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红：珍藏的记忆（我的母亲周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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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哥----珍藏的记忆（一）





我的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时常想起和妈妈共同生活的日子，很多事情真真切切如在眼前，想到和妈妈在一起的开心日子，不由得嘴角挂满了笑，当想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仿佛我的心滴着血，如针刺、如刀割。





温馨的记忆


妈妈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宽松，从不强迫我们做事情。我幼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和邻居小朋友的玩闹中度过的。除了给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妈妈并不多说什么。学习的事也是上行下效，哥哥、姐姐聪明又用功，上的是名牌中学。我笨一点但也知道自觉学习，在一所普通中学里，考试成绩还不错。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学习比哥哥、姐姐差而批评过我。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给孩子以自尊、自信，是妈妈教育的信条。现在回想起来，并不记得妈妈有什么特别的教诲，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知书达理，想来潜移默化更胜于谆谆教诲吧。


晚饭后全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妈妈话最多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姥姥家的生活，讲父亲解放前怎样参加革命，讲上大学时的趣闻，讲工作单位学而不倦的同事，讲天文地理、政治时弊，也时常给我们讲个笑话开个玩笑。不管讲什么，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妈妈要父亲给我们讲个故事，父亲没推辞，讲了一段聊斋的故事。每到这时我们也会参加进去讲点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些个人见解。总之晚饭后是妈妈主持的家庭论坛，无所不说，无所不谈。后来想起，这其实是妈妈对孩子的一种教育方式，利用无拘无束的聊天和自己的孩子交流沟通，通过聊天把人对生活的感悟，处事的哲理告诉孩子，通过对话了解孩子的心理，纠正孩子的不良倾向。


家里很民主，大小事妈妈都与我们商量，比如买三屉桌，买牡丹牌收音机都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爸爸是不管家的，住在学校，每星期回家两次，只在周末负责洗衣服，另外如果吃饺子的话，煮饺子一定是爸爸的活，还有深秋时安装取暖炉也是父亲的活。所以无论是孩子教育还是卫生水电，事无巨细地都由妈妈一手操办，甚至屋顶防漏、房子维修、院落修缮、下水道疏通都是妈妈找人、雇人帮忙做。


有一段时间，妹妹还小由阿姨带，哥哥姐姐都大了，只有我不大不小，因此只要有外出活动妈妈大多带我去。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给姥姥过生日，妈妈下班回家拉上我就走。到了姥姥家，姥姥正锁门要出去，当时三舅一家和十三舅也在，姥姥说：“正好咱们一起出去吃饭”。去的是翠华楼饭庄，小院里转圈的走廊连着所有包间，我们进了把角儿的一间。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道叫做“荷叶肉”的菜，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一块一块肉都用荷叶包着。妈妈给我加了两块。那天吃了一顿美餐，真是又开眼又解馋。还有一次是和姥姥逛颐和园，全家租了一只画舫，里面有十来个座位，中间桌子上摆着茶水。一个船工摇着桨，一边和姥姥聊天，一边介绍颐和园的景点。除了姥姥、妈妈和我，其他人还有谁在场我一点也记不清了。


忘了是阿姨临时请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家里没人做午饭。妈妈当时在师大女附中教书，离西单比较近，我家到西单步行只要十五分钟，于是妈妈约我到位于西单附近的同春园饭庄吃午饭。当时同春园饭庄有为工薪阶层包饭的业务，每人一份儿盖饭，盛饭的大口碗上严严实实的盖了一个碟子，可能是为保温或为干净。有时妈妈等我，大多是我等妈妈。妈妈总是把好吃的往我碗里夹。大概这样吃了一两个星期，可能还是价格的原因以后再也没有去。


妈妈一生都为我们操劳，可我为妈妈做过的事太少了，记得清楚的只有一件。一天中午忽然下起大雨，我一看表快十二点了，正是妈妈中午下班的时间，于是赶紧拿起两把雨伞往外跑。还好，途中雨小了些。赶到民族宫十字路口，妈妈正与一位老教师合打一把伞走过来，看见我，忙向旁 边的老师介绍：“这是我的小儿子”。那位老师夸奖道：“你的孩子真好”。妈妈很高兴，忙说：“这孩子懂事”。接过我的伞，与那位老师道别。妈妈没说什么，只是护撸护撸我的头，同我一起走回家。


