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

tuffy05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刘国凯

目录

一引言

二　 微观分析：文革时期个体造反动机之分类
(一) 聂元梓类“造反”
(二) 蒯大富类造反
(三)贵族红卫兵“造反”
(四)平民红卫兵造反
(五)王洪文类造反
(六)反抗类造反
(七)张九龙类造反
(八)争权类造反
(九)杨曦光类造反
(十)结论

三　 宏观分析(之一)：学生造反与工人职员(机关干部)造反的区别
(一)区别之一：学生造反时间的超前性
(二)区别之二：学生造反动机的单纯性
(三)区别之三：学生造反场所的社会性

四　 宏观分析(之二)：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的关系与区别
(一)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性质上的差异
(二)单位内群众组织成员的相对固定性和社会上的相对流动性
(三)单位内造反动机的简单性和社会上造反动机的复杂性
(四)单位内造反动作的温和性和社会上造反动作的激烈性

五　 宏观分析(之三)：省级文革的几种模式
(一)湖北模式--典型类
(二)北京上海模式--发育不全类
(三)湖南模式--激进类
(四)两广模式--残酷镇压类

六　 文革造反派的宿命

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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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对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事件--文化革命进行评判绝对不可能撇开对文革造反运动和
造反派的研究评述。而从中共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部份民运人
士都对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和造反派持完全负面的评价。

我从来认为文革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文革造反派与民主运动参加者都有着极大的
乃至质的差别。但我又绝不赞同对那种完全否定文革造反运动和文革造反派的观点。
我洞悉中共官方的“否定” 是出于卑劣的政治动机。我推测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部份
民运人士的“否定” 是由于对史实缺乏足够的了解。

从许多文章著述中我发现“否定” 大多建筑在这样几个基础上：一是时空混乱。把 造
反派尚未产生之前和造反派已不复存在之后的一些社会恶质事件说成是造反派的所 为。
二是移花接木乃至栽赃诬陷。把保权派组织(即保皇派、保守派，)所作的坏事“如 红色
恐怖运动”都说成是造反派作的。三是基本判别失误。否认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有
造反派和保权派(保皇派、保守派) 之分，认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从而 使
其评判走入迷途。

我以前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等一类著述重于写史，其 作
用在于让人了解文革的基本形态和过程。这虽然甚有必要，但从辩明某些观点上来 看，
其效力则觉不足，故现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文革造反进行概括性剖析，以期对文 革
造反的评判这一甚具争议性的问题注入新血。

二　 微观分析--文革时期造反个体动机之分类

(一) 聂元梓类“造反”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后来被毛泽东极力称赞的“第一张马
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
了些什么”。内容是严厉指责北京大学党委压制师生起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的行动，字里行间暗示宋、陆等人也是黑帮。尽管那时造反一词还未出现，但聂元
梓等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文革造反运动的先声。然而，这算是什么造反？
人们记得，9年前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也卷起过浪潮。林希翎、潭天荣等一批青年学生
贴出大字报针砭时政，抨击现行政治制度缺乏民主，揭露共产党领导干部已形成官
僚特权阶层，生产资料所有制正在蜕变为官僚所有制。事情的结局是，这些青年学
生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9年后聂元梓们的行动与
之大相径庭。聂元梓们非但不是抨击时政不够民主，而是认为时政还不够专制。现 实
情形不是别人要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是他们要把别人打成反党反社 会
主义分子。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大员力求把毛泽东发动批判运动限制在思想理
论批判的范畴之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一种温和心理，不忍心把批
判的调子定得太高，以至导致严酷的政治惩罚。二是出于自保心理，担心批判的火
头太旺，弄不好会烧到自己身上。在当时，刘邓们无疑是中共党内的温和派，毛泽
东是极端派。人到中年，身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及其追随者们揣测摸毛
的意向后，主动出击，不但要激烈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已倒台的
中共高官)而且还要激烈批判现任温和派中共高官。如果从中国人“犯上作乱”的观
念出发那当然应该把聂元梓们攻击校党委的行动定义为“造反”，但这样一来又该
怎么评价他们的行为中满含迎合毛思想意图的实质呢？对于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中
共政治制度的代表者--毛泽东来说。他们的行动非但不是造反，而且是维护和效力。
因此，那样的分析显然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然而，如果把“造反”的定义另作诠
译就可得到较清晰的解答，即造反是“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于的压迫、 迫
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从这个定义上去考量，聂元梓们的行动就不是造反，因为 他
们根本不是现存统治秩序下的受压迫、受迫害者。并且，由于他们攻击的对象是统 治
集团中较温和的一翼，他们所取悦的、效力的是统治集团中最暴虐的一翼，故他们 非
但不是造反，而且是助纣为虐。

(二) 蒯大富类造反

聂元梓们的行动引起了中共温和派的愤怒。中共温和派的温和只是就其不赞同毛在
党内和在思想理论界进行严厉的政治清洗而言，但一旦有人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
他们就决不再温和。他们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控制事态。聂元梓由于其
行动已公开得到毛的肯定赞许，她那个小群体不至遭受什么惩治，而其它许多效尤
者就厄运当头了。工作组动员组织力量对大专院校中所有擅自批判校党委和工作组
的人进行围攻。火力所及，不但那些激进学生因其大胆妄为而自食其果，就连某些
并无越轨行为的人们只因其出身成份的问题也遭池鱼之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
有少数学生敢于与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事情的内在实质起了变化。1966年6、7月间蒯式人物的行动与5月底聂式人物的行动
应作不同的解读。聂式人物是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采纯进攻性动作，蒯式人物 则
在面临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作以攻为守的困兽犹 斗。
聂式造反与蒯式造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中共最高层政治动态有所觉察者的政
治投机、政治赌博，而后者只是一些少不更事者的政治躁动。

蒯式学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革命激情”固然乏善可陈，但这毕
竟只是一种政治狂热而已，实际上并不能对那些被批判者作出惩治，而工作组对他
们的批判就大不相同了。一旦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那九年前潭天荣们的下
场将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除大多数的“激进学生” 沮丧惊慌外，仍有极少
数象蒯大富这样的倔强者坚持斗争。这“斗争”已不是去批判别人，而是极力争辩
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按照中共统治秩序的政治逻辑，“党”说谁
反动谁就是反动，只能乖乖地俯首认罪等候惩处，不容丝毫辩解。象蒯大富这样敢
于对工作组--党的领导在学校里的具体体现--进行抗拒，真是狂妄到了不可思议的
地步，应给予更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也就恰恰说明了蒯大富们的反抗行动是对当时
统治秩序的造反，从而与聂元梓们的政治行为有质的不同，

(三) 贵族红卫兵类“造反”

文化革命中“造反”一词首见于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
的文章中。从此造反一词贯串文革全过程。文革初期共产党高干子弟的“造反”狂
潮举世皆惊。然而他们究竟造了些什么反呢？

由中共高干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掀起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
“红色恐怖运动”发端于7月间的“破四旧”运动。文化革命给青少年学生最初注入 的
政治狂热是去破除社会生活中带有“封资修”意味的“旧”事物。从改街道名称、 店铺
名称到摧毁宗教庙宇历史文物再到干涉人们的服饰和发式，整个气氛在迅速升级之 中。
“破四旧运动”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去参加的，除非是有些学生出于性格上的内向 或认
识上的差别没有去或不愿去参与。

8月，气氛陡然剧变，从狂热急剧变成暴戾。如果说“破四旧”还带有点胡闹、恶作 剧的
成份，那么“红色恐怖运动”就完全是惨无人道的暴行。以抄家、打人至任意把人 殴打至
死的“红色恐怖运动”不再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加，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参 加。加
入“红卫兵”有严格的政治条件，就是必须是“红五类”出身。(革军、革干、工人、 贫农、下中农)
但是，在红卫兵组织中真正起作用、居领导地位并最敢于、最有兴致 把人打死的是
“革军、革干”子女。被施暴的对象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延至“反动文人”、 和有各
种政治“问题”的的校长老师，直至出身“不好”的同学。

以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是压迫者、迫害者。他们有什么反可造？ 他们实
施“红色恐怖运动”的根据是，当年他们的父辈“闹革命”时曾遭受“白色恐怖” 的迫害，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造”这些“反动分子”的反，还以他们一个“红色恐怖”。因 此，“红色恐怖
运动”绝对不是受压迫对压迫者的造反，而是压迫者对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反抗权利 的被压
迫者的施暴，是严酷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和残暴的人身虐杀。

