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老百姓：文革轶事（天津某重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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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最后一课

文/小小老百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说“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骡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紧接着人民日报又播发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几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发社论和各类文章，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66年6月2日上午的第二节课是代数课，老师在讲高次方程的解法，同时给我们作课堂答疑。大家太全神贯注了，以至于没听见下课的铃声。也许是疲倦，我似乎有点走神，老师的脸在我的眼睛里开始模糊了，只看见她的嘴在一张一闭的，说的是什么却听不清楚了。突然教室的门被“砰”的撞开，我一下子被惊醒，只见门口站着两个高年级的女生，好像是学校学生会的，我感到今天她们有点异样。代数老师看见有人闯进教室，正要问她们，可是这两个师姐却不屑一顾地向前迈了一步，给我们代数老师半个后脑勺，然后激昂地对我们厉声说到：“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还在这里走‘白专’道路，赶快滚出来看一看这红彤彤的世界吧！”
我们茫然地跑出了教室，外面的情景让我一下子懵了，迎面一条最醒目的横幅标语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旁边的是“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向校园走去，学校校舍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揪出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天呀，×××不是学校党委书记吗，昨天他还给我们讲话呢，怎么今天就……？，我不敢多想了，沿着校园的通道走着看着，不时还有人在贴大字报，贴大幅的标语。整个校园都在沸腾，学生们在一群一伙的说着什么，老师也都不知道哪去了。上课铃响了，可是再也没人理会，校园里依旧闹哄哄的，扬声器里播放着革命歌曲，人们聚集在校园里争论着，没有学生回教室，也没有老师去上课。这时是1966年6月1日上午10点15分，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再也没有走进过课堂。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大字报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几天的时间校舍二层楼的墙上都就被贴的严严实实，学校的图书馆健身房也都贴上了大字报。校园里有人在激昂地演讲，有人在热烈的辩论，不时还有人在大字报上刷着浆湖，准备贴上新的大字报。我一张张地看着大字报，内容基本上都是揭发学校领导的反革命言行，也有的是揭发某某人历史问题。突然我看到远处有个人举着小旗在跑，我不由得心中一紧就跟上去，仔细一看，啊，是×××书记！只见他手里的小旗上面写着“牛鬼蛇神”，他的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走资派”，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书记面如土色两眼茫然，往日的潇洒和自信全无踪影，他机械地在校园的甬道上一圈一圈地跑着，跑着，旁边有几个学生不时地冲他喊叫，快跑快跑！……
校园里越来越乱，挂牌子的人越来越多，除了书记校长，许多老师也被挂上了牌子，有的是“资产阶级代言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还有“苏修间谍”﹑“反动权威”。每天早上他们都低着头站在校园的一边，嘴里叨叨地在向人民请罪，接受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的批判。老师的旁边站着几个佩戴红袖标的学生，他们面色冷酷，不时地挥着手高声呐喊：“砸烂×××的狗头！”，“欢呼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着这些曾经是令我们尊敬的师长，看着老师身旁那曾经稚嫩，现在却变得狰狞的脸，我的心在翻江倒海，酸咸苦辣涩一股脑地折腾，那一张张原本熟悉的面孔在我眼前晃动着，变化着，渐渐的模糊了。极度的狂热和盲目的崇拜使人性在泯灭，神圣的校园已经充满了疯狂和血腥，这一切难道真的的要被砸烂？
我痛苦极了，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就在我扭身要走的一瞬间，我的眼睛又一次凝固了！咦，她也在这里！？这不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吗？我揉揉眼睛，果然是她！她的胸前也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吉普女郎”！她低垂着头，我看不到她的脸，她那美丽的微微带卷的头发已被剪得秃秃的，乱糟糟的匍伏在后脑勺上。我特别想看她那慈母般的笑脸，看她那充满智慧的眼睛，但是怎么也看不到，只有剪得短短的，沾着泥土的头发在我眼前晃动。突然间眼泪好像要夺眶而出，我扭头跑了。从这以后我再也没看见过她。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学生时代，语文老师留给我记忆的依然是那洋溢着春光的微笑，耳边总是回荡着她吟诵的《春》的赞歌：“东风来了，春天脚步近了” ……
就这样教室里再也没有朗朗的读书声，校园里的扬声器成 天在播送着革命歌曲，学校里还不时地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最高指示的发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而我们几个落魄的学生，悄悄地躲进了学校的地下室，每天打扑克下象棋，无奈地消磨时光，消磨着生命，也盼望明天的太阳能正常升起，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乱就是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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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从乱箭齐发到集中火力

文/小小老百姓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字报还处于“乱箭齐发”阶段，但是就在这时，校园里出现了一张非同寻常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天津市委。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当时的揭批对象还仅仅是反动权威，四类分子，最大的也就是学校的“当权派”。
天津市委那是代表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有人竟然敢给给市委写大字报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一时间校园里出现了很多陌生人，他们有的是别的学校的学生，可能是来看大字报的，或者是来串联取经交流无光经验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不像学生，他们也进进出出的，又不看大字报，只是在校舍里神秘兮兮的转悠。可能是由于问题太严重了，据说公安的“点子”也来调查这张“反市委”大字报的了，还进行了拍照取证，准备作为反革命事件立案侦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别的大字报遮盖了。又过了几天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市委工作组进驻学校，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天津的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但是人数不多，由于我们学校发生了反市委的事件，所以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工作组的级别很高，大约有一百多人，由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带队，成员都是从市委机关抽调的骨干力量。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分别下到每个班级，开始了严格的管理，学生都得按时到校，由工作队组织学生们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和有关文件。这时的学校里的气氛开始紧张，人们不在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活跃了，因为发生了反市委事件，虽然当时还未定性为反党，但是谁都预感到上面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恐怕非得抓出几个反革命不可。
