机关团体要在学校布置工作，事先要通过文教厅”（《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97页。）。在学校教职员的任免、调动方面，“对于学校教职员的任免调动，必须遵守人事调配制度”（《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7页。），经过教育厅与人事厅批准后才能施行。同时，为保证教学秩序，他要求“未经教育厅批准，不得自行动员教师学生停课宣传”（《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7页。），不得自行安排参加当地工作。特别在思想改造方面，川北区党委规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改造和清理工作，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并且寒假中要“将全区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集中南充市学习一个月（我区只有一所大学，与中等学校一起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与组织的初步清理工作。”（《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45—246页。）应当说，正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教育方针，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川北大学从迁址到两校合并以及成立后的师生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显著成效。对此，党中央和中共西南局多次予以表扬，中央宣传部专门批语：“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可供各地参考。”（《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76页）显然这与胡耀邦的正确领导和决策密不可分。
（二）正确处理正课与课外活动的关系，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
胡耀邦多次指示行署文教厅，务必始终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在不影响正课前提下开展政治学习和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频繁，特别是川北大学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多，严重影响了正课学习，突出的例子是“川北大学有一同学在一周内开十四次会议（班检讨会、互助小组会、文艺座谈会、伙食代表会、体育代表会、反美爱国委员会、文艺干事会、系主席会、夜校教师座谈会、学习小组会、团支书联席会、学习干事会、学生会执委会……），一般的积极分子有时一天也要开一两个会，有时一次就是两三个钟点，平均一个会议要二点半钟，两个会议要五点，起码花去一天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成了很大负担”。部分学生产生了抵触情绪，抱怨说：“我们成了会贩子，开会就把一学期开完了”。为了充实“五四”活动内容，川北大学 “一次搞了体育、歌咏、讲演、征文等比赛，忙得积极分子晚上十二点钟后才能睡觉”，甚至出现了在“学期的前一段时间仍停课来搞改造思想”的现象。（《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95—96页。）课外活动的繁多导致正课学习未能正常开展，严重影响了教学计划的完成。
为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胡耀邦指示下，川北行署作出“学校应以正课教学为主，政治活动为辅”的规定（《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随后，青年团川北工委严格贯彻胡耀邦的指示，结合川北大学的具体情况，及时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会执委会和团的扩干会，对建立新民主主义学习的全面观点和政治教育必须经常化，进行了深入动员，并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第一，强调团员的基本任务是学习，要求“团员不缺课、不迟到早退、上课时专心听讲、自己学好、帮助同学学好”的行动口号，使教师同学从思想上正确认识人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同学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功课。第二，明确规定“参加社会服务活动一般不应影响正课学习……班会、社团、各种文娱活动，统一由学校行政、青年团、学生会共同分配与掌握”。第三，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缩短开会时间，“开会做到‘同性质的合开，不必要的不开，准备好才开，开就解决问题’……各种会议规定时间，学生会在星期六下午，团的会在星期天，晚上自习绝不开会，并排定学习内容”。《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96—97页。上述一系列措施的颁布和执行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基本解决了学生干部工作与学习的矛盾，“开夜车”、迟到、早退、无故缺席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同学感觉轻松快乐，充满活力，图书馆人多了，读报认真了，课外活动也热闹起来了，学习热情高涨，成绩普遍提高。同学们愉快地说：“这才真解放了。”（《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97—98页。）
针对当时有行政部门和企业随意调用师生从事其他工作的现象，胡耀邦还专门下令，禁止各单位擅自征用师生。当时川北大学有97人被派到保险公司、水利局、农林厅、合作局、军区等单位工作，严重影响正常教学。胡耀邦对此给予严肃批评，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作出规定：“今后任何机关、干部学校或训练班如必须动员招收学生或工作人员时……非经区党委批准不得擅自动员在校学生。”（《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81页。）与此同时，胡耀邦还批示：“各行政部门，应加意维护学校教育”，对川北大学教员“在各方面的社会活动的负担，应尽可能的减少”（《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在土改运动中，胡耀邦号召大学师生应在“自愿而不妨碍教学（如所担任课程可觅人代理）和学习的原则下”参加土改（《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文教工作的六项指示》，《川北政报》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
在胡耀邦领导下，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对川北大学正课学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等专门制定的特别措施，在政治运动频繁的20世纪50年代具有特殊意义，体现了党对教师的尊重和对教学秩序的维护，保证了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教学计划的正常运行，明确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专业知识，有效地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即便在今天，对于高校中日益增多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现象，作为教育管理者如何指导学生处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主次关系等问题，胡耀邦的指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胡耀邦一向认为，师资队伍的好坏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他善于尊重教师，关心教师日常生活，注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川北大学刚刚合并之初，胡耀邦就非常注重对教师的选拔和任用，对待教职员平等坦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谨慎严肃，不搞一刀切。为妥善安置原有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川北区党委专门行文，要求“既经实行合并之后的学校，对原有的教职员，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外，必须遵照对旧人员一齐包下来的政策，妥为安插，或给以其他的生活出路，不得弃置不理……区党委宣传部、行署教育处和团工委，对于南充市中等以上学校，要给以具体帮助（规定计划、组织力量、解决某些学校合并后教职员的失业问题、定期参加会议检查等）”(《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3—4页。)。同时要求各机关派往学校工作的干部，对原有的教职员要善于主动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多鼓励、少批评，批评时采取诚恳的态度，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诱导他们走向进步，对他们的长处要虚心学习，切不可盛气凌人；对于新旧教师间的隔阂和原有教师对新派去工作干部的疑虑情绪，应想出有效办法予以消除。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胡耀邦特别注意保护知识分子。川北区党委下令：“凡是逮捕一切教职员时必须经区党委批准”(《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二），第247页。)，“务求不错抓和错办一人”(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9页。)。川北大学一名教授不接受学生意见，学生把意见写在黑板上强迫教授看，教授说：“有什么好看？人眼睛看是人，狗眼睛看是狗！”学生据此将这位教授定为“现行反革命”。胡耀邦知道后，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指出教授的话只是四川方言，不是反革命言论。他说：“什么反革命？这是你们四川人‘展’的‘言子’，叫‘吊儿郎当’嘛！”(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91页。)胡耀邦的一席话使这位教授免于处罚。《川北政报》对胡耀邦保护知识分子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川北大学的教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服务于人民教育的过程中，已结成一支文化大军，向新文化教育的道路上迈进”(贾子群：《一年来川北文化教育》，《川北政报》第2卷第1期（1951年1月）。)。
胡耀邦对川北大学师生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也十分关注。他经常到学校察看教学设施，定期举行教师座谈会，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问题，并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1950年12月30日，川北行署以胡耀邦名义向全区文教工作者祝贺新年：“由于诸位先生的努力，使我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展开。”(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第49页。)1951年元旦，胡耀邦专门组织召开川北大学教师座谈会，并同教师们一起聚餐。在当时财政经济相当困难的特殊情况下，上述举措有力地彰显了胡耀邦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重与关怀。
胡耀邦对川北大学教师的关心和保护，不仅维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开展，而且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积极献身高等教育事业，扩大了师资力量，加速了川北大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胡耀邦在主政川北的两年多时间里，为川北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公立川北大学的组建及其初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他为首的川北区党委和行署对公立川北大学组建前的两校合并、组建后学校管理机构的调整与课程设置的改革、教职工的思想改造运动等诸多方面所作出的指示及成就，体现了胡耀邦对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前瞻性思考，有力地推进了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更为此后川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这对于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深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本文作者王安平，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朱华，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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