(四) 平民红卫兵类造反

一度极受毛泽东宠爱的贵族红卫兵到1966年秋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的父辈属于毛
的清洗对象或与毛的意见不合，而他们因不愤父辈的失势遂产生对毛体系的对抗情
绪，以至在毛体系眼中失去政治利用价值。这时另一派红卫兵崛起了。这就是平民
红卫兵，其直接来源是1966年6、7月间受过压制的蒯式学生，它在加入条件上取消
了出身成份的限制。声称只要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都可以参加。同时，它还
对贵族红卫兵所狂热鼓吹的血统论进行了批判。

平民红卫兵在名称上都与贵族红卫兵有显著区别。贵族红卫兵多只叫“红卫兵”，
或加上个前缀，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平民红卫兵虽也统称为红卫兵，但其组
织名称则是多样化的，如“红旗”、“东方红”、“井岗山”等等。

如果说贵族红卫兵与毛体系的密月十分短暂，只有两个月左右，那么平民红卫兵就
幸运一些。它从产生到被压制大约有二十个月的过程。(当然从更广阔的历史场景上
去考察，贵族红卫兵终究是赢家，他们是八、九十年代中共第三、第四梯队的主要
人选，而平民红卫兵的蒯式人物则始终被排斥在社会边缘，有的甚至系狱多年。)
在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平民红卫兵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平民红卫兵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固然说明了它的一些行动符合毛体系的需要，
而它终究被压制，又说明它的另一些行动越出了毛体系的规范。

平民红卫兵符合毛体系需要的行动是他们把“造反”矛头指向毛体系欲清洗的人物，
即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批判”、批斗了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干。越出规范的
行动是它还把矛头指向了许多并不属于毛要清洗的高干，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甚
至对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产生了疑问和冲击。

平民红卫兵有其两重性，它充当毛体系政治清洗工具的那部份行为是乏善可陈的，
而它越出毛规范的行动则应作别论，至于它的那些疑问和冲击则是它的光彩。

在评判平民红卫兵类造反行动时，除具体考察它的许多作为外还应考虑到它的阶级
基因，舍此不可能对它做出正确的评判。平民红卫兵顾名思义其构成以平民子弟为
主体。这一构成决定了它的成员不会是共产党统治秩序下的特权享有者，而其大多
数还是这个秩序下不同程度的受侵害者。从具体的出身成份上来看，平民红卫兵中
以工商个体劳动者、职员、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的子弟为主体。工农子弟是分裂的。
其中一部份惑于“红五类”虚幻的政治荣耀而与中共干部子弟结合。一部份则出于
自身真实的感受和正义感而加入到平民红卫兵的行列。

中共干部子弟也是分裂的。文革初期他们几乎都是贵族红卫兵的一员，但随着运动
的深入，许多中共高干受到冲击，这使其子弟的思想产生剧烈分化。一部份走向北
京“联动”类。这一类强烈反中央文革、反江青林彪，甚至反毛。因为他们体认到，
其父辈的倒台，其贵族子弟身份的丧失盖因毛的权力清洗。与此同时他们又极为仇
视所有的平民红卫兵，因为他们认为平民红卫兵是毛的政治打手。“联动”类有这
样的看法和相应行为并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们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他们
“反对”行动的出发点是维护其特权阶级利益。这一立场他们一直没有改变。直至
二十年后他们为六四镇压叫好，今天则正在作为第四梯队走向权力的宫殿。一小部
份中共高干子弟则走向了人民，加入到平民红卫兵之中。基于父辈若隐若现民主意
识的影响，基于个人的品质和知识，父辈的失势不但没有使他们产生“联动”式狂
怒，反而引发了他们深层的思索。

平民红卫兵的阶级基因决定了它的主行为模式是“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
于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也正因为这样，平民红卫兵终究在1968年7月
以后遭到压制乃至镇压。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联动”分子尽管那等狂妄，但他们
能得到毛泽东的原谅，邓小平的赏识提携，而平民红卫兵的头头则一直被打入十八
层地狱。

(五) 王洪文类造反

王洪文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保卫干部。拥有当时的几面金字招牌。固然，由于
其级别有限，未可进入中共特权阶层，但也决不是当时政治制度下的受压迫者。在
一般情况下，拥有这些金字招牌的人非但无反可造，而且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保权派
的骨干人物。然而，王洪文却做了大造反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拥有金字招牌的人数总是大于官员的数目，这就意味着有
些拥有金字招牌的人将分摊不到官职，或分摊不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分摊到的某级官
职。除了这个基本原因外，还会有人事关系、派系倾轧等因素，这些因素和原因迭
加在一起就会在许多地方和单位中产生一些拥有金字招却没有分得合其心意的官职
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当权派怀有不满乃至怨恨的人群。这些人就有可能在文革中
投身到“造反”的行列之中。王洪文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我们把文革造反这一概念表述为：“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于的压迫、迫
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这“压迫”当系由制度所造成。由官职份配“不公”而造
成某些拥有金字招牌的人物所感觉到的“受压迫”感，并非源于政治制度。所以，
他们的“造反”已非真实意义上的造反。

(六) 反抗类造反

反抗类造反广泛存在于工商企业和中、基层机关单位之中。是导致文革造反行动最
典型、最广泛的动机。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主要是体现于这些地方，而不是
体现在学校和较高层的机关中。文革前十七年，由于连续不断的运动整人，和各单
位党政领导在此之中滋长起来专横跋扈的作风而积累了大量的干群矛盾。群众对单
位党政领导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

1964年-1967年我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做小税务助征员，1967年以后一直在广州有线电
厂做工，藉此我直接观察到了机关、工厂里的群众为什么会有反抗类文革造反行动。

如：1964年广州市公安系统按上级指示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所谓出身不好或不靠组
织之类)的公安干警调往其它非要害部门，其中一些调来税务局。文革造反浪潮起后，
这些人串连起来到市公安局造反，说市公安局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 们
进行了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平反，要求回到公安局工作。尽管复职的要求没有实现，
但他们也得以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又如1965年广州郊区税务局属下的黄埔税务所搞小四清，把三个平时比较接近，并
常讲怪话发牢骚与领导抬扛的税务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其中一人精神上顶不住，
跳楼自杀。文革造反开始后，这个“反党小集团”的两名幸存者坚决要求为他们，
尤其为那位死去的同事平反。

再如，广州有线电厂文革前夕曾发现一张“反动标语”。厂领导怀疑是某位技术员
写的。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由于的确没有证据，不了了之。文革浪涛起后，这
位技术员成为厂里造反组织的头头。他痛恨厂领导对他的政治迫害。因为他心里明
白，厂领导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要把他打成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
革命，是因为他在工作上对领导的瞎指挥提了些意见。

除了这样一些较为尖锐的事例外，更经常、更大量的则是单位领导在日常工作、生
产活动中欺压群众、打击报复。而最近期、最集中的矛盾是单位领导在1966年6、7
月的第二次反右中迫害了许多群众。关于这些连毛都看得清楚。他对文化革命中群
众造反浪涛的产生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
二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爱摆架子，有事不与群众商量，不平等
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
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七) 张九龙类造反

张九龙是杨曦光199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牛鬼蛇神录”里的一个真实人物。与张九
龙类似的人物还有刘凤祥、候湘风等。这些人基于其出身背景、个人经历、知识思
想使之早在文革前夕已对共产党制度持根本否定态度。他们投身文革大波，参加造
反派，尽力把造反之火烧旺。他们暗中串连，组建秘密组织，收集武器，准备在时
机到来时大干一场，推翻共产党的政权。然而“时机”永远不会到来。毛洞察到造
反派已有越轨失控的迹象。他及时煞车转向。张九龙们遂被“抛出”。1968年初局
势稍呈掌控。当局就把形迹略露的张九龙们抓捕判以重刑，并在1970年一打三反的
处决狂潮中把他们枪决。杨曦光的文革经历比许多人丰富得多。比如我在文革过程
中就还没有亲身遇到过张九龙这样层次的人物。尽管我那时内心对共产党制度已基
本持否定态度。

(八) 争权类造反

以上分析的造反动机是原始动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还嬗变衍生出了另一类造反
动机，这就是争权类造反。


在各单位、各地党组织瘫痪，当权派们靠边站以后，社会公权力出现了某一程度的
真空。这种情形当然不可持久。1967年初春毛提出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来重建共产
党的权力系统。他决定在这“新生红色政权”中，军代表、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
组织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并由军代表居主导地位。于是这就展开了争夺那三分之一
群众组织名额的激烈斗争。这类造反主要存在于各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部份骨干之中。
这里要注意到的是：