与此同时，校园里也出现了拥护市委正确领导的大字报，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写反市委大字报的学生。据说这个学生的父亲以前也是个市里的主要领导，曾经写了本杂文集叫《老生常谈》，与北京的 “三家村”黑店遥相呼应，疯狂地向党进攻，在年初被市委揪出来了。按照当时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他的儿子给市委写大字报，肯定是出于对市委的不满，目的就是替他的反党老子鸣冤叫屈甚至翻案，所以足以证明市委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在市委工作队的监督下，每天提心吊胆地学习，大多数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呆着，但是还是有少数学生不知到哪去了，据说可能去上访了。
就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学校里的工作队管理有些松懈，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在班里死盯学生，而且也不再学习什么，工作组的人也不那么严肃了。又过了几天工作队突然撤出了学校，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又没人管了，同学们再次获得了“自由”。一天下午学校里通知，要求全体师生立即集合，到市体育馆去听报告。我们按班级整队，按时到了体育馆，才知道是听中央领导的讲话录音。参加这次会议有全市中学的学生代表和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怎么回事？又与“反市委”有关？一下子气氛又紧张了。
这个讲话录音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几天前的一次会议上讲的，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十分罕见。他们的讲话录音不太清楚，特别是刘少奇浓重的湖南腔，基本上听不懂几句。这次会挺特别，不知到是谁组织的，也没有领导参加讲话，听完录音就散会回家，再也没有什么人说什么，更没有像以往开会后的布置安排，这又给了大伙一个莫名奇妙。几天后我们看到了刘周邓的讲话材料，才知道这是他们的检查，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镇压了革命小将，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向北京的学校派驻工作组，稀里糊涂地犯了错误。
这一下造反派受到了鼓舞，开始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大字报迅速从校园里向全市蔓延，就连市委的办公楼都被贴上了大字报。在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穷追猛打的攻势下，市委的办公楼里人去楼空，书记们都不知去向，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楼里的办公室。就在这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人们明白了，原来天津市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无疑是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最大支持，于是开始了新的一轮猛攻，市委班子和他们的保皇派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就在造反派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的时候，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突然逝世了。也许是由于没能揪到活的“走资派”感到遗憾，或者是还没有瞄准新的“靶子”，这时造反派的攻势有点减弱，可是保皇派突然发力了，把万晓塘的死归罪于红卫兵，一时间“沉痛悼念我们的好书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字标语贴遍了全市的街道，也把学校糊得严严实实的，特别是那个红色的“血”字，上面还流着血滴，真让人不寒而栗。
接下来就是开追悼会，这在天津大概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了，参加追悼会的队伍举着怵目惊心的横幅，一个个横眉立目，呼喊着“镇压反革命”“怀念好书记”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向广场集中，大约几十万人在海河广场从胜利桥一直排到解放桥。广场周围有好多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不少臂佩红袖章的战斗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我们学校的师生又必须得去，虽然已经是九月了，但是天气还是那么热，尤其是太阳更是炙得人冒油。在烈日底下等了好长时间，终于盼到了响起哀乐，大家都一动也不敢动地低着头，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让人后背发凉的哀乐声。突然后面扑通一声，我猛地一激灵，回头一看，原来一个女同学摔在地上，可能是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酷热中暑晕倒了。
追悼会可能是当时的市委当权派和他们的保皇派的最得意之作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他们的强弩之末了，几乎在同时北京已经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天津的造反派也在酝酿着新一轮攻势，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央文革的一个副组长说：“天津是在以死人整活人……。”，“天津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很坏很坏……”。这真是句句是刀，字字见血！一下子就把天津市委彻底打倒了。当然第一书记已经死了，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划个“×”，其他的书记和领导就活罪难免了，无尽无休的批判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喷气式，一齐上来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集中了全部火力，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了最猛烈的炮轰。
在这期间，毛主席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小将的斗志，红卫兵开始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于是革命大串联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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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揪出一个反动学生
