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独厚于天逢沧桑 ——我的文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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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厚于天逢沧桑
                    ——我的文革记忆
                              
吴泽霖


北京四中68届高一（六）班学生，1971年-1978年北京工农兵制药厂/北京补花二厂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中文系、苏联文学研究所、外语系学习、教书，直至现在退休。




    每个人记忆中的文革也许真不一样？！数不清的往事都淹没在记忆的深层了，剩下一些类似震颤的激情，高亢的旋律，炙烈的气氛这些虚无缥缈的遗迹，有时会把你带回很远的过去。
说起文革的最初记忆，我会不由得想起196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在四中上初三。在教室中间，同学们群情激愤地围住一个同学ZH，斥责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每个星期六下午，班上组织到清洁队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挨家挨户掏粪，这是涤除我们内心深处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方法。可是ZH竟然私下说，周六下午是法定假。一致的愤怒和激情、不容置辩的革命正义在教室里震响，完全压倒了他。没有他分辨的份儿，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有的是被革命理论掌握的群众，是他们的革命的愤怒。后来举行正式批判ZH的班会，倒没什么记忆了。
我当时也是这激愤群众中不前不后的一员。实际上我真怕掏粪。个子矮，几十斤的粪桶，在背上一晃，粪汤正灌进脖子里。正因为如此，我坚决拥护背粪桶，坚决批判他，因为这就是在狠斗自己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在表白自己革命的立场。我记得瞥见班主任张老师正不知如何地在人群后面晃悠。
    从那时起，那种群情激愤的氛围逐渐弥散于周边，一种东西正在迫近，或者说，我们正在向它迎面走去。一天天愈发听得见那振奋的、亢进的时代脉动。学校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白专的批判愈来愈深入激烈，成为学校生活的主旋律。到了高一下学期，几乎一半的时间我们是在农村劳动，在社员家小院里上课。一种根本性的革命就要开始，这“最后的斗争”就要爆发了。
    报纸上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批判文艺、历史、哲学、经济各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动思想，揭露出各种阴谋文艺、反动电影，揭露出形形色色的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报纸广播、电影戏剧、小说曲艺铺天盖地而来，反复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的身边；阶级敌人正在垂死挣扎，磨刀霍霍。从电影《槐树庄》、《青松岭》到惊心动魄的雕塑《收租院》，把我们心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阶级仇恨的眼睛擦得雪亮，革命嗅觉格外灵敏。比如，我们从自己订阅的《中国青年》杂志封底画里，看出了一把把杀害领袖的刀，从一首新疆调儿的流行歌曲里听出“杀了领袖”的词儿。
    而我们正走在革命的大道上，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在受苦的阶级兄弟，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美好的理想。我庆幸赶上这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独厚于天逢沧桑”，这是同班好友刘北成给我的诗中的一句，正说出我心里的豪情。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要和传统决裂、和旧世界决裂、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决裂，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怀着一颗雀跃的兴奋得颤抖的心，我听着时代的脉动，就像听着自己亢奋、加强、加速的心跳。来了。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宏大的东西在逼近。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正是懵懂初开的年纪，我真是自视过高了。在初中我就确立了“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信念。这是人民日报社论教导我们的。不过我还想，一定要自觉地不是盲从地走历史必由之路。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可怕的念头，我不想仅仅坚信报纸的结论，而且也要练练自己思考的本事，比如报纸上对翦伯赞等人学术观点的批判，我就觉得有些很难服人。