1)一部份热衷于这类造反行动的主要上是想作新官，以拥有政治权力为乐。这类大
多从王洪文类造反中衍生而来。
2)另一些则是想以获得某些政治权力来保证自己今后免受报复清算。这类大多从反
抗类造反中导出。
当然也会有些人是1)、2)两种动机都兼而有之的。

(九) 杨曦光类造反

由于毛的新权力机构的设计实际上是恢复原有的共产党权力体系。军代表居权力要
津。重新起用的地方干部掌握实际事务，而群众组织代表则处于陪衬地位，这使一
些造反者产生迷茫困惑乃至不满。既然到头来一切都基本恢复旧日的秩序，那何必
当初又要我们民众起来造反打倒当权派？现在这些当权派大多都官复原职，我们这
些批判过他们的群众今后岂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势下，许多造反者都消极了，但
有一些造反者却奋然开启了另一类卓绝的思维。他们没有去参与争夺那三分之一的
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他们不希求做新官，不寄托于以掌握部份政治权力来保证自
己今后不受清算，而是从根本上否定毛的新权力结构设想。

他们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巴黎公社式的
社会。但是他们又认为文化革命在1967年中以后有半途而废的危险。这是因为在军
队干部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的抵制下，“伟大统帅毛泽东......作了大 幅度
的退却”，不得不让百分之九十的旧官僚都复出。他们不能接受这种状况，他们要
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推崇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
他们指控中国已出现了一个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特权阶层。

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类观点的有北京中学“四.三”派、清华“团派”、武汉“北决
杨”、湖南“省无联”等，其中以湖南“省无联”观点表达得最为鲜明尖锐。长沙 一
中高二学生杨曦光所撰“中国向何处去”是“省无联”思想的代表作。

(十) 结论

通过对以上九类造反动机的陈述，可知。
1、聂元梓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赌博。是主动充当更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打手去
打击其效力对象所要打击的次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以获得政治封赏。
2、王洪文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投机。是想通过文革造反在共产党政治权力体系
中取得自己原来想取得而未果的权力和地位。
3、贵族红卫兵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施暴，是血统“高贵”者对血统“低贱”的
虐待残杀。
4、平民红卫兵的造反(蒯大富类造反纳入此类之中)具有两重性。它冲击中共高官系
为毛的政治清洗火中取粟，这尽管谈不上造反，但也具有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作用。
至于它有限地批判了血统论，推动支持各地各单位的受迫害群众的反抗斗争，对抗
施行1967年早春镇反的各地军方，这些都符合了“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
于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的“造反”定义。
5、反抗类造反是文革时期最广泛存在、最明确体现的造反行动。是文革造反的主体
内容。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其高端是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身的应有 权
益，其低端是发泄对社会、对中共官员的不满，甚至对迫害过自己的共官进行报复。
6、张九龙类造反是当时高层次的造反。其目标甚至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但
这类造反不是文革造反的主流，而只潜流于文革造反的大浪之中。它不但受到中共 统
治机器的严厉镇压，也不为平民红卫兵造反者和反抗类造反者接受和认同。而站在
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首眺望三十多年前张九龙这些先知先觉的悲壮之士，会觉得他
们的事迹是何等的可歌可泣。
7、1)类争权造反虽无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也给共产党秩序的重建以干扰。
8、2)类争权造反依然带有“于不同程度上对统治秩序所施予的压迫、迫害进行反抗”
的意味。只是，它所要反抗的不是当前的，而是今后可能加诸自己压迫和迫害。
9、杨曦光类造反是文革时期人民反抗运动的精华。“省无联”所推崇的民选行政长
官的巴黎公社原则，和百分之九十的中共高干已形成特权阶层的论断是当时历史条 件
下的思想高峰，已直接突刺到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根本，所以在1968年初--文化革命
还没有结束，全面镇压还未展开之时，中共高层两派--以毛为代表”的文革派和以
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就联手对“省无联”进行了彻底镇压。“省无联”头头
全被判重刑。23岁的张家政被判20年，19岁的杨曦光被判10年。两年之后的“一打
三反”中，处决权曾下放省级。张、杨均已内定改判死刑，押回长沙准备执行枪决。
幸此节骨眼上，中央又把处决权回收上去，张、杨等人得以逃过一死。
三　 宏观分析之一--学生造反与工人、职员(机关干部)造反的区别

学生造反指的是平民红卫兵的造反。至于贵族红卫兵造“黑五类”反的一类行动与
原本意义上的文革造反风马牛不相及。故不在讨论之列。

(一) 区别之一：学生造反时间的超前性。

学生造反行动始于1966年6、7月间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应该看到反工作组与反校
党委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自北大校党委垮台后，其连锁效应使其它校党委都在
风雨飘摇之中，敢于反他们并不足为奇。而工作组就大不相同。它是党中央派来的。
起初一般学生是绝对不会知道毛并不同意派工作组，在这种情况下竟敢与工作组顶
牛，其胆量超过了9年前的潭天荣们。因为潭天荣们是在党“鼓励”的情况下鸣放，
而蒯大富们则是在党(工作组)一再制止下还要放炮。并且，潭天荣们前无古人，而
蒯大富们却已有潭天荣们的政治尸体为前车之鉴。

当然，蒯大富们的政治语言与潭天荣们大相径庭。谭天荣们是直指共产党制度，而
蒯大富们却是在指责工作组包庇“黑帮”，阻碍革命。这固然使工作组难以立即把
蒯大富们投入监狱，但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比革命还要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如无后
来运动的大转向，蒯大富们的下场当不比谭天荣们美好。

蒯大富们的造反行动为贵族红卫兵八、九月的“红色恐怖”狂飙所中断，至10月在
毛中央的支撑下重新举起造反大旗。其矛头所指，一是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二是
各级当权派执行刘、邓把大量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平民红卫兵在全国范围里广泛形成，并迅
速膨胀成极大的势力。它除自身扩展外还到工矿企业中串连。应该说，在相当程度
是由于他们的策动和鼓动，工人的造反行动才得以发生，工人造反派才得以形成。
这时已是1966年11-12月。

故学生造反比工人造反几乎超前了半年。

(二) 区别之二：学生造反动机的单纯性

1966--1968年间，无论是20岁以下的中学生还是20-25岁的大学生其绝大多数的造反
动机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忠于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使象杨曦光
这样以推崇巴黎公社原则而伤及中共政权根本的凤毛鳞角的人物，照样是满口的 “
忠于”。(这表面事实的背后到底是策略还是真实，只有杨曦光本人才能答复)这就 是
说，在学生造反的原动力中充满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二。

(1) 文革前中共政权在学校里的厉行洗脑，使绝大多数各个阶级出身的学生都对毛 顶
礼膜拜。而在批判“资反线”后，(有限度地批判血统论是批判资反线的重要内容)在
城市大中学校中占较大比重的非红非黑类出身的乃至一些“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对
毛更加是感恩涕零。因为全靠有了这个批判才解除了(暂时解除，1968年中“清理阶
级队伍”以后，血统论全面回潮)扣在他们头上的政治种性紧箍咒，使之重新获得政
治人格，得以名正言顺扬眉吐气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自然会促使他们在此后的 行
动中处处以维护、捍卫毛和毛路线为己任，处处以毛的忠实卫兵自居。

(2)学生的生活环境单一。学校不是共产党统治秩序典型体现的地方。学校里学生与 教
师的关系与工厂机关里的工人、职员与共产党领导干部之间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 系
有很大不同。学校里当然也有斗争。从评先进得奖状的虚名到拿助学金和毕业分配 等
实际利益，都会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积累着种种矛盾。但是这与工 厂、
机关相比还实在是太简单。工厂机关里有工资晋升问题、工作工种分配调动问题、 奖
金评定问题、生活困难补助问题、宿舍分配问题、生产技术与行政权力的冲突问题 ......。
当然更为尖锐的还是工厂机关里在连年的整人政治运动中制造积累了大量人与人之 间的
猜忌、戒备乃至仇恨。

学生造反动机单纯性的也恰恰相对地说明了工人职员造反动机的复杂性。上面所列 举的
那么多问题在平时不能得到解决，遂都在文革中直接地或间接地表露爆发出来。这 就构
成了文革造反中最广泛、典型的反抗类造反。更何况在文革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王洪 文类
造反，和少数张九龙类造反。这就使工人职员的造反尤呈复杂。

