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风筝》背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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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风筝》看完了，心中的块垒越积越沉重。故事的主线是一个中共地下党人的命运。他前半生刀光剑影，命悬一线；后半生霜雪交加，九死一生。故事让中共特工和中统特工高手过招，有很耐看的一面。它又表现着一个严酷事实：不管你怎么坚守自己的党性和理想，以至于为了表现得比中统还中统，比中共还中共，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最初的身份，都洗不清双方各自身陷其中政治环境的浸染。于是想到1949年后对地下党的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我则通过了解到的许多个案，以为不可轻易否定。


《风筝》中地下特工故事虽不无落套之嫌，可挑剔的地方很多，但我仍感到剧作很显人性张力。中共与中统何以成为共患难的夫妻？中共与中统的“弟兄”何以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抓捕最忠诚于自己的人；背弃最至亲的人；死在最爱的人面前，人性的残忍可抵何处？这些都让我看得欲罢不能。


电视剧最后展示的不能忘记的特工中，有黄慕兰的照片。边看《风筝》，边想到黄慕兰的命运。这可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黄慕兰1907年出生，2017年2月7日去世。她生前出了一本《黄慕兰自传》，白纸黑字，讲述了一个女性投身中共隐蔽战线的坎坷人生。


   


     婚姻与革命


   黄慕兰是湖南浏阳人。父亲黄徵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同窗好友，16岁出嫁，丈夫是瘾君子，两年后父亲她救出牢笼。1926年，黄慕兰加入共青团，任妇女运动领导人章蕴的秘书，认识了《楚光日报》主编宛希俨，并加入共产党。后接替章蕴成为妇女部长，任济难会、红十字会理事，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武汉各界欢迎宋庆龄的大会，她担任主席团主席。是年12月，黄慕兰原定去苏联学习，已经到了上海，瞿秋白让她放弃去苏联，回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二十万妇女和各界群众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总指挥。








         


         1927年初，宋庆龄开办全国妇女干部训练班，指定黄慕兰兼任培训班筹备主任。这一年，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由董必武公开宣布，并登报启事。宛希俨是东南大学中共第一任支部书记，又是黄梅地方中共组织的创建人。1927年国共决裂后，黄慕兰与宛希俨去江西。陈潭秋任地下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常委、宣传部长。黄慕兰与陈潭秋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秘书。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团省委秘书长饶潄石。1928年宛希俨到赣西南任特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半年后牺牲。这时黄慕兰刚生一子。只好将儿子送到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取名宛昌杰。


黄慕兰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开会时，她是作记录的秘书，并兼任机要交通员，与各省来上海中央的人联系。在此期间，黄慕兰与贺昌相遇。贺昌是山西离石人，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六届中央委员。贺昌劝黄慕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不久提出和黄慕兰结为伴侣。周恩来表示：“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1929年，黄慕兰要求到基层锻炼，去了一间纺纱厂。因参与罗迈领导的示威活动，被巡捕抓住，义务律师辩护其不满十八岁，被当庭开释；又冒名进另一纱厂，散发传单，组织罢工，当学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关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入狱不久，在看守所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黄慕兰设法与彭联系，接受他在狱中的领导。黄慕兰被囚禁一百多天，因身份没有暴露，有律师援助，罢工胜利后她们几位被捕者被放出。出狱时贺昌被派往设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传部长、书记。已有身孕的黄慕兰也被调入南方局，仍做秘书兼交通员。聂荣臻夫妇与他们同在一所公寓。1929年，邓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取道香港去南宁，与他们有多次会面。后来，贺昌又与邓小平在江西苏区一起工作。1929年冬，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香港南方局，挺着大肚子的黄慕兰化装成贵妇人，带着一个樟木箱，上面放着化装品和《圣经》，下面装满钞票，坐头等舱送到上海。


1930年黄慕兰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贺平。这时贺昌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贺昌瞒着黄慕兰将儿子送给没有儿女的卢彪夫妇收养，后说服慕兰：“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私有财产，”慕兰尽管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服从。