    我们年级从农村回来，已经是1966年5月底，像是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开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
   每天早读成为收听重要广播的时间。有一次，听着广播，我看到《光明日报》副刊右上角的插图，画的是刘英俊读毛选，他坐得太向前倾了。我画了几笔，矫正了他的姿态，还在旁边批注：“重心偏左，坐着舒服吗？”前排坐的同学N某回头看见，抄过报纸，把那副画撕下来，收走了。我脑子里闪过一抹阴影，过后也就忘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声浪一下子把我们全淹没了。
后来我们班红卫兵在给我平反的告示里，说我“所划刘英俊像”是“无意的”。实际上那还真是有意的。因为我当时正在看列宁的《共产主义和左派幼稚病》，总觉得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故意“更左点”。可是从真理多迈出一小步，就会变成错误！
   不过我是不是也有点“左派幼稚病”呢？我喜欢如火如荼的革命场面。记得革命师生把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贴满教研组小院的场面。比起学校领导，给我们上课的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会首先被我们抓住。我大胆地把我们历史老师的一个巧妙的比喻，和胡适的反动言论挂上钩，把校医室开诊时间锁着门画成漫画，觉得真聪明，挺开心。不过还是有同学指出，这些没有抓住更深层的“反动本质”。
    8月，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在学校里引起第一次辩论。我觉得这本来没有辩论的价值，可是现实地又不能不辩论。当年四中在录取学生时，已经在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高一学生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黑五类”子弟，所以像我这样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的职员出身的人就有点过敏地感到，对联在危及我们了。因为职员老子不算英雄，剩下的选项就是混蛋了。我看着自认是混蛋的同学，又气愤又蔑视，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屎往自己头上倒。我说，你愿当混蛋你当，我不是混蛋！我们不都是革命的接班人吗？我的信仰是真诚的，我要走这历史的必由之路，即使我一天天愈发感到，走在这条道路上，自己要付出更多。可我不敢想这里有没有不平等。那时我还不会从那些堂皇的倡议书、洪亮的口号、义正言辞的声明、决议和通告里看出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八月的北京成了红色的海洋。四处是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色标语。红油漆脱销了。不时看得见“红色恐怖万岁”的红色标语，也真的流出了红色的血。红卫兵小将们庄严提议，街道、铁路、机场的交通通行信号，应该改为红灯。街道上、机关、校园、车站，四处是高音喇叭，是高亢有力的革命歌声、口号声。每一天，振奋人心的消息都让你的心比八月的天气还炙热。比如你登上汽车，还没站稳，就不由得跟上了周围已经唱起的语录歌，一段一段唱下去，有时会忘了下车。
    四中红卫兵也很活跃。在对联精神之下，我们班几个最可靠的红五类组成了红卫兵，到校外四处“干革命”。其他同学虽然每天到学校，不过无事可做，于是就到各处院校机关看大字报，见识四处的革命场景。回到班上，一些同学就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抄家、批斗会，以及大字报中的奇闻异事。侯宝林为迎接或破坏批斗会，自制了滑稽的高帽子，从马连良家里搜出价值连城的碧玉蛤蟆，直到从皮裤胡同拉出一具具资产阶级的尸体。这里有过火吗？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做着拳击的姿势说，在和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打的对，还是不对呢？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我们的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
    有时我也有一些小动作。一次骑车经过后海，河沿上一个老太太推着辆小竹车，车上不是坐的小孩，而是塞满一堆书。看来，破四旧的威慑力让这一车封资修垃圾的主人坐卧不宁了，趁着没抄家，像送瘟神一样，早早把这些书送到废品收购站。我骑车来回转了两圈，实在忍不住，还是拦住她，提出想买几本。也许是因为我当时穿着我大哥的绿军服，她惊恐不安，慌张地点点头，恨不得让我把书全拿走。我就像做贼一样胡乱把书塞进我的书包、网兜、衣袋和车后架，匆匆把随身的一点钱塞给她。老太太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谢谢我。大难快要来临了，我还自在地忙于“淘书”。