(三) 区别之三：学生造反场所的社会性

学生造反派活动的场所主要在社会上，这是因为学校里已无事可做，而且在社会上
到处冲冲撞撞这才最符合青年人的特点和爱好。

学校里的党组织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全垮了。共产党对此并不怎么紧张。因为学校
的党组织与工厂机关里的不同，它还算不上是政权的延伸，而工厂机关里的党组织
则带有鲜明的政权性质。学校不用上课，校领导和老师权威为零。何况部份教师也
成立了群众组织投入文革浪涛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将其主要精力投入社会就
是很自然的事情。

学生们到一些工厂机关里去串连，鼓动工人职员们起来造反。支持他们批判本单位
党领导在前阶段执行刘邓“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的罪行。在工人职员还有些犹豫不决、心存顾忌时，学生们冲上台去责令当权派低
头向群众陪礼道歉。这就一下把当权派昔日的威风打掉了许多。学生们甚至还鼓动
有些单位的工人职员造反派去冲击本单位的党委办公室、政治部或保卫科。他们告
诉工人职员，当权派最喜欢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藏在这些地方。

当然，学生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炮轰各地省市党委。指控他们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
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集合更大的造反力量，学生造反派还努力促使工人职
员的跨单位、跨行业、垮地区的大型造反组织的成立，并联合这些组织去冲击省市
党委。

毫无疑问，学生造反派的这些做法在文革初期虽受到一些工人职员的欢迎，但也受
到更多工厂机关里的政治红人乃至一些身份普通但思想行为比较守旧的人们的反对。
这就发生了1966年秋许多地方的工人市民围攻学生的事件。

随着运动的延伸，一波又一波，从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二、三月的早春镇反，再到
到1967年的暮春平反和夏季大武斗，学生造反派的活动场所愈来愈深入到社会的各
个领域和横断面，以至最后毛在它的政治清洗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后欲结束文革局面
时，不得不在1968年夏末采取强制手段，指令“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
并把六届高初中生和四届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赶到工厂农村，以结束主要是由学生
造成的文革局势。

工人职员造反派的活动场所既在单位内也在社会上。这是因为单位内原有统治秩序
仍然存在。当权派和保当权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仍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势力，这一
势力威胁着它的存在，所以它必须在单位内与之缠斗。而社会上的文革形势与单位
内的息息相关，这使它又必须投入社会，以取得社会上的支持来对抗本单位的保权派

四　宏观分析之二--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的关系与区别

(一) 单位内文革与社会上文革性质上的差异

毛搞文革系旨在清洗威胁其绝对权威的刘势力。其手法是发动群众对刘势力进行冲
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再以非规范手段褫夺其权力，并在重建权力系统时把他
们排除在外，从而达到把他们逐出权力圈的目的。

这里很自然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级干部有可能属于刘势力？换言之，毛心目
中政治清洗的范围有多大。如果说在1967年“一月革命”时人们对此还不甚了了的
话，那么到了1967年中以后就可以明显看出，有可能被毛划为刘司令部里的人而予
以打倒的只是省级顶多再延至省会级领导干部。

但是，文革时期被群众冲击的远不止这些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凡是一个单位的主要
领导人，哪怕他的级别只有20级，也一样作为当权派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显
然，这大量的中低级领导干部绝对不是毛的政治清洗对象。然而在1966年11月至19
67年夏这半年多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毛仍然放手让群众去冲击他们，这是什么原因
呢？

原因有三：
1)如果由毛直接点名来将一批包括刘邓在内的高干逐出权力圈，这种做法莫说在党
内高层难获通过，即便能通过毛也不予采纳。因为毛是要把自己的政治清洗涂上反
修防修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神圣油彩。他决不愿人们认为他是在搞斯大林那
种清除异己的残酷斗争。故从他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对大大小小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

2)如果批判的范围只限制在高级干部中，那就真的只是思想批判了，达不到把他们
逐出权力圈的目的。因为只要原有权力系统未予打破，他心目中的那些清洗对象就
可以利用其手中的权力网络来对清洗作软性化解。只有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针对所有
当权派的群众运动，暂时撕破原有的权力网络，才能使那些清洗对象无以遁形。

3)毛泽东是个思想充满混乱矛盾的人物。他经常要作些扯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事
情。他明明是整个共产党官僚系统的总代表，但又要以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去批
判指责官僚主义。他实际上也意识到中、基层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已在群众中引起
了相当大的不满。他认为在这场运动中让他们喝两口水也不要紧，反正稍迟会给回
他们抚慰。而允许群众对他们进行一些批判，大可以使群众对自己感恩戴德，更心
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藉此，我们可以明了：对中共领导干部而言，社会上的文革性质是政治清洗，而单
位内部的文革性质是政治陪斩。说得更清楚些是，省市级中共高级干部中的某些人
是毛的清洗对象，而为数众多的各单位里的领导干部，只是为了使毛的这场政治清
洗运动做得更冠冕堂皇些而被拖上了政治陪斩台。

(二) 单位内群众组织成员的相对固定性和社会上的相对流动性

工厂机关中自发群众组织的产生远比学生要迟。一般在1966年11月6号毛中央“关于
处理文化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下达后，群众才敢有大动作。因为这个
文件才明确讲明，给在1966年夏“资反线”中(第二次反右运动)被打成“反党反社 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平反和销毁有关档案材料的规定不限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所
有工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这个文件的下达，再加上平民红卫兵到工厂机关中的串
连活动才使工厂机关里的群众组织迅速成立。

这些组织的成立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界线--与单位当权派的亲疏远近。当权派的亲
信红人们、次亲信红人们很自然地逐渐汇聚在一起成立起一个或若干个组织。这类
组织并会逐渐形成联合体。与当权派不睦甚至有牙齿印的人们也在形成另一类聚合。

有一种看法是：亲当权派的组织都是出身成份好的，反之则是差的。这种看法当然
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与当权派的亲恶并不完全决定于出身成份。从道
理上来讲，文革前表面上还在说：“讲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从实
际上来看，基层单位的领导需要有业务熟悉，听话服从的人为他作工作，这两个因
素的迭加就使各单位中都会有一定数量出身一般甚至差的人成了单位当权派的红人
或次红人。这种情况的反面就是某些出身成份红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性情耿直不满
领导的跋扈作风或不忿自己拥有红牌子却未分到应有的官职，得到应有的待遇而与
当权派交恶。故此，在亲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中依然会有出身成份较差的人，当然他
们一般不会做这些组织的领导。在反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中则有出身成份红的人，而
他们大多就会成为这类群众组织的领导或骨干。

正如毛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人们亲或恨当权派归根结底系主要来
源于实际利益分配的不同，而这“分配”权握在当权派手中。但是，世事是复杂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个人与当权派的关系上，它还会扩展到其它关 系
上，比如扩展到中层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之间，和群众与群众之间。对“当权派” 实际
上还可赋予更广义的涵意，那就是人格化的权力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基于对虚名 和
实利的争夺，基于对正当权益的维护和对超常利益的攫取，两个群体的人们之间会 出
现一条无形的界线乃至鸿沟。一个群体是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得到好处利 益
(得了甜头的)而心情畅快的。另一个群体是感受到自己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受到排斥、
利益受到损伤(吃了苦头)而心情压抑愤懑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互相戒备、猜忌乃 至
仇视，往往与当权派都不具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大型的工厂单位中，一般群 众
与单位领导并无直接冲突。权力体系对他们的损害往往具体表现于不算当权派的中 层
干部的行为作风上。而在多数情况下中层干部控制的群众组织是亲当权派的。于是， “
苦头派” 群众组织就顺理成章地去反当权派。

基于这一剖析，就可以对有些反常情况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有些单位里的“苦头 派”
竟然保当权派。而“甜头派”却反当权派。深入调查一下，可能发现是这样的情况： 那当
权派是新调来的。因某些缘故他与单位里原有的中层干部没有搞好关系，遂遭到他 们的
反对。倘若“苦头派”正是恨这些中层干部的话，那就会去保那个当权派。然而， 从本质
上去考察，绝不会因此改变了在这较特殊的情况下保当权派的“苦头派”群众组织 的造反
派性质。

由此可以明了，文化革命中各单位内的“甜头派” 和“苦头派”各自的组成都是相 对稳
定的。这是基于文革前许多年政治制度、经济秩序的沉淀并加上了文革中的强固剂 所至。

单位内的组织由各个个体的人组成。社会上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则 由各
单位的组织集体加入而成。这是因为单位内的群众组织通常都希望加入社会上的组 织联
合体，以得到外部的支持。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上的大造反派组织由各基层单位的 “苦
头派”组成。大保权派组织由各基层单位的“甜头派”组成，但例外和变动是相当 多、
相当大的。

