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卞仲耘案的又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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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案的又一个版本

　　　　　　　　　　　　　　　•云　儿•

　　卞仲耘一案，我们有王晶尧、林莽等受害人的陈述，有王友琴、冯敬兰等被排斥在红五类之外的“落后学生”的回忆，也有刘进、宋彬彬、叶维丽等当时占尽优势的主流红卫兵的描写。与这些人不同，此处摘录秦晓鹰、马利《中国红卫兵》系列报告文学之一《英雄梦，泪水梦》中的相关描述，主角是该校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过围攻批斗的一位红卫兵，文中透露她的名字叫“郑中伟”，是宋彬彬的同班同学。

　　查校友录，郑中伟又作“郑中玮”，是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３班学生。工作组撤走之初，师大女附中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刘进、宋彬彬的那个是主流，而反工作组的那个则不占优势。

　　关于卞案，与刘进等人所述不同，郑中伟说是她亲自招呼人来将卞仲耘送医院的。关于八一八，更与宋彬彬的说法大异其趣，她说宋彬彬抢了她的名额，才上了天安门主席台。此外其他一些细节也有歧异。诸多不一致，代表着对两个事件的不同记忆。

　　郑中伟后来在周恩来组织的红卫兵南下１６纵担任政委，很出风头。再后来，联动被镇压时郑被捕，关押一段时期后释放。

　　以下文字，摘自《中华英烈》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４７－４９页，属于较早述及卞仲耘之死的篇什之一。文中的“谭利娜”，校友名单上没找到，但是高三６班有个谭联娜，不知是否同一人。――

　　８月１８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给我们送票来了。并强调说其中的一张“红请柬”，一定要我亲自拿着去参加。

　　８月１８日前夕，我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

　　首先是制作红卫兵袖章。我从《红旗》杂志上剪下“红”字。从《首都民兵》上取下一个“兵”字。可是没有卫字。后来我花了很大劲终于从一本旧的抗美援朝时发的《保家卫国》杂志上取下了那个老字体“卫”字。然后，我把三个字到在一块木板上。又在学校里找来了一块旧红横幅，撕成了一条，没有时间一一去扎边了，干脆上下两头就随它毛边吧。主要是字。我把刻好的“红卫兵”字样的模子蘸着黑墨水“叭，叭，叭、叭”一个一个的印上去。后来所谓“黑字，毛边袖章”象征最老一批红卫兵这一说，就是这样来的。并不是追求什么特殊效果，只是为了抢时间赶制出来，好戴着袖章去参加毛主席的检阅。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一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尽管以后我们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这一天的情景总使我记忆犹新。

　　头一天夜里，我几乎是一夜没睡。凌晨３点，天还是黑乎乎的，我们就起身了；吵着，叫着，笑着，唱着，然后集合队伍出发了。我们一路步行奔向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队伍被指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为了使我们这支队伍能整整齐齐，精精神神地让毛主席检阅，我决定自己辛苦一下，留下来照顾队伍。便把上观礼台的１０多张票，和其中那一张红票给了谭利娜，嘱咐她带着十五、六个同学去上观礼台。

　　大约是清晨６点钟左右，大会还没有开始，突然主席台的高音喇叭里喊着：“师大女附中的×××同学，请你马上到主席台上来。”此刻，我正和我们学校的队伍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下面。从这里到金水桥，再上天安门……我楞住了。在这一片茫茫的人海之中，我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起来啊。

　　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我急得团团乱转，无所适从。正在我茫然之际，只觉得哗啦啦－－如同神话传说里劈水明珠分开了海浪一般，人群整刷刷裂开了了一条通道。从金水桥的那边一下了就通到我的脚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激动极了。那个场面，我怎么也忘不了，怎么会一下子就裂开了呢？真怪，就像梦。

　　我蹬蹬蹬一口气就跑上了观礼台。

　　在观礼台找到了谭利娜，她正委屈得哭呢。她说：“那张红票硬是让宋彬彬给抢走了。”没有了票，我当然也就没有能上到主席台去。结果，是宋彬彬上了主席台，并代替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跟毛主席握了手。把宋彬彬的名字换成了宋要武。后来，全国都皆知的“要武”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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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的许多女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像宋彬彬她们，全部把头发剃得很短，很短，像个假小子，光着脚丫子走路，而且还要求大家都要学着她们的样子。我们都光着脚丫子走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夏天，太阳晒化了柏油路面，满脚上都沾着沥青油，黑乎乎的洗都洗不掉。一种盲目激情，一种对革命的误解，使我们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释放内心青春的骚动。我受不了光脚丫，便心生一计，跑回家让爸爸打了一双草鞋。我穿着一双草鞋走在北京的大路上，经过天安门广场，走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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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在我们学校里，高岗、罗瑞卿的女儿们全都被打了。高岗的女儿被红卫兵揪着头发，摔在地上。我赶到后才喝住了她们。高岗女儿哭着说：“我妈妈也是老干部啊，是她带着我们长大的，爸爸去世时，我才四、五岁，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要打我，要对我这样……”

　　谭震林的女儿也挺惨，半夜里被从家里赶出来，她哥哥甚至还只穿着一双拖鞋。她把母亲塞给她的学费钱和她们与父亲的照片都让我给收藏起来。为此，我还一直被查问，可我一口咬定说没有这件事。当时，谭震林的女儿就告诉我说：“以后，咱们这种人就很显眼了。”看来，她那时已深有体会。我们这时已经感到头上有一块淡谈的阴影了。果然，她的话应了验。老红卫兵里很快许多人的家都被抄了。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女儿们都在我们学校读书。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师大女附中还挺有名。尽管我们是女校，这些女孩子，“革命”起来决不比男孩子逊色。一些女孩子剃成男孩子的头，在学校里出出进进如同现在男孩子留着长头发一样，让人真假难分。

　　我们学校的老校长，是个很有名的老教育家。楞是让一群初中的假小子们给整死了。

　　批斗“牛，鬼，蛇，神”是红卫兵员得意、愉快的活动。这可以叫作“阶级敌人”受难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所以，这时也是红卫兵员疯狂的时候，是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有时，你会觉得这是一群虐待狂。大家究竟是想表现表现自己最“革命”呢，还是想发泄一下内心原始的疯狂和青春的躁动，谁也说不清。

　　一群假小子让老校长戴着高帽子，敲着脸盆，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敲一下，喊一声。并押着她去爬５层楼。爬一梯，跟在后面的人就打一下，慢一步，踢一脚。七手八脚不停地推着，打着，踢着。一个老太太怎么经得住这样的拆磨，结果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昏了过去。等我赶来时，老校长已口吐白沫，身体一抽一抽的奄奄一息了。我立即让几个大点的同学推来一辆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可一切都晚了，来不及了。

　　没有人同情死者，也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一切都如同没有发生。“革命”继续在发展！

□　原载《独立评论》网站

http://hx.cnd.org/2010/06/22/%E5 ... %E4%B8%81%E4%B8%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