    在红八月那些日子，教室里没几个人。桌子上虽然乱堆着报纸、大字报纸和笔墨，不过无人问津了。我一时兴起：这倒是练练书法、挥毫狂草的好机会。我想起北成借给我的中华活页文选中的那一首首敦煌曲子词，真是动人。比如第一首写男女爱情的忠贞：枕前发尽千般愿，欲休且待青山烂……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记住了。于是就在摊在桌上的一张张报纸上信笔狂写起来。
  “这是谁划的！”我听到一声大叫。抬头望过去，L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教室。L是我班红卫兵的头儿。前几天（8月18日），他刚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毛主席的手。还记得在校门口，我们抢着和他握手，他满面红光。可此刻他脸色铁青，拿着一张报纸。我探头一看，顿时惊呆了。报纸上，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上，显然是我刚刚涂划的墨字，满张报纸上就是那句敦煌曲子词：“欲休且待青山烂”。
我忘了是怎样承认的，还是什么都没承认。L什么也没说，卷起报纸就走了。我被自己的罪行吓懵了。几天来，我听了多少被揪斗的故事，我这个“现行”要比他们严重一百倍！我完了！
这是8月24日的上午。我是怎么吃的午饭，还是没吃？怎么一直呆在教室，到底为什么，时间流逝，我心里一片空白。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教室里同学多了，有一二十人。忽然，本班的六七个红卫兵闯进来，整齐的绿军服红袖章。L让同学们把杂乱的桌子推到后墙，我也跟着一起推桌子。没人看我，可我知道，这是为的我。顺理成章的事儿就要发生了。
   教室中间腾空了。红卫兵站在讲台一侧，其余的同学不由自主地凑过来，站在红卫兵对面，安静下来。L大声喝道:“吴泽霖，站出来！”
人群闪开一条缝，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L的前面。可我简直认不出他的脸。还记得几个月前下乡劳动时我病了，他把一碗热腾腾的挂面端到我面前，关切地笑着催我“趁热喝”。
“这是不是你画的！”L面色铁青，举起那张报纸，给大家看。
“是，”我说。
他狠狠抽了一嘴巴，打得我一趔趄。
“打！”他大叫一声。几个红卫兵从不同方向向我抡起皮带。
我不由得四下躲闪，生平从未尝到这样的皮肉之苦。
“你是不是恨毛主席！”
“我爱毛主席，”我说。
“打！”我的话刚出口，L就厉声下令。
我感到又一阵抽打，已经站不住了。
“你是不是恨毛主席！”
“我爱毛主席，别打了……”我说。
“打！”
我已被打翻在地，在地上滚着躲皮带。接下来应该是再踏上亿万只脚。
“你是不是恨毛主席！”我记不得这种逼问重复了几次。我知道他需要我说出那个字。可是我说不出口啊，因为那不是真的。
“……我不爱……”我最后低声说，我崩溃了。
目的基本达到了，L不再喊打，开始向同学宣布我的罪行，宣布班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最后宣布：“考验每个同学革命不革命的时刻到了。哪个同学愿意打他两下，举手！”
同学们纷纷举起手来。L先从最靠拢红卫兵最革命的同学挑选，我记不清了，轮换了多少次，有轻、有重、有失手、有迟疑，外加激情，虽然都疼，还是能感觉出差别。
后来，L又谈到班上的阶级斗争，要揪坏人等等。我的头脑晕眩，迷迷糊糊，飘在迷雾中。只记得关于我的内容，晚上还要继续审我。
   在教室后面，红卫兵用桌椅高高摞成了个圈儿，我被关在里面。我感到教室空了。我非常渴。我说，想上厕所。有人带着我，到教室楼外上厕所，在厕所外面的自来水管子灌了一肚子水，顺便洗了洗火辣辣的脸。不知是谁还给我打来了饭，还是晚审后给的？记不清了。反正我吃了，嘴里还有吃饭的感觉。
   晚上审讯，接着零零星星挨打，不过主要是引而不发的威慑。L说，早就看出我思想反动，说着拿出来物证，就是我涂改的刘英俊的像，接着一一举出我的“反动言论”。又问我在毛主席像上写的反动口号的意思是什么，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刘北成借我的中华活页文选上的爱情诗，那句的意思是爱到永远不分离。有人马上驳斥道，放屁，你是说你的阶级仇恨死不罢休。L又说，早就看出刘北成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让我交代和刘北成的关系，我们的阴谋和罪行。我交代，他写过一首诗送给我。我说了记得的几句，他们认定是反动诗，让我解释，我实在不会。他们追问：
    “诗在哪儿！”
    “就在我的笔记本里夹着。”
     L安排明天抄我的家。
    昏暗的灯光，横眉立目，手握皮带，真像过去看的电影镜头。我就是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我屈服了，因为我演的是反面角色。
    红八月之夜并不是静悄悄的。教室匆匆闯进一个高年级瘦高个子的红卫兵，得知了我的罪行，马上义愤填膺地踹了我一脚。他一眼扫见我穿的是军裤，大声喝道：脱下来！我没有犹豫，脱下裤子。这是夏天，不冷。我知道，我现在是人人得而诛之。那个红卫兵顺手拎起裤子，走了。几个月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头，他也是这样匆匆走进教室，把裤子塞给我，什么也不说，掉头就走。只是那条挺好的皮带没还我，可能是作为低值易耗的武器，无法归还了。
    那天晚上，对我的处置，也有讨论。有人说，明天给他送劳改队；有人提出，给他剃头。我知道，剃阴阳头是牛鬼蛇神的标志，是进劳改队的规矩。我觉得顺理成章。只是等待着。