“苦头派”跑到社会上加盟到保权派之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发生这种错位现像大 多是
因为该“苦头派”组织成立得早。那时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尚未出现，而保权派 联合
体亦未充份显露其保权特质，它就阴差阳错地加入到保权派之中。不过，此后它们 大多
会纠正自己的坐标。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上柴联司” 。从它的成员情况来看，它无疑是个“苦头派”。 但厂里
的“甜头派” 比它早一步加入了“工总司” ，那时社会上大组织的造保分野还不 甚清晰，于
是它转而投到赤卫队之中。

如果说“苦头派” 加入到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还比较少见，那么“甜头派”在社会 上加入
造反派联合体则是相当常见的现像。这大多出现在造反派较为得势的时期。而在造 反派
失势时他们就会退出乃至“反戈一击”。到造反派再度得势和失势时它们就一再表 演这种
加入退出的卑劣戏目。这就造成社会上群众组织成员的明显流动性。

单位内的“甜头派”对“苦头派”是绝对排斥势不两立的。但对社会上的造反派观 点却可
以接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上的文革性质是政治清洗，单位内的文革性 质是政
治陪斩。

当“甜头派”的人们明白毛要清洗一批刘系高干后，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抵触，因为 毛要清
洗哪些中共高官于他们的实际利益毫无损伤。而且为了表现他们是忠于毛的，只要 毛中央
明确点名哪几位省市高官是刘司令部里的人，他们也会跳起一丈多高去造这些省市 高官的反。
但对本单位的领导他们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本单位领导人的倒台会直接影响 他们的地
位和利益。如果让“苦头派”的人们得以拥有了发言权，他们的优越地位和利益更 为堪虑。
他们曾有短暂的傍惶。但从1967年2-3月军方对社会上造反派的镇压中，已悟出一些 奥妙。
至1967年夏，他们已彻底明白，中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在政治清洗的范围之内。 除非查出
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中基层领导干部在接受一段群众运动的冲击后都会官复原职。 于是，
他们遂完全放胆保本单位的领导。更有甚者争相对半”打倒“的领导干部输诚表忠， 以期不
久他重掌大权后给自己以提携和奖赏。

(三) 单位内造反动机的简单性和社会上造反动机的复杂性

单位内的造反派必定是“苦头派”，这决定了单位内的造反是最具真实的造反意义。 是文革
期间最广泛的造反行动。是民众对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政权所施于的政治压迫和文 革初期“
资反线”(第二次反右)迫害群众的反感的总爆发。

单位内部，每个人之间都是熟悉的，彼此都了解底细。张三为什么会造反，李四为 什么会“
保皇”大家心中都有数。因为动机是那么的清晰和简单：绝大多数为反抗类造反， 加上少数王洪文类造反。

在运动发展到1967年中以后，反抗类造反的人们发现受过他们批判的单位领导笃定 会官复原职时，深深预感到“秋后算账”的威胁。其中一部份人灰心丧气，另一些 人则全力投入争取单位内革命委员会名额的斗争。希企通过争到一些名额权力来增 加自己今后的安全系数。

社会上的造反动机囊括了除贵族红卫兵类造反之外的8个类别�

聂元梓们在进行其政治赌博。
王洪文们在实施其政治投机。
平民红卫兵在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
受过政治歧视、政治迫害的人们在讨回公道、在发泄愤懑。
张九龙们在密谋着他们的悲壮计划。
杨曦光们在追求着崇高的政治理想。
争权者在为填补政治权力出现的空白而缠斗角力。

所有这一切迭加起来就形成了社会上五光十色的造反动机。其中有沙子也有璞玉， 有灰暗的阴影也有灿烂耀眼的光辉。因而比单位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四) 单位内造反动作的温和性和社会上造反动作的激烈性

无论是工人或职员，他们在本单位内的造反动作大多是比较温和的。较少有象学生
那样冲进党委或其它政治要害部门打烂档案柜枪夺“黑材料”的行动。对待本单位
当权派也相当讲分寸。在批判、批斗会上很少使用暴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工人职
员都是成年人，不具青少年特有的暴力倾向。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本乡本土的，做
事总得顾忌后果。口诛笔伐留下的痕迹有限，而暴力伤及身体将会留下永久的记忆
和仇恨。在局势尚为混沌的1967年初以前，工人职员造反派在单位里尚且不敢胡来。
遑论1967年中以后毛已表明会让绝大多数的中基层领导干部官复原职了。

此外，还有个原因是大多数单位里都有保单位领导的“甜头派”与之抗衡。有的单
位“甜头派”力量还非常强大，远远超过造反派。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动作若有过
火，他们甚至会去冲击会场。

在单位当权派中只有一种人是最为悲惨的，那就是被查出确有政历问题者。(隐瞒了
出身成份，有投降变节行为，历史上任过国民党军政职务等等)这样的当权派无人会
保。“甜头派”非但会把他抛弃，还会翻脸无情地对他进行批斗。在单位里两派的
双重打击下，这些不幸的人们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社会上对省市高官的批斗行动比单位里的激烈。这是因为社会上的造反由青少年学
生主导。尽管平民红卫兵远不象贵族红卫兵那样凶残暴戾。但批斗会上挂重牌、揪
头发、喷气式、九十度还是出现了。尤其是对毛中央定案了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如彭罗陆杨等。工人职员造反者由于在社会上离开了本乡本土，没有顾忌，
也会有些品质较差的人做出粗暴的动作。

但应予指出的是，文革中激烈的暴力行动并不存在于对当权派的批判行动中，而存
在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由于省市高官与基层民众没有直接关系，也即他们与批判
他们的群众并没有直接仇恨，所以在有些的场合，批判也只是走过场而已。而基于
多方面原因所形成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才真正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关于这些，
由于已超出本文议题，须另作探讨了。

五　宏观分析之三--省级文革的四种模式

文革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发生，其基本形态、基本过程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多
方面原因--各地造反运动中九个类别的不同组成比率，毛中央对该地区介入的迟早
和深度，该地原省市高官的派系情况以及军队派系情况等等，使各省的文革形势有
一定的区别。

应该说文革是以省为单位的。一省之内的文革形态相当一致。文革中，群众组织最
大的规模是省级。不能有全国性的组织。1966年底成立了几个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
初便被取缔镇压。1968年7月南方几个省的造反派组织商量成立联络机构，立即遭到
毛中央的严厉训斥和禁止。

这里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每一级的群众组织其矛头可指向同级党组织。如，县级
群众组织造县委的反，省级群众组织造省委的反。以此类推，全国级的群众组织就
应去造中央的反。但这怎么可以允许？故毛中央决不允许全国级群众组织出现。至
于批判楸斗刘少奇等中央级高官，可由北京造反派承担，无须因此组建全国级群众
组织。

虽然各省文革形势有一定区别，但总不会29个省市、自治区就有29种形态。经过份
析归纳，可把这29个归纳为以下四个模式。

(一)湖北模式--典型类

这个模式为全国多数省市所具有。它的特点是军方支持的保字号组织垮台，社会造
反派取得胜利。胜利后的造反派产生分裂并互斗。其激烈程度各省不同。湖北不算
激烈。四川则惨烈异常。直至1968年秋以后毛中央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手段把造
反派的骨干分子打下去，重建了共产党的权力系统，这种局面才告基本结束。造成
造反派互斗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昔日的心结
在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中，以各单位的保皇派(亲本单位领导)联合而成的社会
上的大群众组织对夺权一般都采取了犹豫乃至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那多年形成的
组织观念使之对本省市党委是否已属应予夺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持疑问态度。在
中央没有定论之前，他们不想贸然造次。而那些由各单位造反派(反本单位领导)联
合而成的社会上的大群众组织则投入了“一月夺权”

但是，在夺权时间、夺权方式、夺权后职位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参与夺权的若干
造反派组织间产生分歧。这分歧很快导致分裂。甚至出现一部份造反派组织退出夺
权联合体，扬言要再进行一次夺权的混乱局面。

可是，这场闹剧还未到高潮，1967年2月中到3月，几乎全国各省奉毛中央命令“支
左”的军方就对夺权的造反派进行了镇压。在镇压行动中军方把最重拳击向夺权行
动中最勇悍的或成员中出身成份最差的造反派组织。而对另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出拳
稍轻，或只进行分化瓦解。以湖北为例就是严厉打击“钢工总”，分化“新华工”。