文/小小老百姓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歌舞下，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揪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牛鬼蛇神，我们年级的一个红卫兵头目看着自己的战斗成果，突然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揪出牛鬼蛇神都是教职员工和老师，怎么没有反动学生？！
一句顶一万句的个人崇拜，使中国大地上的造神运动达到顶峰，人们思维变得简单﹑浮躁而又愚蠢，而极度的狂热又在创造着一个个的疯狂。这个红卫兵头目反复地学习最高指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读着读着，他澈悟了。是啊，伟大领袖说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学生也不能“百分之百”！学生中也得有反党分子，有牛鬼蛇神，否则就是怀疑最高指示的普遍性，这在当时可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他的想法引起了一场辩论，反动学生的确也不好抓，因为在校学生都是在建国前后出生，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他们还在襁褓中吃奶或者还在娘肚里怀着呢，他们不可能剥削贫下中农，也不可能充当美蒋特务，更不可能成为日寇的汉奸，这让红卫兵头头犯了难，“反动学生”究竟隐藏在哪里？。但是他坚信最高指示肯定是千真万确的，学生中肯定有“极少数”，揪不出学生中的“反党分子”就是对伟大领袖最大不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鼓舞下，听说真的挖出来一个反动学生。年级红卫兵头目得意极了，这可是个重大的突破，是最高指示在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几天后年级在教研室召开大会，说是有重大事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一个个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嘀嘀咕咕地向教研室走去。红卫兵头目站在讲台上，用阴森地目光扫视着我们，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坐到座位上，茫然地看了看周围，想找一找“谁是反动学生？”，教研室内除了前面的红卫兵之外就是我们这些同学。
可能是觉得人到齐了，红卫兵头目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开会！”他先是背了一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接着他声嘶力竭地骂起来：“你们这些混蛋，剥削阶级的狗崽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你们的反动老子划清界限！”那时的流行的血统论给每个人确定了当然的社会位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这样，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当“混蛋”，天生就是“狗崽子”，而他们红卫兵由于老子红，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好汉！我们战战兢兢地听着，面面相觑，现在特别想知道谁是“反动学生”，可是又特别害怕揭开这个谜底。“到底是谁？！”似乎红卫兵头目猜透大家的心思，他满嘴飞着唾沫星子地喊着，咆哮着，这时我看到他的门牙惨白惨白，特别是旁边的那颗虎牙尖尖的，显得特别锋利，像一把匕首，随时可能向我刺来，然后……。
终于红卫兵头目厉声宣布：“把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反动分子揪出来！”站在两边的几个红卫兵立即冲了过来，我的眼前一黑“完了！”。然而红卫兵揪起我后面的一个同学，拉到讲台前，非常麻利地给他挂上写着“反动学生”的牌子，然后反剪起他的双臂，开始了批斗！红卫兵头目宣布了这个反动学生的“罪证”：原来他的爷爷是个地主分子，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首，而且一直幻想着变天。他的父亲原来是个教师，为了配合他的地主老子的变天梦，曾经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在反右斗争中被揪了出来。这个同学骨子里就反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阴谋为他的反动老子翻案！
红卫兵头目一条一条地历数了这个“反动学生”的滔天罪行，还不时地背诵着最高指示，高呼着“打倒……”的口号。这个同学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我们这些人心惊肉跳地听着，虽然这次的反动学生不是自己了，我却没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从心底升起一种麻木的苦痛，原来恐惧感也渐渐地消失了。我死死地盯着台上的“反动学生”，他的身体呈九十度弓着，上身微微抖动，挂在脖子上的“反动学生”的牌子也随之晃着。他只有十六岁，就已经在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和肉体摧残，他还是个孩子，就成了牛鬼蛇神！
他低垂着头在想什么？我暗暗地猜想，可能也是问自己，他是在怨恨他的“反动老子”吗？不，也许他在回忆原来校园里的和煦阳光。我的眼前闪过他原来阳光的面孔，我又想起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想起在学校操场上我们一起踢足球。绿绿的草坪，朗朗的笑声，矫捷的身影，噢，对了，那次踢足球还有红卫兵头目，他是守门员！那一刻回忆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目光又回到教研室的讲台上，曾经的同窗友谊已经被撕的粉碎，一个人挥舞着拳头正要砸烂另一个人的“狗头”！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反动学生和他的老子一起被遣送回原籍，一个边远的乡村。我们再也没见面，也没有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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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英雄讲革命

文/小小老百姓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学校革委会决定组织一次农村劳动，地点就选在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冀中平原一个革命老区。那是一个初夏，天气还不太热，我们学校几百人在三岔河口坐着拖船逆流而上了。由于一九六三年海河流域闹洪水时，当时的文安洼作为泻洪区，时隔几年这里的大水还未完全退去，拖船拉着我们在水上走了一天，太阳快落山后我们的拖船才靠近了一片陆地。
船到码头后我们跟着当地的农民又步行了二十多里，大约半夜时分我们来到了参加劳动的村子，当夜就住在老乡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村前的一片空地上集合，一会儿村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满面笑容地与我们的领队红卫兵头头边握手，边热情地连连说道：“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出于礼貌我们的领队带领我们振臂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下来村干部给我们介绍了村里阶级斗争的形势，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情况等等，还讲了参加农业劳动的注意事项，安排了我们学农劳动的贫下中农社员。随后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了转，村庄挺大的据说有一千多人，农民住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的老宅子，基本上都是座北朝南一排正房，两侧盖的是东西厢房，围起来的院落宽敞大气，院里种着高大的树木，院墙挺高院门后有影壁，比大城市的居民住的小平房气派多了。