贺昌与黄慕兰从香港途经上海，周恩来和邓颖超、刘少奇和何葆贞都来看他们。刘少奇与贺昌在安源时曾一起工作。黄慕兰随贺昌到北方局后仍任交通员。贺昌按李立三要求，把共产党、青年团、农会、妇女女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贺昌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贺昌与黄慕兰因去上海开会侥幸脱险。贺昌被撤去北方局书记，闭门思过，关向应、任弼时经常来探望。贺昌要求到中央苏区打游击，推荐黄慕兰和潘汉年留在中央工作，留在上海做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黄慕兰要求与贺昌同去苏区，他的领导说：“你的皮肤太白，去苏区要长途穿行在山区农村，化装农妇，完全不像。再说你产后身体一直虚弱，不能长途跋涉。”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认识了很多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与宋庆龄、何香凝都有过工作关系，其父在长沙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时，许多军界政界上层人士和军阀子弟是其父学生，这些社会关系便于掩护。更为迫切的是，顾顺章叛变，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中共让黄慕兰利用一切关系，营救关向应，并许她以营救部长。贺昌也一再劝黄慕兰接受营救任务。黄慕兰同意了，住进白俄贵族开的公寓，穿上高跟鞋和旗袍，烫了发。她需要与律师打交道。组织为此物色了进步律师陈志皋帮助她。陈志皋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学院，是沈君儒的亲戚和弟子，其父是同盟会会员，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庭庭长，是开明法官。陈志皋未毕业前通过父亲关系保释过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1930年挂牌当了律师。


黄慕兰与陈志皋律师在营救关向应期间，听到一个消息：南京政府抓到了一个中共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指头。黄慕兰马上和潘汉年联系，二人分析，可能是向忠发。潘汉年向上汇报，周恩来组织中央机关转移，除了来不及通知的红旗印刷所，其他人都获得安全。周恩来表扬黄慕兰立了奇功。黄慕兰通过陈志皋打听到，因有人抢先邀功领赏，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没等蒋改变主意的第二封电报到达，就将向忠发“就地正法”了。很长时期，向忠发的事中共不对外公开，黄慕兰的功绩也在保密之中。直到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才提到黄慕兰的作用。


陈黄两人终于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关向应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102师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他在病逝前还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一定要善待她。”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江西瑞金，黄慕兰是少数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员。而后，陈志皋受黄慕兰委托，先后营救了陈赓、廖承志，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何实嗣，以及熊瑾玎、朱端绶等共产党方面的要人。陈志皋托人，请客，四处奔走，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的报酬。1933年，陈志皋向黄慕兰求婚。陈只知道黄慕兰的前夫宛希俨已牺牲，也知道黄慕兰并没有脱离共产党，但不知道她是中共中委贺昌的妻子。这时，贺昌还在江西。黄慕兰请示上级，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她的直接领导极力促成这桩特殊婚姻。说她的岗位极其重要，与陈的结合，有利于掩护身份。认为贺昌不会怪她。黄慕兰视为组织批准了这门特殊的婚姻，与陈志皋于1935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由蔡元培、沈钧儒证婚，介绍人柳亚子。后来，黄慕兰听到传达：贺昌在江西会昌河遭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弹尽粮绝，负伤牺牲。






打入金融界


1935年，上海通易公司面临破产，在调停复业过程中。黄慕兰的上级让黄慕兰趁此机会，打入金融界。黄慕兰上下找债权人调停，最终使通易公司复业，并当选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借这个平台，她加入了银行俱乐部，银钱业联谊会。为地下党设立了文件保险箱，为中共周转资金。