由于那时毛还需要造反派为他的政治清洗火中取粟，遂于1967年4月否决了军方的镇
压行动。造反派得以重振旗鼓。但基于一月夺权中的争执和在军方镇压中承受不同
的待遇，使两部份造反派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结蒂介。

2) 组织成份的变化
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联合体(如湖北“百万雄师”)垮台后，其许多成员都改换门庭
投入到造反派联合体中。在革命不分先后的冠冕旗号、实则扩大本组织声势的真实
目的下，造反派对这些成员(个人或整个分部)的加入一概采取欢迎的态度。而那些
加入者大都选择了造反派中比较稳健、出身成份政治质量“较好”的一派。这势必
会增加两部份造反派组织间的分歧和隔阂。在有些省份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尖锐，
以至有的造反派组织已嬗变为新保权派，如河南“造总”。

3) 共产党省市级官僚和军方派系倾轧的介入
这是造成造反派互斗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会使互斗极为剧烈，以至发生大规模武斗，
造成大量伤亡。这个情况在湖北不严重。令人震惊的情形发生在四川。四川的“产
业军”虽然是全国最早(1967年5月)动用枪支对造反派进行屠杀的保字号组织，但它
先于湖北“百万雄师”垮台。而它对四川造反派的杀伤，与后来“八.一五”和“反
到底”之间，“八.二六”和“红成”之间的惨烈武斗相比就不值一提。(关于这方 面
较详细的叙述请参阅笔者所编撰的<封杀不了的历史>的第409--411页)所造 成的巨大伤
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4)造反意识的差别
由于造反动机的不同，更由于前保字号组织的大量加入，使两派造反派组织在造反
意识上分歧日益增大。这突出表现在干部问题上。激进造反派组织总是想尽可能多
地打倒原共产党干部。稳健造反派总是主张尽可能多地解放干部。或许有些激进造
反派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职位，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无疑是激进
造反派对共产党统治秩序冲击较大。稳健造反派正统“紧跟”，而激进造反派已具
有反叛、异端的萌芽。这种情况在河南“造总”与“二.七公社”之间的斗争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知，源于1)、3)两种原因造成的造反派内斗是完全负面的。而源于2)、
4)两种原因的斗争则包含有积极的思想成份。

(二) 北京、上海模式--发育不全类
北京文革运动以学生为主角，上海以工人为主角。由于北京在毛中央直接注视之下， 上海
在毛中央最得力的人物张春桥的直接掌控下，使这两个地方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偏 离了
运动通常的走势。换言之，它们是发育不全的。

1) 社会上的保字号组织--北京的“捍卫团”、上海的工人赤卫队都垮台得早。甚至 一度狂
飙异常的贵族红卫兵--“联动”，在毛中央的取缔下也终究瓦解。与此同时就是这 两地的
造反派很早就取得了胜利

造反派得胜几乎是造反派行为中正义因素的终结。这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 改变的
规律。湖北模式的诸省造反派经历了1967年早春镇压的磨难，承受了1967年初夏保 字号
组织挑起的大武斗的牺牲，这延迟了造反派胜利的到来。也使造反派的历程中多了 几分值
得一书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正义内容。也即使湖北模式的诸省造反派的体 态显得
丰满一些。北京上海造反派没有这些经历，发育不全，体态就显得乾瘪了。也可以 说，北
京上海的造反派还未发育成熟就夭折了。

2) 北京上海造反派得胜后基本没有发生以剧烈暴力为体现的内斗，(北京清华的团 派和
“四一四” 的激烈斗争主要在校内。中学生“四。三”、“四。四”之间、大学生 的“天派”、“地派”之间的分歧还未酿成激烈暴力冲突。上海“工总司”与“上柴联司”的那 次武斗若 以全国其它地方作参照物也算不了什么。)
暴力倾向较低这当然是好的，但这两地造反派地位的稳定只是说明它们的蜕化。它 们在整
体上已经失去“被压迫者进行反抗” 的性质。非但如此，它们还纳入了毛中央政治 清洗的轨
道。即它们客观上的作为很早就是在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它们对共产党政治秩序 的冲击性、反叛性可能在某些基层单位中还会有所体现，但在社会上则表现为重建 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王洪文本来就不属“反抗类造反者” 。在通常情 况下，他这类人毫无疑问应成为共产党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保权派。出于政治投机的目的他 侧身于造反行列。在“造反” 成功后立即走向维护重建共产党政治秩序之途是完全合乎逻辑 的&#65533;

3)“上柴联司” 与上海主流工人组织“工总司” 之间的斗争很鲜明地说明了“工 总司” 的蜕化和文革派别斗争中大量的非理性成份。
“上柴联司”的“苦头派”性质界定了它属于“反抗类造反”。也即，它是确实的 造反派。可是，由于上柴的“甜头派”上柴“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就使“工 总司”全力支持“东方红”，打压“上柴联司”，这说明“工总司”并不真实具有 民众造反的阶级意识，它的政治取向是谁投效它，它就支持谁的实用主义，而根本 妄顾“造反” 的原则。否则，它就应该把“东方红”清除，而接纳“联司” 。在 其它省份，无论是湖北模式的，还是湖南模式、两广模式，这类情况都广泛存在。 这充份说明了文革造反运动和民主运动质的差别。

从另一个角度去考察，如果“上柴联司”是由理性清醒的人物领导，它就不应去对 抗强大的“工总司”，而着眼于在厂内与“东方红”周旋。可是，在那个充满躁动 乃至暴戾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充满了非理性的成份。把对方彻底打垮，攫 取更大的权力，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极度的意气用事和狂勃的企图心又以高调的革 命词藻作包装和支撑，以至没有了周旋和折衷妥协的余地。文革中许多你死我活的 并不具备积极意义的派别斗争就是这样一发而不可收的。这确实应作为我们民主运 动的借鉴。

(三) 湖南模式--激进类

湖南文革的形态本可归入湖北模式，即属典型类。但由于湖南“省无联”杰出的活
动，似应将其单独来讲。

湖南最原始的保皇派组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直接了当地保湖南省委、长沙市
委。该组织在1966年底就彻底垮了。在1967年2-3月的镇反中，湖南军方扶植了名为
“红联”的亲军方的群众组织。其骨干成员很多是从前的“红保军”。由此展开了 湖
南造反派“湘江风雷”、“工联”与“红联”的恶斗。斗的结果与全国多数省市那
样是造反派取胜。又如全国多数省市那样，接着又发生造反派中的激进派湘江风雷
和正统派“工联”之间的斗争。在其它省市，这类斗争大多以正统派造反派获胜。
但湖南不同。湖南在激进造反派“湘江风雷”中分化出了一个更激进的造反派组织 ─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

“省无联”思想理念的代表作有杨曦光所撰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所撰“我
们的纲领”和“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等。
考察“省无联”的理论体系，可作如下几点归纳。

1)“省无联”理念的思想框架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其语言词汇也完全是文革
式的。这其实很正常。不可以要求人们做出超越时空的创举。在那个时代青少年们
能接触到的只能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著述。

2)“省无联”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实际上已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尽管
当时杨曦光们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在于民选各级行政长官。马
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说，但并没有设计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和结构。把
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化的是列宁，但那里已根本没有民选行政长官的影子。因而列宁
在实际上也否决了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誉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

3)巴黎公社原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实则共产党专政、共产党领袖专政的根本颠覆。 这
巧钅痹堵堑拿?&#65533;1967年初就否决了成立上海公社的动议，而决定使用“革命委
员会”这个名称的原因。

4)一般造反派反的是旧省市委，这是奉旨造反，尽管在这之中仍有反政治歧视、反
政治迫害和冲击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成份。这其实是毛搞这场大规模政治清洗所付出
的政治代价。而这个代价也在他的预料和承受程度之内。特殊造反派湖南“省无联”
反的是毛设计的、钦定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这就构成了“省无联”越轨造反、
真实造反的性质。

5)毛在1966年发动民众为其政治清洗火中取粟时，强调要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而在1967年中，他感到政治清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时，就说百分之九十的干部都是
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应予以“解放”。在这个时候“省无联”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宣
布中国百分之九十的高干都属于“红色资本家阶级”，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对象。这不能不是对毛的极大忤逆和挑战。

三十四年前的“省无联”头头们当时究竟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触犯天条？他们究
竟是真的认为自己手中举的确是毛红旗，还是极为技巧地“打着红旗反红旗”？如
果他们当时知晓自己是在触犯天条他们还敢不敢这样做？这些问号且留予其它人去
解答。而我要指出的是：“省无联”的理念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巅峰。是文革人
民线索的骄傲。如果没有湖南“省无联”的出现，人民线索的光辉将会减弱许多。