五十年代那会儿，我家前后院种着十几棵枣树，每年的中秋前后，妈妈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上树打枣的先是小哥哥（我们对大哥的称呼），到后来是二哥接班。打枣前每人都要武装一番：头戴一顶草帽，手拿一个小盆。杆在打，树在摇，枣如雹子般砸下来，砸到手上、背上，大家谁也顾不上疼，只是争先恐后地捡着掉在地面上的枣。这时邻居们也出来凑热闹，我们捡起枣来就更带劲了。捡满了一小盆，就倒在大盆里，然后再去捡。妈妈一边忙着捡枣一边嘱咐在树上打枣的哥哥要注意安全。这时的妈妈是最快乐的，和大家一样笑着嚷嚷着，整个小院像过节一样热闹。打枣结束了，战果是三四大盆枣。妈妈开始分枣，这些是给对门邻居的，那些是给东屋街坊的，三分四分的也剩不了很多，其实我们感受的是打枣过程的快乐。可惜“文革”期间我家的枣树一棵一棵死掉了，十几棵枣树只活下来两棵。


孩子多起来，花销也在增大。妈妈很会过日子。有一年赶上枣树大丰收，深秋时节，红红绿绿的大枣挂满了十几颗枣树，压弯了枝头。妈妈找来枣贩子打枣卖枣，枣贩子装了好几麻袋。院里旁门夹道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长了一颗大榆树，主干很直很粗够两人合抱的，一次大风把树刮歪了，对两边的房屋构成威胁，妈妈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找来木材贩子锯了卖了。这些钱都用来贴补家里日常开销。街道提倡绿化，拉来一车树苗，妈妈招呼我去居委会领树苗，我和东屋的男孩一块扛回一棵两三米高的树苗，进了院看到妈妈正在用铁铲挖树坑。妈妈虽出身大家闺秀可什么都会干，三下五除二我们帮妈妈挖好坑，澆了水，妈妈扶着树我们填土。到了夏天树叶长得多了，我们才看出是棵核桃树。二三十年后我又回到院里住了六年，每年中秋都和女儿上房打枣打核桃，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妈妈，已经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是我和妈妈一起种下的。


六三年的时候，妈妈在在全国中学语文界已经很有名气，因此工作非常忙。报社、杂志社记者不时和妈妈约稿，她每天会接到十几封、甚至几十封信件，有些信妈妈亲自执笔回复，每天还要备课，上课。那时来听妈妈课的人很多，为防止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学校出面限制公开课的次数。听课的人大多是本市乃至全国慕名而来的老师，也有各级领导，还有教育专家、大学教授。我父亲也听过一次，回来赞不绝口地说：“你妈在课堂上朗诵课文能把学生的注意力像闪电似的吸引过去，瞬时紧紧抓住每个学生的心，做到这一步讲课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妈妈原来并不是学文学和教育的，却经过自己十来年的努力，在不十分熟悉的领域——中学语文教学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可见她极高的天分和常人难以企及的付出。师大女附中的胡志涛校长当时力排众议支持妈妈的教学改革，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打，我在此向她表示敬意。妈妈励志的语文教学改革，对我国中学语文教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示范性的生命力至今不减。时隔四十多年，尤其在语文教学改革的今天，不少同行还在怀念她，继续引用她的教学方法教学，不少学者还在杂志上、网络上论述她的教学理念。她的教学理念的前瞻性让我感到惊讶，我摘录其中三段慰祭妈妈：





“致力于学生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能力的培养，以实现‘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目标，涌现出过许多非常杰出的代表。其中，最值得我们语文界引以自豪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周学敏老师；一个是当时南昌二中的潘凤翔老师．周老师是当时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杰出代表，曾经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当时的《人民教育》曾经发表过好几篇介绍她的文章。比如作文教学，周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决一个重点问题；虽然还是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训练重点的得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实际上便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令人痛惜的是，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我们语文界的这颗璀璨的明星过早陨落了。”


（作者：冯怡联   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语文论坛《关于语文学习


的进程性和融合性》  发表时间：2005/09/29）





“我的作文教学受周学敏老师的影响，每次作文已有训练重点。并开始对学生课堂作文的全过程进行观察、调控，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学生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实在的言语技能训练、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管理，这些新的因素仅仅在萌芽之中。不过新因素、新型的语文教学的因素真正在十分可喜地萌发着。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整整中断、停顿——其实是倒退了十年!”


