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清福者：关于“文革”前夕清华培养研究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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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前夕


清华培养研究生的印象





关于文革前夕清华培养研究生的印象




“文革”前清华大学研究生居住的宿舍楼






  解放前，无论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是清华研究院，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成就均居旧中国各大学之首。一是，培养的总人数虽然不多（招收的研究生不超过200位），但较之其他大学还是明显领先。二是，教育质量优良，出才率较高，例如清华国学院培养的研究生王力、姜亮夫、徐中舒、刘盼遂、周传儒、陆侃如、吴其昌、谢国桢、高亨、刘节、蒋天枢、罗根泽、吴金鼎、卫聚贤、姚名达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各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清华研究院按硕士生要求培养或培养过的研究生陈省身、庄启泰、王  浩、王宪钟、陆学善、王竹溪、傅承义、应崇福、杨振宁、黄祖洽、马祖圣、张青莲，吴征镒、殷宏章、王伏雄、陆宝麟、郝诒纯，以及曹 禺、王 瑶、萧涤非、何兆武、邵循正、王信忠、姚薇元、殷海光、田德望、杨  绛、赵萝蕤、吴景荣、李赋宁、许渊冲、费孝通、梁方仲、王铁崖、端木正等，同样也都成为中国各领域蜚声海内外的精英。


注：据说，1918年北京大学有教员217人，其中教授90人；学生1980人，其中研究生148人。如是，为何始终未见哪怕是仅有几对的“明师高徒”，其“美谈佳话”被长期广为流传？可见，当时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着实令人怀疑。





有着培养研究生优良传统的清华大学，“文革”前依然比较重视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这自然与上世纪30年代曾是国立清华大学著名学子的蒋南翔校长的主张有关。但是，限于“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取得的成就与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在招研的学科门类与培养人才的数量方面差距悬殊。在业务造诣方面，当时培养的研究生，较之解放前清华研究院培养的那些研究生总体上也有些落差，培养的几乎都是工科方面的人才；由于长时间封闭，许多专业缺乏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水平提高受限……尽管如此，“文革”前夕清华培养的研究生中，还是涌现出了卢  强、张锦秋、雷志栋、张钟华、郑健超、吴澄、李冠兴、韩英铎、高玉臣、吴有生、栾恩杰等十来位两院院士，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水利部部长汪恕成、外贸部副部长张祥等。为温故知新，现博主将尚记得的“文革”前夕清华大学培养研究生的有关情况（哪怕是观察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回忆如下，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记忆内容如有出入，请知情者不吝指正。


    一． 招生规模


“文革”前夕，大陆研究生培养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高教部（教育部）所属重点高校；二是中科院系统（含中国科技大学）；三是部属重点高校、科研所（例如温家宝总理当年读的就是地质部直属的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至于个别省（市）属的高校如果也招收过研究生的话，数量肯定极少。


“文革”中，博主看到一份转抄自高教部的大字报。据该大字报披露，“文革”爆发时，高教部所属至少2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共有“在读研究生”600多人（准确数字已记不住了），其中清华大学有200多人；北京大学有100多人；其他重点大学合计也有200多人（总人数比清华的要多些）。而中科院系统，部属院、所受办学条件限制，每年各自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会超过高教部（教育部）所属重点高校。所以1966年全国在读研究生最多也就是1000多人。为此，“文革”中我还曾与当时的研究生学长开玩笑，说“1966年全国‘种猪存栏量’估计只有一千来头”。而2014年我国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184.77万人，另有在职研究生数十万人，数量之比天差地别！


当时研究生学制为4--5年（一说后来改为三年制），培养目标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少数未能在规定期内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一般可继续留校多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以便做完读研后阶段的课题研究或项目设计，并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答辩；他们自然也计入“在读研究生”之列。这样算来，当时招研规模最大的清华，年平均只招研究生六、七十人，各系年均招研六、七人左右，每个专业年招一至二人。（注：有资料反映，1953年---1965年清华大学共招研究生987人，年均招研约76人；1959届曾经招收了95人，学制为4--5年；到1963--1964年参加答辩的只有71人......）


二．研究生招生


清华研究生招收对象，往往早就选定了。到了临毕业那一年，教研组如跟你打招呼，动员你报考研究生，被录取的几率就相当大了；如无意让你报考，你就是主动报名参试，则考上的希望也是相当渺茫。这样，还有多少同学会去“自讨没趣”呢？


我们刚读到大二时，班上就已经有了一份“研究生培养对象考察名单”，入围的同学共有五位（在此基础上以后再陆续淘汰、更新）；承蒙错爱，当时本人的小名也忝列其中。那是专业教研组派到我班担任班主任的年轻讲师 H 先生应专业教研组的要求初步圈定的；开始我们班的同学并不知情。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班上的几位造反派“提审”班主任，让他揭发“教研组是如何忠实贯彻执行蒋南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H 先生被迫作了“老实交代”才讲出来的。初步选拔的依据无非是“高考成绩”“入学以来的学习情况与政治表现”“个人发展潜力”等。