湖南“省无联”理论的出现令中共高层震惊万分。无论是毛的“文革派”还是周恩
来的“政府派”都对“省无联”切齿痛恨。他们深知这裹着大量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词汇和文革语言而实际上是彻底颠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的“省无联”理论，
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对广大造反派民众极具煽动力、影响力。让这个异端邪说传播开
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省无联”仅仅存在了两、三个月，就遭到中共最高层文
革派和政府派的联手镇压。

(四)　两广模式--残酷镇压类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无一不以被镇压为收场，但镇压的时间和力度有所不同。多数在
1968年秋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有延至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
的“清查五一六”，或在这几个运动中被反复清算。

镇压的力度有批判、批斗、判刑、枪决。一路能如履薄冰侥幸过关的少数幸运者，
也最终没能逃过1976年10月以后的总清算。

然而这一切又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镇压是对个体而言。尽管被镇压、被反
复清算的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的成员，因而实际上也就对造反派作了彻底否定，但
主持清算工作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都只说是清查处理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
而没有说某个造反派组织就是坏组织。

两广的情况大相径庭。虽然两广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没有正式宣布广
东的“红旗派”、广西的“四二二”整体为反革命组织、，但是两广当局根据康生
的一句话宣布两广造反派已被反共救国团控制，从而直接了当地对他们进行整体性
摧毁来完成清算镇压。

关于广东的文革，笔者曾撰写了一篇17万字的题为“广东红旗派的兴亡--一部悲壮
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的广州文革简史。

关于广西文革，九十年代初，广西官方曾组织人力撰写了“广西文革大事记”和
“广西文革历程”。篇幅均约十几万字。可视为广西文革简史。广西官方愿意修编
文革史，而且比较实事求是，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与韦国清的最终失势有
关。

由于有以上著述已对两广文革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故笔者在此只对两广文革的特点
作几点简要归纳。

1)两广文革形态与全国其它省市有很大不同。换言之它具有自己的特点。特点之一
是两广的派别斗争始终是发生在造反派和保权派之间。

全国各地的原始保皇派一律都垮台，有些省份的继起保守派也垮台。如湖南的“红
联”。但是广东的“地总”、“红总”广西的“联指”这些老资格的原始保权派却
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坚持到最后，取得彻底胜利。

2)由于两广的原始保权派一直存在，与造反派缠斗，给造反派以极大压力，这是使
两广造反派始终没有分裂，没有蜕化的重要原因。

其它省市在保字号组织垮台造反派得胜以后，造反派一律发生不同程度的分裂和蜕
化。分裂是指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蜕化是指其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造反
性泯灭，变成毛搞政治清洗的工具，或为争夺官位权势而争斗不休。
广东红旗派亦曾出现过份裂的迹象。以“工联”、“中大红旗”为代表的“红司”
派和以“红旗工人”、“华工红旗”为代表的“三司”派一向有心结。但由于军方
的镇压和强大的保权派大军压境，使它们终究团结起来对抗政治迫害。也即，它们
始终于某一程度上“保持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于的压迫、迫害进行着反抗行动”。两
广造反派是全国最纯粹的造反派。它们虽然没有发出湖南“省无联”那样耀眼的光
辉，但始终以“反抗类造反动机”为主流。可以说，如果全国的造反派都象两广造
反派那样，那么，我们在对文革造反派进行评价时就简单得多了。

3)两广地区对造反派的镇压十分残酷。而广西又比广东残酷百倍。
如前所述，全国大多数地方保字号组织都垮了台。造反派并没有对保权派的骨干成
员进行伤害，更不会进行屠杀了。即使是象武汉那样大量杀伤过造反派并终因过于
出格(8。20事件)而被毛中央定为“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得胜的造反派也只
是批斗其头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造反派持这样一种理论--保守派的广大群众是
自己的阶级兄弟，只是由于受了走资派的蒙蔽才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他们
应予教育和团结。

保权派持有与造反派截然不同的理论。他们认为造反派多数出身成份差，是坏人，
是阶级敌人。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说造走资派的反，实际上是打击共
产党的好干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因此他们认为对造反派的骨干不是
什么教育团结的问题，而是打击和镇压的问题。

广西的镇压比广东严酷得多有两个原因。
一是广西是全国唯一第一书记没有垮的省份。“四二二”反第一书记韦国清，“联
指”保韦国清。广西从省军区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一律支持韦国清，即支持“联指”。
而“联指”本身就以武装民兵为骨干组成，所以广西保权派具有强大的镇压能力。
反视广东，广东保守派身后没有韦国清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军方的态度也不是
那么决绝。


原因之二是与两地民性有关。广西民性比广东强悍得多，桂系将领李宗仁曾驻守广
东，他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广西造反派身处险境，但他们十分勇悍，大规
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强大的保权派硬拼。被逼急了，甚至连运往越南的军列都敢抢。
有说是“压迫愈大，反抗愈大”，其实更可以这样说：反抗愈大，镇压愈大。在韦
国清决心要把“四二二”踏平的前提下，“四二二”反抗得愈猛烈也就只会招致愈
残酷的镇压。

1968年初夏，毛中央已决定抛弃“四二二”一类造反派组织，遂发布“七三”、
“七二四”布告。两广当局以执行布告为由对两广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血腥镇压。
广东的造反派一压就垮，遂少受些杀伤。广西造反派倔强不屈，就上演了许多“围
城”之战。一旦“城破”，任意屠杀，不但击杀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
甚至屠杀伤员俘虏。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说他们是
造反派的后台和同夥。在杀人的狂潮中还广泛发生惨无人道的吃人兽行。当时有些
在西江沿岸被杀害的地富和造反派被就近仍到西江。尸体逐波漂到广州乃至香港。
广州市里的杀戮不算剧烈。死人只是两位数。但在许多县份里的恐怖程度完全可以
与湖南道县比美。1968年夏广州市已有许多传单和传闻，披露海南岛、肇庆专区、
梅县专区的许多地方大规模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村头，说这
就是“黑旗”(广东保权派对造反派--红旗派的蔑称)后台的下场。然后就对造反派 民众
下手。

三十多年了，由于没有人去对这些情况进行搜集。经历者、目睹者逐渐去世，恐怕
许多血淋淋的事实都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过，这与在中共几十年的专政统
治中死于非命的上千万人来比，又算得什么呢？

六、文革造反派的宿命

1968年1月，从目前流行的十年文革分期来看，这还是文革初期，从我和陈佩华教授
等人所持的三年文革分期来看，则是文革中后期。总之，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中 共最
高层的文革派和政府派就联手对湖南“省无联” 进行了彻底镇压。
半年之后，被镇压的噩运落在两广造反派的身上。

如果说湖南“省无联” 是因为触犯了“天条” ，两广造反派是抗拒原有社会秩序 的恢复
而遭到镇压，那么，怎么解释湖北模式类的造反派也终难逃肃整的下场呢？这个模 式
的各省造反派不是得胜并掌了权吗？

这是文革评判中极大的误区。事实是任何模式的造反派都没真正胜利掌权。“响当 当”
的武汉“钢工总” 是如此，赫赫有名的上海“工总司” 也是如此，遑论其它省市 的造反
派了。作为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全国各省市的保权派也没有真正失败，即便上海的 赤
卫队和曾正式被中央定性为保守组织的武汉“百万雄师” 也是如此。
“胜利”和“失败”都是表象，其内里实质刚好相反，只不过这实质显露出来需要 一个过程
和相应的时间。

造反派得胜了，它究竟胜了些什么呢？以湖南“省无联”和两广造反派作参照物， 它的
“胜利”是没有“横死暴毙”而能”寿终正寝就”罢了。它是怎么“寿终正寝”的 呢？
1968年秋，毛决意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稳定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 ，他采取了如下 步
序。
1) 以军队直接介入镇压两广造反派作样板，警告各地造反派不得再擅自妄为。
2) 把学生全部份配或军训，城市造反派失去了平民红卫兵这个支柱，立即崩塌。
3) 宣布各地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使造反派再没有高保字号组织一头的政治资 本。
4) 强调按系统、单位、车间班组实行大联合。铲平社会上群众组织的山头。
5) 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这五条中，前三条的作用是一目了然。后两条才大有文章。前三条是给造反派吃 “镇静剂”
，后两条才是对造反派动“手术”。

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通常由各单位的“苦头派”组成。基于各种原因，各个单位 里“苦头派”
占比例有多有少。然而，即使“苦头”占了多数，一旦要实行按行政单位实行“联 合”，“苦头
派”也将面临分割和肢解。