（文章来源《技能训练引领我走向科学管理》《中学语
文教学》杂志2007年第01期 作者余应源教授）



“上世纪60年代，以周学敏、潘凤湘为代表的语文教学已开辟出一条新路,他们颠覆了选文与训练的关系，课堂以读写训练为主体，选文的学习服务于语文技能训练，逐步形成了以阅读技能训练为主体的语文阅读课教学的崭新模式。”


作者：余应源    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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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哥---珍藏的记忆（二）

饥饿的记忆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很穷，我家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算是中上等，父母每月收入一共二百二十多元，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父母、五个孩子还有西屋妈（我妹妹对阿姨的称呼）一共八口人，五个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还要付保姆费。尤其到了九月，五个孩子一起开学，学杂费、书本费，再适当地换些整齐点的衣服、鞋袜，书包等，这对当时的家庭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年妈妈这时最难，想尽办法筹措这笔钱，这难只有妈妈自己知道。五十年代中期还好一些，物价低，供给也还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供给成了问题，凡是吃的、用的东西几乎没有不要票证的，每月把这些票证打理清楚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这些事情都是妈妈来做。为了锻炼我，有两个月妈妈把全家的收入都交给我，让我支配，这次我没干好，妈妈也理解。

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口粮都有定量，粮食定量非常低，而且没肉没油，几乎人人都不够吃。为了全家没有挨饿的日子，做饭时要精打细算，要确定家里几个人吃饭，每人粮食定量几两，这一顿饭共用多少粮食。母亲跟我商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不过妈妈并没有松心，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妈妈先让我找来用过的金属罐头壳，称好每一罐装米多少两，装面粉多少两，以这个金属罐为“度量衡”称量一顿饭的确切用粮量。我是称职的度量官，不管谁做饭我都不徇私情，依法办事，妈妈也很放心。日常吃的肉和油供给量很少，午饭基本上还能吃干，晚饭铁定喝粥，粮食少又要每个人都吃饱，只能喝粥吃个水饱。每月只要月初月中安排不好，到月底无粮吃就要挨饿。妈妈把好吃的有营养的都留给我们几个孩子和父亲，自己营养不良，腿浮肿得很厉害，一摁就是一个大坑，父亲和孩子们很心疼，妈妈却不在意。上级发给父亲一瓶大豆磷脂，妈妈从来不吃，一定要留给父亲。同院的邻居两口子、两个孩子加一个老奶奶，夫妇也上班，孩子小一些，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到月底跟我家不是借粮就是借钱。每月借粮是一定的，有一次竟然二十五号就开始借粮，天啊！还有五天才到月底——当时下月的粮票本月是不能用的。邻居借粮有时不还或者少还（也许忘了），妈妈总是宽容地说：“算了，大家过得都很难”。 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金属罐头壳伴随我们全家度过了最可怕的三年饥荒，让我们全家免遭断粮的厄运。妈妈教会我未雨绸缪，教会我管理，教会我节省，更教会我做人。

六O年，正是三年中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学校刨了操场种蔬菜。没料到秋天蔬菜大丰收，老师买完了还剩下不少就卖给学生，一人一份儿，我买了提回家，妈妈特别高兴地说：“你看这孩子多懂事”，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六二年妈妈让我陪父亲回山东老家。父亲十多年没回老家看看了，妈妈对父亲说：“你就带大明去，这孩子心细，能关心人，万一有事，没准还是个帮手，好歹也是个伴儿。再说也让大明了解了解农村。”就这样父亲带我回山东老家看奶奶。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奶奶有姑姑照顾家并不穷，可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带着沙子的黑糊糊的白薯面窝头，我吃到嘴里都咽不下去。我想可能其它人家更糟，奶奶家有吃的已经不错了。六零年六一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没熬过去，饿死在这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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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哥---珍藏的记忆（三）