    夜好像不长。我应该是躺在教室那堆桌椅上睡了觉。
第二天早上，同班好友冯同庆（他是已经靠边站的团支书）走进教室，走过来低声同情地问了一句：“晚上又打你了吗？”我回答：“嗯。”不知为什么，他问话的声音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一直面对后墙坐着，听到有人重重走进来，走过来，通地一声，桌上是我的一条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还有衬衫。我知道，他们已抄过家了。我心里松了一下，起码太姥姥知道了我的下落，而且还好好的，还需要带衣服来。至于抄出来什么反动材料，无所谓。我只想回家。而红卫兵也就准许我穿上衣服回家——在家好好反省罪行，写认罪材料。
    我忘了是怎么狼狈地溜出教室，躲开熟人，悄悄赶回家。我知道，在这歌声嘹亮的红海洋的路上，伤痕累累的嘴脸会暴露我是一个牛鬼蛇神。
   家里翻动的并不大，后来传说搜出来反动材料，可能是指我的日记和一些书，当然，其中一定还有刘北成给我写在纸条上的那首“反动诗”。至今我只记得那句：独厚于天逢沧桑。
   下午妈妈赶回家。她是从单位被叫到四中的。她说，找到我们班，接见她的是一个黝黑英俊的红卫兵，一身军服，仪表堂堂，很有礼貌。我知道是L。他谈到我的罪行，愤怒而不高声，谈吐一板一眼，有理有据，说我是自己跳出来的，被拉下水的。班上还有他们早要抓的坏人，但是隐藏得很深，所以要叫我揭发。又说我有反动思想，比如赞成翦伯赞的反动观点等等。妈妈说我从小学一直住校，对我从小缺乏关心教育，所以我对复杂的社会缺乏认识，不懂事。她请红卫兵一定好好教育教育我。L也让我妈妈一定得对我加强教育。妈妈听出他们没有往死整我的意思，感激地只是连连说是。L又问到我太姥姥的成分，妈妈不敢隐瞒，说她的奶奶是破落地主，L说，那得尽快让她回原籍去，不过现在车票不好买，也急不得。妈妈满口是是。
   妈妈见到我，没有发火，只是默默地上上下下看着我，叹着气，像要说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妈妈不知费了多大气力，买到车票，两天后，请假把太姥姥送到沧县的二姨家。没出几个月，原籍小王庄传来太姥姥去世的消息。原来，沧县的革命形势也发展很快，也留不住太姥姥，最后还是把她送回了原籍。愿太姥姥原谅我。我不出事，她原本可以蒙混过关的。
    此后的日子，没人再提去劳改队和剃阴阳头，也不记得对我有什么硬性的要求。但是我很自觉，每天像上课一样，准时来到空旷的教室，坐到自己划定的那个角落，手里拿着红宝书，眼睛凝视着墙，脑子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翻江倒海。来教室的人太少了，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只是在教室外边，才偶尔有同学敢问我一声什么。
    一天，L走近我，面色平和地通知我，为了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决定让我也参加班上的集体下乡劳动。我哭了。我没有被剔除，我不是另类。
红卫兵去外地串联，其余的同学下乡劳动。在村里的最后一天晚上，全班开会，征求意见。刘北成在发言时提到我的事。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吴泽霖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同学痛哭，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自己挨整被抄家。我躲在角落，只是呆呆地听着。后来我听说，这次班会，也是为了“引蛇出洞”，让进了黑名单的人“尽情地放”。
回校后，非红卫兵的同学也被允许到外地大串联。每天到校的同学越来越少，没人管我了，也没人理我。我开始觉得一种自由，一种失落，一种置身荒原的感觉。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没有敢去串联，也没有想去串联，甚至莫名其妙，不知道串联是去干什么。
我要经常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下意识做斗争。比如，只要看到、听到那些有关牛鬼蛇神的通令公告、惊心动魄的示威的口号，心就不由得一紧。我愤怒地说服自己，你不是牛鬼蛇神，班上红卫兵不是没把你送进劳改队嘛，不是没给你剃阴阳头嘛！你不是真诚地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嘛！你干什么要把自己和牛鬼蛇神栓到一起？
可我还是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要这样那样地为自己辩护，我怎么那么倒霉，就没看见报纸上的照片呢，可我真是无意的，不对！你不是读过弗洛伊德吗，无意识，那才是灵魂深处的真实，才是本质呢！幸亏红卫兵没有想起弗洛伊德，因为他是资产阶级。我是做贼心虚？想想自己那些大胆的想法，如果红卫兵知道，真不敢想象后果。而且，是不是牛鬼蛇神，不是你说了算，你怎么知道随着革命的深入，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革命群众不会重新审视你，揭露你的嘴脸呢！
一天天的自我煎熬，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知道，只要我照过去的思路想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怎么才能摆脱出来呢，渐渐地我又开始自问，自己干什么要给自己做一个比班上红卫兵做的还紧的套，使劲往里钻呢?