“苦头派”的优势和能量在于他们跳出原有的行政格局，结合起来形成力量。在工 厂里，
多数车间工段班组领导都是“甜头派”的骨干。当“苦头派”拥有行政格局以外的 组织群
体时，他们可以凭借这一群体力量与“甜头派”抗衡。一旦这个群体解散，各个 “苦头
派”成员回到车间班组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车间班组领导由生产管理权扩 展为
人身控制权的权威。在多数工厂里都有相当数量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逍遥派”。 (“逍遥
派”多为没有明显吃过苦头或甜头，或吃过苦头但胆小怕事的人们组成)他们内心大 多倾
向“苦头派”。但在行政格局之中，他们一定会附和行政领导的态度。“苦头派” 马上因势
单力薄而迅速瓦解。

社会上造反派的基础是各单位的“苦头派”组织。基础瓦解，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尽管
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但它只是摆设，毫无发言权。面对 军代
表的权威和复职地方干部的人事网路，群众组织代表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武功”是 拥有多
少万人的组织，可以拉多少万人上街。可是，当组织业已涣散瓦解后，他们就只是 革委
会里的布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群众组织代表已识时务地脱胎换骨为军代表和地 方官
僚的附庸。

在废掉了造反派的“武功”后，毛中央便着手对造反派进行“兔死狗烹”。因为这 “狗”已不大听
话。“烹狗”的具体方法是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1968年秋全面推开，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它是文革初期 “血统论”的
大回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首先把经典“阶级敌人”“黑五类”推上“牺牲台”。 贵族红卫兵在
1966年8月所干的“红色恐怖”暴行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红色恐怖”
运动肆虐了一个多月，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了一年多。“红色恐怖”运动 由于突然发自
一个正常社会，而且时间集中如焦距亮点，故令人们格外震惊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 忆。“清
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于人们已经看惯了反复无常、暴力虐待乃至血腥屠杀之后， 而且在它
之后还有更血腥的1970年的“一打三反”，其至死亡伤残人数大大虽超过“红色恐 怖”运动，但
分散于一年之中，单位时间内的暴行烈度就不及“红色恐怖”运动，故此，在人们 对文革的记
忆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排不上恐怖的首位。

在经典阶级敌人被“清理”以后，就轮到“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了。原工人、职 员造反派组织
中出身成份黑类的人首当其冲。然后极力在在这些组织的骨干头头中罗织罪名， “坏头头”、
“黑手”、“阶级异已分子”、“打砸抢分子”等各种新的专政对象的名称都制造 出来，扣在他们
头上。批斗会上他们被五花大绑，全身被墨汁淋黑，戴上十几斤重的铁帽子或挂上 几十斤重
的铁牌。在一阵阵吼声中，拳脚交加，许多人就这样当场被打死或留下永久伤残。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领导指挥权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手中。其 手下设立专案
组和专司打入的专政队或工人纠察队。毫无疑问，这些“组”或“队”都由原“甜 头派”的人充当。
而原政工、保卫、武装、人事、党委办公室、工会等机构的干部大多就任其领导人。 遇到个
别单位被“苦头派”掌了权，“清理”工作不能有效开展时，省市革委会就另派军 宣队进驻，并
改组其革委会(这就不算“推翻新生红色政权”)。谓之“桶马蜂窝”、“清除运动 障碍”。
由于某些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原造反派的头头能“虚心认错、痛改前非”并能“反 戈一击”。也
由于革委会还需要有所点缀，在各级革委会中，都有少量原群众组织代表保存下来。 这些人
中又会有一部份倒于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能度过这 重重难关达到
1976年者为数已十分有限。

1976年10月事变发生，“大限”已到。

文革造反派作为一个社会势力早在1968秋--1969年已被荡平。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 屈指可数
的原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早已洗面革新绝对拥护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且，除 上海浙江
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的前造反派人物与“四人帮”并无联系，可是，10月事变 的胜利者仍
然不放过他们。继“王张江姚”被捕后，他们无一不锒铛入狱，甚至连早就与王洪 文闹摩擦而
被整治了的耿金章和早已离开政治权力圈的蒯大富们都未能逃脱厄运。

这就是文革造反派的下场。从1966年秋他们高喊造反口号那一天起，他们的命运早 就被这个
制度安排了如斯的宿命。无论他们怎样自我调整自我切削以求适应并融入共产党体 制，共产
党仍把他们看成自身肌体上的异物，决意把他们清除而后快。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 窜升是直
接起自民间。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秩序只接受由它栽培提拨上来的自己人而不接受 这样窜升
进来的家世不清质地混杂的人物。并且，他们非但被清除而已，还为自己进了不该 进的权力
地位之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共产党干部统统复职了，重握权柄高官厚禄。他们对很多年前造 过反的家
伙恨之人骨，必欲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

贵族红卫兵说十年以后见高低实现了。在蒯大富们走入阴森牢门之时，他们进名牌 大学校门
镀点文化之金，再继而成为第三、第四梯队的重要人选。他们对当年的造反者抛以 透心畅快
的狞笑。

受过打击的文化人重受当权者的礼遇厚待，感恩戴德之余，他们按着当权者的意图 把文革期
间所有罪恶都扣到“四人帮”和“四人帮”的所谓 “爪牙”造反派的身上。

一切污水都往造反派身上泼，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栽赃污陷、力图把造反派从头 至尾都涂
抹得丑陋不堪十恶不赦。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它投以鄙弃的目光，连许多民运人 士都对它
不无歧视，尽管这些民运人士自己可能也正受着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歧视。

七、　后记

拖着工余疲惫之躯，总算完成了“论文革时期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
和“文革造反运动和造反派之评析”两篇文章。但我心中并未轻松。

我实在弄不懂，中国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执着地写文革、写文革。我不容忍有人歪曲历史，我忘不了政
治贱民所受的残害，我抹不去对镇压者的憎恶，我牢牢记住了杰出反抗者的英勇事
迹。可是，一场亿万人参加的运动到头来怎么只有寥廖无几的人在这样写文章？那
些当年冲在前列的人们都跑到哪里去了？而我在文革时只是“造反派”里一个普通 成
员！

中国人，你太“健忘”。你不但就要忘记“六四”屠杀，而且已经忘记了比“六四”
屠杀规模大千万倍的文革大屠杀。

中国人，你太现实。当初你是何等慷慨激昂，事过境迁你竟为优厚的待遇而栖身于
那你曾抨击过的阶级，或为经济上的拓展而彻底挥别自己向往过的事业。
中国人，你太势利。你不敢正面去谴责当年的施暴者，是因他们和他们的子弟现在
握着中国的权柄。你把污水泼向当年的被镇压者，是因为他们现在仍处于任凭践踏
的社会底层，并且你可藉此向今天的当权者邀功。

中国人，你太懦弱。对社会恶势力的戕害诬陷你怎么不反抗、不反驳？如果你们的
声音在国内被扼制，怎么不另劈途径？

我如此执着地写文革，是因为我不能安于历史的尘埃湮没了闪光的璞玉，不忍目睹
罹难者再受不白之冤，不能接受暴戾者还冒充圣贤执掌权柄。但我似乎已预感到自
己劳而无功的下场。从1966年到2001年，三十五个春秋逝去。当年三十岁上下的大
青年已是老者。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一把年纪。如果当今中国的当权者还能对言
论箝制十年，那么文革史实、文革评判将以一堆伪劣的文字留于后代。但我仍然决
意锲而不舍地去对这些伪劣的文字进行洗涤。

我做的工作为中国当权者所憎恶，也为某些“高贵者”所侧目。就像我在得知中国
人在海内外都被欺侮时写了“不幸的汉民族，我为你哭泣！”而被斥责为“狭隘民
族主义”，在得知在9。11后大多数中国人幸灾乐祸时写了“心智昏乱的汉民族，我
为你羞耻”又被骂为“汉奸”那样，许多人会对我如斯评判文革持负面的评价。

但是，如果说我会体认我的其它思想观点，包括钻研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会不无纰
漏的话，那么我深信我的文革史观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现在能在中
国大陆公开宣讲我的文革史观，那一定会在当今绝大多数中年以上的蓝领劳工中激
起极大的共鸣和反响。若再进一步争取到青年一代的理解，那么就会卷起滔天巨浪，
去冲决专制主义的最后城垣，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

中国当权者深谙这一对他们性命攸关的奥秘，所以他们绝对要封杀我这一类声音。
对此，我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