淌血的记忆



六六年八月十日中午我刚进家门，妈妈慌张地对我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四处抄家，打人，闹得很凶，你爸学校的学生也可能来咱家抄家，你姥姥给我的东西有些要烧掉，以防万一。”妈妈把我拽到北屋东边的房间，从盒子里倒出一些金首饰，一边对我说：“这些是你爸爸与你回老家你奶奶让带回来的”，一边把首饰倒在米缸里，用力搅了几下，把米覆在上面，又盖上了缸盖。我紧跟妈妈来到北屋西边的房间，妈妈迅速掀起大床的褥子，麻利地从里面抽出一件缎面皮袍，妈妈连撕带扯把缎面拽下，我赶紧接过来。妈妈收拾好床铺，喘着气对我说：“快点到后院把它烧掉，我再翻翻你爸的笔记本，看放在哪里了，找找一起烧掉。”我拿起皮衣的缎子面，这才发现是一件满清的官服，蟒袍底色是蓝色的，衣服前脸图案让人眼花缭乱。我顾不得多看，抄起一卷报纸，拿着火柴到后院点起火来，没想到纸都烧完了，蟒袍一点事也没有，我很纳闷，心里更慌，好像抄家的真的一会儿就到似的。我小跑到前院，进了西屋，语无伦次地说：“那件官服不起火，点不着，不知什么料子做的。”妈妈的情绪比刚才平静了一些，“纸不够吧，你爸的笔记本找出来了，一起烧吧。”我抱着笔记本跑到后院，撕开笔记本接着烧，还是不行，点不着。我想肯定是温度不够，灵机一动，找了一打儿邻居生火用的油毡。阿弥陀佛终于点着了，蟒袍发出嘶嘶的声音，烟灰纸灰随着热气在空中飘荡着，我脑子空空的，没有时间想别的，看着一切都烧成了灰，心里也稍稍平静下来，脚步沉重地走向前院。“快吃饭，都凉了，”妈妈招呼我。我洗洗手进了西屋，二妹躺在里面的床上，脸颊通红。“今天她不舒服，发烧挺厉害，吃了药好点了”，妈妈说。我摸摸妹妹的头，很热。妈妈、爸爸都是学医出身，治发烧感冒绝对没问题。我端起碗刚吃了两口，门外汽车声、高音喇叭声、人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恍惚听到有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声音。听到这些习以为常的声音我并没太在意。突然一阵疯狂的砸门声，门外一片粗野的喊叫：“开门！快开门！”这是在砸我家的门？我心里想着。妈妈镇定地对我说：“他们真的来了，你去开门，我看着二妹。”我这才清醒过来-——-已经抄到我们家了。我也不知道怎样开了街门，一群饿狼似的红卫兵冲进来，把我推到一边，有人喊着：“把他们看起来，你带人进北屋，你带人进西屋，你负责院子，要快，不要让他们毁掉罪证。”外边的高音喇叭还在广播我父亲的罪行。妈妈紧紧的看护着妹妹。红卫兵开始翻东西了，书从书柜里一本一本的飞出来，箱子一个一个被打开，无数只手在里面乱刨，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没过一会儿安静了许多，他们没找到多少“罪证”。突然一个红卫兵大声喊：“国民党党旗！”在北屋的红卫兵呼啦一下就围过去，一个红卫兵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地图册，一个老师模样的红卫兵接过来看了一眼，“噢，老世界地图册，这是中华民国国旗，放到一边吧。” 书柜里再也发现不了新罪证了。“枪！” 一个红卫兵又有一个新发现。我转头看了一眼，真想笑出来，那是一杆我自小就没听见响过的非常简陋的气枪。又是那个老师模样的红卫兵，没有激动，没有兴奋，走过来摆弄了几下，非常平静地说：“放那吧，是坏的。”搜院子的红卫兵发现我的火堆，大声吵吵着：“他们销毁罪证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拉到火堆前面，大声问我烧的是什么东西，我敷衍地说烧的是树叶。老师模样的人看了我一眼，叉开了话题，对其他红卫兵说：“动作快点，接着找，一会儿还有其它任务呢。”十几个人翻找了一小时，最后的战果是：变天帐民国时期世界地图册一本，变天武器气枪一只，封资修物品手饰一盒。他们又胡乱地贴了几张封条，嚷嚷了几句，乱哄哄地走出了大门。街上的高音喇叭也没再响，听着车发动了，我关上大门，不自觉地靠在大门上，心突然嗵嗵地跳起来，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似的，可能是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饥饿，又或许我真地很后怕。可当时我是麻木的，没有想法，没有感觉，没有意识。我回到西屋，妈妈出奇地平静，妹妹还靠在床的最里面，没有表情。“他们走了吧？”妈妈问，“走啦”，我简单地答道……

后来才知道，这次抄家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红卫兵没打我家人，没让“做飞机”，没把全家扫地出门，没给任何人剃阴阳头，没带高帽，没游街，没泼墨汁，没用开水浇，结合当时的形势和现在的观点来看，属于文明抄家。想来还要感谢那个带队的教师，他没有煽动学生采取过激行动。当时学生发现还在冒烟的火堆，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要多说一句怀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和我们家都会凶多吉少。况且当时我撒谎说烧的是树叶，谁都知道八月份哪里有树叶可烧。不知这位教师来抄家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暗中帮了我家一把。