我不由得对学校劳改队的牛鬼蛇神，还有我没见过的牛鬼蛇神，有了同情之心。我想，劳改队里的那些牛鬼蛇神恐怕十有八九是冤枉的。几年来，他们在课堂上、在大会上、在广播喇叭里天天和我们说了多少善良的话，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呢？我不明白，我们革命青年，这么小小年纪，怎么就对他们积累下这么多仇恨，怎么会冒出这么多恶毒的言辞、这么出奇的折磨人的手段？这些是从哪儿学来的？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不是真的，这是一场噩梦，是一出戏。也许，对牛鬼蛇神的无比仇恨，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是决心站稳革命立场的宣示，是一种自我保护。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吧，我幻想，从那天断续、迟疑、有轻有重的鞭打中，有没有感到同学们，甚至红卫兵们的情感的纠结？在这出不是由他们导演的戏中，他们都不过是演员，而真正入戏的人也许并不多。也多亏了他们当时没像你这么入戏。你自己干什么要这么入戏呢？！
一天早晨，我来校早，转到礼堂东边的小院，地上平静地躺着一个女牛鬼蛇神，我认识，是刘老师，脖子里的气管白花花地扭在血糊糊的脖子外边。我奇怪自己没有惊叫，就静静地转身去汇报了。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是她过于入戏了。
    想起副校长刘铁岭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满怀忏悔地高声咏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先前我还哈哈大笑，现在我恨不得打他一拳：你真是那么有罪吗？不真诚的表演！就像我先前为那些自认是狗崽子是混蛋的同学而生气一样，也开始为我自己下贱的认罪深感痛悔。
    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要看看那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白皮，中间是一个国徽。四中图书馆早就关门了。我偷偷地骑车到北京图书馆，竟还没关。北海前门这边不知为什么倒没有红海洋的气氛，静悄悄的。我走进静静的大殿，查了书号，递上去。我觉得管理员大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很顺口地说，下架了。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怯生生地溜出来。我想，难道你还胆敢想用宪法保护自己吗？
晚上回家，只有我一个人了。常常是在很晚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一定又是一个特大喜讯，或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或者又是谁被揪出来了。很快就听到四处的锣声、鼓声、口号声，由远及近，到胡同口了，到院门外了。激动的口号声沙哑、高亢、颤抖，就隔着一层木门。以前，我就会迎出去，随着人群，呼喊着，赶到自己学校集会游行。现在，我却深深地藏在黑暗的角落里，不开灯，还不由得屏住呼吸。渐渐地，人声远去了，只传来凌乱的锣鼓声，直到恢复到一片死寂。旁边屋里，房东靳大妈清醒地咳了一声。看来她也没睡，在静静地听。早些天，她聪明地把房产证交了公，自以为就算无产者了，所以现在白天敢于坦然地和我们谈论破四旧，而晚上就早早熄灯睡觉了。
耳朵又鸣叫起来，血压降下来了，后脑袋的疼痛感渐渐变为舒缓的麻胀，接着应该是辗转反侧的夜。为了生存，我想，必须停止思考。
虽然还是四处去看大字报，去搜集大专院校的传单、小字报，不过，这些奇闻异事、控诉声讨、宣言通告、通令声明、喜讯捷报，都不怎么打动我的心了。我不安地觉得，心里在发生一种变化，把我和过去的我分开，和别人、和周围的事情分开。我失去了和周围人共享兴奋、高亢、激动、悲愤和欢乐的心境、能力。我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  
很快，我就感到自己落伍了，愚钝了，什么也看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我痛苦地知道，这叫革命意志衰退，或者叫消沉。不管是谁从革命先锋一下子变为反动分子，还是哪位尊敬的首长一下子变为恶魔，我都会处变不惊。我奇怪前一阵怎么会去争辩对联，难道真有人相信它是真理？而且，真的有人相信能够驳倒它？而且你真的觉不出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信守它？不能不信守它？即使你分明感到它的野蛮无知、专横残酷。最好还是木然处之。
入冬，学校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觉得这不过是戏的又一幕。而我不想再参加表演了，我累了。