村里的街道也挺整齐干净，可能是由于正是农忙时节，劳动力都下地干活了，所以村里没什么人，就是一些老太太木呐地看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可能是感到新鲜，不时有几个小孩跟着我们后面跑，有胆大的的就张口索要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因为这表现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我们的领队也就是红卫兵头头自认为是革命的传播者，到了这偏僻的农村，播种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见他非常得意的掏出纪念章分发给这些小孩，可能是孩子们得到了好处，越来越多的孩子跟在他身后不停地索要。大概是像章不多了，红卫兵头头显得有些厌烦，他粗暴地对这群有点贪婪的孩子大声吼叫：“去，去，去！”一边喊一边挥着手把簇拥着他不依不饶的孩子们哄走了。
我们到农村劳动要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安排在农民家里住，每天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这个村是个老区，据说离白洋淀不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和武工队非常活跃的地方，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勾画出冀中冀西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敌斗争、土地改革以及移风易俗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农村劳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老区的革命传统。学校找到了一个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非常光荣的革命经历，而且多次被请去作报告讲革命事迹。这次讲传统选在房东的厢房，房内有一个大火炕，地下也挺宽敞，红卫兵头头讲这样是为了感到更亲切可信。据村干部介绍这个老革命是一个抗日老英雄，当年曾经令鬼子汉奸闻风丧胆。老革命的个子不高有点驼背，清瘦的脸上都是皱褶，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农民，很难把他与英雄联系起来，因为在当时的固定思维中，英雄人物应该像杨子荣﹑李玉和那样，身材高大魁梧，两眼炯炯有神，一身气壮山河的豪气。
老革命一开口我们的疑惑就消失了，原来老革命还真是一个讲革命历史的老手。他的声音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忽高忽低，还不时地作着手势，有条有理不紧不慢地讲着，很快就把我们吸引住了。他讲如何带领民兵与日本鬼子和伪军周旋，如何掩护老百姓转移，还讲了一次深入虎穴除掉汉奸的惊险故事。最后老革命讲到在一次“反扫荡”中他不幸被鬼子俘虏，被关在碉堡里受尽严刑拷打，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统统都尝遍了，说到这里他还撩起白布凉褂让我们看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尽管受尽折磨他都没有屈服，幸亏鬼子的碉堡及时被端掉了，他才被解救出来，要不肯定成“烈士”了。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肃然起敬，村干部见状马上掏出旱烟袋，满满地装上一代烟叶，恭恭敬敬地递给老革命，红卫兵头头也立即拿起火柴为老人点上烟。老革命端起烟袋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又缓缓地吐出袅袅烟雾，接着又狠狠地吸了一口，老人眯着眼似乎特别舒服，厢房里立刻弥漫着辣鼻子辣眼的烟雾。看着老人抽得高兴，我们的兴头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问着，希望老人再讲点革命斗争的故事，因为以前都是从教科书里了解的，一点都不生动，这次是活生生的人坐在眼前，大家都想多听一些。老革命过完了烟瘾，显得特别高兴，又给我们讲起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那时老百姓和咱们部队的关系可好了，宁可自己饿着肚子，吃糠咽菜也要把粮食省下来给队伍送去。”老人说着说着眼睛有点湿润，低着头不再说什么，好像一提起那艰苦卓绝的年代，就有一种说不尽的伤感。看到老人沉默不语，红卫兵头头毕恭毕敬问：“老人家，你要不歇会儿？”
“前几年我差点被饿死！”老人愣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
“不是吧，前几年怎么能挨饿呢，一定是十几年前！”红卫兵头头很敏感，赶快插了一句。
“就是前几年！”老人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不可能，解放后怎么能挨饿呢，你一定是记错了！”红卫兵头头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说话也不再客气，态度也变得蛮横起来。
“就是六零年么，闹饥荒那年！”老革命的犟劲上来了，他见过大的世面，看来非得和红卫兵头头辨个明白。
我们谁也不敢插话了，其实他们两人争论话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经历过节粮度荒，谁对谁错也一目了然，但是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他们争论结果的对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再争论下去恐怕就没法收场了，村干部连连打和：“大爷今天讲累了，该歇着了。”
“不累！”老革命不依不饶，好像他非得说个青红皂白。
可能是红卫兵头头也不想多惹事，他摆了摆手说：“行啦，行啦。”
随后红卫兵头头又向村干部使个眼色：“今天就讲到这里，把老革命送走吧。”
村干部赶紧就坡下驴，把老人扶起来下了炕。
望着老人走出了房门，红卫兵头头恶狠狠地从牙缝挤出三个字：“老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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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头头也被专政了
文/小小老百姓
年级的红卫兵头目原来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这个人本来挺随和，可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由于家庭出身红，文革一开始他就积极地参加了造反队，从学校到社会，他一路反下去。随着由造反队变成红卫兵，他变得十分冷漠和凶残，经常有人看见他挥舞着武装带打人，而且出手特别狠，大家既恨他又怕他，所以对他都“畏而远之”。
那天我到了学校，刚走进教室，一个同学就走过来，有点幸灾乐祸地咧着嘴笑了笑，然后放低嗓门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给被专政啦。”
“什么？！”我一愣，惊讶得几乎喊出来：“你说谁？”
“×××呀，现在就关在学校的地下室呢！正在交代问题哪。”
“这怎么会呢，你瞎说把。”我不相信，昨天还看见他在校园里横着走路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他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也的确想不明白，这么一个根红苗正的人还会被专政？
这个同学看了看周围，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他出事了，到火车站耍流氓，被市里的红卫兵纠察队给抓住了！”
“真的？真的是他？你见了？”我将信将疑地反问一句，说实在的，内心里还真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看到我的急切，同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这个红卫兵头目酒足饭饱之后在学校里转悠，他平时也不回家，吃在学校住在学校，一天到晚天就是琢磨着怎么整人，学校里的人们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可能是呆得腻歪了，他溜溜达达地走出了校门，校园外的围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路灯若明若暗，马路上的行人很少。红卫兵头头一路走去，不知不觉地到了河边，突然他看到河对岸的火车站倒是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人很多，于是他便向火车站走去。