我佩服妈妈处事冷静果断，我佩服妈妈先知先觉，但我看得出妈妈的心在滴血，妈妈为丈夫担心，为这个家担心，为自己的国家担心。这次抄家对妈妈心灵的撞击是巨大的。

有一天回到家，妈妈已经做好饭。吃饭时，妈妈端起碗，碗到嘴边又放下，突然对我说：“平常看着挺好的女生，一下子就变得这样残忍，好好的一个人就没了。”妈妈的眼睛里存满了泪水。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原来师大女附中的卞校长正在劳改队里干活，被一群红卫兵揪出来和学校其他副校长一起批斗，让交代反革命罪行。卞校长嘴硬不承认自己有反革命罪行，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上来就拳打脚踢，打得卞校长当场倒地，几个红卫兵不依不饶，叫骂着：“你他妈的还嘴硬，你这个走资派，叫你不承认，叫你不交代，姑奶奶打死你！”红卫兵开始疯狂了，不知哪个红卫兵拿来了钉满钉子的木条，不分清重，不分头脚地抽打，一个人打累了再换另一个人打。开始卞校长还用手臂挡着，搪着，血从抽打的伤口里不断流出来，慢慢地她不再抵抗了……红卫兵还在叫嚣着：“你装死！你妈的，姑奶奶还没打够。叫你装死！”有个红卫兵端来一盆盐水，往卞校长伤口上撒盐水，卞校长疼痛的躯体抖动着……红卫兵们也许打累了，也许知道大事不好，叫了几个“牛鬼蛇神”把奄奄一息的卞校长抬上三轮车，推到女厕所。由于伤势过重，又没有即时抢救，中午人们再看卞校长时已经没有了呼吸，送到师大女附中隔壁的邮电医院时人已死亡。一代名校校长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妈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我看见一向慈祥的妈妈眼里充满了愤怒、仇恨和恐惧。这样的凶残疯狂，我真的没有见过，只记得小时候听妈妈讲日本鬼子杀害我疯舅舅有这种场面。

六七年十二月，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决定去北大荒。我没有其他几个同学冲动，只是觉得无事可做，天天这样耗着，生活实在没意思，但要离开北京，心里又不是滋味，因此情绪很不好。妈妈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抑或是根本不愿让我走，对我说：“再看看也可以，不着急走，不知形势怎样发展，再等等。”但我最终还是决定走了。临走时学校和北大荒招录人员开家长会，妈妈在会上发了言，妈妈是希望她的孩子有出息的。妈妈让小哥哥把箱子钉上镣吊，给我准备好衣服用品。妈妈和小哥哥送我到火车站，整个火车站汽笛声、锣鼓声、哭声嘈杂一片。妈妈不断叮嘱着我。汽笛响了该上车了，临别我也没有拥抱妈妈，没有亲吻妈妈，就跟妈妈、哥哥挥手告别了。我跑向车门，回头再向妈妈挥手时，突然看到了妈妈悲伤的表情，这悲伤使妈妈的脸都扭曲了。在我心目中妈妈很漂亮，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妈妈这样伤感的神情。当时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造反有理，到处都是打砸抢，到处都在武斗。就在这时小儿子远赴天涯，是祸是福难以预料，就连今后能否再见一面都无人知晓。“儿行千里母担忧”，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后，才真正懂得妈妈当时的心情。现在我责怪自己，当时不应该去北大荒。家里已经很困难，充满危机，在危急时刻我为什么要走呢？这时亲人应该相互厮守、相互分担。走时为什么又不高兴，这又增添了妈妈的忧愁。我的离开一定伤透了妈妈的心。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和妈妈的最后一别。妈妈与我临别时的表情深深地烙印在我淌血的心上。

到了北大荒，每月都能接到妈妈的来信，她鼓励我好好干，不要担心家里。家里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父亲关在学校轻易不让回家，每月只给三十多元生活费。即使这样妈妈还惦念我，给我寄这寄那。我得知消息赶紧往家里寄去三百元钱，后又寄了一笔忘了数目。妈妈回信告诉我不让我再寄钱。最后的日子里，我收到一个包裹，寄来的是件大羊皮袄，说东北太冷注意防寒。随后收到妈妈的来信，还在叮嘱我，信后面的话有点令人疑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现在想起来，文革时妈妈承担的太多了-——-家庭危在旦夕，经济收入每况愈下，丈夫生死未仆，儿女前途渺茫，自己呕心沥血的事业遭到诋毁，同事被无辜棒打致死，社会暴虐一波强似一波，人世冷漠如冰似霜，人心背离如刀相割，所有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此时，妈妈的心碎了，最后的神经防线也被击垮了。

                                小儿  大明

                                      200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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