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眼看十：谭厚兰与“北师大6.20事件”的一个误传

yangharrylg

关于文革中谭后兰与“北师大6.20事件”的一个误传

谭厚兰是北师大文革中最重要的人物，“6.20”是北师大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一些相关文章都把谭厚兰说成是1966年6月20日领头贴出反工作组大字报的人，例如“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的郭影秋在《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谈到北京高校发生的反工作组事件时，说：“北师大也发生了“六•二○”事件。具体情况是6月20日该校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强烈反对工作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的叙述与此大致相同：“北京师范大学也发生了‘六•二○事件’。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
郭影秋应该是当时北京高校文革情况最权威的见证人，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被普遍认为是文革史的代表作。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谭厚兰的大字报是“六•二○事件”的第一张，但因为谭厚兰是北师大反党委大字报的第一人，后来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也是很自然的。
但事实与此恰好相反。谭厚兰的大字报不是在6月20日，而是在三天后的6月23日贴出的。在6月20日当天，谭厚兰是坚决站在工作组一边的。
作为一个当时的见证人，我所了解的事情真相是：
6月20日晨，北饭厅出现了一批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我不能确切记得谁是第一张，但肯定不是谭厚兰。孙友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强硬指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在工作组的鼓动下，各系立即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并在当天下午举行了“群众抗议游行”，很多反工作组的学生被围攻、批斗，而当时作为政教系文革筹负责人的谭后兰则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拥护工作组的口号。
非常蹊跷的是，6月23日，在工作组已经基本控制住局面，拥护工作组已成一边倒，谭后兰却杀了一个回马枪，与其他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接过了反工作组的大旗，这立刻引发了新的地震。由于谭后兰当时已是造反名人，她立刻成为反对工作组的领袖，工作组的头号打击对象。不但在当天遭到围攻和批斗，而且此后的一段时间一直受压。但她的立场始终坚定不移，因之在工作组被撤走后，就成了北师大乃至全北京、全国响当当的造反派。
这里再说一点题外话。1966年6月2日，谭后兰等人贴出了北师大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成为北师大的“聂元梓”。在“六•二○事件”发生后，她先右后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及时站回了“正确”立场。她的政治敏锐，她的敢于抗拒，她的胸有成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她赢得了大量的文革粉丝。其实这里有一些假象。谭后兰在文革中脱颖而出，固然有她本人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有强硬的后台。她在6月2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正受学校派遣在《红旗》杂志深协助工作，在林杰、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她和几个同学连夜写出大字报，在2日凌晨赶回师大贴出，马上又返回了《红旗》。当跟风而上的其它学生正遭到围攻批斗时，摘得“第一”桂冠的谭后兰却安安稳稳稳稳坐在《红旗》的办公室里。直到几天后，北师大大局初定，工作组进校，谭后兰才返校闹革命，当上文革筹的头头，成为工作组的红人。因此，她在6月20日那天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23日的大字报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的错误站队立即受到林杰、关锋的批评，促其迅速纠正，于是才有了23日的反戈一击。23日后，曹轶欧等人曾到北师大就“六•二○”事件进行过所谓“调查”，幕后为谭后兰撑腰打气。谭后兰当然“胸有成竹”，拒不低头了。
谭后兰后来在文革中的重要举动，几乎无一不有《红旗》派的幕后指使。所以，在所谓的“五大领袖”中，谭后兰应该算是“造反”成色最低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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