那时全国都在闹革命，红卫兵已经开始了大串联，列车也是开开停停，铁路也陷入了瘫痪状态。候车室里乱哄哄的，站里站外到处是人，有提着行李等车的，也有空着手闲逛的，偶尔还能看见臂带红箍巡逻的。红卫兵头头到了车站，当然也是习惯性的横冲直闯，站里站外转了个遍，由于他横眉立目，没有人敢直眼看他。说来也是该得着，就在他走出候车室的时候，他发现大门口的角落里蹲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身边放着一个旧行李包。
“她是干啥的，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呆着？”一个疑团在他脑海里一闪，“不太对，这么乱的地方，她一个人呆在这里干啥！”红卫兵头头走到这个姑娘身边，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手提包，像例行检查一样开始盘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来？”声音有点粗暴。
“我……”姑娘吓得说不出话了，把头深深地埋在怀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两条辫子又粗又长，非常自然地从头两侧垂下，她轻轻地揉搓着辫梢，但是手似乎在轻微地抖动。
对阶级斗争的敏感使红卫兵头头产生了疑惑，他绝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的：
“你为什么在这呆着？”声音还是硬梆梆的，而且更不容置疑了。
“我……，火车晚点了，我走不了……，也没钱住旅馆。”姑娘的声音也是颤抖的，她怯生生地抬头撇了红卫兵头头一眼，然后把脸又深深地埋在怀里。
谁知姑娘的抬头一撇，却叫这个红卫兵头头眼前一亮，突然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
“你，嗯……，怎么就一个人？这里太乱，也不安全。”他的问话也变得有点口吃，口气也不那么严厉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姑娘。姑娘颇有几分耐人回味的姿色，她的脸庞清瘦俊俏，微微黝黑却透着一股稚气，两只大眼睛流露出的惶恐让人心疼，显得特别的孤单和无助。姑娘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自然美，在那充满狂热的年代，还真的带来一股清新的味道。红卫兵头头虽然为了闹革命，已经不食人间香火，然而却被这纯真和哀怜深深地打动了，一时竟然欲火攻心，也是在这一瞬间他产生了邪念。
“这里不安全，阶级敌人很多。”红卫兵头头习惯性地吓唬姑娘，听了这话姑娘更紧张了，她本能地往角落里缩了缩，低着头没敢答话。
“你跟我走吧，到我们红卫兵总部呆一宿，等天亮了再回来。”红卫兵头头声音很和蔼，但是说的却是瞎话，他说着就要提起姑娘的旧手提包，姑娘本能地拽住手提包。
“我是红卫兵，就是保卫革命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红卫兵头头亮出了护身符。姑娘将信将疑地站起来，犹犹豫豫地问了一句“去哪？远吗？”
见到姑娘相信了，红卫兵头头喜出望外，连连说“不远不远，就在车站的前面！”
姑娘的单纯和无助使红卫兵头头大意了，邪恶的欲火更使他冲动，不仅忘记了“阶级斗争”有时还是很复杂很激烈的，也忘记了“蟑螂扑蝉，黄鹤在后”的典故。就在他与姑娘拉拉扯扯的时候，不远处有几个同样身穿绿军装的人正在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红卫兵头头提着手提包，姑娘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车站，顺着站前广场向河边走去。可能是见到越走越黑，姑娘有点害怕了，怯生生地问：“这是去哪？”，“去我们学校，不远了，马上就到。”又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姑娘好像也有了提防，故意悄悄地拉开了一段距离。红卫兵头头也放慢了脚步，回头等着姑娘：“快点，就到了。”
河边黑忽忽的，连一点灯光都没有，小路上只有他们俩人。“这到哪了？”姑娘站住了，突然厉声叫道，“我回车站！”。说着扭头就往回走，眼看着要到手的猎物想飞，红卫兵头头扔掉手提包，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一把搂住了姑娘。
“你要干啥？！”姑娘一下子全明白了，她拼命挣扎着大声呼喊：“救命呀！”
就在姑娘喊叫的同时，从黑暗中窜出几个人，一个大别子把红卫兵头头重重地摔在地上，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以前只是打人的红卫兵头头，还真的没品尝过挨打的滋味，这个红卫兵头头实在难以忍受，他声嘶力竭地叫着“我是红卫兵！”，借此申明自己不是阶级敌人，好避免这场皮肉之苦。
“打的就是你，臭流氓！”对方根本不理会他红卫兵不红卫兵的，又挥着皮腰带一通暴打。红卫兵头头抱着头，伏在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别打了，饶了我吧！”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头头，恐怕做梦都梦不到有人敢打他，他高举武装带打人的时候，大概也绝对想不到他也有会幸品尝武装带的滋味。
大概是打累了，这几个人停住手，把红卫兵头头拽起来，打开手电筒照着他的脸，又狠狠地给了一记耳光，“你也配戴军帽！”说着一把扯下军帽，又把军装拽下……。第二天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接到电话，说是抓到本校的一个流氓坏分子，让学校去某地领人，就这样红卫兵头头被带回学校，关进了地下室的小黑屋，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同时也品尝了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滋味。
过了一段时间，红卫兵头头被放了出来，脸上还留着青紫色的瘢痕，他不仅臂上那个红卫兵袖章没了，也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凶煞，不过他又增加了几分让人讨厌的媚气，见了人就点头哈腰，还要侧身给对方让路，不过人们还是不愿意理他。后来不知他去哪了，据说他的老子出了问题，历史上曾经叛变过革命，已经被关进了“牛棚”，所以他也不是“红五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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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我们去串联

文/小小老百姓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了红卫兵，这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热情，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又多次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在这期间一个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大串联开始了，由于是“革命的行动”，又有中央的支持，所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大串联一直持续到年底，在中央发出“就地闹革命”的通知后，大规模大范围的串联基本停止了。在这期间我也和几个同学出去串联，去南京上海等地，沿着长江边转了一圈，的确开拓了眼界但是也受了不少苦，但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我们一行六个人是在十月中出发的，当时学着解放军的样子，把衣物和用具打成背包，再跨上一个绿书包就上路了。由于当时的红卫兵的串联专列车票也不好弄，我们只好先坐火车到南京，然后再想办法弄车票，继续我们的南下串联。那时的串联专列都是硬板座位，而且列车运行不正常，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到南京，好在我们也不忙，又是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坐火车，一切都新鲜，渴了喝饿了吃，一路上也挺快活。
出了河北进入山东境内，列车驶上了黄河大桥，我们几个人都伏在车厢的小桌上，好奇地向外面看着，好长的黄河铁桥啊，列车隆隆地奔驰，大桥的钢架呼呼地先后逝去，这可让我们大开眼界，早就有人说“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我们到了黄河，又正在跨过黄河，心里简直太兴奋了。大铁桥下黄河虽然不太宽，水流也不急，没有书本上描述的那样奔腾呼啸，更没有想象中的雄伟壮观，但是看着混浊流淌的母亲河，我们耳边好像听到了那熟悉“黄河颂”低沉的的歌声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火红的年代，炽热的感情，在车厢里我们沉浸在这雄壮的旋律中，默默地吟唱着，“……保卫黄河，保卫长江，保卫全中国！”。