由于招收研究生同样要贯彻、执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思想表现”的党的阶级路线。教研组在动员毕业班学生报考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不能光看学习成绩，还必须关注考生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各系、全校在录取研究生时，也会对不良家庭出身者的占比作一定的控制，以免违反党的招生政策。


由于研究生毕业后要服从全国统一分配，而清华每年能申请到的研究生毕业分配的名额很有限，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被动员报考研究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生，未必是最拔尖的；如果本教研组当年有留助教的名额，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的最优秀者往往被优先动员留校当助教，其次者才安排报考研究生。


令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的清华“文体明星”，但凡学习能力过得去的，是比较容易被招为研究生（或留校当助教）的，这样他（她）们就能继续为活跃清华的文体活动而做贡献。例如，“文革”前夕，在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上，为清华夺得冠军的男子短跑兼三级跳运动员胡方刚、女子跳高运动员姚若萍，以及男篮主力张祥等，“文革”前夕都是在读研究生。


外校生报考清华或者北大研究生的较少，因为清华学生与北大的理科生实行的是六年制教育，而其他理工科院校实行的是五年制教育；这样，接受同样的入学考试显然比较吃亏。不过还是有学习成绩优秀、有自信心的五年制外校生考上了清华研究生，例如著名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航天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1965年毕业于哈工大，他就考取了清华机械系精密仪器专业而攻读研究生的；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则是在1964年中科大毕业前夕考上清华力学数学系来读研究生的。


三．研究生导师


凡出任研究生导师的必须拥有教授职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解放初，经过“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理科、农科教授几乎外调殆尽；工科中航空、石化、采矿、冶金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授，以及土木工程中的道路与测量专业的教授也尽数调出，就算从外校也调进了少量的如水利、机械等有关工科专业的教授，清华还能有多少教授呢？何况部分教授年事已高，处于退休、半退休状态；部分教授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脱离教研一线时间已久；部分教授属于教基础课的“教学型教授”，部分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都不适合带研究生。而“文革”前清华大学培养研究生仍循旧规，比较认真，一位导师一个培养周期一般只带1—2名研究生，这样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十分稀缺，矛盾相当突出，学校又是靠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文革“前，蒋南翔校长曾说过：“108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他说的“108将”是包括副教授在内的。说明当时全校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人数总共也就一百出头；而不少副教授还是从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培养的研究生，或留苏陆续归来的副博士中新提拔的。这些“少壮派”人物不少人倒是属于蒋南翔校长比较欣赏的那种“又红又专的业务骨干”，可他们的总人数也不多，许多新成立的专业教研组不但没有教授，就连这样的副教授也只能摊到一位，多数都担任教研组的正、副主任之职。就是尽量安排这些副教授也来带研究生，清华的研究生的导师也仍是极为缺乏。无奈之下，有的教研组为了能多培养一两位研究生，只能动员几位在科研工作与课程教学中表现比较突出的讲师来“合带”研究生，称之为“教研组集体培养的研究生”。于是才有了上头提到的“文革”前夕清华大学拥有全国最多，共有200多位的在读研究生”。


照理说，经过“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在师资力量方面大大获益，光是教授就有170位，其中不少为名教授，是最有条件多培养些研究生的。可惜，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年头，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新闻，甚至包括教育心理学等在内的人文、社科学科都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文科的学术研究很容易被追究“存在阶级立场问题”，扣上“大搞封资修”等的帽子；理科的学术研究也不能幸免，常被斥为“脱离生产实际”……教授中除向达、王铁崖、闵嗣鹤等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叶企孙、冯友兰、冯定等先后遭点名批判；翦伯赞、季羡林、陈岱孙、俞大絪等自然也是格外留心，夹紧尾巴做人……1964年北大还被定作“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中宣部向北大派出工作队；运动中就连党员干部，不少人也受到批判...... 那时，在“左”的重灾区北大，应该是没有很多的文科教授愿意冒着政治风险，态度积极地去多培养研究生的。再说，北大理科生还可以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如杨乐、张广厚1962年北大毕业，就报考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熊庆来的研究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流了北大研究生的生源…… 以至解放初期、“院系调整”后鸿儒广聚、曾经培养过较多研究生的北大，“文革”前夕，在读研究生人数反倒比不上已被改造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名师并不多的清华。