1936年的七君子案，陈志皋参加辩护团四处奔走呼号。黄慕兰到北京请章士钊响应营救，章以个人名义上书蒋介石，通电全国律师协会。“七七”事变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上海成立妇慰会，黄慕兰是何香凝对内对外的全权代表。她曾由廖梦醒陪同，代表何香凝向杜月笙募捐两千元大洋；到黄金荣的生日宴上募捐八千元大洋。受潘汉年委托迎接郭沫若安全回国。


1937年到1939年，黄慕兰在上海担任十几个抗日救国团体的常务理事。陈志皋请天主教神父出面，组织国际救济，救济几千名难民，包括安置犹太人。黄慕兰兼任收容所总干事。国际难民所发的难民通行证，给中共进出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带来方便。


上海孤岛时期，黄慕兰仍留在上海。帮助阿英的“风雨书屋”，不挂牌子隐藏在通易公司大楼中；经营“八办”期刊《文献》推出的抗日救亡资料文摘，在大后方广为传播。为鲁迅全集的出版提供无限透支资助；为抗战时讯《每日译报》筹集经费；刊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了黄镇的长征画作《西行漫画》；编辑《瞿秋白文集》（1949年后出版）；保存整理《方志敏日记》资料；遵照毛泽东的购书单，买了不少线装书，包括《孙子兵法》连同《论持久战》一同经重庆运到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志皋所在的赈灾委员会和黄慕兰接受中共的指示，多次入香港，帮助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出香港，接应两千多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田汉、夏衍、金山以及孙科之生母。撤离行程万里。茅盾称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2年黄慕兰刚生下一个男孩，就与陈志皋被军统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释出狱。此时儿子已亡。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黄慕兰用抵押陈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购股票，重振通易公司，组织金融界人士的“牛尾聚餐会”。


1946年，黄慕兰的上级刘少文来上海，带来大量金银元宝和首饰，急于兑现。由陈志皋策划兑得一大箱子现金，送刘少文携款乘飞机离沪。后来，夏衍告诉黄慕兰：这些首饰是中共在解放区没收的财物，按照国共和谈协议，共军在南方地区部队都要奉命北撤，王震率领的部队中原突围，要途经国民党驻扎地区，不能使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所以，急需兑现成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供部队北撤路上使用。


通易公司无条件支持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的活动，开出专门的透支往来户头。上海左翼文化的出版、印刷也由通易出钱。支持灾童教养所；支持银钱业联谊会；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搞的名人义演义卖等。并义务为鲁迅、茅盾、阿英等等保存了大量文献。蒋经国整顿经济时，通易被起诉账目不清，勒令停业。


1950年，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受中共委托，到海外采购国内缺乏的物资，去了香港，再未归来。这时黄慕兰与陈志皋已有子女两女一男。


   


  失去自由20年


  中共接管上海后，黄慕兰成了无业的家庭妇女，只得在街道帮助工作。直到1951年，上海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她才正式参加了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工作，任科长。但党籍不被承认。尔后找回与宛希俨、贺昌生的两个儿子。1955年6月受潘汉年案牵连，黄慕兰被关押。1959年，她在监狱墙上写下：“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惊动中央办公厅、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来监狱看她，让她向毛泽东陈情报告，并将墙壁上的题词一并抄录，尔后再无音讯。


1960年初，她被移至秦城监狱。1963年冬，她戴着“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释放出狱，管制三年。黄慕兰无家可归，只好到儿子家居住。文革中再次关进秦城。1975年放出，失去自由整整20年！出狱后，黄慕兰在儿女家轮住，到1980年才撤消1963年判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罪”，仍定为：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让她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行政13级。晚年黄慕兰为自己申诉，到北京求见邓颖超，邓未见，而是让手下买车票把她送走。直到1984年，邓颖超才肯见她，说：潘、扬案发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白区的地下工作都不大信任、我和恩来被隔离于潘扬案之外，不得过问和干预此事，因此对你的申诉报告，我一次也未能看到。并说：“慕兰啊！真抱歉，对你们关心不够。”





黄慕兰的一生与《风筝》中郑耀先、周志乾的命运相比，可否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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