大约走了三十多个小时后，列车到了长江边上的浦口，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成，火车过长江需用轮渡，所以得在江边耽搁了一段时间。列车是半夜上的轮渡，火车头先把三节车厢拖上轮渡，然后又拖三节，就这样把整列车都拖上轮渡后，我们坐的列车乘船过长江了。远处的江面上有点点灯火，据说那是正在建设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将是当时的中国第一桥。到了江对岸火车头又重复了刚才的程序，把整列车拖上岸重新挂好，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我们乘坐的列车缓缓地驶进了南京车站。
那时的大串联就是凭着一张介绍信，由当地的红卫兵接待站统一安排住处，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学校里住，一间间教室里放上铁管床被褥等物品，还有专人管理，倒是挺干净周到。在南京我们就是两件事，一是转转，二是登记火车票。当然到了南京中山陵是必须得去，另外秦淮河也应该看一看，随后我们又一边到处看看大字报，一边等火车票。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去上海的车票没有，这一下可麻烦了，怎么办？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学红军长征，步行去上海！
我们察看了地图，南京到上海有七百多里的路程，沿途有不少小城市，这些小城市之间的距离大约在一百里以内，基本上是一天的路程，可以做到一天一站。确定了行军路线，一天凌晨我们就出发了，时间不长就走出了南京城，沿着公路向东走去。说得容易，走起来还真难真苦。走了一段路以后，两条腿开始发重，脚掌也隐隐作痛，身上的背包越来越沉，虽然是深秋时节，但是我们的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水，眼前的太阳照得我们头晕脑涨。公路上不时有车辆驶过，在我们身边掀起阵阵灰尘，望着飞驰而过的车轮，我们越发感到两条腿不听使唤了。看看公路边的路碑，知道我们才走了二十多里，实在无奈只好坐在路边开始了第一次休息。坐着真舒服，但是由于还得赶路，休息了一会我们就站了起来，继续着我们的长征。
就这样一直走到天色渐晚，终于到了第一站——句容。在句容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可能是小城市吧，来这里串联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住进了招待所，房间里很干净，床单也很白，比起南京的学校教室强多了。这里吃饭也省事，如果没钱只要有介绍信，本人签个名就行了。这一宿我们睡得太香了，被窝里也太暖和了，转天早上都不想起床，但是我们还是上路了，沿着公路奔丹阳走去。第二天腿更沉重了，脚掌已经开始磨出了血泡，有的同学找根树枝杵着，大家谁也不说话，默默地紧咬牙关一步一步地往东走去。
几天下来我们路过了常州﹑无锡，走到了太湖边上。太湖是我国三大淡水湖之一，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素有“太湖八百里，鱼虾捉不尽”的说法。以前只在地理书上学过太湖，现在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近她，不，是太湖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她正在展开博大的双臂把我们拥入怀中。我们加快脚步，太湖也迅速地由小变大，很快一个“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的太湖呈现在我们眼前。站在太湖边上极目远眺，我们的心情突然变得特别舒畅，面对“湖上清溪溪上山，人映清波波映楼。”的美景，我们几乎忘记了多日的劳累，大口地吸着来自广阔湖面略带潮湿的空气，尽情地享受这江南的秀美风光，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一望无际，也体会到“烟波浩渺，渔帆点点”的诗情画意。
经过多日的步行，我们的腿好像不太沉了，脚上的血泡也见好，虽然沿途路过苏州等地，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逗留，就是一个信念奔向上海。这一天我们走到了上海郊区，明显地感觉到公路上的车辆见多，人流也密了，我们实在是忍耐不住，便坐上郊区的公交车直奔市内。在上海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工厂礼堂改的接待站，礼堂里面搭着一排排木板铺，由于礼堂较大，里面又阴又冷，每个人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在上海我们照例逛了著名的南京路，外滩，豫园等地。好在经过长途跋涉的锻炼，我们走路是没问题，虽然口袋里没有钱，但是每天基本上就是逛大街，东看看西瞅绸，也挺惬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听说有了一个阶级斗争教育的展览挺好的，当时只对外地串联的学生开放，暂时还不对上海本地人。展览地点是一个豪华的院落，进了院门是一个小花园，园中绿树掩映着一座小楼。小楼的一层是装饰十分奢侈的客厅，墙上贴着水晶片，地面铺的水晶砖，顶上吊着水晶灯，被室内的灯光一打，俨然像一个水晶宫。楼内的家具陈设更是豪华，在那个年代一般人根本都没有见过，大概只有在皇宫里才会有吧。据说这个水晶宫是在红卫兵的抄家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房主人是个资本家，已经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在这座小楼中还搜出许多金银珍宝，当然也都充公了。要知道在当时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大约是两平米，也就是一个人躺着睡觉的地方，可是资本家却过着如此腐朽糜烂的剥削生活，让当时的人们大开了眼界，也引起了不少上海人的好奇心。过了几天听说这个水晶宫被一伙造反派砸了，理由是展览宣传了资产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是封资修的的东西，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水晶宫”就被这么一群人毁灭了。
我们在上海逗留期间，一直在等去南方的车票，但是一直办不下来，后来听说中央已经下通知了，要求各地停止接待串联的学生，只签发返回原地的火车票。这时已经是深秋了，南方的天气阴冷阴冷的，据说像韶山等革命圣地已经不准进入了，其他地方也停止接待串联学生，我们只好结束了这次串联，坐火车返回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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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逍遥派

文/小小老百姓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了，造反派已经在各方面全面夺权，大字报比“炮大司令部”和“乱箭齐发”时少了，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由抄家批斗转入了“文攻武卫”。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转移到搞好本部门本单位的革命为主，我们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能由于“坏人”基本上都专政了，所以校园里的气氛也逐渐恢复平静。
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回到了教室准备上课。由于原有的课本都给没了，“数理化”不能讲，那是在鼓励青年学生走“白专道路”。语文历史是“封资修”的东西，属于“四旧”更是要彻底砸烂。于是老师就开讲“毛主席诗词”，借这个机会我背会了许多首诗词，而且一直铭记在大脑里。但是只讲诗词也不行，我们还学习“老三篇”，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由于再没有其它可讲，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复课”也就流于形式，老师越讲越没劲，学生也越来越少。后来老师来教室打一晃就走，我们每天到教室报个到也就开溜。