四．当年有人扛着棉被来考研究生


1965年寒假，博主照例未回遥远的福州市探亲，留校过冬。一天上午，大约11点钟，我从“清华第一教学楼”下自习回宿舍。路上遇到一位“学长”模样的人向我问路。因多走不了多少路，基本上也算顺道，我便承诺为他带路。交谈之下，知道他是专程来清华参加研究生招考的外校生。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就为着他，一位读五年制的外校生敢于挑战读六年制的清华同届毕业生！我见他衣着朴素，戴一副早该更新的眼镜，身夸旧书包，肩上却扛着一个引人注目的棉被卷，心生奇怪。他大概也觉察出我的疑惑，便主动解释道，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就住在他所打听的2号楼，老同学邀请他这几个晚上就到自已集体宿舍的空床位上睡觉，这样他就不必入住清华招待所，可以节省好几块钱的住宿费。的确，寒假里同宿舍的同学，路途近的总有人回家探亲的。他说他不愿意随便睡别人的被子，免得被人家嫌他不讲卫生，所以就自带棉被来投宿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老同学到校门口接一接他呢？难道想给老同学一个惊喜？他回答说，真没想到清华南校门距离教学区、宿舍区要走这么远的路，幸亏未通知老同学到校门口接他……看来这位学长是一位不喜欢轻易麻烦别人的忠厚人。


走着走着，我们很快来到校图书馆楼前。因考场就设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们便上楼打探。只见阅览室的入口已被绳带阻拦，原本可坐数百人的阅览室里空无一人，几十张长方形大书桌上全都安上了用多层板制作的、高约半米、俯视呈“卌”字型的隔离板。座位安排得较日常宽松，说明参试的考生人数不多。多余的靠背椅已被集中放置于阅览室远门端的墙边……


    五． 研究生的待遇


    1.住宿：“文革”前夕，清华研究生一般安排住“四号学生宿舍楼”（见文头照片）。清华西区一至四号宿舍楼建于1954年，外观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的“大屋顶”风格。其中四号楼与三号楼房间面积在清华各学生宿舍楼里是最小的，仅12平方米，研究生每两人住一间，睡单人床，接近于享受解放前（或解放初）清华学生的住宿标准。相比本科生来说，这样的居住条件已算是不错的了。“文革”前清华本科生的宿舍面积仅比它稍大一点，普遍也只十几平方米，须住6—8人，全部睡双层床。当时清华本科生的住宿条件在全国高校中算是较差的；谁让清华本科生的总人数超过万人，为全国高校之最呢？


2.收入：“文革”前夕，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在北京工作，第一年实习期工资为每月46元，第二年转正后工资为每月55元。如读研究生，佩戴与教师同样的红色校徽；在读期间每月可领生活费40元，每学年另发给书刊补贴费200元（120元？）。读研毕业后参加工作，规定可免除实习期，予以直接转正，每月工资也是55元。这样算来，读完研究生，在经济待遇方面，至少在毕业初期，是没有任何好处可言的，工龄反而损失了好几年。


    3.学位：那时研究生教育不论学位。原因自然是硕士、博士称谓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旧中国使用过的；而且新中国也不打算采用苏联的副博士、博士称谓……  没有合适的称谓，干脆就让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在《个人履历表》的“文化程度”一栏上一律填写“具有研究生毕业学历”，反正当时的研究生教育也没有什么硕博之分，实际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副博士的水平掌握的。


六．“文革”初期研究生的政治态度


“文革”开始，清华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纷纷贴出“怀疑校党委、批判蒋校长”和“肯定校党委、保卫蒋校长”为观点和内容的大字报，双方争执不休，是非难辨。至6月9日从高教部传来消息，蒋南翔部长已被宣布停职反省，这才震惊了清华…… 当时有一部分研究生还在农村参加“社教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很快他们就被进校的“工作组”通知返校参加“斗批改运动”。


运动进行一段时间，仅靠积极性最高的那些“不知内情”的本科生来揭发校党委、蒋校长问题与“罪行”，效果毕竟有限；“工作组”与造反派转而要求“校龄”较长的教职员工与研究生必须坚定地站出来“揭盖子”，以“彻底斗倒批臭走资派”。回想当年，清华教务处的工作人员倒是“揭发”了蒋南翔及其班子成员“自觉贯彻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少有分量的、“触目惊心”的言行；至于研究生，印象中多数人都按兵不动，或不甚得力，未写出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批判校党委和蒋南翔校长的大字报；研究生普遍对校领导是有感情的，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多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表现较激动的很少。偶尔看到他们写出少量大字报，内容则是抱怨导师为他们选的研究课题不适当，致一些研究生无法顺利完成，未能按时毕业等。针对多数研究生对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便有“革命小将”贴出“对联”对他们进行辛辣讽刺，曰：“曲率半径处处相等，圆得要命；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滑得要死”。“文革”前蒋南翔提出清华大学要重点培养“政治”“科学”“文体”三支登山队。这些研究生自然就是“蒋记科学登山队队员”，被骂成是“蒋南翔精心挑选、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接班人”“走白专道路”“中毒最深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卫道士”……


1967至1968年，这批“文革”前招收的研究生相继被分配离校、参加工作。其中有一部分人刚考上研究生，就被派去农村参加近一年的“四清”运动，接受思想教育；有的在斗争一线接受党的考验，表现上进，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至于研究生课程，实际上一天也没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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