我很少去学校了。一天，我来到教室，发现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小打油印的小字报，蓝纸是刘北成的，黄纸是冯同庆的，都是批评我班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各拿了一份回家细看。其中竟有些大逆不道的说法。比如，伟人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不是百分百。可是冯同庆的小字报却说，我们班级的具体情况就是要团结百分之百，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分明是在指我。红卫兵会认可这种提法吗？
不过终究给我平反了。以红卫兵为主的班领导小组召开了平反会。据说，当场宣布给班里几个被整的同学“平反”，烧毁了一些“黑材料”。但是，没人通知我参加平反会。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实际上这样最好。事后我看见教室的墙上有一纸关于我的平反告示，话语里，看得出潦草和不情愿。我只记住其中的一句：吴泽林所划毛主席像和刘英俊像是无意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救了我。不过我不明白我的事和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也闹不懂我们班红卫兵执行的怎么就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想明白。反正平反了。不过，借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那些人逼到墙角，就不怕他们将来再翻案吗。你怎么就知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算文革的最后的胜利，最后的结论了！那顶帽子革命群众还可以给你戴上。
   不过我毕竟是革命群众了。甚至一个红卫兵同学还让我跟着他带领低年级学生去下乡学农。可我再也沉浸不到那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境界中了。夜里，领队的同学毫无睡意，警醒地和我分析一些人的言行，揣摩这个班上的阶级斗争动态。他们哪几个人总在一起，在下面嘁喳什么，有什么阴谋，他们是什么出身，是什么派的。我努力睁大眼睛听着，听着，不明白，他说这些是不是认真的。真想睡，真无聊。
因为我的乐趣已经和一群寂寞中结识的同学融成一片了。我们严肃议论的是晶体管收音机和万用表，仔细探讨的是从哪个废品站或委托行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电阻电容三极管，以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我们跑遍了城周边的回收站、废品站。我投身到焊半导体收音机的狂热中，发展到焊万用表，焊脸盆，焊水杯，焊家里一切可以焊一焊的东西，比如改装电子管收音机。再就是做木匠活。我置办下了各种凿子、刨子、锯子……做沙发，做箱子，做小凳（沙发在文革后我写入大学生习作，使我大露了一次脸，而箱子则一直用到90年代，因为太难看了，才完好无损地光荣退役）。满脸油汗、一身刨花真是包治百病，从心眼里痛快。我沉浸在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的快乐之中。所以，真的不愿意完工。因为竣工的喜悦一下子就会被重又袭来的寂寞扑灭。
我无意之中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本刘天华的二胡曲谱。不焊不锯的晚上真寂寞。我就用小提琴拉起二胡曲《良宵》，五音不正而自我陶醉。轻松自在的《良宵》拉得沉闷嘶哑。那怪怪的声音在我那小院的夜里没着没落地游荡。
当然，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同学间的“传书运动”持续得最久。破四旧一过，这些封资修的毒品就又从黑暗角落里卷土重来。开始是好友间悄悄在底下传，后来是同学间的无偿周转，直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地讨价还价，你要什么书，那你有什么书，两本换一本……我从高二的一位善传“名著”的达人手里弄到过不少名著。我们大家一见面都会开玩笑地高呼他：“名著，来了名著。”
   在这寂寞中，值得记下的还有一件事。我偶然碰到一本30年代出的破旧的硬壳书，是介绍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何的，还介绍了黎曼氏几何。我大开眼界，激动不已。原来我以为我们学的几何，是天经地义的唯一真理。可是罗巴切夫斯基竟然质疑它的平行线公理，从而衍生出一种崭新的几何，而且后来被证实是适用于更宏大的宇宙体系的。我的读书笔记上写着这样的话：
   “ ……在直线外的一点，终于引出第二条和直线不相交的线，接着，无数分散线打乱了我的思路，把我带入一个更广大的天地中去……”
    我的文革一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