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同学，一共七八个人凑到了一起，文革一开始就成了逍遥派。我们也想过“革命”，但是哪个“革命组织”都不要我们，所以我们几个人就聚在一起，藏在学校礼堂的地下室里打扑克消磨时间。那时社会上正流行“打六家”，三个人一拨，谁挨蹲（就是输了）脸上得贴上纸做的小王八，然后还得洗牌扳牌。地下室的小屋简直成了世外桃源，在这里我们玩得美极了，把桌子拍得山响。“报报数，还几根？”，占上风的特别得意，点着被砸对手的头，让他说出还剩几张牌，而挨砸的人必需老老实实地如实禀报。
有一个外号叫“大对虾”同学特别会算牌，每次才出几圈就能判断出对手牌的情况，随即确定他们一拨“重点打击”的对象，只要这个人一动换，他们就坚决压住，决不让他出一张小牌，最后达到蹲他的目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掩护自己人拿贡，这样就可以赢一盘，由于“战术”得当，所以他们的组合总是赢，别人虽然生气但也无奈，只得规规矩矩地往自己脸上贴纸条。而这时“大虾米”的感觉一定特别痛快，你看他喊着“小王八！”时，笑得脸都变了形，而被贴上小王八的脸上也挂着一丝久违的笑容，其它人也都在乱哄哄地闹着什么，不知道向着哪一方。学校地下室的小屋只有快乐，好像大家已经把外面的一切都忘掉了。
有一天玩扑克玩得没劲了，几个人在地下室里转悠，里面乱七八糟的，值钱的东西都没了，就是一些破桌椅，被砸坏的教学仪器，墙角还堆着书籍和报纸。一个叫“窝头”的同学突然拿起一块三层板，若有所思地看着，然后他拿起毛笔沾着墨汁在板上画起来。我们凑过去看见三层板上画着一个骷髅，咦，他想干什么？大家都不明白，只见“窝头”诡秘地一笑，又拿起改锥在板上使劲地扎了两个园洞。随后“窝头”跑出去了，不一会拿回两个日光灯的启辉器，三下五除二就安装在三层板背面的园洞后面，接着把三层板安放在地下室的窗户上。这样如果从外面看，可以看到在礼堂的墙角放着一个“骷髅”。“来呀，帮帮忙。”窝头喊我们，他拿着两根电线，接在启辉器上，另一端接到屋顶的日光灯架上。接完电线窝头一拉开关，只见骷髅的两只眼睛一红一蓝地开始闪动，远远看去也挺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窝头”得意的一挥手“咱们走！”我们一起跑出了地下室回家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学校，先到校园临街的围墙看了看，只见离地面不高的一个小窗户里，一个骷髅的两只眼睛还在一闪一闪的……。
复课闹革命很快就名存实亡，我们干脆连学校都不去了，可是干点嘛呢？一天我发现家里有几块木头，就萌发一个念头：何不自己动手作件家具！于是我就转商店买了刨刀﹑锯条﹑斧子的木匠工具，开始当鲁班的弟子。木匠活可不是好干的，一开始锯条在木板上就是不走直线，怎么掰也不行。刨子也不听使唤，费了半天劲把木料刨成弧面。邻居的一个大爷是家具厂的师傅，由于工厂也在闹革命，每天去厂里打一晃就回来。他看见我这么卖力气，就过来收了我这个徒弟，开始手把手地教我木工技术。有师傅的精心指点，不久我给家里做了好几件家具，我做的高低柜是当时流行的式样，还安上玻璃拉门。我还做了一对小沙发，木头扶手弹簧软垫，虽然是简易的，在当时也是相当时髦和奢侈的。成功的喜跃激发起我的热情，后来我又给别人做了一些家具，这时我好像忘记了一切，每天就是沉浸在一堆堆的刨花和一根根木料当中，看着一件件新家具在在自己的手里做成，心里特别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学校又通知我们立即返校，说是有重要的事布置，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学校。这以后我们便结束了逍遥派的日子，开始了内蒙的插队落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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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文/小小老百姓

学习班，顾名思义应该是几个人在一块学习，提高思想认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解决群众之间矛盾，是一个和谐交流的地方。然而文化大革命却给学习班赋予了特殊的作用，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提起学习班都会心有余悸。
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他叫小波，我们是小学同学，上中学时他到了另一所学校，但是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畅谈。小波的腰椎有病，平时走路由于疼直不起腰，肩膀侧歪后背前倾，他一直避免剧烈活动，连体育课都申请了免上。然而按照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他属于必走之列。所谓“政策”，就是说按照应该毕业的年份所规定的去向，有的毕业年份留城的比例多，有的年份留城少，还有的年份属于“全锅端”，就是一个不留城。小波就是属于“全锅端”的那一届毕业生，所以他属于“必走”之列，虽然他提出了有病的证明，但是被认为病情无大碍，所以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按照“政策”上山下乡。
小波不愿意走，他的父母也觉得孩子身体不好，一个人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劳动肯定不行，又没有个照顾，所以也不想让它走。于是全家就跟有关方面交涉，提出一些不能去农村的理由，但是有关方面就是不认账，而且认定农村的生活也挺不错，有贫下中农的照顾，一切都没问题。小波与有关方面僵持上了，一方就是不走，另一方坚持不走不行，怎么解决？既然是出现了思想问题，在文革中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办“学习班”。
这天傍晚一队红卫兵来了，他们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左臂佩戴红袖章，走到小波家门口站住了，高声背诵着：“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那里得到解决。”然后推门而入。小波家住的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最里面是一张大床，床前有一片不大的空地，红卫兵进屋后基本上就满了。这时小波家里好像有了准备，他已经斜躺在床上，后背倚在枕头上，他的父母笔挺地站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等着。由于来的红卫兵多屋里站不开，门外也站着几个红卫兵，另外还有闻讯赶来看热闹的街坊邻居。
学习班开始了，按照既定程序，所有人先一起背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斗私批修。”。学习了最高指示，接下来就是认真地领会，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又是“很有必要”，又是“大有作为”，当然谁也不敢说不。小波的父母只有唯唯诺诺地应承着，小波呢，就是一声不吭地倚在枕头上，龇牙咧嘴地表现出一副痛苦的样子，任凭红卫兵怎么说，他就是一声不吭。
就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大概是红卫兵认为“统一”了认识，便开始了“斗私批修”，也就是说要“挖掘”思想根源，“为什么不愿意上山下乡？”，这个帽子可不小，小波的父母一再表白，绝对不是抵触上山下乡，而且拍着胸脯保证，要不是儿子身体不好，他们一定坚决支持孩子去接受再教育。学习班办了几个小时以后，这一拨红卫兵大概累了，他们撤走了又换上一拨红卫兵继续办学习班，就这样一直学习到天色蒙蒙亮，但是思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办学习班的红卫兵也就撤退了。
小波一家人当然十分疲惫，但是他的父亲还必须得去上班，所以稍微歇一会儿，就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赶到工厂还未来得及换工装，就有人通知他说是厂革委会领导找他，原来厂里也安排给他办学习班，解决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问题。在一间小屋里，几个也是左臂佩戴红袖章的人开始给他办学习班，还是那个程序，先学习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接下来又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小波的父亲一夜没睡觉，头晕脑涨浑身软绵绵的，好在有个座可以坐着听了，就这样一直学到下午下班，才放他出来。
老爷子这时已经熬得受不了了，也不知怎么回的家，胡乱扒了几口饭，正要上床躺会儿，门外又有人背诵最高指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办学习班的红卫兵又来了，于是昨天那一套继续上演，办学习班的红卫兵是几拨人轮换，可是他们一家人却没法轮换。几天下来这家人看来是顶不住了，人们听到屋里不时传出争吵和啼哭声，突然他家的门开了，小波从屋里冲了出来，歪歪咧咧地朝北跑去，紧接着他的父亲也跑了出来，一边在后面追一边叫他：“儿子，站住！别跑了！”。原来通过这几天的学习班，老爷子的思想已经通了，答应做儿子的工作，并且保证马上就退户口办手续。可是小波就是不答应，一把抢过户口册就跑了。跑了一会儿，小波突然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跌跌撞撞跑过来的父亲，两人一下子抱在一起哇哇地痛哭，然后两人回家开始办下乡的手续。
一天后红卫兵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办学习班，因为小波一家的思想工作已经作通了，这次是敲锣打鼓地送喜报来了。到了他家门口，一个红卫兵宣读喜报：“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经过本人申请，××革委会研究，批准×××到河北省××县插队落户。……”，读完后把喜报贴到他家大门的一侧，红卫兵就整队走了。这时他家的门开了，小波从屋里冲出来，一伸手就把喜报扯了下来，团巴团巴扔在地上。这下可闯下大祸了，这时红卫兵队伍还未走远，碰巧一个人又回头正好看见，于是红卫兵杀气腾腾地折返回来，非得要揪斗小波，理由很简单，就是喜报上有最高指示，他把最高指示扔在地上，这可是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小波的父母苦苦哀求，红卫兵就是不依不饶，非得要上纲上线，因为这家人本来就反对“上山下乡”，现在又有了又抓了个”现行“！小波见势不妙，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就服软了，一个劲的向红卫兵表示自己一定痛改前非，这时周围有人壮着胆劝解说好话，红卫兵见状也就来个顺坡下驴，但是要小波用红纸把喜报抄一遍贴上，再用白纸写一份检察，贴在喜报旁边。这一下小波家的门口可热闹了，喜报旁边是检查，检查写的是：“由于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识不清，有抵触情绪所以把喜报撕了，现在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看到这奇怪的现象，过往的人都停下来看看，读完喜报，又读检察，看完以后摇摇头走了，也说不清到底有何感受。
几天以后小波悄悄地走了，去了河北的一个村庄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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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我报名去内蒙古！”

文/小小老百姓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学校里乱哄哄的，原来的教室变成一个个的战斗队，虽然革命造反派已经全面夺权，但是文化大革命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学生组成的战斗队已经冲向社会，去传播革命的火种。这时最高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学校里把我们都叫回来，讨论毕业分配的问题。
说起毕业分配其实挺简单，就是两个方向，一是绝大多数去内蒙古插队，二是小部分人留城。分配的过程也简单，自己报名，领导讨论，张榜公布。那天我们又回到了教室，班主任和班长联合组织开会，讨论毕业分配问题。现在的班长原先一点都不起眼，由于他的爷爷是个贫农，他的爸爸从小当搬运工，所以根红苗正，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学校的造反队，后来又成为红卫兵，现在成为学校的红卫兵小头目。虽然是班长和班主任两人共同组织开会，但是看得出来班主任不时地在探寻班长的眼色。
“内蒙古大草原生活水平不错，主要吃牛羊肉，农作物以小麦为主，都是细粮，……”班主任喋喋不休地絮叨着，但是没有人敢说话。“咱们学校运气好，包了内蒙古，比去河北强多了，那里农村吃玉米面，连油水都没有，苦得很！”他补充说，还是没入答话。我把头埋在胸前，不敢看任何人，甚至害怕被别人注意，教室里很久没这么安静了，静的让人窒息。班主任有点尴尬，他似乎若无其事地扫了班长一眼，班长毫无表情地坐着，没有一点反应，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无关。
就这样痛苦地僵持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我报名去内蒙古！”教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班长脸上，是他，是他喊的！我第一反应是意外，接着又是惊讶，他去农村？！他出身好，又是独生子，按政策他可以留城，他怎么要去农村？！前几天我们还听他还讲家里的困难呢，什么三代独苗，什么爷爷半身不遂，什么家里属于特困，……我死死地盯着他的脸，怎么也琢磨不透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突然我发现他与班主任似乎不经意地对视一下，班长的嘴角微微抖动，眼睛闪过一丝狡黠，一霎那班主任似乎明白了什么，立刻来了精神，清了清嗓子说到“很好，班干部带头了，大家快报名吧。”这时班长那个战斗队的成员一个个举起了手，“我报名，…。”教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但是大多数同学仍然不吱声。
“×××，你怎么样，想好了吗？红卫兵都带头了，你们也得踊跃报名呀，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吗。”班主任开始点名了。
“嗯，我也报名吧。”×××不得已只好报名。
“×××，你呢？”班主任继续点名。
班长的得意的笑了，晃着脑袋似乎十分的开心，他的脸上十分坦然，好像什么事都为发生。我正在胡乱琢磨着，就听见班主任在喊我，“×××，该你了！”
“我……，什么，我……”我喃喃地不知说什么。
“是啊，该你了，说说你去哪？”班主任微笑着说，我的眼睛和他的目光一碰，我浑身一抖，班主任的眼睛正在冒着阴森的凶光，像要吃人，要吞噬一切！我恐怖极了，“我也去内蒙古……”这几个字也不知怎么就从我的嗓眼里冒出，然后拚命地从牙缝里挤出。
“这就对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挺好挺好，黄河百害，为富一套吗，好，好。”班主任兴头来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又开始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看来今天他的收获的确不小。
“×××，你呢？”班主任继续一个一个地点着名。我的脑子里乱极了，河套平原是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我真后悔报名，可是不报名又不行，我只能报名去内蒙，留城的要求我根本都不敢说！这真是武大郎吃砒霜，吃得死，不吃也得死。我胡乱地想着，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的恐惧，这时我恍惚地看到班主任一张一合的嘴，渐渐地变成血盆大口，正要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
几天后，毕业分配结果张榜公布了，血红的纸上赫然写着我们的名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象在看判决书，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我的眼睛里扫过。咦，班长的名字呢，我又仔细地从头看到尾，还是没有找到，而且发现班长的战斗队成员的名字也没有！后来听说，根据革命的需要，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把班长留城，而且分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厂，这时我想起了班长那狡黠的眼神和满口瞎话的嘴，这幅嘴脸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这也许是我记忆中最无耻的一副嘴脸。
就在这一年春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河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不知道结果的插队落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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